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知道歷史，明白歷史上的事件，以及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對比當今，取其長處，補今人短處，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重要結果。

而看待問題，必須要歷史性的去看，一個問題，不知道問題的前因，那就不會發現問題結果，也不會很好的預測問題的走向，所有的問題，我們可以看看那些千古人物處理問題，其實他們都是帶著歷史性去看，那麼問題反而會簡單的解決，反之就會毛手毛腳，自受其亂。

歷史性的看待歷史問題並不難，歷史性的看待現代問題非常難。

舉個栗子，班家是兩漢鼎鼎有名的史學家族，其中班彪是東漢著名的史學家，他兒子班固，修《漢書》，他女兒班昭，女性史學家。

就這麼一位爺，西漢末年改朝換代的時候，投奔了隗囂。

隗囂是誰？受王莽一系得力干將劉歆推舉為“國士”，更始政權建立後趁機佔領天水郡平襄城，在隴西形成了割據勢力。後來投奔光武皇帝劉秀，暗中還聯合公孫述謀反。

而跟隨他的班彪的下場呢？“東漢初，舉茂才，任徐縣令，因病免官。”劉秀當權之後沒當幾天官，就找藉口罷了。

沒錯，就在要站隊的時候，班彪選擇了這麼一個董卓式的人物，班氏家族差點一蹶不振。

所以，專門做歷史研究的大牛，都把握不住歷史，不能歷史性的看待問題，遑論旁人。

那麼歷史性的看待問題為什麼這樣難呢？我認為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缺乏辨正唯物主義方法論。對待問題必須辨正地看、客觀地看，所謂“辨正地看”，其實就包含了從歷史角度看問題，這樣看問題才不會脫離實際，才能準確地看問題。二是自我意識強，凡事以我為中心。這種人看問題，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其結果往往是看問題帶有明顯的自己的烙印。三是歷史知識的侷限性，也往往不能看準問題的本質。這種人即使能從歷史性的的角度看問題，但由於自己歷史知識的侷限性，也不能把握問題的本質。

所以歷史性的看問題，誰都會說這句話，但運用到實際生活、工作中的時候往往丟到腦後。我們必須掌握歷史性看問題這一科學方法論，才能看準問題、看清問題。

歷史性的看問題的確很難。因為我們很難不帶任何偏見看問題。

歷史性地看問題，就是承認問題的歷史性和複雜性，站在問題發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環境中對問題進行認知、理解和評價。

歷史性看問題確實是比較難的，需要對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環境進行比較全面的考慮。這裡面涉涉及面都比較廣，需要考慮的因素比較多，因此人們考慮問題時難免就容易陷入片面中去。

舉三個具體的案例來說明我們如何陷入了考慮不夠全面的情況:

1、明太祖朱元璋是不是一個暴君?

如果從朱元璋對待貪官汙吏的酷烈手段來看，從發動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所處死的人數多達數萬來看，從他創立“錦衣衛”來監視百官角度看，我們似乎很容易就能得到朱元璋是一個暴君的認識。（那些亂七八糟的野史就不考慮在內了，因為按照野史裡不靠譜的記載，他已經不是暴君而是變態了。）

但是如果我們轉換一個立場，我們就會發現:朱元璋時代的明朝可以算是整個古代最廉潔的時代，百姓們不用忍受貪官汙吏的盤剝，所繳納的賦稅也比後來要少很多。那我們就會發現，朱元璋這樣的“暴君”與秦始皇、隋煬帝這樣的“暴君”是很不一樣的。與那些一天到晚搞大專案，把老百姓折騰得生不如死的君王比起來，朱元璋只是喜歡折騰當官的，對於百姓而言這其實是大大的“明君”，是“青天大老爺”啊!

這裡就是看歷史的立場問題。你把自己放在歷史上計程車大夫階層還是普通百姓階層，得出的結論就完全不同。

二、敦刻爾克大撤退是德國的失誤導致的嗎？

在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時候，很多人就認為假如希特勒不在關鍵時刻下令自己的裝甲部隊停止前進，只要再努一努力，就能直接把英法聯軍趕到大西洋裡面去，也就不會有敦刻爾克大撤退了。所以希特勒這個時候做出的決定真是糊塗，放跑了英華人為他後來的失敗買下了伏筆。

但如果你仔細研究當時的歷史，就會發現德國的裝甲部隊損耗已經非常嚴重，步兵與裝甲部隊距離太遠，戴高樂等法國軍隊在側翼的進攻雖然沒有成功，但已經暴露出德軍側翼及補給線是脆弱的。再加上法軍在加萊地區的頑強抵抗，導致短時間內德軍也不可能突破到敦刻爾克。綜合這些材料，你就會得出結論，如果你是當時的德國指揮官，只要你沒瘋，大機率也是會下令軍隊修整的。

這裡就是對於歷史問題的具體發生背景考慮是否全面問題，我們很容易在自己感興趣的點考慮很多而忽視其他方面。

三、白居易是一個“情種”還是一個“渣男”?

唐朝詩人白居易似乎是一位比較懂女人的情種，他寫的《長恨歌》《琵笆行》都讓我們一度感動，能寫出這麼好的詩，對於一位偶然相遇的商人婦也能傾注如此深情，寫下千古名篇的才子，怎麼看也像是一位情種吧。但偏偏他對於女子似乎又很無情，買來的侍女稍微大一點，就嫌棄人家“老”了，將她們送人或者發賣了。這完全就是一副薄倖無情老渣男形象嘛。

可如果你回到唐朝那個時代，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客觀存在的。買賣奴婢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也就是說白居易把年輕的婢女們買來賣去，居然是完全合法的，而且當時的人也不會因此感到奇怪。那麼不管用“深情”還是“渣男”這樣的詞語來判斷白居易的為人似乎都不合適了，因為這都是我們用今天的做人標準來衡量的。

這就是第三種常見的思維陷阱，用目前的道德、價值觀去評價過去的事情。

綜上所述，我們因為看問題的立場、角度很難做到全面，手頭能接觸到的材料本身可能也帶有偏見，而且我們畢竟是一個現代人，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時候很難不帶著已有的價值觀。

有一句話很有名，叫做“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我們看待過去的時候，會不可避免地用現代人的價值觀去衡量，由於價值觀的多元化，我們給出的評價也會五花八門。

比如，如何看待秦始皇，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標準答案。站在傳統儒家的立場，秦始皇是一個暴君，是歷代王朝引以為戒的反面教材。但站在國家建構的立場，秦始皇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很大，甚至奠定了中國兩千年來政治制度的基礎。但從西方民主的視角來看，秦始皇所開啟的集權統治傳統又扼殺了中國社會的思想活力和經濟活力，以至於很多人把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歸咎到秦始皇頭上。

除了用現代的價值觀看待過去的歷史，人們還有一種習慣，就是用統一的邏輯或哲學去概括歷史，這在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歷史本質上是有一系列複雜瑣碎的細節所組成的，歷史本身的演化並不遵循什麼特定的邏輯。卡爾·波普爾在其《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早有論述。當你試圖由任何哲學去概括歷史時，你都會陷入所謂的“證實偏誤”，即先有某個結論，再根據結論去尋找證據，並有意無意地遺漏與結論無關的證據。這樣解讀歷史，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化。但如果不這樣的話，歷史就會變成一堆雜亂無章的流水賬，我們讀歷史的意義似乎也就沒了。

正所謂“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讀歷史也是這樣。說到底，研究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標準答案，而是讓你看待世界的角度變得更加立體和多元。

歷史性的看問題，需還原特定歷史時期，再考慮具體事件，故以歷史的唯物辯證的眼光去重新審請，是有相當時空難度和精準客觀判斷難度的。

歷史性的看問題到底有多難？其實這個話題是否可以理解為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的問題的話題呢？！馬克思主義哲學裡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是物質世界按照它本身所固有的規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

而歷史性的看問題到底難不難呢？首先我們要明白什麼叫歷史性？

百度百科裡說:歷史性是性質的一種，時間性就是它的歷史性。而感性的自然物沒有歷史性，是因為時間不屬於它的本質規定。時間對於自然物是自身獨立的。但人的本質屬性不是來自外部“命運”的賦形或去形，而必須自己形成自己的本質屬性。這種本質屬性的自我生成，使人的時間性即構成為人之存在的本質方式。

人之作為人的生活，即是一種自我生成的命運。作為事物存在之外再得測量尺度的時間性，並不是該事物的歷史性。當且僅當事物本身作為命運生成之過程時，它的時間性就是它的歷史性。

綜上所述，歷史性是依據客觀存在的事物和時間性去分析看問題的，並非單一存在和感性認知和自然物！所謂有理有據，有禮有節，有理走遍天下！

再舉例說明一下！

歷史性的看通訊技術的發展，從古老的烽火臺、驛站，到文字普及後的飛鴿傳書，由於這樣的資訊傳遞方式可控性低、失敗率高，所以，人類不斷改變資訊傳輸方式，到1838年摩爾斯發明有線電報，再發展到如今的5G 通訊技術。通訊技術的每進步一次，無不是人與時間性的結果，而每一次技術的更新迭代，無不是根據以往歷史的總結和現存感知的物理現象加以改進的！

所以，歷史性看問題不難在於我們需要抓住時間、地點和人物，發生了什麼事？而難又在於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以致於不可預知和感知即將發生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