紅林悟道《韓非子-南面》第十八章 治道

紅林悟道《韓非子-南面》上一章韓非子主要講了君主要知功道，功道，不是人之成功之道，而是事之成功之道，從來就沒有成功之人，只有成功之事，人之所謂成功其實是人自以為事之中心或事之主人，且不知人只是事之部分。功道在於順勢而為，上順天意，下順地理，功道在於人心，“人和”是事物成功的唯一標準。

功道，於君可創萬世基業，於臣可建功立業，於民也可安居樂業。君主的功道，在於施良政，得民心，良政一張紙，民心是江山，可謂“其入多，其出少”，乃天下第一功道。臣子的功道，在於獻良策，得名利，良策一句話，名利是實惠，可謂“其入多，其出少”，乃天下第二功道。百姓的功道，在於勤儉耕讀，得家業興旺，勤儉耕讀是本性之能，家業興旺是人利雙收，可謂“其入多，其出少”，乃天下第三功道。縱觀天下之勢，無處乎這三個功道，功到自然成。

反之，費大功小，是為害道。再好的桶，缺了一塊木板，就失去了價值，衡量事物成功的標準是價值和作用，不是具體的屬性，也就是表相，再不好看的桶只要是能裝水，就有價值和作用。銷售管理必須是結果為導向，公司支付高額的薪酬，就必須要求銷售達標，這是最為基本的功道，如果支出多，回款少，這就是典型的費大功小，是為害道。天下之爭，實為“道”爭，功道勝害道，天下太平社會發展，害道勝功道，禍亂不斷民不聊生。天下如此，公司家庭亦如此。

老子《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我的理解是孕育天地萬物的自然規律（無為大法）是可以演化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但這樣的規律並不是一塵不變的。法家精神來自道家，所以韓非子是很認可這一點的。韓非子在講完什麼是功道與害道後，重點講如何應用。在韓非子看來，解決問題是關鍵，而不于堅持所謂的“經典”與“聖論”。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天下學問，本質是為解決問題，而不是創宗立派。時間，不會人的意志而停留，時間的承載者事物也不會為人而停留，所以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對於這一點，韓非子認為：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意思是不懂治理國家的人，一定會說：“不要變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規。”這是頑固保守者的作為，目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保護利益。而對法家來說其本身的學說目標就是解決社會問題，所以韓非子說“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意思是變與不變，聖人不管，只管正確地治理。

天下聖賢的思想，最大的特點就是生命力極強，適應力超強，不管時間如何流逝環境如何變化，它依然能解決實際問題。“正治而已”多麼現實與務實，只要能解決現實問題，就是正確的管理。正確的決策，其實只是方向正確，證明其真正正確，還需要一件一件的正確事件的累加。所以，能正確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就是好辦法，無所謂變與不變，聖人的反對，聖人已逝，那來的反對。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

在企業管理中，只要能解決問題，就是好辦法，好員工。企業要運營要發展，必然會遇到各種問題，需要有人去解決，以結果為導向的原則下，只要能解決問題就可以打破常規。如要提升公司銷售，就找銷售能力強的人來負責，只要能提升銷量，就打破現有的格局，把位置讓出來，讓能人走進來。企業管理中，“正治而已”才是老闆的管理之道，公司是贏利組織，不是政府單位，少一些朝堂之風，多一些自然之氣。

人主之過，在己任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 仇，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 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 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 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愍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 雖有智慧，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 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 事者困於患。共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 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復言不復於前， 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

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事者也。”人 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 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 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 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捨以為之責。則人 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

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 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 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 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 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 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 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 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跡；適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 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 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 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 虎受阿謗而振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譯文】

君主的過失，在於已經任用臣子了，卻又總是顛倒回來，和未被任用的人一起去防備他，這樣一來，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見一定和已被任用的人的意見作對，君主反而受制於他所不用的人。現在偕同君主防備他的人，也就是君主過去所要防備的人。君主不能彰明法令來控制大臣的威勢，就無從得到平民百姓的信任了。君主放棄法紀而用臣子去防備臣子，彼此喜歡的人就會緊密勾結而相互吹捧，彼此憎恨的人就會拉幫結夥而相互誹謗。誹謗和吹捧交相爭鬥，君主就迷惑昏亂了。做臣子的，不吹捧請託就不能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祿，不違法專權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勢，不假借忠信之名就不能逃脫法禁；這三項，是惑亂君主、敗壞法紀的手段。君主要使臣下雖有智慧和才能，也不得違法專權，雖有賢能的行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得到賞賜，雖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棄法紀而不加約束；這就叫彰明法度。

君主有被事情誘惑的，有被言論矇蔽的，這二者是不可不注意的。臣子中把事情說得很輕易的人，要求的代價少，用事情來欺騙君主。君主受到誘惑而不加考察，因而誇獎他，臣下就反過來用事情控制了君主。像這樣的情況就叫做誘惑，被事情所誘惑的就會被禍患所困窘。臣下對君玉說，辦事需要的代價很少，下去辦事時花的代價卻很多，即使辦成了，他講的話仍屬不誠實。不誠實的人有罪，事情即使辦成了也不給賞賜，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語來矇蔽君主了。做君主的原則是，如果臣下先前講的話和後來辦的事不一致，或者後來講的話和先前辦的事不符合，事情即使辦成了也一定要使他受到應得的懲罰，這就叫做使用臣下的方法。

臣下為君主籌劃事情而恐怕別人非議，就預先放風說：議論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這件事的人。君主信了這種話，不再聽取群臣的意見；群臣害怕這種話，不敢再議論。這兩種局面起了作用，君主對忠臣的話就不會聽取而專門任用那些徒有虛名的臣子。像這樣的情形，就叫做被言論所矇蔽，被言論所矇蔽了，也就受制於臣下了。做君主的原則是，應使臣下一定負起說話的責任，又要負起不說的責任。說話無頭無尾、辯詞無從驗證的，這就是說話的責任；用不說話來逃避責任，保持重要權位的，這就是不說的責任。君主對說話的臣子，一定要顯露出來龍去脈，從而責求他的實效；對不說話的臣子，必須問他贊成還是反對，從而明確他的責任。那麼臣子就不敢亂說，又不敢不說了，說話和沉默就都有了責任。

君主想做某件事，沒有掌握全部情況，就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來，這樣做的話，不但沒有好處，反而一定會受害。懂得這些，就會順應客觀事理，去掉主觀慾望。做事有個原則，就是算來利益多、代價少的，就可以做。昏君不這樣，只算得利，不算代價，代價即使成倍地超過利益，也不知它的危害，這就是名義上得到而實際上失去。像這樣就是功勞小而危害大了。大凡功勞，它的利益多，它的代價少，這才可以叫做功勞；現在耗費大的無罪，而收效小的有功，臣子就會以大的耗費去取得小的收效，小的收效即使取得了，而君主仍是遭受了損害。

不懂治理國家的人，一定會說：“不要變改古法，不要更改常規。”變與不變，聖人不管，只管正確地治理。既然如此；那麼古法變不變，常規改不改，只在於它們可行還是不可行。伊尹不變改殷法，姜太公不變改周法，商湯、武王就不能稱王了。管仲不更改齊法，郭偃不改革晉法，桓公、文公就不能稱霸了。凡是難以改變古法的人，是害怕改變民眾的習慣。不改變古法，是重蹈亂國的覆轍；迎合民心，是放縱奸邪的行為。百姓愚蠢而不懂什麼叫亂，君主懦弱而不能進行改革，這是治理國家的過失。做君主的，英明足以知道如何治國，嚴厲是為堅決實行，所以即使違背民心，也一定要確立治國之法。例如商鞅內處或外出，都用鐵受和層層盾牌預先作戒備。所以郭倡開始治國時，晉文公帶有衛兵；管仲開始治國時，齊桓公跟有戰車，這些都是防備百姓的措施。所以愚蠢魯莽而閒散懶惰的人，總是斤斤計較個人損失而忘卻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