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有此一問？從哪些方面或者表象顯示清朝比明朝更尊重孔子？是透過清朝皇帝親至曲阜祭孔表現出來的還是透過文字獄、修纂《四庫全書》以達到閹割華夏文化的途徑來表現的？華夏者，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謂之夏。滿清以夷變夏，致幾千年衣冠制度毀於一旦，“華”的部分已經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了。“夏”，其實就是代表相對先進的禮儀制度。“禮”，是用來規範人民平時行為的，用現代的話來說可以說是規範社會關係的工具，包含生產關係。孔子認為“禮”是不斷發展並完善的（“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謂“百世可知也”。而滿清視全國百姓如奴僕，萬馬齊喑，唯唯諾諾，大臣再也沒有朱明時期的“主人翁”精神了，都變成了奴才，而漢臣連當奴才的資格都沒有。這是“禮”的方面的倒退。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裡提出了滿清沒有政治，只有權術的觀點。按錢穆先生的觀點來看，滿清所謂的尊孔，只不過是一種權術罷了，或許比朱明表演的更好而已！孔子以華夏衣冠為榮（“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滿清徹底毀之；至於“百世可知”的“禮”，被用來約束“包衣奴才”們，亦是何等的凌遲啊。設若死而有靈，滿清祭孔之時，孔子情何以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鄙人答非所問，不知所言。如有高論，願安承教

滿清時期，官方表面推崇程朱理學，而實際上因為在政權正統性上不符合朱熹的說法，其實企圖壓制理學，同時，習寨，戴東源等鼓吹孔孟，主張回到孔子時代，企圖否認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學，於是，我們現在看到滿清更推崇孔子，這其實是嚴重倒退，嚴重阻礙科技發展。

山海關之役結束後，多爾袞就曾下令沿途州縣官民剃頭留辮。進入北京後，遭到漢族居民的強烈反對，在朝的漢族官員遵令剃髮的也寥寥無幾。不少官員觀望不出，有的甚至為了維護漢族風俗，舉家難逃。多爾袞見滿清的統治還不夠穩固，被迫收回成命。順治帝也下詔天下，令“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公元1645年五月，當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南明政權相繼被摧毀後，多爾袞認為天下大定，於六月下令，強迫天下男性官民一律剃髮。並在當月十五日，諭禮部道：“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自今佈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中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不剃髮，就是逆賊，就是同滿清政權存有二心。這種無底線的民族壓迫政策，立即遭到全國百姓的反對。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夏王朝建立之日起，多有異族政權入主中原。不論五胡十六國，還是遼、金和西夏，直至大一統的元帝國，都沒有強迫境內百姓剃髮易服。即使生活在明朝境內的滿族人，明朝政府也沒有強迫他們遵從漢族的風俗服飾。因此，滿清政權的剃髮易服令，就是一種帶有徵服者強迫被征服地區百姓改變風俗習慣的民族壓迫政策。

在這樣一種嚴酷的政治環境下，孔家也未能倖免於難。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十月，孔子六十二代孫、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謤上奏清廷，希望清廷統治者念及孔家的影響力，免去剃髮之苦。孔聞謤在奏疏中說道：“近奉剃頭之例，四氏子孫又告廟遵旨剃髮，以明歸順之誠，豈敢再有妄議。但念孔子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莫要於冠服。自漢、唐、宋、金、元以迄明時，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誠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遺規，不忍令其湮沒也。應否蓄髮，以複本等衣冠，統惟聖裁。”孔聞謤搬出孔子的這塊招牌，又舉金、元二代之例，請求清廷同意其保留蓄髮衣冠的風俗。不料清廷統治者根本不予理睬，反而下了一道嚴旨，要求“剃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謤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孔聞謤的請求不僅沒有獲得批准，反而落了個革職，永不敘用的結果。除此之外，清廷還對孔子及其後裔進行了無情的羞辱。其中一句“有玷伊祖時中之道”，“時中之道”就是因時制宜的意思，是指孔子一門毫無節操，見金降金，逢元降元，根本沒有什麼原則性。只是清廷給孔家保留了一份薄面，用一個委婉的詞語表達了對孔家的不屑和輕視。

由此可見，如果清廷真的尊重孔子，能用如此惡毒無情的語言奚落孔聞謤及其祖先嗎？答案是否定的。對於清廷來講，孔子只不過是其維護統治，愚民政策的一個泥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