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華人出過大量優秀的數學家、軍事家、政治家、音樂家，最後大家卻只知道拿破崙、高斯、莫扎特等人。

我的答案是，西方人只認人不認書，華人只認書不認人。西方人師傅多，你隨便找個師傅鑽研他個人的學問，中國學生多，怎麼辦呢？很簡單，讀書唄。所以西方人出書，通常一本書十幾個人校訂，拿來以後一字一句地閱讀。華人出書，你隨手拿個五六本相似的書，一大塊一大塊地體會。

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只有少部分人會鑽研讀書，而華人讀書讀得都快吐了還沒讀完。

那麼給個建議吧，怎麼快出人才，出高才？華人才呈金字塔型，中國高人才的特點是少而集中。如果要進一步改善，就必須大力改善貧苦地區的教育條件，給大量貧苦人才一個寬容的條件。依然不變求少求精，但最後一定要求廣。。如果能在全國大範圍開展這麼一個活動，相信華人才的瓶頸，是有待突破的。

錢學森之問和耿飈之問是網路上說的比較多的話語。

2005年7月，病榻上的錢學森向看望他的溫家寶總理說:現在國家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育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冒不出傑出人才。

網路總結成: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育不出傑出人才。並冠之世紀之問。

其實更早錢學森對研究所科技人員還有一次詰問：毛主席一直叫我們要創新，你們創新了嗎？

創新、創新兩次詰問一脈相承，高等教育創新才是目地。而現在的高校更追求各種排名和學生就業率。

面對錢學森之問，有些人卻開錯了藥方，有的徹底否定高校教育模式，汙衊為填鴨式教育，只能培養高分低能兒，要搞普羅大眾快樂教育，提倡將優秀大學私有化搞貴族教育，要把最公平的高考形式縮小或取消，搞西方大學的推薦制。而沒有看到當時整個社會氛圍都是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經濟學家提倡華爾街金融創新脫實向虛，房地產業一騎絕塵，製造業苦苦堅持，創新企業遭到西方打壓。社會學、人文學有些精英確把一切都歸咎於體制問題，對西方崇拜的五體投地，而不看中國是14億人口的國家，走西方進入發達國家的道路是要出大亂子的，也是西方國家不允許的。奧巴馬在美國總統位置上就說：如果14億華人像美國和奧地利那樣生活是世界的噩夢，地球資源也承擔不起。醒醒吧！這就是西方對中國的真實態度。

中國必須走出一條獨特的發展到發達之路，特別是中美貿易戰開始，現在美國全面遏制打壓中國高科技創新企業，進而從政治軍事圍堵中國時，只是提出韜光養晦是不夠的，西方情報系統不是酒瓤飯袋。

十八大以後，打貪倡廉懲治腐敗，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掃黑除惡，開展供給側改革，人文環境的改善，一帶一路開展，為創新機制的建立，高教體系的改革鋪平了道路。

實際錢學森之問是對教育體系的詰問，耿飈之問是對管理體系為誰服務追問，一個是兩彈一星元勳對高等教育為中國培育高素質人才的期望，一個是為中國獨立富強奮鬥一生的革命者對基層官員忘記初心忘記民眾的批駁。

高等教育體系的改革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以創新為目標，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待遇，擴大他們的話語權，愛國主義教育更應該強化，改變留學形式，鼓勵留學生回國進入科研院所和企業創新。

2005年，“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在病榻之上，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這就是著名的“ 錢學森之問”，亦被稱為“世紀之問”。

他還說:“回過頭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和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這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他的老師梅貽琦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給出了回答——“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是對中國教育制度的反思，說明了三點要改進的地方。

其一，教育制度改革刻不容緩。環境很重要，應試教育的缺點太明顯，需要改進。

其二，現代人的功利性太強，專注學術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少。

其三，社會風氣趨於一種病態。如今的社會老師、學者、科學家等的地位不如明星，人們對明星趨之若鶩，卻沒有對科技研究、教育、學者等人員給予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