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本為朋友，同為一個朝廷效力，目的都是想讓國家富強，但是由於思想觀念和方式方法不同導致了爭端。甚至他們之間的恩怨逐漸演變成了兩個政治派別之間的較量。

王安石是宋朝歷史上有名的變革派。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執政時開始變法，當時王安石已經49歲。王安石想要改革，必然要獲得皇帝的支援，因此他雖然早就提出了改革的主張，但是卻拖延了很久，皇帝才決定讓他放手一試。這是因為在王安石之前已有范仲淹的改革，結果沒有達到皇帝的要求，還激化一些社會矛盾。所以宋仁宗並沒有接受王安石的變革思想，一直等到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思想才得以實踐。

“司馬光砸缸”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那麼歷史上的司馬光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小時候具有如此魄力和膽量的司馬光是否長大後也變成一位敢於向傳統挑戰的國家棟梁呢？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歷事仁、英、神、哲四朝。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以王安石知江寧府，夏司馬光擢升御史中丞。這時候，司馬光的官比王安石大，同年秋王安石才升上翰林學士，同年冬司馬光又調任翰林學士。此時他們兩人私交甚篤，但一個主張新政，一個反對新政。

宋神宗在很年輕時就即位，在宋朝歷史上也算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也許是年輕氣盛，他當上皇帝后，看到國家經濟不景氣，人們生活困難，想要大力改革一番。那時因為朝廷中多是一些老臣，自然主張維持現狀，得過且過而已。這時，力主革新的王安石進入到皇帝的視野，他認為王安石是一個進行改革的得力助手。王安石也不負眾望，從政治、經濟等方面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些嘗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司馬光卻是守舊派的代表，還特地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責難他“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等等。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王安石也不甘示弱，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是理念之爭，施政方針，文人相輕的結果。

司馬光小時候的舉動並不代表了他喜歡打破常規，而實際上他是個遵循古禮的人。

大宋的環境複雜，北有大遼西有夏，還有大理吐蕃在旁邊。

為了大宋的前途命運，文人治國理念出現了分化，其中兩個派系最為活躍。

一派以穩定為主張，希望國家慢慢發展，積蓄實力，憑強大的實力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一派為被稱為守舊派，代表人物就是司馬光。

一派以變革為主張，認為國家在危難之中，若是因循守舊，不加以改變，難免落後於人，而被侵略，沒有慢慢發展的時間，這一派被稱為革新派，代表人物就是王安石。

兩個派系因為理念都不同自然難以並存，自然會爭鬥不休。

正如前言，作為兩個派系的帶頭人，王安石和司馬光天生就是對立的，既是在某些方面都對對方心存佩服。

但是在治世方針上，兩個人有著不同的見解，而在他們眼中，都是自己的想法更適合國家，對方做法會對國家有損害。

為了阻止對方掌權，實行自己的方針，兩人自然互相針對。

司馬光想著繼續前人制度，積蓄國力，因為一旦變革會導致證權不穩，而在這種有外敵存在的局面下，自然是先安內才好。

所以司馬光不希望王安石上位，因為王安石的變革主張，想要改變舊有制度，來加強國力，會動搖國本。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武功好比較，打一架就好了，文鬥就難了，各有各的看法，很難公正裁決。

而這樣就是外部成就更能體現文人勝負了。

而作為當朝最出名的兩文人，自然有著競爭心態，都想著讓自己更突出一些，可以壓倒對方。

畢竟自己人的誇讚，遠不如對手的佩服來的舒服。

所以無論是從身份，還是主張，以及理念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都不是一路人，而且互視對方為對手，自然糾纏量多。

道不同，不相為謀！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宋神宗時期的重臣。司馬光代理御史丞，掌管糾察百官的工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中央大政。

兩個人之間的分歧不是個人恩怨，而是政治立場的問題。

宋神宗一繼位就醞釀一場變法。力主變法的激進派和堅持祖宗之法的保守派之間的分歧日益明顯。王安石是前者的中流砥柱，司馬光是後者的核心人物。兩人在變法的問題上勢不兩立。由於宋神宗對變法的支援，司馬光在政治上不得志。

司馬光小時候就知道砸缸救人，說明他天資聰明，他在政治上雖然不得志，但卻是個出色的史學家。 用15年編纂了《資治通鑑》，給後人留下寶貴的史學資料。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無論是古代的人們，還是現如今的人們，都對這個故事非常熟悉。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 ，世稱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自稱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後代。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十五年，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名列“元祐黨人”，配享宋哲宗廟廷，圖形昭勳閣；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子”；從祀歷代帝王廟。

司馬光與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因為變法，兩人反目而成仇人。有一次，他倆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非常激烈的爭辯。他們的矛盾焦點在於一個“利”字。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理財之道和善於理財之人。司馬光則責備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罷了，而是應該更加科學合理地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

所以，關鍵還是他們兩人的政治主張，相差十萬八千里。在廟堂之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死對頭，彼此都認為對方的執政方針荒謬至極。彼此都覺得自己比對方高明，比對方正確，比對方更瞭解國情。所以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兩人絲毫都不客氣，用各種手段，互相攻擊。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他們對北宋和政局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在歷史上都有著重要地位。

他們曾是互相敬重的朋友，但因為政見不同，成為水火不容的政敵。他們相愛相殺了一輩子，針鋒相對，誰也不肯退縮。

（王安石與司馬光）

客觀上說，兩個人都是宋朝的忠臣，只不過對如何振興大宋有著不一樣的看法。

王安石的思想與法家思想更接近一些，而司馬光則是傳統儒家思想。

王安石具有冒險主義精神和開拓精神，而司馬光則比較保守，老成持重一點。

我們很難用“好”與“壞”來衡量這兩位。王安石的新法固然可以改變北宋的一些頑疾，但其中一些政策也有些脫離實際；司馬光雖然保守，但他的意見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如果他們能結合成一個人，那就完美了。

王安石是江西撫州人，少有壯志，年少成名，二十二歲中進士。他為人正直，對老百姓的疾苦也很瞭解，有改變這個世界的決心。

在仁宗時，他就上過萬言書，要求變法革新，“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只是沒有被仁宗採納。

一直等到仁宗和英宗都死了，神宗登基，47歲的王安石才得到重用。在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後，開始推行變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推行新政。

（王安石）

相比這下，司馬光更是個神童。他砸缸的故事家喻戶曉，不用我多說。

他十九歲中進士，一直在中央任職。在王安石變法時，司馬光是堅定的反對派，並以辭官來表明自己的態度。

直到神宗死後，哲宗登基，才被起用，擔任尚書左僕射，也就是宰相之職。他上臺後，將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除，史稱“元佑更化”。

二、兩人的性格區別

這兩位老兄的區別極大，從外觀上都極好分別。王安石是一個不修邊幅之人，他不太講究衛生，經常不洗澡，鬍子上跳蚤很多，身上常發出一股怪味。

但他不拘小節，性格豪放，敢於擔當，作風強硬，是一個能大刀闊斧改革的先行者。

（司馬光）

司馬光是的性格老成持重，這也是他能夠主編出《資治通鑑》這種宏偉史書的原因。他品德高尚，待人真誠，個人操守幾乎無懈可擊。

他不畏權貴，在神宗極度信任王安石的時候，敢於站出來反對新法，不管這種反對是否正確，他這種剛正不阿的精神，足以說明老先生的品德。

王安石久有革除弊政之志，他變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一已私利，也是為了富國強兵。

當時北宋財政赤字連年增長，國庫空虛，人民生活艱辛，必須要做出變革。

只有讓國家富強起來，才能解決社會矛盾，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司馬光也想讓國家富強，這一點與王安石並不矛盾。但司馬光注重的是老百姓的生活，他認為當時老百姓生活已經夠苦的了，如果再加大稅收的徵收，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

他認為解決財政問題，不能光從老百姓口袋裡掏，官員們也要節約，要為百姓謀利。

兩人政見的最大區別就是：王安石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司馬光是站在民眾的立場。

只是王安石認為只有先富國，才能富民：司馬光認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只有老百姓富了，國家才能富。司馬光認為要鼓勵農民生產，減輕農民負擔，統治才會穩固。

說到底，一個是主張先提高稅率，讓國家富起來，再由國家將財富用在改善民生上；另一個主張先發展生產，讓老百姓富起來，國家自然也跟著富了。

一個是急進政策，一個是緩進政策，但二者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

司馬光有一封著名的《與王介甫書》，曾被收錄在中學課本里。

在這封信時在，司馬光回顧過兩人的關係。兩個人都是私德高尚的人，又是同僚，曾有過一段感情很好的蜜月期。

王安石也說過，與司馬光相好日久，說明在變法前，二人的關係是不錯的。

但是王安石實施變法後，司馬光便將私交放在一邊，堅持自己的政見。司馬光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新法會“侵官、生事、徵利、拒諫”，最後肯定會招來天下的怨氣。

對司馬光這種態度，王安石是不屑一顧的。他在給司馬光的回信中駁斥了司馬光的擔憂，並表明自己義無反顧，本就不怕天下人怨誹。

你司馬光這些保守計程車大夫們，儘管向我開炮好了。 王安石的新法，在朝中支援的人並不多。因為新法損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

所以很多大臣聚集在司馬光的身後，向王安石的新法口誅筆伐。王安石很自然的把這些人的賬全算到司馬光的頭上，所以兩人關係極劇破裂，成為有你無我的政敵。

在神宗一朝，王安石和司馬光的關係非常微妙。王安石得到皇帝的信任，榮寵正隆，但支援他的人都是一些投機分子為多；司馬光不受神宗待見，但他身後站著的都是代表上層士大夫的老臣。

總的來說，變法派並不比守舊派強大。 為了扭轉局面，王安石釜底抽薪，從科舉改革著手，將擁護新法的人不斷補充到官僚隊伍中來。

只要擁護新法，哪怕品德有虧，也一併錄用。司馬光對此極為氣憤，老先生對德行極為看重，而王安石取士只看才不看德的作法，觸碰了司馬光的底線。兩人的矛盾再次升級。

從王安石的角度來說，新法的實施需要人才，他需要支援變法又能做事的人。

這就使得一些小人也混入到官僚隊伍中來，這些人最後反而成為新法被人詬病的把柄，這大概也是王安石事先沒有想到的。

王安石也好，司馬光也好，後世的評價都很高。這在一對老對頭之中是非常罕見的。

究其原因，我認為一是兩人都是道德君子，他們所做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並不是為了一已私利的爭權奪利。雖然兩人看法不同，政見不同，但絲毫不影響他們的私德。

這兩人都是北宋極為出色的大學者。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編修者，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歷史人物也首先是個普通人，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不可能不受到當時時代的侷限。

如果王安石變法的腳步能放緩一點，如果司馬光能多一點支援，也許歷史會改寫。

但這種假設是沒有意義的。這兩位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許都有缺點，他們相愛相殺，絲毫不妨礙他們都是名臣，都被後人景仰的事實。

參考資料：《宋史》、《司馬文正公集》、《臨川先生文集》

歪眼小史工作室

宋神宗時期，宋朝已經積累了太多的矛盾。朝政腐敗不堪，國庫空無一文，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更是時長受到外族的欺負。鑑於此種情況，出現了一批想改革變法、以圖強大王朝的人物。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是革新派的領軍人物，面對朝廷的種種問題，他夜不能寐。於是他極力向宋神宗闡述效仿古人變法圖強的重要性，宋神宗看到江山到他手上成了這個樣子，也是頗為不甘心，於是極力支援王安石變法。

但是改革勢必會損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比如秦朝時的商鞅變法，支持者秦孝公死後，他馬上就被國內的貴族給五馬分屍了。比如去往楚國進行變法的吳起，楚王死後立馬被貴族圍攻，亂箭穿心而死。

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審查貪官汙吏，任用賢能之人服務朝廷和大眾，如果這樣朝廷中會少一大片官員。另外還要沒收貴族以及地主階層所搶佔的無名土地，重新分給老百姓去種。這種政策很多地主就不爽了，所以朝廷之中一片反對聲。

司馬光就是封建地主階層的代表，是個典型的保守派人士，他主張節流以控制成本，擴充國庫。尤其是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他更是反對。青苗法主張用朝廷給百姓放貸取消地主放貸，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庫創收。結果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司馬光就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了。

另外司馬光是主和派，講究與西夏、契丹等外族以和為貴，曾經從西夏手中奪回的土地又還給了西夏，這一點確實不能夠理解，被人攻擊在所難免了。王安石則強調要強軍強國，不能一直受人欺負。

其實當時的情形已不是你想和就能和的，從這一點上來看，司馬光確實迂腐了。

剛開始兩派之間還是以理服人，到後期司馬光就完全是為了意氣之爭，凡是王安石提出的他都認為不可取。

這種守舊的思想與王安石激進一派的想法格格不入，於是導致了殃及宋朝多年的新舊黨爭，直接把宋朝拖入了火坑。

王安石司馬光之後，兩黨人士互相攻擊，早已違背了當初圖強為國的初衷，成為了排除異己的手段。北宋就這樣被兩黨人士給爭來爭去的整垮了，到了宋徽宗時期，朝政已經相當腐敗，奸人當道，北宋宋早已無力迴天，只能眼睜睜等死了。

對於出現在小學或初中課本上的歷史人物，我們總有種親切感，情不自禁的想知道他們長大後怎麼樣了？這麼說吧，雖然有如曹衝這種小天才意外夭折的，大部分都平安長大了，還名留青史。

機智少年司馬光，小時候就知道砸缸救出小夥伴，長大後也很牛，雖然過程曲折，但最終他還是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

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同一時代的人，都入官場，自然有所交集。兩人糾纏不休是因為政見不同，通俗點說，他們是政敵。

司馬光出生於1019年，1038年入仕；王安石出生於1021年，1042年入仕。

也就是說，王安石是官場後進，但他政績斐然升遷快速，沒多久就和司馬光平輩論交，他們都是文人，有著共同的愛好，也都想改變國家積弱積貧的現狀，所以成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順帶一說，包拯和他們也是朋友。

雖然初衷都是讓國家變得更好、百姓生活更為安逸，他們的想法卻不一樣。

王安石是眾所周知的改革家，他認為只有透過變法才能富國強民、軍事強盛，他是新黨變法派；司馬光則認為事緩則圓，變法對於國家弊大於利，他是舊黨保守派，歐陽修、蘇東坡等人也是。

宋仁宗趙禎在位的時候，雖然欣賞王安石，但心有顧慮並不支援變法。王安石無以施展，司馬光對變法也還沒那麼反感，兩人的友誼還沒破裂。

等到宋神宗趙頊登基後，年輕君主心懷大志，準備大刀闊斧的來一場改革，全力支援王安石。

王安石終於有機會大展身手。我們都知道，每一次改革變法，必然會觸犯一些人的利益，也就伴隨著腥風血雨，本次變法也不例外。

而且王安石太急於求成，有時候手段過於激進，引起了朝野內外的反彈。司馬光就是態度最為堅決的那一個，兩人決裂。

新黨的支持者是宋神宗，雖然他有時候會動搖變法的決心，總體來說還是比較靠得住的。他活著的時候，變法派掌握了朝中大權，保守派基本都被貶到地方或者罷官了。

司馬光憤然離開中央，不過也沒閒著，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直到15年後宋神宗病逝、宋哲宗趙煦即位才被召回。

宣仁太后高滔滔（宋神宗之母）也是堅定的保守派，神宗還在世的時候就數次反對變法，神宗去世後立刻罷免了王安石，起用司馬光為相，否定了之前的所有變法，因循守舊。

然後變法派被嚴厲打擊，王安石憂憤而死。司馬光那時年紀已經很大了，4個多月後病逝。

等到高滔滔去世、趙煦長大後，又啟用新黨，罷除舊黨。不過這一幕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看不到了。

【結語】

宋朝新舊黨之爭，是研究宋朝歷史時跨不過的一個課題。

哪一方是正確的呢？我認為總體上變法派更符合當時的時代需求。

但也存在許多問題，後期脫離了事情的本質完全為爭而爭。明朝黨爭與此有些類似，只要是政敵提出的，正確的也要反對，只要是己方陣營提出的，錯誤的也要支援。

所以最後兩個陣營都算不上勝利。

如果只是純粹的文人，王安石和司馬光可以一世做朋友。但文學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興趣愛好、自身修養，政治才是日常工作，因政見不同而最終成為政敵也很正常。

司馬光與王安石都是個性鮮明，政見明確的政治家，他們在官場上的“糾纏不休”，和他們所處時代的矛盾衝突分不開的，他們之間的鬥爭並不是個人之間的私怨，事實上，在王安石剛剛進入政治權力中心時，司馬光起初也是對他抱有一定的期待，也曾希望他的改革方案能推動當時的經濟民生，改善當時大宋面對的諸多問題。但是王安石在推進過程中，發生了兩件事，讓司馬光發現了王安石改革政策中的不安定因素，從而站了出來，成為反對王安石改革政策的主要力量。

一則阿雲案氣死老御史

當時發生了一件阿雲案，按照王安石的新的法律政策，判決阿雲不死，並且從法律上確定了，在謀殺罪中，可以適用自首減刑原則。當時很多人反對，但是因為皇帝支援王安石，大家也就保持沉默了，只有一個老御史他站出來，他堅持自己的意見，加上性情剛烈耿直，直言不諱說王安石這個新法是不對的！但王安石這個時候，卻給老御史扣了一個大帽子，他說：“那些認為謀殺罪不適用自首減刑原則的人都是‘朋黨’。”

所謂朋黨是指帝制時代的官僚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不顧國家、朝廷和皇帝，在那個時代裡，“朋黨”是一種非常惡毒的指責。老御史聽了這話，一下子就氣暈了，從那之後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因為這件事，司馬光對於王安石的行事作風產生了質疑和擔憂，因為按照這個邏輯推導，只要與王安石政見不同，那便不行，便是“朋黨”，完全沒有商量討論的餘地，這樣的制定出來的政策真的好嗎？此時，司馬光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王安石和他提出的新政改革。

財政政策思想的嚴重分歧

當時大宋國庫貧乏，財政困難，王安石曾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叫做：“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集》），這話的意思是說，善於理財的人，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賦稅，而國家財政也會非常富裕。而司馬光卻認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意思就是說，天地之間產生的物質財富，總的數量是有限的，不在民間就公家。這個矛盾是司馬光和王安心思想上的核心矛盾。當時國家非常需要改善財政狀況，但是當時的客觀現實，要實現王安石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

總而言之，雖然司馬光和王安石彼此政見相左，但他們都是在為國家的前途和未來發展而堅持，只是思想觀念相差太多，加上王安石的性格過於激進，無法接納不同於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思想和他的政策就當時來說，太過超前，脫離了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但是，與他們水火不融的政見衝突相比，他們兩人在品德人格上的本質卻是出奇的相似，就像司馬光給王安石的絕交信上所說的那樣：“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

1.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

2.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有關了。當時朝廷之中的情況十分差，各種腐敗現象頻頻發生，宋朝已經開始走向了滅亡的邊緣。這個時候王安石提出了變法，他也想要像商鞅那樣，透過變法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加富強，讓自己流芳百世。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向他想象的那樣好，那時候他的變法雖然看起來十分的有效，但是卻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在他變法內容的青苗法之中就是說，要是青苗不接，農民都可以向國家以極小的利息來借錢，度過難關。這看起來是一項特別好的措施，但是王安石並沒有好好的結合當時的總體時代背景，此時宋朝朝廷內部腐朽嚴重，而他的這次改革也並沒有很好的幫助到人民，反而讓他們的賦稅更加的嚴重了，簡直就是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極力阻攔他。

3.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了。當時正好是處在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衝突不斷，北宋王朝也是四面受敵。王安石的變法在早期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是這次的變法終歸還是沒有鬥過當時嚴峻的形勢，王安石原本以為這次變法可以讓北宋免遭混亂，可是他沒想到這反而招致了禍害。這次變法已經露出了失敗之勢，司馬光一直都是個一心為國家著想的好宰相，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取得好結果，因此儘管要冒著被昔日朋友憎恨的風險，他也要阻止王安石的變法。

王安石，變法派領袖，

司馬光，保守派大佬。

他們倆在政治理念上完全相左，勢同水火。

但私下裡，司馬光卻佩服王安石節操，王安石欣賞司馬光的才華，兩人可以說是相愛相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