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以德為本，品德好的人名聲必然好，由其內在世界觀在方法論上能從全域性的角度把握事物，待人接物，說話辦事權衡利弊，掌握分寸，自利利他，辦事順利。

出處:《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翻譯: 孔子說:“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總是抱持存疑的態度。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說話不順當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也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不知怎麼辦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必須能夠說得明白，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

春秋時期，孔子帶領弟子們周遊列國，再次到達衛國時，衛國政局發生重大改變，衛出公趕走父親而即位，孔子認為這是“名不正，言不順”。大夫孔悝拿出一堆金幣要孔子為衛出公正名，說衛出公名正言順。孔子嚴正地拒絕他的要求。後來被孔子的弟子編錄進了《論語.子路》篇中，由於《論語》只是記錄孔子平時的一些可以表達儒家思想的言論，不可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弟子們便以孔子對仲由的評論描述出來，原文見《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翻譯： 孔子說：“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對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總是抱持存疑的態度。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妥合理，說話不順妥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也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行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百姓就不知怎麼辦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個名分，必須能夠說得明白，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行，是從不馬馬虎虎對待的。”

孔子這句話實際上是用反證法來證明君子“正名”的重要性。這句話對當今社會的意義在於，一、要名符其實，不能徒有虛名；二、要切合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絡實際，才能使目標實現具有可操作性。

至於說到實際運用方面，比如可以此來指導協調婚姻關係和家庭生活，兩個有意願一起長期共同生活的男女，首先要有合法的婚姻關係，這是所謂的“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正言順了，雙方致力營造溫馨和睦的家庭，美好幸福生活才可期待等等。

民不正傳事不對，

言語不順有錯心。

風俗人生留有名，

說話做事分輕重！

竊國大盜握權柄，

不正之言人亦聽。

歷代草民唯諾諾，

聖賢道理大人明。

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組織，首先需要統一的就是“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就是孔子最先需要正的“名”

“中心思想”統一了之後，“正名”了之後，才有後面的“言順”，最後才是“事成”。

所以孔子這句話的現實意義：

當領導的，首先要統一員工的“中心思想”，不能朝三暮四，一旦定下來這個“中心思想”，輕易不能更改。

思想先統一起來，大傢伙才能朝一個方向發力，你說的話才能夠得到重視，大傢伙才能跟著你一起把事情幹成。

參考書目： 南懷瑾的《論語別裁》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出自《論語》。意思是，名分不正，講起話來就不順當、不合理；說話不順當、不合理，事情就辦不成。歷經千年後逐以“名正言順”概括並代之，被世人尊為至理名言。

放在當下，應理解為議事行事理由正當而充分才能有成有果。社會中的毎個人或在一團隊或在一組織的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都是與個人”名分”相一致的。”名正”應是找準個人的位階與許可權，上司或師長對屬下亦應明示告知其”名”，明確位階與許可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能侵權越權, 越俎代庖。”言順”，一是言之有理有據，二是適時順勢可行，三是上下融匯貫通，入耳順心，方可轉化為執行力。

即便在家庭族人、親朋好友之間處理個人的事情，“名正言順”這一至理名言同樣重要。人皆知之長者、師者、尊者之”名分”後，才會有位高者言重、人微言輕之說。非親非故者之間的各種糾紛或交易活動，同樣也要遵循”事出有名”、”言之有理”、”舉之有據”等至理名言。

總而言之，每個人在芸芸眾生的經緯線中都要找準自己恰當的角色定位，遵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一至理名言，先“正名”，踐”言順”，才會合理的發展自己，才會有所成就。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自《論語·子路》。它後面還有一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通常從字面上來理解，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有異曲同工之妙，意思是: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會處處遇阻，處處遇阻就辦不成事。所以孔子覺得君子說出來的話，一定要符合他的名分（即身份地位），這樣說出來的話才能行得通。

當看到這個題目時，我突然想起了“師出無名”這個詞，於是茅塞頓開。誰都知道，名分這個東西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雖然可以爭取，卻沒有辦法自己賦予自己。比方說身份地位，不是我們想擁有就會落到我們頭上來的。這樣說來，我們不就只能被動、消極的等待命運的安排，而無所作為嗎？那這句儒家理論中有名的論斷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又能有多大的意義呢？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引申一下，把它理解為:沒有正當的理由，就不能讓人順服，人不順服就辦不成事。

我們都知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他上任後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制裁別的國家。比方說制裁委內瑞拉，制裁伊朗，也制裁中國，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增加關稅等。雖然他是世界頭號大國的總統，在制裁別國時也不能說:我是老大，我看你不順眼了，所以制裁你（雖然事實上真的就是這樣）。在做出制裁決定之前，也要找各種理由，強詞奪理的說成是受制裁的國家違背了世界“公德”標準，觸犯了他國的利益等。

下面再拿我們身邊的事來說吧。假設小區物業要給每個單元裝門禁，他如果說:我是物業經理，我現在想在小區裝門禁了，大家都掏錢湊分子吧。肯定會引起大家的反感，沒幾個人會聽他的乖乖掏錢。所以我們要辦大事，或者說辦一件對別人有影響，需要別人配合的事情時，事先一定要認真謀劃，做好權衡，找到合理的、正當的，別人能接受的理由。才能很好的說服別人，避免引起別人的反感和阻撓，把自己的事辦成。

俗話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反過來也是成立的，只要你做的事不觸犯道德規範，不損害他人的利益，找到正當的理由還是可能的。比方說看起來沒道理的賣梳子給和尚這件事，如果跟和尚說梳子可以作為開了光的物件，上面帶著菩薩的祝福，贈給捐了香油錢的女香客，和尚肯定更容易接受。

另外，為了避免口舌是非，避免各種矛盾衝突，我們在說話的時候做到出言謹慎，重要言論能三思而後行，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正是孔子“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的意思。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裡涉及古人的名實之辯。到底是名在先，還是實在先，每個人的看法可能不盡相同。

孔子那個時候禮崩樂壞，他認為是名和實之間的關係錯位所導致的。因此，孔子主張“正名”，提出“子帥以正，其孰敢不正”。他做司寇時第一件事，就是誅殺了少正卯，這是正本清源“正名”的事業。

孔子反對“巧言令色”，認為君子在個人修養和行事風格上，要做到“訥於言而敏於行”。另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識到，名是最容易被盜用的，因而他“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貶斥“鄉愿”，為的是杜絕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出現。

在現實生活中，追求道德、事功、藝術和學問時，一定要“實至名歸”。過度求名是不必要的。沽名釣譽、欺世盜名，引人走入歧路，造成名和實的割裂。

這句話聯想到一件事情。

唐太宗李世民坐上皇位並非是自然繼承的。

簡單來說，他是先幹掉了自己的哥哥，然後軟禁了自己的皇帝爹爹，最後才坐上皇位的，當然，為什麼篡位，其中緣由這裡就不多說了。

但不管是怎樣冠冕堂皇的理由，於情於理都不能做出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

李世民心中也明白他的皇位來得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他在位的那些年裡，一直兢兢業業，按照明君的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除了理想，還有什麼原因讓他這樣做，當然就是他這個位置的來路不正。

皇帝都注重名聲，李世民也不例外，他是一個好皇帝，創造了盛世，但名不正這件事一直都是他汙點，可以說，一直以來他都是用成績來洗掉這個汙點。

可是說，名正言順對於華人是一條很重要的規矩。

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身份立場。

父母可以催促兒女結婚生孩子，即便兒女不樂意，但他們催促也是名正言順的。

但是如果旁邊的親戚朋友，來催促或者指責，那就不行，畢竟別人家兒女可沒有吃他們的飯長大。

只有名正言順，才有資格去管。

親戚朋友可以勸說你們結婚生子，但也只能是說說，沒有過多幹預的資格。

所以先要有說的資格，才能去辦事情。

再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數學老師不能教音樂，除非能證明她有教音樂的資質。

體育老師也不能教英語，除非他有專八。

現實中如何辦事，如何說話，也都要認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