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陳來回答：

文天祥與譚嗣同是中華民族不同時期具有崇高氣節且影響深遠的兩個代表人物，他們各自所處的時代和環境、各自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觀念、各自的家國認同和民族認同、各自的學識眼界和擔當操守等，都有一定的時代代表性。

雖然他們都生活在專制及家天下的政治體制之下，但二人對此政體的認識和理解並不一致，他們的家國認同與民族認同也存有較大差異。在家國危難之際，雖然二人皆選擇以死明志，但不同的生死觀和節義觀使得二人所死之“志”並不完全相同。

文天祥與譚嗣同二人在可以自由面對生死時，卻做出了同樣的選擇，確實值得驚訝。驚訝之餘，仔細對比其中的某些事項，可以發現二人仍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不同之處。

一、對彼此政體的認識和理解不一樣

他們雖然都生活在專制及家天下的政治體制之下，但二人對此政體的認識和理解並不一樣。這主要是由於隨著時代發展及西學東漸，士人對國家政治體制及世界政治形勢有了更為宏觀及清楚的認識。

文天祥生活的時代，自然還沒有“西學”，也談不上對其他國家政治體制有什麼認識，專制政體及家天下制度，在文天祥看來是理所應當甚至是“自古如此”的，他不可能去挑戰或反對這種政體或制度。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傳統中國所信奉的道德要求和義務規範，輔助王室治國平天下更是傳統士人普遍的道德理想和人生追求。在文天祥看來，宋室覆亡，其責不在這種家天下的政治體制，更不在皇帝，而在奸佞當道、小人誤國，至於文明禮儀的大宋王朝為何被其他民族所滅，他是無法從政體、治道、文化等角度進行思考和理解的。

而在譚嗣同生活的時代，西學東漸早就如火如荼，尤其是清王朝的國門被西方列強以利炮堅船強迫開啟，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有識之士早就開始“開眼看世界”，重新認識這個古老的國家，並積極尋求富國強兵之道。不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是建立在對專制政體及家天下制度的反思基礎上，可以說，專制政體及家天下制度已逐漸失去人心。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說明人們已經開始從政體及治道上來思考國家問題，也說明生活在專制政體下數千年的中華士人開始逐漸清醒覺悟了。

二、二人的家國認同與民族認同存在較大差異

在傳統中國的版圖意識中，“中國”即是天下的中心及世界的中心，是最文明、最先進的地方，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皆為此中心之外的野蠻、荒蕪、未開化之地。

在文天祥眼中，元人不過是一些野蠻無知之徒，在內心深處，他是絕不認同這類民族的，所以他說“自古皆有死，義不汙腥羶”。於文天祥而言，他只認同且效忠於生他養他的那個“國家”，一旦這個國家覆亡，“忠臣不事二主”，他就只有一條就義的路可以選擇，其他民族或“國家”是他所不願也不能容身的。

而譚嗣同受過西學教育，對世界的認識比較開明，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他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世界大同主義者”，在他眼中，各民族是無差別的，各民族人民都是平等的，他對之一視同仁。

雖然文天祥、譚嗣同的家國認同與民族認同存在如此大的差異，但他們的愛國之心是無別的，他們高尚的氣節精神是無別的，這是今天我們應該發揚的重要精神。

三、以死明志的“志”並不相同

在家國危難之際，雖然二人皆選擇以死明志，但二人所死的“志”並不相同。

文天祥自幼受到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學思想的薰陶，“三綱五常”於他而言，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他不能也不願違背“三綱五常”。儒家聖賢觀、忠貞義烈的臣子本分及士人高風亮節的榮譽感，不僅是他所死之“因”，也是他所死之“志”。可以說，文天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宋王室之“忠節”才主動選擇死亡，彼時他完全也可以如留夢炎(1219—1295)等人，這個與他身份官職一般的狀元宰相，降元自保，但他終究並未選擇這條路。而後者降元后，官至丞相，這恰恰也是元室對文天祥願降之後的承諾。

而譚嗣同，雖然其死亡有忠的因素，卻並非完全死於“忠”，而更多的是死於“義”、死於“誠”、死於“報”。他的死是歷史、時代、環境、個人氣質等綜合因素造成的。

對譚嗣同來講，光緒帝對他有知遇之恩，雖然他反對專制，但他並非是要取消“帝制”，他只是希望改良“帝制”，使之更適合社會發展、民生需求。

然而，就在他被光緒帝授予四品卿銜之後的第16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於中南海瀛臺，這就是譚嗣同絕筆信中所說的“八月六日之禍，天地反覆”。大事未成而中途流產，出師未捷而皇帝被囚，譚嗣同是極度自責且悲憤的，出現這樣的結局，他一定自感難辭其咎，在內心深處，他定會認為自己辜負了“我聖上”的青睞與重任。當此之際，“士為知己者死”，譚嗣同自然會選擇以一死來報答光緒帝的知遇之恩。

譚嗣同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認為自己應該為這個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願意用自己的熱血為“變法”啟幕，願意用自己的犧牲“基奠”國之昌盛，可以 說，他的擔當意識是非常強烈且濃厚的。

四、二人的生死觀也有諸多不同之處。“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在文天祥看來，生死不過一氣耳，這顯然是受到北宋思想家張載“氣本體論”的影響。張載認為: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

在文天祥眼中生死不過如夢，但“天理”卻是永恆不滅的，個人的骨氣節操也是千古不磨的，這是文天祥之所以可以坦然面對死亡的思想根據。

“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爾。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不知生者榮，但知死者貴。勿謂死可憎，勿謂生可喜。萬物皆有盡，不滅唯天理。百年如一日，一日或千歲。”

現在還沒有太多資料可以證明文天祥認同佛道生死觀，但譚嗣同卻受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生死觀的極大影響。

“人是永不死之物。所謂死者，軀殼變化耳; 性靈無可死也。且軀殼之質料，亦分毫不失。西人以蠟燭譬之，既焚完後，若以化學法收其被焚之炭氣、 養氣與蠟淚、蠟煤等，仍與原蠟燭等重，毫無損失，何況人為至靈乎? 此理不深，愚夫婦亦能解。愚夫婦 能常念此，則知生前之聲色、貨利諸適意事，一無可戀，而轉思得死後之永樂，尤畏死後之永苦，於是皆 易相勉於善。”

譚嗣同受淨土宗的影響尤深，在《戊戌北上留別內子》這封信中，他寫道:

“戊戌四月初三日，餘治裝將出遊，憶與內子李君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頌述嘉德，亦復歡然，不逮已生西方極樂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蓮花，如此迦陵毗迦同命鳥，可以互賀矣。但願更求精進，自度度人，雙修福慧。詩云: 婆娑世界善賢劫，淨土生生此 締緣。十五年來同學道，養親撫侄賴君賢。”

在譚嗣同看來，道業精進，則蓮臺可期，世間生死皆是無關緊要的，死後的淨土世界才是真正的、可靠的且最好的歸宿。

對於譚嗣同來說：既然隻手不能廓清宇內，雙劍不能盡斬奸佞，與其睜眼寶刀空老，何如熱血薦獻軒轅?

譚嗣同期冀用他的鮮血重新整理這傳統保守的古國，渴望用他的骨氣喚醒那沉睡無覺的國人，更希圖用他的節操和堅守為後來者做楷模和榜樣。

結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斯人已去，馨香永芳，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是極其豐富的。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一個人的節氣操守，在生死之時最能顯現，文天祥和譚嗣同的歷史時空相差數百年，但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卻都願“殺身成仁”，以仁成道，這種氣節是悲壯英烈的，這種精神是無愧於天地的，更是值得我們今天傳承與發揚的偉大民族精神。

文天祥不願做亡國奴，投降於他國，選擇捨生取義。死前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達出了對祖國的不捨與留戀，也表現出了英勇赴死的坦然。

譚嗣同是為了變法而死，在得知慈禧太后即將抓捕維新人士之時，沒有像梁啟超、康有為那樣，逃往國外，他認為，自古以來，變法必然會有流血和犧牲，自己甘願以死警示後人，變則興，不變則忘。

面對生死抉擇，文天祥與譚嗣同，一樣的慷慨悲歌，一樣的豪情萬丈。但他倆的捨生取義又有所區別。

文天祥是身為大宋官員，抗擊元軍失敗被俘。面對敵人威逼利誘，他視死如歸。國仇家恨，感慨萬千，誓死不做亡國奴，以死明志，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

譚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看到了晚清政府腐敗，想以“變法”化腐朽為神奇。但清政府反對派卻不領情，一刀絕殺了他“維新”的念頭。臨刑前，他獄中唱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悲歌。

他想以鮮血警醒危亡的滿清統治者，讓後來人踏著他的足跡，繼續歷經圖治，救國民於壘卵。

一個死於敵人的屠刀，一個歿於自己人的絞殺。但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名揚四海，光茫永遠。（班門弄斧，知識有限，見笑

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國人民族氣節，英雄氣概最佳楷模，面對生死，斷然捨生取義，彪炳千古。

面對生死兩個人都可說是大義凜然，為道義理想寧死不屈有氣節，殺身成仁；他們的區別是：文天祥為了大宋江山，驅逐外部侵略而忠心於國家，是堂堂正正的民族英雄；譚嗣同是君主立憲，光緒復政，改良社會為理想可拋頭顱灑熱血；他們都是可敬可愛的志士。拙見。謝邀請。

兩人在面對生死時兩個人都可是寧死不屈，最終就義。他們的區別是：文天祥為了大宋江山，抵抗驅逐外部侵略而忠心於國家而死，是堂堂正正的民族英雄；譚嗣同是忠於皇帝，為君主光緒從西太后那奪回權利，實行維新變法改良社會而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他們都是可敬可愛的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