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發展，可以從武王伐紂中看出破綻。一個文明的建立必定毀滅另一個文明，無論之前他有多麼昌盛。皇帝與蚩尤！唐朝與隋朝！新中國教育與民國時期的教育質量。等等因素影響都會是考古的影響。以前竹簡書能夠儲存一段歷史到現在，現代有什麼能留到今後。

提問者對於這個事情來龍去脈還是比較清楚的，我給你補充一些。

二里頭遺址不能定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你說到的沒有文字自證是其一。第二個也很麻煩，就是殷墟甲骨文目前破譯的所有文字沒有夏冬兩個字，只有春秋。整個甲骨文中沒有任何提到有關夏朝的事。第三個也稍有麻煩，二里頭遺址分三期，這三期經碳十四測定絕對年代，與文獻記載相對應，有夏晚期也有商早期，並不全在夏時期，所以有質疑者認為會不會史記等文獻年代不準確，二里頭只是個商早期的遺址？

說完疑難再說優勢，二里頭現在已經被認定為東南亞最早的廣域王權都城，城市，冶金都不缺，唯獨缺文字。並且年代也吻合，更重要的是和諸多文獻記載的位置，年代，事件都高度吻合。並且許宏教授也說了，二里頭的發掘不過百分之一，後續還很多……

不過真的問到最終沒有文字出土怎麼辦，我也不清楚能不能認定了

第一，夏朝肯定有圖形和早期文字，比如大禹治水，不可能只是走路，肯定會有一些痕跡，只是目前沒有找到；

第二，有些已經出現的圖形，專家們不認為是文字，但是透過天文現象去解釋，中國早期的文字意思和巴比倫早期的文字意思類似，都和星象有關。今年的國際專業會議上已經有專家在發表。

第三，數千年前的古人流傳的版本，胡說八道的可能性不大。

這個問題問的很有水平哦，這個正是現任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隊的隊長的許宏先生的主要觀點哦（一般考古界把二里頭遺址當成夏代晚期的都城額）。世界上不只中國存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或者也叫神話時代。比如說特洛伊戰爭，現在在發掘特洛伊城的考古學者都認為發掘的城市就是特洛伊戰爭的特洛伊城，從這點看，許宏先生還是挺冷靜的一位學者額。

其實不一定要有夏代有文字的文物出土，只要據夏代之後的商代的甲骨文或者其他文字載體有夏代的記載就行。不是說夏代就不存在，因為司馬遷的《史記》離夏代比較久遠，兩週的文獻又有被後世偽造的可能。現在的夏代的存在可以說不能被證偽，也不能被證真。

當然還有許多方法可以證明夏代存在過，夏代存不存在與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又是不同的問題埃

沒有文字的發現，也不能否定夏朝的存在。

根據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夏朝大約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這個在教科書上也有提到，而《史記》記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

那麼根據洛河流域的歷史考古遺存，把這些遺址結合史書聯絡起來就能大致判斷了。

而洛河流域全境皆在陝西北部，在洛河流域附近又有諸多夏朝和其之前的城址和遺蹟。

司馬遷的家鄉韓城，古稱（夏陽、龍門）。從韓城的古稱中可以看出與夏朝是密不可分的。1，夏朝建立者大禹治水的的龍門。2.夏朝的夏和夏朝的都城名字叫陽城。

韓城的東邊就是黃河，隔河相望就是山西陽城和最有可能的夏都之一山西陶寺遺址。

韓城的西邊就是文明的源地洛河。

韓城的南邊就是傳說中的倉頡故里陝西白水縣，再南就是華山、古華胥國、中國最早仰韶文化時代最大的城市遺址5500年前的西安楊官寨城市遺址（史書記載“黃帝生於漆水”）就是這裡。

韓城的北部就是黃帝陵和中國史前最大最先進城市遺址——石峁遺址與其十幾座衛星城遺址。還有中國最早的宮殿遺址的蘆山峁城址。

這個就符合史書記載的黃帝生於渭水流域與炎帝部落合併後發展壯大於黃土高原建立華夏文明，《史記》“黃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後傳位的堯舜禹等皆建都於陝北和山西一帶。

山西陶寺遺址，大家都很熟悉，不做介紹了，今天主要說兩個新的考古發現。

石峁遺址距今跨度為4300——3800年，符合夏朝的時間，從規模來說城址面積425萬平米，遠大於商和商以前的任何城市遺址。從先程序度來說，石峁遺址重新整理中國3500年以前的所有城市遺址多項記錄，最早的內城、外城、皇城、甕城、烽火臺、祭壇，最早的紝木城牆和“馬面”城牆。最早“眾星捧月”式衛星城設定。而且從2012年才開始發掘，目前僅發掘了東城門佔總數的四百分之一，就已經發現這麼多“之最”。

而佔地二百多萬平米的蘆山峁遺址，距今4500年，發現最早的宮殿遺址，四合院式的佈局，後來的各種夏商周遺址的宮室佈局皆與其相同。

石峁遺址和蘆山峁遺址都是中國夏商周斷代研究重點都邑。

需要解釋的是《史記》記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而不是皆在“河雒”。洛河和雒河是兩個不同的河皆發源於陝西。

這確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也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但有兩點是可以而且是必須講清楚的：

歷史學和考古學中，最具說服性的有兩點——文物和文字。而當文字附著於文物之上時，便更是成為無可辯駁的直接證據。舉例而言，甲骨文和金文便是如此，它們既是文字，又是文物中的一部分。

雖然甲骨文主要發現於商代，金文盛行於兩週，但二者卻成為了研究商、周曆史極為關鍵的材料，也正是由於它們的存在，才使得商周的存在毋庸置疑。

然而，古代金石學便已對金文有著錄和研究，到近代又發現了甲骨文，到現代史學研究中，人們對於金文和甲骨文的重視和研究達到了一個無可附加的地步。當然，二者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理當受到重視。

不過，受其影響，越來越多的人似乎也傾向於相信一點：如果有夏朝的存在，那麼便應該有文字，而且要證明它的存在，也只能依靠文字。

這樣的設想看起來是很有道理的，但卻並不見得符合邏輯：

首先，儘管甲骨文被認為是一種基本成熟的文字，理論上在此之前應該有更古老、更初級的文字，或者說夏代應該有文字。可是，這種推論就真的正確麼？

其次，即便夏代是有文字的，也姑且不論它造字原理和書寫方式如何，歷史上存在過的東西，就一定會流傳下來麼？

就這一問題而言，似乎有沒有夏代文字與能不能找到夏代文字，並非絕對對等的。再仔細說明便會有如下兩種結果：

第一，如果夏代有文字，便有可能找到，卻不一定能找到，因為我們既不知道它是書寫在什麼介質上，也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專門尋找這一尚在“概念”中的文字；

第二，如果夏代無文字，那便不可能找到，但又不能因為找不到夏代文字而否定夏代的存在，如果本著尋找夏代文字以證明夏代的目的進行考古和研究，還會可能將其他非夏文化的文字誤判為夏文字，甚至不排除“故意”誤判。

夏人、夏朝、夏代、夏文化、夏文字等諸多概念，既有聯絡，又有區別，在理解相關問題時，必須對這些概念有清晰的認識。

“關於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顯然也不僅僅是書寫有夏代文字的文物，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夏人發明和書寫的文字。事實上，古代記載有關於夏朝的有文字的文物，是有相關發現的，最簡單的例子便是古本《竹書紀年》。

西晉咸寧五年(279年)，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墓時，古本《竹書紀年》重見天日，此書亦稱為《汲冢紀年》、《古文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其中便有對夏代的記載，並且明確指出夏代積年為471年。

古本《竹書紀年》雖非正式發掘所出，但它與現代考古發掘中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也多能與甲骨文、金文、秦簡等資料相對應，基本可以認定並非偽書。

可以說，如非刻意執拗於必須找到夏代時夏人所書寫的古文字，那麼今人已經有“關於夏朝的文字的文物”，而且對於研究夏代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考古上沒有挖掘到夏朝相關的器物，也沒有發現夏朝時的文字，就產生一種懷疑：夏朝是不是不存在呢？這種觀點，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中國先秦時代的文獻，提及夏代不是一兩處，而是成千上萬條。面對這麼多的史料，學者如果要否認夏代的存在，更應該的做法是：如何證明這些史料是虛假的。

下面，我來說說自己的觀點。

如果一本史籍，在我們所能證實的時間段，被證明是可靠的，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它在我們不能證實的時間段，胡說八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比如說《史記》與《竹書紀年》是兩本非常重要的史料，周代之後的記錄，是沒什麼問題的，因為周代留下的器物十分多。在殷墟考古發現之前，也有學者懷疑過商朝的存在，但是現在沒有懷疑了，因為商代器物、文字就擺在那裡，不容置疑了。這就進一步確證《史記》與《竹書紀年》，它的紀錄是真實的。真實到什麼程度呢？

《史記》裡羅列了商湯以後的二十九個帝王，根據卜辭，不僅這些人的名字全是準確的，而且關於他們的編年順序也是準確的。同樣，對比《竹書紀年》，商王的名字與《史記》對比，基本上是一致的。這就說明無論是《竹書》還是《史記》，可靠性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很難想象，這兩本史料在商代以後的紀錄如此準確，對夏代的記錄會是瞎編亂造。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史料中。比如《尚書》有三大篇關於盤庚遷都的文章，盤庚遷的都就是後來被發現的殷墟，這也證明古代文獻並不是憑空捏造的。如果只是因為沒找到考古器物，就要否認其存在，那麼得給出一個證偽的理由。就要解釋一個事情：為什麼同一本書裡，對商、周的記載是真，偏偏對夏的記錄是假呢？你得給出一個反對的理由。

我不否認，夏朝作為一個持續比較長的王朝，其痕跡不可能被完全泯滅。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們可以找得到。

眾所周知，時代越久遠，破壞就越嚴重，這就導致它能被發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就好比殷墟，能被發現是幸運，不被發現是正常。換言之，假設殷墟沒被發現，現在學者要置疑的，不僅是夏代不存在，而且連商代也要置疑不存在。那麼就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一個朝代存在與否，是取決於地底下的藏品。

倘若如此，我們就會否定史料的價值，而且歷史會變得十分乏味。所有的歷史故事，都變成可以置疑了。史書上記載的每個事件，我們都要從地下挖掘出相應的遺物才能證實嗎？如此一來，歷史就索然乏味了。

當然，對於歷史，懷疑精神是必要的，但是要合理。在成千上萬條夏朝歷史記錄面前，你要先證明這些全是偽造的，如果不能證明，就不能輕易否認。

這裡，我要來探討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夏朝有沒有文字。

如果夏朝時沒有文字，那麼我們對史書的記錄會懷疑。沒有文字，口口相傳，難免會變樣。因此探討這個問題就十分關鍵。

以史料所述，文字是黃帝時代發明的，這一點我們也未必能證明。但是在堯帝的時候，我敢斷定文字是出現了。在《尚書》裡保留一段帝堯時的天文紀錄，這是非常關鍵的。

據《堯典》所記，春分日，朱雀七宿在黃昏星出現在正南方；夏至日，青龍七宿中的火星出現在正南方；秋分日，玄武七宿中的虛星出現在正南方；冬至時，白虎七宿中的昴星出現在正南方。

為什麼這段天文紀錄能證明當時已經有文字呢？

因為這段天文紀錄，絕不可能偽造。

上古時的人認為二至（冬至，夏至）、二分點（春分，秋分）對應的星宿是固定不變的，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後世的天文學家在觀測時，發現二至、二分日的星象實際上是不斷變化的。起初天文學家們對此問題十分困惑，存而不論。直到公元四世紀時，晉朝天文學家虞喜，觀測到冬至日已經偏離昴星宿五十多度，與《堯典》的“冬至日短星昴”的記錄完全不同。由此，他大膽地提出存在“歲差”的理論，以天體為對照，冬至點每年都在西退（夏至，春分、秋分也如此），對應的天空中的星體就顯得是東進了。

《堯典》的這個天文紀錄，後來受到西方天文學家的重視，並以歲差理論反推帝堯時代的時間，得到的結果是大約公元前2200年。而這個結果，與中國歷史的時間表是非常接近的。

這裡可能有些讀者會看不懂，我做個解釋。為什麼說不可能是後世的偽造呢？因為後世在相同時間點觀測到的星象，與帝堯時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懂得“歲差理論”的存在，就不可能正確描述出帝堯時代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日所對應的星象。實際上，大約到了19世紀，才能做到準確反推。

我說了這麼一大通，要證明一點，帝堯時代就有文字了，如果沒有文字，就無法紀錄，單靠口頭相傳上千年，怎麼可能呢？再說了，誰會一代代去背誦一次星象觀測的結果呢？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夏代之前就有文字了，那麼，關於夏朝歷史的記錄，你還會認為只是胡說八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