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崩樂壞其實就是說周代禮樂制度的崩壞，禮樂制度是周代為了區分等級而建立的各種制度，比如什麼地位的人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用什麼樣的音樂，住多大多高的房子。打個比方，同樣是征戰歸來，天子歸國時旗幟的數目，音樂的曲目等都與諸侯是不一樣的，就都城來說，《鄭伯克段於鄢》中有句話說“大都不過參（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這些就是禮樂制度的一些體現。

周代有嚴格而完善的禮樂制度，孔子就說周代是“鬱郁乎文哉”，比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但是東周之後，周王室實力衰弱，以往有宗周，成周，由王畿到洛陽連城一片，在經濟和軍事上具有控制諸侯的絕對實力，但是此時卻只剩下洛陽周圍一隅，到了戰國中期以後，東周受到秦齊三晉爭奪的原因，再次分裂成為東周西周，其實力進一步衰弱。衰落後的東周不再具有控制諸侯的實力，使得征伐自天子出變為征伐自諸侯出，首先崛起的小霸是鄭國，其國君直接把周王給射傷了，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後來由於四周戎狄侵犯的原因，齊國在崛起之後打起尊王攘夷的旗號，始有霸主之說，文獻中說是天子致伯，此處的伯，音應該是"霸"。

雖說是尊王攘夷，但是由於實力的變化，原有的等級制度勢必受到損壞，比如孔子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還有“相維闢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八佾是天子的規格，但是魯國卻用八佾，在禮樂制度上便是僭越，同樣，詩經中相維闢公，天子穆穆的句子是天子在祭祀時唱的詩句，諸侯無論是什麼爵位，即使是伯爵夜是不能用的，所以孔子做出了奚取於三家之堂的反問。春秋時期楚國說我不與中國同，私自稱王，此時還以我不與中國同作為理由，但到了戰國時期諸侯們就不管這些了，先是魏國，其次魏齊相王，五國相王，秦國獨自稱王，戰國主要國家紛紛稱王，與此同時，以往的禮樂制度完全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君主集權，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個人不喜歡封建制度的說法，周是封建制度，但戰國之後就成為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沒必要跟西方生拉硬套），此時雖然還有禮樂作為等級的區分，但此時已經成為一個形式，其等級地位透過君主的絕對皇權和完善的官僚體系來維持

什麼叫“禮崩樂壞”呢？

禮的內容有很多，軍禮、祭禮甚至酒禮都是一套套的，號稱“當年不能窮其學”。

禮大致可以分為“禮義、禮儀、禮容”。

所謂“禮義”，就是它的理念；“禮儀”，就是各種禮的正常儀式；“禮容”，就是行禮時和日常起居時的內在情感和動作的規定。

孔子說的“禮崩樂壞”，就是在禮義、禮儀、禮容這三個方面紛紛脫節，既不能在國與國的互動交往中發揮真正的制約作用，同時各國諸侯、卿大夫也不按照規矩執禮，包括在音樂的配合上也由著性子胡來。

而孔子本人最是崇拜“周公”，也最為崇尚西周時期的禮制，也正是因為於此，孔子才會對當時這種“不按規矩辦事，執行禮制”的行為，十分痛心疾首，於是他們編訂《禮》、《樂》、《詩》，把禮的豐富內涵留存下來影響後世，不僅後代王朝從中習用，而且影響了普通人的社會生活儀式。

《論語》中，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說季氏在自己家的庭院裡，居然採用天子才能享用的八縱八橫六十四人的舞蹈，這樣的事情如果都能忍，那還有什麼事不能忍呢？

“八佾”就是橫向八個人，縱向八個人的一個方隊，共六十四個人跳著體操一樣的舞蹈。按照周代禮制，只有地位最高的周天子，在宮廷裡才能跳這個規格的舞蹈。

季氏是什麼人呢？

他不過是魯國國君之下的三卿之一，按照周代的尊卑級別，他家只能跳四佾。

但是，季氏卻在家廟裡跳八佾，這就等於是越過國君自己來玩了。

按照官方的規定，這些音樂舞蹈，在周代可不是隨便拿來娛樂的。

不管跳舞的人數，還有編鐘的規模，都是這個家國同構的社會拿來區分嚴格有序的尊卑等級的。

結果現在不僅僅是諸侯，連他們的家臣都不遵守這個規格了，這就是一種“僭越”尊卑等級的行為，這就是“禮崩樂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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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自天子、諸侯再至卿大夫和平民百姓，無論是穿著住行婚喪嫁娶都有一定的規定，在這些繁瑣的規矩中最能體現各個階層地位的就是用鼎制度。

鼎本來是一種三腳炊器，是用來煮事物的生活用具。自人類進入青銅器時代以來，由於生產力不發達和古人對大自然的認知力有限，他們往往會對大自然產生迷信和崇拜的心理，以為地面生產的食物和獵獲的野獸都是大自然和祖先的賜予，所以等到食物煮熟食用之前，他們會向祖先舉行祭祀儀式。此種儀式即是謝恩，亦是希望大自然能給予更多的賞賜。久而久之，鼎就成為了神聖的祭祀禮器。“國之大事，在祭與戎”即道出了祭祀對先民的重要性。同時，正是因為祭祀與戰爭是國家的兩件大事，所以用於祭祀的鼎就成為了象徵政權的重要標誌。故而當楚莊王向周大夫王孫滿打聽周鼎輕重時，被王孫滿懟了一個啞口無言。

此外，按照周朝的禮儀制度，天子用鼎九個，諸侯用鼎七個，卿大夫用鼎五個，士用鼎三個。所以，在周朝武力強大的時候，貴族們不僅生前牢牢遵守這一用鼎制度，而且死後也會用同樣數字的鼎來陪葬。但是自平王東遷後，諸侯漸漸開始無視天子。例如1956年在三門峽上村嶺發掘的虢國太子墓葬中曾出土了26件青銅禮器，其中有形制、規格相同的七個鼎。按照前文所述，七個鼎是諸侯國君才能享用的，而諸侯太子按照禮儀應該比諸侯國君低一等，用五鼎。所以，虢國太子的用鼎數目在當時是實實在在的僭越。

老實說，任何諸侯國不遵守周朝的禮儀，那麼虢國絕對不能成為其中一個。因為虢國是周天子最信任的一個諸侯國，自周朝開國伊始設立五等爵位以來，周朝僅分封了八個一等公爵，除了六個是堯舜禹等上古帝王的後裔與周太伯的兒子周章之外，就是虢國。此外，虢國君主還常年在天子朝內擔任卿士，可算是權傾朝野。雖然虢國君主也曾為周幽王背了一次烽火戲諸侯的黑鍋，但毋庸置疑的是，周朝的確賜給了虢國無以復加的榮譽和信任。所以，不論從西周時期為天子守衛周朝的西大門（寶雞），還是到平王東遷後再為周天子守崤函道（三門峽），可以說虢國一直被周天子放到最要緊的位置。所以，虢國完全和周朝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一個衰另一個必會後亡。所以，周王室如此親近的諸侯國都不遵守制度，可見周天子的威嚴還剩多少。如果說諸侯國君在生前死後的用鼎數目算是關起門來過把癮，但是另外一件事卻實實在在地抽了周天子一個大嘴巴。那就是“巡狩”。

周朝制度規定天子每隔幾年都要到全國各地巡視一番，除了出門散心之外，還要順便考察諸侯的業績，為他們打個績效，這就叫做“巡狩”。而諸侯則要在一定時間到朝見天子，這叫做“述職”。當諸侯朝見天子時，周天子會重新宣佈一次各諸侯的爵位。若諸侯王第一次不到，則會被降爵；兩次不到，會被削減封地；三次不到，那麼不好意思，周天子就要點起兵馬興師問罪。當然，虢國國君往往是第一個衝鋒陷陣的排頭兵。

其實，天子“巡狩”的制度在平王動遷後就很少進行了。同時，與“巡狩”一樣不再進行的還有對名川大山的祭祀。當時，鄭國有參與周天子祭泰山的義務，所以在泰山腳下有一塊名為“祊田”的土地。田中的收入，是供天子祭祀用的。魯國作為周公的封國，不僅位置崇高，還在許國（今許昌）擁有一塊周公在王室做官時受封的采地，名“許田”。正是因為周天子無力巡狩，鄭國在泰山的“祊田”也沒了用處。所以，魯國和鄭國便互相交換了下地盤。

或許是因為周平王先和外公申候引狼入室直接引起鎬京之亂，之後又與周攜王的正統之爭，影響了平王在各諸侯王心中的分量。所以，諸侯定時朝拜天子一事，也漸漸消失。除了述職之外，按照制度，若老諸侯王去世，當新諸侯治喪完畢後，他們要穿上低階貴族的服裝到王庭去朝拜周天子，然後天子再按他原來的官爵賜給他衣冠和圭璧，此為“受命”。但當平王東遷後，新繼位的諸侯王治喪完畢便不再朝見周天子，但是受天子之命這個過程還是要走。於是，諸侯王便派人去向天子“請”。周天子被新諸侯王討要冊封后，只好派專人將冊命送去，還為其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賜（錫）命”。有的諸侯王老實還派人去請，有的不老實的乾脆就不來“請”。如魯桓公謀殺魯隱公自立為君後，直到魯莊公元年才被周天子派人攜帶冊命封賜已經是冢中枯骨的魯桓公為合法的魯君。

此外，隨著晉、楚、鄭等國的擴張與周王室進一步分封諸侯，周天子的地盤漸漸地又從六百餘里壓縮到了一二百里。如此狹小的土地，周王室的收入便極少。不用說給諸侯賞賜，就連王室日常的開銷用度也難以滿足。公元前720年，周平王病死，周王室竟然拿不出像樣的陪葬品，周桓王只好求助於魯國。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宴請晉國的荀躒（luo）。席上週天子指著魯國進貢的酒壺質問荀躒為何晉國不給王室進貢禮品。荀躒怕說多了惹起糾紛，就指使隨從籍談回覆周天子，大意是當年受封時周天子就沒有給晉國禮器，現在晉國處在戎狄包圍之中，對付戎狄的騷擾還來不及，根本沒有財物製做禮器供奉王室。周天子氣極，對著荀躒和籍談開始數落，從晉國先祖唐叔虞受封一直說到晉文公受賜周朝南陽之田，籍談聽了啞口無言。因為籍談的祖先世代掌管典籍，於是周景王便譏諷籍談是“數其典而忘其祖”，這也便是“數典忘祖”的由來。也由此可見，向諸侯王直接伸手要錢的周天子連自保尚且不能，又何談維護禮樂呢！

禮崩樂壞，不是孔子說的，而是宰我說的。見之《論語，陽貸》。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取火，斯可矣。”

禮壞樂崩，禮崩樂壞，意思差不多。

宰我，宰予，字子我。孔子的學生，且是個調皮搗蛋的貨，大白天睡覺，孔子罵過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不可圬也。

禮崩樂壞，就是以前的規矩全亂了，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即，現在季氏這種人也敢用國君才可用的八佾舞，這種事都敢幹，還有什麼事不敢幹的呢？

最令孔子憤怒的禮崩樂壞行為，是當隨著人文精神進步以後，東周各國出現了以陶俑代替活人殉葬，以草人代替殺活人祭祀。孔子敏銳的發覺這是嚴重違背周禮的，孔子認為社會應該有嚴格的規範，周禮中的各項制度就是完美的規範，任何活動都應該嚴格遵守周禮，周禮就是當時的社會制度。

孔子認為社會應該有嚴格要求規範，如果都自行其是制度就會被破壞，“禮”是等級社會行為準則，“樂”是等級制社會的具體體現。孔子認為周禮的祭祀是最莊嚴的，如果用草人代替殺活人祭祀，用陶俑代替人殉葬，就違背了社會行為準則，當等級社會的行為準則被破壞了，那麼隨之而來的就是等級社會秩序的崩塌。

上古時期祭祀活動最受統治階級重視，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是現實政治的具體體現，誰來主持祭祀祖先，就說明他人合法的權利繼承者。

最令孔子擔憂的是，當時社會上開始出現燒製陶俑，替代用活人給祖先殉葬的方式。孔子認為這是對鬼神（祖先）的欺騙，這是破壞禮制的行為，如果不能夠嚴厲制止，整個社會等級秩序就會瓦解。所以孔子憤怒的說：始作俑者無其後乎！

孔子認為不禁止這種違背周禮的行為，其他人就會有樣學樣，用陶俑代替活人祭祀與殉葬，是開了最壞的先例，後面馬上會有人照著做。

孔子主張的“禮”就是道德，主張應該以道德治國，如果違背了道德規範，整個社會就會墮落。要維護等級社會的秩序，首先要從道德規範做起，孔子的道德就是“周禮”。

孔子的一生都在與違背周禮的行為作鬥爭，一生都在維護周禮的統治地位，可是周王室的衰微，周禮也失去了權威性，奴隸制社會開始走向沒落，小貴族出身的孔子，深感痛心疾首。新興的地主階級嶄露頭角，大量的奴隸獲得自由民的身份，堅定維護東周奴隸制度的孔子，看到奴隸制開始瓦解，悲憤的痛斥這種現象。

禮崩樂壞的前提是對於禮樂先要有一個公認的、權威的、唯一的是非善惡標準，禮不可能崩樂也不可能壞，壞的是沒有標準，人沒有敬畏。

所以佛教的色即是空空即色之辨證法，道教的無可無不可之玄學，儒教的好色不淫之說教才能大行於道。

孔子所謂的“禮崩樂壞”就是指西周“鬱郁乎文哉”的禮樂制度到東周時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從此，霸道代替了王道，繼而諸侯爭雄，王室衰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乃為王道。禮樂徵代自諸侯出，甚至自卿大夫出，則禮樂崩也，王道壞矣。

何為禮樂制度？簡而言之，禮就是行為規範及其儀式，樂就是配合典禮儀式所具備的與之相應的舞樂。廣義的禮就是指一整套社會制度。周禮就是指西周初期，在周公主持下所制定的用以嚴格奴隸主貴族等級制度的一整套社會制度，其內容極其廣泛。禮體現在經濟上，主要是“井田制”，也就是土地國有制，天下土地屬周天子所有，其它人只有使用和繼承權，沒有買賣處分權。井田制是奴隸社會的經濟基礎。禮體現在政治上，就是奴隸制下的宗法制，包括分封制和嫡長子繼承製，這是奴隸社會的政治基礎。禮體現在社會文化生活上，主要包括吉、兇、軍、賓、嘉五禮，分別指有關祭祀、喪葬、軍旅、朝覲盟會和婚冠喜慶等方面的各種規範及其典禮儀式。五禮也就是狹義的禮。

周禮廣泛地應用於政治和社會的各個方面，既能使人恪守符合等級觀念的各種規範典則，又能體現當時的時代文明，所以很為周公等人所重視，周公在制禮作樂方面，對後世影響深遠。孔子極稱讚周禮，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在夏商兩代社會發展的基礎上，西周的禮樂確實反映了奴隸制極盛時期的時代特點，故令處於春秋亂世的孔子極度傾慕。

禮樂制度遭到破壞，其表現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皆失其道。發生在公元前841年的“華人暴動”，標誌著周王朝的衰敗，也是禮崩禮壞的開始，周宣王即位後稍有作為，號稱“中興”，實際不但沒有緩和各種矛盾，反而實力更削弱了。周宣王還違反嫡長子繼承製，干涉魯國內政，引起魯國內亂，諸侯因而不滿，“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史記·魯周公世家》）。接下來的周幽王更無君樣，乃致西周最終滅亡。西周滅亡後，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悲劇不斷上演。各種僭越行為也堂而皇之地出現，孔子見季氏“八佾舞於庭”，怒斥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後期，奴隸社會賴以存在的井田制也不斷遭到了破壞，經濟基礎也動搖了，所以孔子時代，“禮崩樂壞”的局面已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

孔子前期周遊列國，極力主張恢復周禮，就是要恢復到西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制狀態，只是歷史不可逆，月盈必虧，盛極必衰，況且新的生產關係已經萌芽，歷史會在動亂中走向進步。這是孔子晚年在深研《周易》後才明白的道理。

孔子所謂的禮樂，雖歷史悠久，但形成禮樂制度，則是西周時，周公旦對遠古到殷商時的禮樂進行了較大整理、改造，形成了系統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其中禮樂制度，為核心。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部分，禮的部分主要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和社會規範，最終形成等級制度，在周朝統治階級大致分為天子，諸侯，大夫，士，四亇階層。樂的部分主要用音樂舞蹈的表演去體現各種禮儀進行的形式，各亇階層在使用的音樂和舞蹈方面以及儀仗隊等各亇領域都有明確的規定，而且很嚴格，有些樂器只有天子可以享用，諸侯大夫如果享用便是越禮，對於樂器師或舞蹈人員的數量同樣也有著嚴格的限制，如樂隊天子八佾（音yi，八人為一行叫1佾)，諸公六，諸侯四，嚴格的等級別和享受，在一定時期加強了中央集團和保障了社會的安定。此也即為孔子所景仰的“鬱郁乎文哉”的禮樂文化。禮樂成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並在其統轄範圍內全面推行禮樂之治。《禮記》記載：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諸侯朝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從周初開始，禮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禮樂文化典籍，如《易》、《詩》、《書》、《禮》、《樂》，典章制度、儀表儀規與文化素養、思想風範等等；以此為基礎，禮樂文化發展成為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倫理的標準。這也就是所謂的周公“制禮作樂”之意。

禮樂制度在西周，進行各種國家活動時，如祭祀，喪葬，婚禮，迊賓，慶賀豐年喜慶等嚴格的得到了表現。到到了東周也稱為春秋時期，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各大小諸候都發展起自已的勢力來，為爭地盤戰爭不斷，已成為群雄割據局面，諸侯開始變王因為私田，變分封建制為郡縣制，政權不斷下移，周的統帥地位已名存實亡了。許多諸侯舉行重要禮儀活動不在尊循傳統規定，規模常常超過周天子的規模，西周制定的禮儀典章制度開始衰敗，其音樂甚至出現了靡靡之音，正如孔子所說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所以他說”禮崩樂壞”。

孔子活動於春秋戰國時代，是魯華人，此時周已被大小諸候割列了，周本身已失去了威攝力量，進入歷史上的東周時代（東周前期稱春秋，後期稱戰國）。孔子主要活動於春秋時期。他積極宣揚要恢復西周的禮樂，典章制度，他辦起學來，帶上學生周遊列國宣傳他的恢復周公之禮的主張，孔子在辦學之前曾去拜訪老子李聃，老子問他講的什麼課，他談了他的教學內容，即“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此六藝即儒學六經。老子聽了，沉著臉說，此陳跡之學也，即陳舊的東西。

老子比孔子頭腦清醒，他知道西周清明的政治狀態是不可逆的了，所以他辭去周王朝“圖書館館長”的職務，離開洛陽，騎青牛出函谷關，西遊或曰脫離政治隱居起來了，從此不知去向。歷史考證者未能攷證出老子出關後的活動情況。

孔子周遊列國到處宣講周公之禮，典章制度之優越，但到處不受歡迊，沒有那亇諸侯王國願接受他恢復周禮的思想，甚至用武力驅逐他與他的學生，他看到很難實現自己的理想了，諸候們互相吞併，越鬥越兇，孔子最後也就只好教教學生，整理《詩》、《書》、《禮》等文獻，運離開了政治鬥爭的旋渦。

指當時的君王與大夫不尊禮節，紛紛越線享用禮儀制度下不該享用的禮節，樂曲，膳食，葬禮及其他排場！不獨無道之君臣！春秋五霸及名臣身上也有此蔽！孔子拜君依周禮反被譏為諂媚！

在莊子列子看來，周禮如車，春秋如河，周禮制定的禮儀之車無法適用於春秋這條動盪的大河！過時了！

感謝邀請，我們都知道，在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時代湧現出來許多思想家、哲學家，但是禮崩樂壞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其實，通俗來說，指周代封建制度的規章制度遭到極大的破壞，社會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變局，也就是說社會極其動盪的狀態，諸侯爭霸紛起，王道沒、霸道顯的時代。

表現在經濟上，指井田制逐步解體，出現了土地所有制及相應的賦稅制度，如魯國的初稅畝，齊國的相地而衰租等等。政治上一些強大的諸侯開始建立直屬於君王的郡縣制，不再對土地進行分封。表現在戰爭上，各分封諸侯間征戰不已，周天子無力阻止。在禮樂制度上，指各諸侯、卿大夫僭用禮樂的現象十分普遍。此外，作為傳統封建制度基礎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嚴重破壞，長子繼承製度多不能施行，一些有權勢的卿大夫在征戰中勢力壯大，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卿大夫出的局面。

其實，禮崩樂壞的最重要的表現是：僭越的廣泛存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道德淪喪局面的存在，君臣父子的宗族禮法制是周代統治的核心，但在週末出現了種種僭越的行為，對國家的穩定安寧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從而產生了諸侯間爭霸、父子相殺、禮樂僭越的種種亂象。如下圖，不同的規制對應著不同的等級，所以規定用小型器物的時候，千萬不能用大的。

一句話，禮崩樂壞說的就是僭越行為，說的再直白點，就是做了在職位上所不允許做的事情。說到這裡，你瞭解了嗎？

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孔子說的禮崩樂壞，就代表當時社會不如他所期待和嚮往。表明在孔子已有認知（他可能是根據閱讀文獻或聽說）裡存在一個他認可的“正經”、“規範”的時期，也或者在前孔子時代真實存在著的一種社會，其實是距其不遠的周代。他認為周代的禮樂制度最完善，社會秩序也最和諧。所以要想回答“禮崩樂壞”的具體指是什麼，必須先知道“西周禮樂制度”是什麼，孔子所處時代社會背景如何，小編以考古資料及部分文獻資料加以說明。

根據以往學者總結等，可把西周禮樂制度定義為：它是一種用於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的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實質是一種等級制度。

所謂青銅禮器，考古學家一般認為是貴族日常使用或在祭祀祖先、神靈時所用的青銅容器，大體分為炊食器、盛食器、水器和酒器等四大類，隨葬這些銅器及種類的多少與等級有直接關係。

（1）列鼎列簋

尤以表現在列鼎列簋使用上，據有關史籍記載：“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上士三鼎二簋，下士一鼎二簋。”需要說明的諸侯因國家大小及與周王親疏遠近等原因，在使用也是呈遞減態勢，即小國可能使用五鼎四簋的配置。如虢國墓地的國君級別的墓葬，隨葬組合一般為七鼎六簋或七鼎八簋，其墓主顯然為大國之君。芮國墓地的國君墓禮器組合一般為七鼎六簋或五鼎六簋，晉侯墓地諸侯級別的墓葬也是七鼎五簋。根據文獻記載來看，之所以出現上述差異或與晉、芮是小國的緣故。

列鼎列簋作為一種制度，從西周早期到晚期經歷了一個形成、完善及相對固定的發展歷程。這點可以從西周早期的國墓地和晚期虢國墓地國君級別的隨葬品對比來看。如下表所示：

國與虢國墓地諸侯級別墓葬隨葬品

（注：本表依據李純一《先秦音樂史》69頁改制。）

春秋中期以後，周禮遭到破壞，諸侯國君享用九鼎禮制的現象很普遍。如近年在河南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出土的6座青銅窖藏坑中，每套列鼎均為九鼎八簋。同時期的卿大夫也開始僭越禮制，如晉國趙卿墓中使用多套列鼎隨葬，有2套五列鼎，1套7列鼎的情況。

（2）樂器

在西周早期已經出現了成套編鐘，如在陝西寶雞竹園溝國墓地M7出土3件一套的銅編鐘。在曾侯乙墓中也出土一套完整的編鐘。西周中期時仍是3件一套，至中晚期開始出現8件一套的編鐘，如虢國墓地M2009出現了8件一套的銅鈕編鐘。在應國墓地的西周晚期墓中還出土過7件一套銅編鈴。有學者總結出：“在虢國墓地，兩座國君墓M2001和M2009均隨葬有銅編鐘、銅鉦與石編磬，其中的銅編鐘都是8件為一套，銅鉦只有1件，石編磬為9件一套；而太子級貴族只隨葬有1件銅鉦與分為兩套的20件石編磐，沒有銅編鐘。”說明隨葬樂器也是依據諸侯國的大小，以及內部等級秩序而有別。

在春秋晚期的應國墓地中的貴族墓中有隨葬9件銅鈕編鐘，8件編縛，13件石磬，雖然均為明器，但從數量上已經遠超禮制規定，或表明在這一時期以此種形式訴諸對身份及地位的象徵，本質是對以往禮制的僭越？

此外，用玉製度、墓葬形制、棺槨制度等方面，依據考古發掘的資料表明，都具有一定的禮制指示作用，但不同時期有所不同，或可反映對禮制態度的變化。

從上述考古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周代的禮樂制度的建立經過了一個漫長週期，大致西周時期創立，中期相對成熟，晚期穩定發展，春秋中期以後崩潰。這一切當與周王室的衰落有關，有其歷史必然性（茲不再贅述）。到了孔子時代，他發出“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認為的禮崩樂壞是對當時等級制度（秩序）崩潰的扼腕。

對於這個成語，大家的瞭解都是來自孔子，因為孔子代表的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他想維護的是昔日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春秋時期，地方諸侯勢力坐大，就不在乎昔日的繁文縟節，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就說禮樂崩壞。而我們知道周朝建立時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透過周禮約束各個級別人的等級地位，什麼樣等級的人使用什麼樣的禮，這就形成了一種約束力，讓大家都能有序地服從統治。樂也是一種手段，什麼級別就享有什麼的樂，各個級別不能亂。在這兩套系統下面，社會上形成了一套規範。

禮樂崩壞也指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方面，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以及生產工具的發展，井田制瓦解出現了新的經濟制度，政治上一些強大的諸侯開始建立直屬於君王的郡縣制，不再對土地進行分封，他們在自己的領土可以徵稅、徵兵等，不再對周天子負責。所以這就是禮樂崩壞的瓦解，社會秩序相當混亂，大家都不遵守昔日的規矩。正如《論語·陽貨》所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