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八佾第三》開篇就是“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集註》有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八佾”是專屬天子的樂舞，作為臣子的季氏居然把它弄到了自己的庭院，這讓一貫秉承“忠恕之道”的孔子氣憤至極而深疾之。

孔子一生都在為推行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而奔忙。他曾明白無誤地聲言：“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時期，物阜天寶，繁榮昌盛。他們勵精圖治，制禮作樂，歷數百年，形成一套符合社會進步需要的“禮”的典章制度，一直被後人所稱道。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卻是一個社會大動盪的時代，東周王室衰微，周王朝的禮樂制度被廢棄殆盡，社會秩序混亂不堪，天子沒了權威，臣子不像臣子，連小小魯國的大夫季氏都敢公然“僭越”，將天子之樂的“八佾”舞於私家，這個社會豈不亂了套？故而孔子深責其惡，公然指責說，季氏的這種行為可以容忍的話，還有什麼不可容忍的哪！

“禮”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說文解字》）。在孔子之前，禮只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維護君主統治的一種典章制度，常常與“敬天”“祭祖”的器物和儀式聯絡在一起，並沒有道德價值判斷的含義。到孔子時，他把“禮”看成一種規範人們行為的禮儀制度，把它的功能和作用提高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有序的高度，併為此奔走呼號。孔子多次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切按周禮的規定辦；“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努力為恢復周禮而奮鬥；“禮之用，和為貴”，呼籲用周禮促進社會的和諧。

隨著鐵器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廣泛推行，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社會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都發生了明顯變化。井田制這一奴隸社會王權統治的重要經濟支柱逐漸崩潰，一部分大貴族迅速沒落，諸侯和卿大夫政治上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周初“諸侯並列，王室獨尊”的局面被徹底打破，東周天子早已無力控制各個諸侯國。沿襲已久的周天子所專用的一些禮樂，各國諸侯也應用起來。諸侯專有的東西卿大夫照樣擁有。諸侯不聽命於天子，卿大夫不被諸侯支使，犯上作亂，層出不窮。這就是所謂“名與器”的“僭越”。列國之間開展了以擴張領土、奪取財富和迫使小國臣服為目的的無休止的兼併戰爭，成了春秋政治的重要內容。

孔子責備季氏的“僭越”行為，正是孔子禮制思想的顯現。“仁”與“禮”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內容。“仁”是人趨於完美的目標和要求，“禮”是人實現完美的措施和制度。“仁”與“禮”相互滲透，相互融合。沒有“仁”無以“禮”，沒有“禮”則不達“仁”。孔子還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這都反映了孔子欲以其政治見解和規則有序的典章制度治理和教化人們的迫切心理。孔子不希望破壞既有的社會制度，他要的理想社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者要按君王的仁德來做君王，臣子要按臣子的仁德來做臣子，父父、子子均皆如此，各按嚴格的等級界限，“約之以禮”，社會就能處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之中。如此看來，孔子指斥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那是再自然不過了。只是在奴隸制崩潰之勢已成的情況下，孔子針對當時的新興勢力屢屢執言，反對違背周禮、變法革新，企圖挽救奴隸主貴族專政的制度，的確有些逆潮流而動。

孔子高度重視“仁”與“禮”，主張樹立遵守社會道德規範的自覺性，給外在的“禮”賦予“仁”的道德內涵，這是孔子對中國倫理思想的最大貢獻。因而孔子也是中國歷史上揭示“禮”的實質並賦予“禮”以道德含義的第一位思想家。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反映的是孔子的時代、孔子的階級立場和孔子的政治態度。今天借用這句話，撇開它原有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內涵，單就字面來理解，對現今為人處世、安分守己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制度確定了就要嚴格遵守，破壞規矩的事情還是不要辦，否則一定會遭到唾棄。

原文《八佾（yì）篇第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第一“季氏”，是魯國大夫季孫氏，魯國三家權臣之一。三家，是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都是魯桓公的後人，也稱為“三桓”，分別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慶父、叔牙、季友的後裔。“八佾舞於庭”，在家廟的祭祀中，使用八佾的舞蹈。“八佾”，是祭天子的禮制。“佾”，是舞列，每佾八人。祭禮，天子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第二也有人說，每佾的人數，就是其佾數，都是方陣。如此則八佾是六十四人，六佾是三十六人，四佾是十六人，二佾是四人。這個沒法知道具體哪個對了。季氏是大夫，但他卻用天子的八佾舞蹈來祭祖，這是越制。魯國是周公的封國。當初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功勞，地位特殊，特許魯國用天子禮樂來祭周公之廟。但這僅限於周公。魯國後世群公都因循僭用，已經是失禮。至於季氏，他已經連諸侯都不是，而是大夫之家，他也用八佾之禮，這是太過分了！第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這都可以容忍，還有什麼不能容忍的？！不過朱熹不是這麼解的。朱熹提供了兩解。第一解是：“如果這他都忍心做得出來，還有什麼他做不出來的？”第二解才是現今流行的意思。按孔子當時的情況，如果他認為不能再容忍季氏，那就是堅決要對季氏採取行動了。而他並沒有決心，也沒有能力，更沒有計劃拿季氏怎麼樣。所以合理的解釋是：“他這都幹得出來，還有什麼幹不出來？”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之心。”君子對不該做的事，不敢去做，就是不忍之心。而季氏能忍於僭越天子之禮，他就沒什麼不忍之事，弒父弒君他都幹得出來。魯國就因此而內亂了。

《論語.八佾(yi)篇》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談到季氏說，他用六十四人在自己的家廟中奏樂舞蹈，這樣的事他都忍心去做，還有什麼事情不可狠心做出來呢？

那麼孔子對於季氏「八佾舞於庭」為什麼會這麼憤怒呢？「佾」字馬融注「佾，列也」。八佾舞，由舞者執羽而舞，以八人為一列，八列則八八六十四人。據馬融注，古代祭祀時的樂舞，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二佾，每佾八人。而季氏是魯國大夫，只能用四佾，而竟用天子八佾於家廟，這就是孔子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原因。魯國是周天子封給周公之國，周公之子伯禽為國君，周成王感念周公有勞於天下，故在周公歿後，賜之以重祭，命魯國國君祭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所以魯君祭宗廟有八佾之舞。天子之禮樂只能在文王，周公廟用，若用於其他地方即是僭越。季氏為魯國的卿大夫，他以天子禮樂在其家廟用之，這在孔子看來是嚴重的僭越行為，是不符合禮的。春秋末期，禮崩樂壞，所以有些有權有勢的卿大夫敢於僭越等級制度嚴格的周禮，自行其是，越制享受。我們知道孔子致力於維護周禮，致力於維持社會穩定，但禮崩樂壞為大勢所趨，這是誰也維護不了的。當孔子知道一個卿大夫用天子禮儀破壞周禮，可想他是有多麼的憤怒，所以才有「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本章《論語》該篇得名。《八佾》的第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談論季氏：“在庭院裡以八佾的規格起舞，這能容忍，什麼不能容忍！”

季氏是魯國三桓之首，魯國的正卿，此時季氏傳至平子，即季孫如意。

八佾，六十四人，一說四十八人。佾，音yì，一佾是八個人的行列。按周禮規定，天子的樂舞才可用八佾，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魯國因周公旦的緣故，被周成王特許國君可以以天子禮節祭祀祖先。但卿大夫沒有特權。古代對禮樂征伐有嚴格的規定，“禮樂征伐出自天子”。按季氏的官職，只有用四佾的資格，但他僭（音jiàn，超越本分）用了天子樂舞規格的八佾，這是不可寬恕的越禮行為。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是能容忍的，什麼是不能容忍的。是，此，這。忍，容忍。孰，什麼。

按孔子的觀點，季氏的做法違背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制，已經到了禮崩樂壞的程度了，但是他們確實這麼做了，孔子改變不了，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禮節是要講的，像季氏的這種做法是不足取的。但季氏的做法是不是順應了當時的潮流了呢！看起來，沒有這個“禮崩樂壞”的過程，這個禮節後代還可能將延續。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表達了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強烈不滿又無可奈何的態度：這個都容忍了，還有什麼不能容忍呢！ “是可忍，孰不可忍”已經成為一個強烈表示不能忍受的成語。

佾（yi）：列。佾舞是古代純禮儀性質的祭祀舞蹈，動作莊嚴，形態肅穆，節奏平穩。佾舞一呼百應，整齊有序，代表社稷統一，萬民團結的精神。

天子舞八佾，八佾就是八列，每佾八人，共六十四人，對應八八六十四卦，寓意所有人所有事物。

周禮當中，對於社會各階層能使用的佾舞有嚴格的規定：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每佾六人；卿大夫四佾，每佾四人；士二佾，每佾二人。寓意每個階層所擁有的，都是天子所賜予的。

所以佾舞不能超越規範。超過了就是僭越，要被口誅筆伐的，要被天下圍攻的。

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表面上壞的是禮，實質壞的是既有的社會秩序。

季氏是魯國大夫，按規定只能用四佾，家中宴會時使用天子八佾舞，一是僭越，二是把祭祀用舞當成娛樂用舞。說明季氏眼裡已經沒有周天子，說明季氏已經不將社會既定秩序規範當一回事。

季氏敢用八佾舞，能限制自身的約束已經不存在。這種僭越都敢去做，那還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出來的呢？做不出來大事情的唯一原因，就是內部消耗，能力不足，無法成事。所以論語後面有禍起蕭牆之說。

這句話出自《論語.八佾篇》，原文是，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國“三恆”之一，“三恆”也稱之為“三家”，即指魯國卿大夫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三家。魯國的三桓起於魯莊公時代（前693年─前662年）。魯莊公父親魯桓公有四子，嫡長子魯莊公繼承魯國國君；庶長子慶父（諡共，又稱共仲，其後代稱仲孫氏。庶子之長又稱“孟”，故又稱孟氏、孟孫氏）、庶次子叔牙（諡僖，其後代稱叔孫氏）、嫡次子季友（諡成，其後代稱季氏）皆按封建制度被魯莊公封官為卿，後代皆形成了大家族，由於三家皆出自魯桓公之後，所以被人們稱為“三桓”。到孔子的時代，魯國的國君已經大權旁落，政權全部由“三恆”把持，與孔子同時代的魯定公和魯衰公都是被三恆逼到國外流亡死去的。

“八佾”，佾的本意是古代樂舞的行列。古時一佾有8人，八佾就是64人，據《周禮》規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屬於卿大夫，只能用四佾。關於每佾的人數，朱熹在《論語集註》註釋了還有一種說法，“每佾人數，如其佾數”，也就是如卿大夫可以使用四佾，那每一佾應該就是四人，好象從舞蹈人數的排布上更合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錢穆在《論語新解》中提供了兩種解釋， 一是說既然僭越季氏可忍為之，那麼逐君弒君亦在季氏可忍而為之之列，二是季氏僭越，猶可忍而不治，那麼將來做什麼事，才能不可忍而治之？現在我們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句成語，指事情惡劣到了讓人不能忍耐的地步。與原文中的本義是有差別的。

本章的譯文就是，孔子談到季氏，說，“他在自己的家中奏樂舞蹈用了八佾的規格，這樣嚴重僭越違禮的事他都忍心去做，還有什麼事情不能狠心做出來呢？”

孔子所在春秋末期，禮崩樂壞，違犯周禮、犯上作亂的事情時有發生，孔子認為正是由於禮在各個階層的流失，才造成了社會的動盪。所以其一生都在致力於復周禮，而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正是由於孔子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使他成為了中華文化重要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