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問的不錯。說實話，南明這個問題叫武將軍閥化，這個和藩鎮化是不一樣的（下文解釋），這事還真不賴南明，早在明末崇禎時期，武將軍閥化這個趨勢已經是不可避免了。

不得不承認，明初期到明中後期對武將的權力限制非常嚴格，將軍隊的財權、練兵權、指揮權徹底剝離開來，對武臣和文臣進行牽制，所謂“蒞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蒞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但到了明朝末期，因為內憂外患的緣故，不可避免的有一個權力下放的過程，就是這個原因，使地方有了軍閥化的可能，應該說這個現象不是明代專屬，東漢、唐朝、元代、清代在末期都產生了這個問題，統治者垂死掙扎的姿勢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比如說明代，崇禎在面臨內憂外患的時候就毫不猶豫的提高了武將的權力，不僅將原本被割裂的軍權下放給了武將，“至崇禎、弘光間又變而為大將之屯兵”，還讓武將不受文臣節制。

《明夷待訪錄·兵制二》：兵興以後，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於是毅宗皇帝專任大帥，不使文臣節制。

崇禎為了挽回局勢，把提升武將權力當作了勘亂良方，有些時候達到了過度信任的程度，就比如說為了提高白廣恩對抗農民起義的積極性，“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掛蕩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剿撫，聽便宜行事”，這已經完全背離了國初右文左武的政治格局了。

而在軍事行動中由中央派去的文臣督撫也不敢對武將加以顏色，畢恭畢敬。像崇禎派出去的督師楊嗣昌在寫給左良玉的書信中非常謙虛的自稱“不佞”，這在明前中期是不敢想象的，那個時候的普通武官遇到文臣自稱“走狗爬見”，像李成梁、戚繼光這樣大帥級別的武將參見張居正的時候也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稟”。

由此可見，就在朝廷上的地位來說，武將的威權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要命就是，崇禎對權力的下放，並沒有得到武將全心全意的報效，因為長期遭到朝廷的壓抑和人格上的矮化，大多數武將成為了“流寇式的軍閥”，很明顯一旦掌握權力，他們首先想的不是挽狂瀾於既倒，而是自私自利的為自己牟取利益，至於“鎮壓農民軍”或者“東擊建州”的專案，直接就被扔到爪哇國去了，軍事上不見成效，禍國殃民的事幹了不少。明末這種“流寇式的軍閥”就帶有兩種特質：

第一、這些軍閥由於對軍隊有絕對掌控力，對中央或督師的命令選擇性服從或者完全不服從。最典型就是左良玉，左良玉部仗著自己兵員眾多，完全不聽中央節制，在受楊嗣昌指揮期間，幾乎當楊是個空氣，“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打還是不打完全看“左大帥”的心情。

還有崇禎十四年，賀人龍、李國奇在總督三邊軍務傅宗龍被圍困後，對傅的救援命令置若罔聞，最後傅被直接坑死，被俘後身亡。還有劉澤清在李自成兵圍北京得時候，對所謂的勤王命令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拒絕北上勤王。後來明廷又讓他守真定，他轉頭就直接去了臨清，朝廷調令在他眼裡與廢紙等量齊觀，甚至一不開心對朝廷大員痛下殺手，對他來說都不是個事。

翻開史書，這樣的操作非常多，畢竟是軍閥，權當是常規操作吧！

第二、為什麼我說他們是“流寇式軍閥”？因為這幫武將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割據式軍閥”，割據式軍閥對地方的破壞力還小一點，典型的就是“唐末藩鎮”或是“民國軍閥”如閻錫山、李宗仁那幫子人，畢竟人家是想在固定地盤混的，好歹知道民生的重要性。

但是，明末那幫軍閥只想籠絡自己的部屬做為政治資本，他們在中原大地上往往四處流竄，家屬隨軍行動，沒有固定駐地，就像蝗蟲一樣走到哪吃到哪，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所謂“賊梳而軍櫛也”。

實際上這些軍閥在明亡之前成為了最大的流寇，他們的存在讓老百姓看到李自成真是無比的親切。好歹人家李自成聽從了知識分子的建議，開始走向正規化了，重視對軍事紀律的打造。

《石匱書後集·卷六十三》：時葬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稱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裡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敲撲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

看這一情節，到底誰是官軍？誰又是流寇乎？再提一嘴，左良玉也是“打糧”愛好者之一，襄陽百姓無不切齒。

《明季北略·卷十八》：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眾二十萬，其餼於官軍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但是，饒是這些“流寇式軍閥”胡作非為，中央也不敢、不能拿他們怎麼樣？只能輕飄飄來一句殺賊自效了事，甚至武將戰爭失利，拿文官當替罪羊處置，操作真6，左良玉朱仙鎮潰逃，崇禎怒罷侯恂，也不敢拿左良玉怎麼樣，“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

不僅不能怪罪左良玉，崇禎本人還給左良玉找理由開脫，一次左良玉冒功、避戰的黑料被揭發後，崇禎居然說這是地方上沒有做好後勤工作才導致左良玉不能好好打仗，這……”

明末，朝廷中央威權墜地，已經根本無法處置那些驕兵悍將了，這個現象越到明朝後期越嚴重，到了南明更加無可挽回。

至於南明像弘光政權、唐王政權本來就是依靠軍閥才得以建立，那些軍閥們只能更不會把朝廷放在眼裡，就更加不能指望他們報效了。就如弘光政權，在馬士英聯絡四鎮兵力支援下，朱由崧才順利登基。那些軍閥們能把他放在眼裡？

《倖存錄》：及擁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為己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

所以，武將軍閥化在崇禎年間就已經開始了，南明只是軍閥化的巔峰罷了。當然，也不用指望那些軍閥光復大明瞭，覺悟就那麼點，等到清軍一南下，基本上就是牆頭草隨風倒。清軍五次大收編共吸收60萬南明軍隊，為清朝統一全國繼續發光發熱。附圖。

引用文獻：《明史》、《石匱書》、《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三垣筆記》、《萬曆野獲編》、《倖存錄》、《楊嗣昌集》、《明夷待訪錄》、《清世祖實錄》

不好意思，明末將領是軍閥化而不是藩鎮化，要真是藩鎮化還好點，最起碼不至於被一個總人口只有十幾萬的滿洲摁在地上摩擦。

藩鎮化的一大特點就是藩鎮的部隊組成以本鄉本土為基礎，低階軍官和兵士都來自一個地方，換句話說大家都是老鄉，大家來當兵是為了保衛故鄉，保衛老婆孩子，因此部隊有凝聚力和戰鬥力。壞處就是將領無法有效掌控部隊，如果將領違背了低階軍官和兵士門的意志，那麼低階軍官和兵士們完全可以把你宰了或者趕走，換一個人來當領導。而且另一個壞處就是，如果部隊離開鄉土很容易沒有戰鬥力。

明末的局面不一樣，這和明軍過早的衰落以及明朝的對手普遍低階有關。

明軍衰落的起始點就是明初，起因是衛所制度。衛所制度本質上就是把兵士們當成朝廷的農奴和長官的私奴，除了承擔兵役之外還要黑朝廷提供繁重田賦，那點可憐的軍餉和份地經過各級長官的層層盤剝發到兵士門手裡只有一兩成。很多兵士連鞋都穿不起，甚至還有冬天沒錢買棉衣被凍死的。

而且明軍大多是這種無甲裸奔的狀態，有限的鎧甲僅僅裝備少數精銳部隊或者說是將領的衛隊、儀仗隊，而且大多數是破爛貨，用戚繼光的話說是一葉爛數個眼。

而且明軍衰落到什麼程度？說句不好聽的讓他們和宋軍打都打不過，拉達和利瑪竇都說明軍只能和盜賊作戰，而且一個叫傑羅尼莫的西班牙人在閱讀利瑪竇的信件之後說明軍兵士處於奴隸和不光彩的地位，還說成千上萬的明軍沒什麼可怕的，甚至拿菲律賓土著鞭屍明軍，因為他認為菲律賓土著比明軍勇敢十倍。

家丁制度並不準確，因為這個制度不是明朝正式承認的，沒有合法性，但是因為明軍實在太廢柴，因此明朝上下普遍默認了家丁的存在。所以，家丁制度是個不被承認但又實際存在的制度。

家丁制度的出現是因為明軍的對手普遍低階，明朝的對手不管是蒙古人還是南方的少數民族土司，其共同點都是沒有完成內部整合，是一個又一個人口稀少、生產力低下的小部落。因此這決定明軍往往不用發動大兵團戰役，只需要一支精幹的小部隊對一個部落進行快速突擊即可。而且明軍邊軍將領為了刷軍功而獲得晉升，也樂於用小部隊搞快去突擊來刷戰功，當然估計頂多是拿老弱婦孺充數。

而且，由於家丁不是明軍正規編制，因此家丁本質上就是將領的私人武裝，他們效忠的是將領而不是朝廷。同時，由於將領需要大量的資金來供養家丁，因此明軍普通兵士的剝削進一步加劇，而且家丁也把兵士當奴隸使喚。而且，將領為了獲得更多的資金，還大量吃空餉，導致明朝本就混亂的財政更加不堪負重。

所以，明末很多大兵團戰役，明軍被清軍團滅；也有很多家丁跟著將領剃了頭歸順清朝。因為清軍強調的不是有多少超級戰士，而是重視發揮整體戰鬥力，明軍空有一堆超級戰士，但是整體戰鬥力捉急，因此只有被殲滅和投降兩個選擇。而且，清軍更注重透過大兵團戰役消滅明軍有生力量，因此整個明清戰爭，清朝都是壓著明朝打。雖然明朝後來也意識到家丁制度是飲鴆止渴，但是一來病入膏肓積重難返，二來沒錢沒時間編練新軍，因此只能選擇繼續飲鴆止渴，最後迎來滅亡。

全文完

一句話，亂世拳頭大的是爺爺。

那個時候，南明朝廷都已經衰敗的快要完蛋了，哪裡還顧得上什麼藩鎮割據不藩鎮割據的，那個時候只要有人願意打南明小朝廷的旗號，藩鎮割據又如何？

人在面臨死亡的時候都會下意識的抓住每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一個敗亡朝廷的殘餘，當然會把這件事做的更加徹底，但絕大多數的朝廷都最終步入了滅亡消失的結局。

這個問題不需要很複雜的擺事實講道理，就是亂世摧殘了人性，但也激發了野心，更消除了以往運轉的很好的道德倫理體系所帶來的束縛，讓人可以自由的去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因為太自由了，所以這種自由變成了一種恐怖主義，必須要由一個強力的政權來統一天下。

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中國，這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亂世亂出個樣，治世治出個樣。

明朝限制武將的方法也算高明，以太監監軍和文臣參贊軍務，來分武將之權，形成三方勢力互相牽制，最終還是要乖乖聽命於皇帝。

但南明為何會出現藩鎮化呢？

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這可以說是武將被壓制二百多年的反抗。

明朝武將在太祖、成祖二朝地位比較高，畢竟是開國前期，到了仁宗時期開始，就開始下降，原因是大多數武將支援仁宗的弟弟漢王成為儲君，所以仁宗繼位以後，武將地位是一落千丈，從此不得過問軍國大事。

而且成祖以來就派太監監軍開始形成定例，文臣也可以參贊軍務，是以太監、文臣、武將來分兵權，互相牽制，皇帝居中大權獨攬。

武將被太監和文臣，尤其是被不男不女的太監騎在頭上，自然是憋屈的很了，而且武將如果不巴結太監，恐怕沒罪都要給你整成有罪。

明庭還將犯罪者充軍，一般稱之為恩軍；當兵在當時成為一種懲罰罪犯的手段，使軍戶的地位更為低下，當時大眾甚至是“人恥為軍”。

到了明末崇禎帝對於武將也比較刻薄，不只是派太監監軍，而且對於武將太過多疑。想孫傳庭對明庭很是忠心耿耿，結果戰死以後，崇禎帝竟然懷疑他詐死潛逃，不予贈蔭。

這樣一來，使天下將士寒心。

等到朝廷式微以後，自然是肆無忌憚，不將朝廷放眼裡了。

二是在於南明小朝廷式微，對於軍隊沒有多少約束力。

南明時期那些軍閥為何那般肆無忌憚呢。

因為南明小朝廷式微，內部一團糟，對外一直被清軍壓著打，這樣的朝廷哪有威信可言。

所以那些軍閥自然是飛揚跋扈為所欲為了。

不是南明滅亡太快的話，恐怕就是一個縮小版的唐朝藩鎮割據之禍了。

“藩鎮”這個詞最早出現於《三國志》，至唐代安史之亂後，“藩鎮”已經成為割據一方，掌握當地軍政大權長官的代名詞，且具有“世襲化”這一特殊屬性。而南明時期的各方督撫總兵，明顯不完全具備“藩鎮”的條件，將“藩鎮化”改為“軍閥化”更為恰當。至於南明各地的督撫總兵為何會逐漸“軍閥化”，請聽八卦君娓娓道來。

明朝走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這時的明朝滿打滿算還有三個多月時間，但即使此時明朝已經進入內外交困的生命倒計時，崇禎對地方總兵還是比較有節制力的。比如1644年二月底，崇禎詔密雲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遼東總兵吳三桂入京勤王，除了劉澤清因為懼怕李自成縱兵南奔外，唐通與吳三桂皆奉旨入衛。

甲申國變後，崇禎的兇聞傳至南都，崇禎的三個兒子均不知所蹤，擺在南都留守群臣面前的當務之急是擁立新君，以圖重整河山。當時江北的淮安是播遷宗室的避難地，來此避難的就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是萬曆次子朱常洵的兒子，在崇禎殉國，餘子失蹤的情況下，朱由崧從宗法上來說就是毫無疑問的第一繼承人。

由福王入嗣大統本來無可爭辯，但偏偏就有人雞蛋裡挑骨頭。長期盤桓在南都的東林黨及復社一幫子人因為他們的先輩在萬曆年間“爭國本”以及“妖書案”中堅定不移的反對福王一系，所以他們擔心朱由崧即位後會對他們進行政治清算。當時的東林黨首錢謙益精心編排了七條“福王不可立”的理由【福王，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同時，他們也推出了自己中意的藩王——潞王朱常淓【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賢明當立】。

東林黨與復社成員主要由東南地區計程車紳文人組成，掌握著社會輿論，眾口鑠金之下，聖人也能被黑的體無完膚。眼看著本該屬於自己的皇位要飛了，朱由崧心裡也是萬分焦急，無奈之下，做出了一個選擇，這個選擇無異於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書召南竄總兵高傑、黃得功與劉良佐密議，協謀擁戴”。

朱由崧秘密召見為躲避闖軍鋒芒而南奔，駐防在淮河沿線的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等人，在皇位問題上，得到了他們的支援。名義上節制四鎮總兵的鳳陽總督馬士英見狀，也轉而支援朱由崧。

當時駐防在淮河沿線的四鎮總兵是東南地區的主要武力，他們唯一缺少的，是在朝堂上的發言權。而東林黨及復社的“袞袞諸公”們卻仍然因循守舊，對四鎮不聞不問，結果被朱由崧暗度陳倉，朱由崧直接在四鎮的護衛下南下應天府，繼承大位。

朱由崧能繼承大位，四鎮有“定策”之功，所以朱由崧也投桃報李，對四鎮大加籠絡，四鎮皆是闖軍手下敗將，無寸尺之功，卻得以“錫五等爵，剖符延世”，個個得封侯伯。而四鎮也恃寵而驕，飛揚跋扈，不僅不把他們名義上的上司史可法放在眼裡，甚至還在朱由崧面前放肆的說：“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俟臣殺賊後，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態度何其囂張。

四鎮囂張，讓地方各鎮總兵認清了朝廷的闇弱，所以其餘總兵諸如左良玉，方國安諸人也開始對朝廷陽奉陰違，及至弘光朝覆滅，後任皇帝法統尚且不如朱由崧，只能任由麾下軍頭們擺佈。正是由於東林黨及復社某些人的“門戶私計”，導致在朝堂上缺乏發言權的地方軍頭破天荒得到了“擁立之功”，進而介入朝政，喪失了以皇權壓制地方軍頭“軍閥化”的最後時機。

首先，明朝雖限制武將，但尚有權勢。遠不及宋朝為甚。宋朝將“刑不上士大夫”發揚極致，文官地位高，武將地位身份低，北宋狄青即是例子。

其次，南明情況特殊，外有皇太極八旗兵壓境，內有李自成攻擊，明思宗煤山自盡後，朝野上下紛紛潰逃南京，此時名臣史可法是南明兵部尚書，領銜抗擊北方侵犯。南京也有六部（吏部，兵部，工部，戶部，禮部，刑部）但長期作為“備胎”設定，實際配置遠不及北京。

此時，軍隊有號稱江北四鎮，由高傑，黃得功等四人各自統轄，南明對這些武將只能卑辭好言安撫，希望憑籍他們的軍兵抵抗八旗兵鐵騎。

從實際情形看，江北四鎮權勢很大，招兵領餉，擁兵自重，但並不配合南明朝廷調動，沒有堅定果敢迎戰抗清，直接導致南明最終滅亡。

時勢成就了他們，但他們沒有造就時勢，大好河山陷落了。

藩鎮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中期，為了維護統治，唐在邊境和重要地區設節度使，掌管當地的軍政，後來權力逐漸擴大，兼管民政、財政，形成軍人割據，常與朝廷對抗，歷史上叫做藩鎮。

但經五代十國，趙匡胤建立北宋後杯酒釋兵權，重文輕武，後期王朝均未出現藩鎮現象。甚至明末作為亡國君的崇禎，對於袁崇煥、孫傳庭等名將也是要殺便殺，要下獄就下獄。但為何南明會出現藩鎮現象呢？其實這是各種偶然因素後的必然。

一、群龍無首。崇禎去世後，三個兒子不知所終。後續即位的各個南明小朝廷，缺乏唯一合法性，依附於武將，缺乏對武將的威懾。

二、史可法的失誤。史可法第一時間沒擁立最具合法性的福王，導致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有了擁立之功坐大；二來還設定江北四鎮，給予財政稅收權，導致真正成為藩鎮軍閥。

三、東林誤國。不僅在立福王上，主張立賢削弱福王權威，還整出太子案，童妃案、大悲案，進一步削弱中央權威。風氣一開，福王作為最正統的血緣關係最近的都無法證實自身合法性，後續大大小小各王就更只能依靠武將支援來繼承大位。

這問題問的就離譜，一到亂世誰管皇帝，皇帝沒被殺掉就不錯了，怎麼限制武將。

唐朝末年，唐昭宗被稱為“小李世民”，但是能指揮動已經軍閥化的軍隊嗎？南明弘光就算有再大的本事，在體制內，已經無法指揮動這些至少半軍閥化的軍隊。弘光面臨的是個死局，或許他能力不行，但是能力行又能怎麼樣。

內憂外患，當時真的沒有辦法。為應對朝代末期的亂世，必須以武將為重，又必須給予武將盡量多的權力與儘量少的束縛，否則無法應對威脅朝廷的“賊寇”。軍閥的形成，就成了必然。“賊如梳、軍如篦”，是從漢朝開始就有的“定式”。而到了末期直至南明，坐大的軍閥，自然不會放棄這“優良”歷史傳統。

明代根本不是重文輕武，明代一個指揮使都是三品官。明初最能打仗的軍事指揮官是皇帝和公侯，文皇帝時期最能打仗的，還是皇帝和公侯。土木堡之後，能打的公侯基本被一鍋端了。年輕的公侯繼承人們明顯沒帶過軍不能打了。

明朝能打的將領家室逐漸變成了衛所世襲官員的後代，遊擊甚至有從大頭兵提上來的。再後來明末最能打的就成了軍門，農民起義領袖和海主。明代很多所謂文官大多是文武雙修的，所以人家敢一線作戰指揮。

文官帶兵是因為巡撫，總督本身就是有負責有軍事任務，再加上明朝文官帶兵的確挺強的，從兵部尚書到都御史很多人都能打，不像宋朝文臣軍事能力特別菜，高階武將世襲爵位從小就讀武學怎麼可能沒文化，整個過程都是官制演變。

宋朝文官大多手無縛雞之力的純文人，不敢也無力玩刀，再加上皇帝看的緊當然就不行，分權太多其實也是害怕軍閥化。

明代給權給的多，但是導致後期軍閥化藩鎮出現，當然分權太厲害自然打仗不行，世上沒有完美的計劃。明朝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崇文抑武，而是類似三權分立，只不過是武將沒有什麼施展的機會，這屬於人事上的分配。

就好比現在財政局局長和其他的局長，制度上都一個級別，但是財政局長往往都是領導的親信擔任，升官快。不能說財政局長這個職務就壓過其他局長，只是擔任這個局長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有機會。明朝中後期出現巡撫和總督，巡撫和總督是轄一省三省的軍政財權，也沒說讓布政使直接當，布政使還是管你原來的事情。

大明沒有刻意的以文制武，所構想的權力框架都是權力間的相互制衡，而文官地位的上升趨勢則完全是由於多種原因造成的，比如崇尚科舉，以進士出身為第一，承平日久，武將派不上用場，所以才顯得武將權勢弱小，不管是中央的京營。

還是地方的三堂，都是三權分立的格局，沒有說文官必定壓住武官或者中官一頭。一方總兵權力之大可以相機行事調兵，而巡撫又是一方最高軍政長官，兩個人相互制衡。

弘光朝一味施恩，卻無力量懾服四鎮，暴露的只是自己的軟弱。弘光朝廷依為支柱的武人階層整體對南京失望了，高傑和黃得功本人對朝廷還是忠誠的，但是下面作為基幹的中層軍官是怎麼想的？

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李成棟、田雄、馬得功、徐勇的選擇，全部是放棄南明，投降滿清。簡而言之，江北四鎮的崩潰是必然的，如果他們有實力，就不會有崇禎自殺的悲劇。第一，他們是農民軍的手下敗將，對抗清軍，實力上沒法比。

第二，在巨大的農民起義之後，其實南明已經無法有效控制軍隊和官僚系統。面對清軍主力，南明很難做的好，體系已經破壞了，根本沒有那個實力和有效的體系。

史可法是兵部尚書，史可法明顯不是袖手談心性的人，他雖不是管仲樂毅那樣的人，但也並非座談客。自福王監國，他就提出選賢任能，不避諱戴罪之人、有降賊汙點之人。

隨後設定四鎮，保衛江北，企圖爭奪淮河，但無奈馬士英不配合，馬士英只關心政治鬥爭。隨後，儘管四鎮皆為馬士英部下，史可法卻想方設法取得了高傑的支援，不斷地試圖北伐。

即使在清軍兵臨揚州城下的時候，史可法依然沒有放棄，他等待著援兵，但是哪還有援兵呢？援兵不願意來。史可法不是能力挽狂瀾的人物，他不是于謙，也不是郭子儀，但不能因此而讓他背所有的鍋。

在當時的南明武人眼裡各勢力的戰鬥力是如下排列的：明軍＜闖軍＜清軍漢兵＜清軍滿兵。從左良玉被闖軍逼的“清君側”就可以知道。所有的這些南明軍閥心裡其實跟明鏡兒似的，都知道跟著南明根本沒前途，目前跟著南明混真實目的是“撞鐘”和“待價而沽”，價錢合適了或者被逼急了立馬就投過去了。

持相同觀點的還有鄭芝龍一家，還包括東林黨那一群。明朝變節文人和明朝邊軍的叛變，然後江北四鎮滿清極力籠絡，劉澤清、劉良佐肯定是得了好處的。然後他們成了進攻南明的急先鋒，南明的軍隊根本抵擋不住。明朝大臣邊軍變節者和四鎮的漢奸，是南明滅亡的主要外部因素。後期也有李定國戰略失策，南明內部混亂的原因是主要的。

明末的關寧鐵騎，秦兵，天雄軍，洪兵，戚家軍餘部，遼東系軍隊（李成梁部下或家丁率領的軍隊），都是個人募兵來的，皇帝可沒有打壓武將。

明朝再怎麼搞團練也沒多大用，南有土司造反，中原有流寇，西北有流寇，川蜀有流寇，東北有後金，北方有蒙八旗，除非是調動整個南方的勢力，不然根本平不了，崇禎八年開始就是在強行續命，如果說只是同時進行東北和西北局的區域性戰爭，還可以靠拖把流寇和滿人拖死，但明末幾乎是全國性戰爭，整個中國歷史都找不出五個皇帝能挽救那局面。

因為南明就是江北四鎮聯合馬士英建立的，江北四鎮在政壇上舉足輕重。就連史可法也主張將江北的財政賦稅大權都送給了江北四鎮，“兵馬錢糧皆聽（四鎮）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傑、澤清、良佐為我藩屏，固守江北，則江南人情自安。”面對自認為“天子乃我輩所立”的江北四鎮，史可法沒有一點辦法，只能縱容。此外左良玉還有三十多萬人馬盤踞在湖廣，兵力超過江北四鎮總和。福建的鄭芝龍也是兵強馬壯，鄭家水師更是把持了長江防務。南明小朝廷沒有一隻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武裝，怎麼限制，嘴炮政策是要靠真大炮支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