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字牌”曾作為中國與俄羅斯的國界標誌之一，也是中俄邊境線上的第一座界碑。碑高1.44米，寬0.5米，厚0.22米，為花崗岩質石碑。我方一面刻有漢字 “土字牌”，左側豎刻有“光緒十二年四月立”八個小字，俄方一面刻俄文“T”。

“土字牌”的“土”並無漢語意義，而是俄文字母“T”音譯過來的。1860年，沙俄以武力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此條約把烏蘇里江以東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強行劃給沙俄，其中包括琿春轄境中的全部沿海地區及島嶼。為了明確條約規定的內容，在烏蘇里江口至圖們江口四百餘公里的陸地邊界上設立界牌。按照1860年《中俄北京續增條約》規定，“土字牌”本應立在距圖們江入海口20華里處，但由於當時清政府代表昏庸無能，以至於沙俄單方將“土字牌”立於距圖們江口44華里的沙草峰一帶。當時中俄勘界所立的界牌全為木製，由於年久失修，疏於管理，包括“土字牌”在內的許多界牌損毀嚴重。

1885年，清朝大臣吳大澂勘界時發現“土字牌”並未按規定位置所立，同時發現“琿春轄境處處與俄接壤”，“自琿春河源至圖們江口五百餘里，竟無界牌一個”。經再三請奏，1886年五月，吳大澂會同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與俄勘界委員會主席、濱海省省長巴拉諾夫等在俄羅斯進行談判。在這次談判中吳大澂指出“ 應照《條約》（《北京條約》）記文，由海口量準中國裡二十里，即在江邊補立“土”字牌，方可與《條約》相符。”而俄方代表卻說海水倒灌之地為“海河”，除去海河20裡，才算圖們江口。此說法明顯是為‘土’字牌立於44華里處找藉口。吳大澂當即指出，“海口即江口”，“若論海水所灌，潮來時海水進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時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謂江口者，總在海灘盡處，仍須照約由海口量準二十里方為妥治。”吳大澂據理力爭，寸步不讓，再三辯駁，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將“土字牌”樹立在“沙草峰南越嶺而下至正岡盡處”江岸地方，順圖們江至海口30華里，徑直至海口27華里。1886年6月21日，吳大澂和巴拉諾夫等人親至現場監立“土字牌”。雖然經過據理力爭仍未能將“土字牌”立於距圖們江口20華里處，但畢竟收復了不少失地。後人為了紀念吳大澂為捍衛國家領土而做出的努力，在“土字牌”的原立位置修建了吳大澂雕像供後人瞻仰。

1993年4月，中俄重新劃定邊界，規定在“土字牌”一側設立了422號界標。至此，“土字牌”已經不再作為國界標誌，而是作為歷史文物永久的保留下來。1994年12月，“土字牌”被吉林省委、省政府命名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3年10月又被確定為省級國防教育基地，2009年9月又進一步被確立為國家級國防教育基地。如今“土字牌”完全對外開放，供人參觀，每年接待遊客十多萬人次。

“土字牌”作為中華民族榮辱興衰史的見證者，既見證了近代中國忍受沙俄侵略的屈辱，又見證了中華民族頑強抵禦外來侵略壓迫的偉大民族精神。如今，作為國防教育基地，已先後開展了百餘次以“參觀邊界歷史文化，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主題的軍地一堂課活動，共接待地方人士以及在校學生數萬人。

琿春來自女真語，意思是指“邊地”，而防川則是“邊地”之邊。就地理距離而言，這裡是中國到俄羅斯、北韓的東海岸、日本的西海岸以及北美、北歐的最近點。從防川沿圖們江出海到俄羅斯的波賽圖港僅16公里，距海參崴180公里，到日本的新瀉港也只有800公里。離海最近，卻屬內陸，這是歷史的悲哀。瞭望塔下立有一塊“土字牌”。它是中國與俄羅斯兩國的國界界標之一，也是中俄邊境線的起點。公元1886年，清政府派都察院左副御史吳大澄與俄國談判，立下這塊“土字牌”。

中國一側正中豎向刻有“土字牌”三個大字，左側豎刻有“光緒十二年四月立”八個小字，俄國一側刻有“T”字，是自烏蘇里江口至圖們江口設立的“耶”、“亦”、“喀”、“拉”、“那”、“倭”、“帕”、“土”等八個界牌之一。1960年，中國政府為保護這一具有歷史完整的疆域標誌不受江水沖毀，築有高6—8米不等，長1860米江岸護堤。

據民間傳說，當時在吳大澄與俄國談判後，負責立界碑的幾個清兵由於喝醉了酒(一說是鴉片煙癮犯了)，把界碑抬到防川后，再也懶得往前走半步。這樣雖然東海近在咫尺，界碑卻擋住了我們的出路。留給今人的不僅是對於清政府腐朽體制的辛酸，還有望洋興嘆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