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農民起義頻繁，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天災，其次是人禍。到明中後期，由於社會長久安定，百姓生活富足，人口規模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但是這時候整個地球進入了小冰河世紀，氣候乾冷，對農作物尤其是北方的農作物生產影響極大，北方地區常年顆粒無收。從明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皇帝每年都要多次豁免地方的稅賦，可以佐證當年的饑荒程度。

至於說明朝是不是一個重氣節的王朝？任何一個朝代大抵都是如此吧，當朝的官員一多半都是前朝的降將。明朝子所以給人重氣節的印象，無非是一幫頑固的知識分子為了自己的名利所故意宣揚出來的，事實上反而對朝廷百害無一利。當年崇禎皇帝在大殿之上大聲疾呼“眾臣誤我”的時候，就可以看出這幫所謂忠臣的氣節了。

重氣節，所以北京城破之後，崇禎帝自縊，大臣紛紛在家殉國。

的確是明朝投降的人，佔了清朝的半數，我不想辯解什麼，也沒辦法辯解。

我想說，一個王朝那麼多人，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忠臣，不可能所有人都會殉國。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封建社會，王朝更替，乃是常理，沒有一家永坐天下，所以那時候的人忠於國家，但也不會“逆天而行”，少數人誓死效忠，或被人彪炳史冊，或被人恥笑不識時務。

人都是有慾望的，都渴望有一番成就。你給不了，就不要怪別人給。所以明朝給不了的，清朝許諾之後，就拉攏了一大批人投降叛變！

首先，氣節並不完全等於忠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臣，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這是封建社會基本的綱常禮教。但前提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道。君無道則臣不忠，君暴虐則天下共伐之，所以孔孟之前有武王伐紂，但孔孟從來沒講武王不是。

其次，氣節不完全等於事漢。唐以後民族整合趨勢加快，中原已並非漢族的中原，一些少數民族先後染指中原，從宋、金、夏的三足而立到蒙元的一統，漢人一統的觀念逐步削弱，民族平等最終也體現在了這個方面。

第三，明自開國以來，屢殺忠臣良將，朝中大臣人人自危，許多人早已和明朝離心離德，希望明朝早日滅亡呢。所以李自成進京後，他們就投了李自成。後李自成不把他們當會事，而滿清的氣勢大家都看出來了，是又一個元蒙，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選擇降清，也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

第四，任何一個朝代，即使在臨滅亡之際，也會有一些以死相隨的忠臣。明朝也不例外，史可法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滿清一統雖然是大勢所趨，但滿清入關後也發生了一系列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被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僅揚州一城，死者就多達80餘萬人。在此狀況下，人民並沒有任其屠殺，其民族氣節是驚天地泣鬼神的。

智者只是站在人類的一般高度來判斷一定人的社會行為的是非，他們並不單從某一個社會集團來決定人的行為的是非。國家只是一定時代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在本集團內這樣要求是對的，但放在大的整個人類世界來說，就有失偏狹。假如人人都為愛國而死，從古到今的國家更替數都數不清，人類早就絕種了，還奢談什麼愛國的狹隘民族主義？故孔子不談愛國，只講人類社會生存的一般社會秩序，從這方面來說，他應該是一位大智者。

人家說的氣節是指皇室。要說人民和官員明朝算是最沒有氣節的王朝了，連滿清最後那幾年都有那麼多人不肯剪辮子，那麼多人抗擊列強而犧牲，只有極少數人投降了西方列強。

道理很簡單，這都是商業過度繁榮種下的禍根，明朝自嘉靖年間開始商業繁榮（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導致人口劇烈流入城市，土地壟斷暴利可圖，所以兼併土地成風，地主或巧取或豪奪，導致流民日益增加，最終激起民變！而同時依靠土地以及商業暴富的地主商人集團不甘心納稅於國家，於是組織朋黨以輕徭薄賦的名義減少工商業稅金，把巨量的財政壓力轉嫁於農民，結果就是第一農民不堪壓迫而造反，第二財政困難，拖欠官兵餉銀嚴重，經常官兵鼓譟索餉，最後必然是多數明軍將領投降滿清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明朝都不是一個有氣節的朝代。

明末， 李自成進京，“所過七十餘州縣，無不開門迎降”，一路勢如破竹。事實上，李只遇到一次像樣的抵抗。就這麼一次像樣的抵抗，也差點讓李自成打消進京念頭。也就是說，再來一次這樣的抵抗，李自成很可能踏入不了京城城門。可惜卻沒有。

清軍也多次進入京畿，在河北、山東等地徘徊六個多月，甚至屯兵於皇陵所在的萬壽山。皇太極五次繞道入關，攻破12城，56戰全勝。曾經劫掠財物人員綿延數十里，故意慢吞吞地離開，明朝的兵部尚書親自領軍也不敢抵抗，甚至不敢尾隨清軍，而這時的崇禎坐在北京城裡沒有任何動作。

清軍初南下，除了少數關隘，基本上是傳檄而定。（補充一下，後來明降臣提出“剃髮易服”後，是由於和中華傳統漢文化相悖，這才引起激烈抵抗，和明廷沒關。）加上李自成的情況，可以說，明朝是被自己投降的明“偽軍”滅掉的。這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朝代裡絕無僅有。

這樣一個朝代，怎麼能佩稱有骨氣？ 然後，很多粉會說，無論如何，明朝皇帝是有氣節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然而，情況是這樣嗎？幾個被“異族”所俘的明朝皇帝，英宗、弘光、永曆都沒有“死社稷”，就是被俘。唯一值得稱道就只有隆武。英宗更出格，不但沒有“死社稷”，反而“天子叫國門”，為“蠻夷”叫關。這種窩囊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崇禎是自殺的，這難道就能體現氣節？崇禎城破前並非不想出逃，只不過被自己臣子攔住了。而且崇禎出逃前殺光了自家的女眷。如果是在嘗試出逃無果後進行的殺害，可能還會讓我高看他一點。可是，他是先殺後逃，完全是出於自己私心考慮。

中國歷史上國破而自殺的君王不止崇禎一個，譬如紂王，但幾乎人沒有把紂王和氣節扯上關係，更談不上把氣節和商朝扯上關係。

事實上，在《明朝的那些事兒》這本書廣為流傳前，也幾乎沒人把崇禎和氣節聯絡在一起。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開，世界歷史上因為亡國或失去執政的，又自殺了的這部分人，歸為氣節。那麼仔細一算，希特勒、東條英機都可以歸為有氣節一類。

如果你認為我是胡說，那就對了。崇禎的自縊同樣和氣節沒關係。以上四人（商紂、希特勒、東條英機、崇禎）都是窮途末路，無處可逃。 怎樣才算氣節？

明明可以苟活，而義無反顧地赴死，那是有氣節。有堅持正義，有所不為的操守，那是氣節。比如，漢之蘇武，唐之張巡，宋之文天祥等等。

為什麼明朝能守氣節之人如此之少？只能從明時對讀書人，對治下百姓的統治政策制度說起。

有明一代，皇帝多“任喜怒而生殺” 。皇權發展到明代，其專制化的程度被大大加強了。最高統治者在制度建設上啟用了一系列中國政治史上空前的措施，以便全力加強君權從上到下對整個社會系統的超強控制。

明代廷杖臺諫官，當廷杖死者甚多。進諫者生命沒有保障，進諫自然越來越少。統治者極力宣傳和提倡人們做忠臣。明代雖明令“死諫得贈官”，但臺諫官能做到這樣的極少。

朱元璋制定的《大誥》將更加強烈的統治威懾灌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一威懾竟然包括責罰、杖打和殺戮諫官。

對許多罪行，《大明律》已有量刑標準。但《大誥》中許多重判的案例以《大明律》來衡量，絕大部分都是屬於輕一些的責罰。在朱元璋統治期間，“無幾時無變之法”，“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完全以個人的好惡行事，使人無所適從。

《大明律》於洪武六年基本修成，卻多年不開印，後雖印發，在各地衙門也多半是被束之高閣。《明史 刑法志》記：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即是實情。

《大明律》本是朱親裁而定，他都覺得不如自己隨時說了算來得方便。衙官只需憑皇帝層出不窮、接連不斷頒下的《大誥》來判案量刑。《大誥》是以判刑形式出現的，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是律外之法。其中滿是皇帝的話，裡面法外用刑更是司空見慣，就記有如梟首、夷族、割鼻、剁指、斷手等法外刑。

朱棣屠戮建文帝舊臣，其酷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先去齒，去手，再斷頸；或用油煎；或先割耳鼻再凌遲；或用鐵掃帚掃盡膚肉再致人死。而朱皇帝竟自稱這些是輕刑之舉。

所以明代人自己都認為本朝政治統治之嚴密到了駭人程度，以致任何力量都不足絲毫動搖君權的威勢。 因此，成化二十一年，憲宗裝模作樣地“自行修省”而下詔求言。大臣因求而上書言事，但多回避問題，敷衍一番，少有直言的。憲宗恨得磨牙，把六十多位大臣認作是忤旨，“書六十人姓名於屏”，只不過是自己下詔求言，不宜加罪殺了他們，只好時刻準備“俟奏仟則貶遠地”。

這些指責之人卻從不想想，執行這麼殘酷刑罰的是朱棣，對於朱棣（在誅十族這件事上）卻少有譴責。人並非生來就不怕死，殺的多了，自然就畏縮了。

就像崇禎執政後期問政時，大臣們基本上就只磕頭，不言語了。氣節終於消磨殆盡，奴性的精神已經養成。

世人常以“水太冷”來諷刺明時的文人，但武將的表現也不令人滿意。

康熙時征討吳三桂期間，清政府啟用了大量漢將。如著名的“河西三將”張勇、王進寶、趙良棟 ，還有“蔡毓榮、 、徐治都、萬正色奮於楚，楊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鬥於閩，李之芳奮於浙，傅宏烈奮於粵”，為清政府發揮巨大作用。

而康熙啟用這些漢將的直接原因讓人訝異：老一批的滿族將領或老或亡之後，康熙手中無可造之才滿族將領能用。

如果這些漢將對故國有一絲留戀，有更多一些的氣節，歷史也許會大不一樣。這一切都源自明朝時期氣節的缺失。

其實在明未亡之前，已經有很多“妖孽”顯現了。網上常把魏忠賢當明朝救星。而魏忠賢最後胡鬧到全國為其立“生祠”。“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開封之建祠，毀民舍二千餘間”。祠蓋好後，舉行落成典禮，有的要“迎忠賢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將吏，列班階下”。

這種性全國大拍馬，實在太不成體統，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鬧劇，已經反應出整個朝廷氣節的缺失了。

說了太多，就此收尾吧。綜上所述，明朝絕對不是一個有氣節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