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聞言事是成語，指古時御史等任監察職務的官員可以根據市井傳聞或道聽途說而向皇帝進行進諫、檢舉或彈核官吏，這是一種查實嘉獎、不實亦不處罰的君王整頓朝綱、肅清吏治、廣開言路的殺雞取卵的昏招，甚至允許無論官民皆可匿名上告而不被追究，從而淪為朝臣相互攻訐、排除異己、甚至是皇帝本人整治大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卑師手段，為唐代武則天所首創，盛行於大明，滿清康熙朝重啟風聞言事。

我認為這是一種得不償失、殺雞取卵、臣心盡失的昏招，昏就昏在查實彈核或誣告不實也不受處罰上，這也是這一昏招的最大殺傷力，也像開花炮彈一樣最大限度地擴大了殺傷面，最這種措施甚至鼓勵期臣之間相互誣告，無形中造成朝臣“無人不受彈核、無人不彈核他人”的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人人被動消極從而懶政、怠政的極壞局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君王想要的政治清廉、政治平衡的局面，但也推動朝臣抱團取暖、形成朋黨、黨爭伐異、為彈核而彈核、無暇顧及真正關乎朝廷安危、百姓死活的急事、重事、大事、要事，實在是實實在在的起到了“損人不利己”“副作用大於正能量”的損招、壞招、陰招！這種政策輕則亂政、重則亡國！

歷史上真正開明有為的君王都不會採用、更不會長期使用這樣殺雞取卵、殺雞用牛刀最終危及朝廷自身安危的策略。一代女皇武則天雖為排除異己首開先河，但在達到及登極即皇帝位後即廢除此惡政、處罰了比惡政帶來的酷吏奸佞，重啟政治清明贏得百官擁待。大明開國皇帝也採用了武則天的這種做法，但在內憂外患、天災連連、江河日下的明末，崇禎帝由於堅持言官風聞言事，導致了臣心盡失、無人可用，最終亡國身死。

而康熙帝重啟風聞言事，加重了朝廷黨爭，導致了皇太子被廢，造成了最重要大臣索額圖、明珠、張廷敬等大臣的完蛋，滿朝僅兩個毫無存在感的和事佬得以倖免，從此以後，滿清政府更是滿朝皆奴才，政治更加腐敗、黑暗，雖歷經雍正十餘年勵精圖治，經過乾隆幾十年折騰、幾代無力迴天的皇帝后，滿清最終在內憂外患、天怒人怨下滅亡。

康熙是歷史上少有的明君聖祖，有千古一帝之稱。我認為康熙最大的功績不是平三藩，也不是收臺灣，更加不是征服葛爾丹。而是開啟了一個長達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也就是說康熙開啟的盛世王朝要比很多朝代的壽命還要長。康熙的最大作用就是保證、保障了後世之君短期內沒有外部大的隱患，可以全心全意的治理國家內政。風聞言事的實行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歷史上很多皇帝都不太瞭解大臣們的真實生活情況和品行，這種現象到明朝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以後更加嚴重。因為宰相的廢止，直接導致了皇帝的工作量增加了數倍。一般的賢德之君，是無暇顧及朝堂之外的事情的。而作為康熙這樣的明君當然希望瞭解這些大臣了。二、康熙中期開始的黨爭已經十分明顯，欺上瞞下的為官之道風行。官員之間的官官相護現象更加嚴重，正直官員難以生存，也不敢有所作為。

三、多次的微服私訪，驗證了康熙聽到過的很多流言蜚語居然都是真的。風聞言事，不是康熙一時的心血來潮而實行的舉動。是在大量的前車之鑑中，施行的一條政令。同樣，這條政令的實施帶來了很多負面。比方將明珠與索額圖、太子與大阿哥之間的黨爭直接放到了桌面，可以明目張膽的相互詆譭。本來以前見不得人的大臣矛盾可以直接拿出來展示給滿朝文武。這也在很大程度的加重了本來就異常繁重的吏治負擔。同時風聞言事帶來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類似明朝那樣奸臣當道、坑害忠良在整個大清王朝相對少見。所以才會有乾隆一朝奸臣和珅能與忠臣們相對和睦共處的情況。同時即便是貪官也不敢囂張跋扈、明目張膽的為非作歹。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言官不受傷害，在吏治清明上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風聞言事，又稱“風聞奏事”、“風聞彈劾”、“風聞彈人”、“風聞訪知”等，是我國古代社會糾舉不法、監察官員的一種特殊措施和方式。唐代史學家杜佑在其所撰《通典》中，對“風聞言事”的含義作過解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候史，御史徑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略其姓名，皆雲風聞訪知。”宋代王安石對“風聞言事”解釋得更詳細：“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用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風聞言事。”。

可見，所謂“風聞言事”就是古代監察部門的官員可不必掌握任何事實，僅憑一些傳言或小道訊息即可上奏彈劾舉事的一種舉措。

清代是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的重要發展時期，滿人入主中原後，攝政的多爾袞一直不滿言官承襲明朝風聞言事的做法，認為“謂滿、漢言語不通，致有猜疑推諉，及著他指名奏來到，乃說原無實跡，恐或有此事。夫言官為朝廷耳目，必所言實，實可行然後聰明有益，今浮泛無據，入耳經心，徒費精神。”因此，在順治一朝，對“風言聞事”是明令禁止的。

康熙親政初期，延續了順治帝的做法，禁止風聞言事。直到康熙中期,隨著社會政治環境日趨穩定,吏治狀況也日趨敗壞, 又由於言路不暢，言官不敢開口，皇帝對官員的瞭解受到很大限制。為改變這一不利局面,重開風聞言事又被提上議日程。於是,圍繞風聞言事的“禁”與“開”,清廷內部展開了激烈辯論。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清聖祖下詔重開風聞言事，明確提出:“科道官以風聞題奏，即行察核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跡，循良競勸，於民大有裨益。嗣後各督、撫、將軍、提、鎮以下，教官、典吏、千把總以上，官吏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

康熙宣佈風言聞事後，確實有利於疏通言路，集思廣益，及時發現問題。在“言有未當，亦不加罪”的政策鼓勵下，極大的調動了言官上疏言事的積極性，一大批大案要案被揭發出來，先後有“陳紫芝彈劾張汧案”、“御史郭琇彈劾靳輔、明珠案”、“御史郭琇、許三禮彈劾徐乾學、高士奇案”、“御史劉若鼐、袁橋彈劾噶禮案”等,對打擊朋黨、維護清朝政局的穩定，遏制腐敗，澄清吏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風聞言事在客觀上也助長了官員相互攻訐之風，損害了監察工作的嚴肅性，破壞了封建法制。如康熙四十年，原任廣東巡撫的御史彭鵬被有“風裁甚峻”之稱的御史王度昭奏劾，而王度昭又反過來被彭鵬奏劾，其實雙方並未指出實據，皆借風聞言事互為告訐。

風聞言事，這個措施用的好！

可以加強皇權君權，官員門互相監督，一則對別的官員可以起到監督監察的作用，二則對官員自己也是一種警示作用，又可以鞏固滿族的統治，可以更加詳細充裕的資訊渠道對朝政更加清晰明瞭！

加強皇權警示官員，那麼相對而言對老百姓也是一種福祉，所以對康乾盛世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也有副作用，比如打壓異己文字獄等也不可忽視！

“風聞言事”就是可以在無確鑿證據的前提下，對官員的違法行為進行彈賅的監察方式。通常由言官專職實施，特殊情況下，也可由知情官員去實施。

說白了，就是舉報不需要證據，舉報不實不算誣告。言官可以捕風捉影，可以風聞上奏。不需為不實、失實的行為負責。因為人家就是靠舉報職業來吃飯的，都要求證據確鑿、事實清楚，人家如何做得到？你又不公開做壞事、做了壞事也不記得彙報。莫不是想讓言官御史飽一頓、飢一頓。要理解人家職業的難度，知道不？如此，以求不擇手段地震攝不法官員，達到除奸剔弊、澄清吏冶的目的。這算是對古代官員監察制度沒有網路、證據殊不易得、資訊傳達不易的極端代償措施。

康熙年間的“風聞言事”，也是歷經波折。從康熙帝繼位起，四輔臣出於貪權戀棧、擅權專政的意圖，詔曰:“凡發奸剔弊，須據實指陳......如參款虛誣，必不寬貸。”意思為必須實據糾參、風聞言事必究。康熙七年，再次詔示，“科道職司言責，糾參建白，必有益國計民生，方應陳奏。”框定實證彈賅的範圍，鑑於風言彈賅歷史悠久，沿襲慣常，此舉，極力防止風聞言事陳渣，在本朝泛起，可見此時，還屬於實證參賅階段（此時康熙雖已親政，但鰲拜未除，大權尚旁落）。

直到康熙中期，即二十六年，禁錮已久的“風聞言事”方才開禁。不久便有了明珠、靳輔、噶禮等被風言彈賅大案陸續的出現。極大地震攝了腐敗的官場、也充分地打擊了朋黨朋比為奸的現象。

當然，隨著“風聞言事”的深入，種種不利的影響也顯現出來了，最後竟致不以國政為重，以賅制賅，為賅而賅，最後竟致百官互為攻訐亂戰的境地。

所謂風聞言事是古時御史等任監察職務的官員可以根據傳聞進諫或彈劾官吏的一種政治制度，就是將未經證實的情況或傳言上奏給皇帝，作為考察官吏的參考。風聞言事的做法在明朝較盛，清軍入關後，順治皇帝擔心不負責任的虛情上奏易產生顛倒是非、藉機誣陷的弊端，將其廢止。康熙親政初期，延續了順治帝的做法，禁止風聞言事。但是後來，由於言路不暢為貪官汙吏為所欲為提供了條件，這些促使康熙下定決心，重開風聞言事。康熙三十六年，他明確提出:“科道官以風聞題奏，即行察核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清朝最後為了打擊朋黨和整頓吏治又發明了密摺專奏，大臣可以將瞭解到的情況寫成奏摺，直接送皇帝閱覽。這些制度對官員有一定的監督約束作用，但也嚴重的制約了各級官員的理政積極性，官場的不作為逐漸成了金科玉律，直接成就了晚清的腐敗無能，讓近代的中國飽受屈辱！

首先我們要了解什麼是風聞實事。所謂風聞實事，就是那時候的御史言官們可以根據一些傳言，流言，一些捕風捉影的訊息，不經過證實就可以向皇帝進行檢舉。

今天我們的法律尤其要講證據，因為不講證據。只評每個人的說法去定案的話，恐怕社會將會亂套。

在清順治的時候，多爾袞也是這麼認為的，認為風聞實事的做法會矇蔽天聽，所以那時候風聞實事是被禁止的。

康熙初期的時候也沿用了這個做法，然而到中期的時候，他卻打破了這個規定，反而重視起風聞實事。

康熙實行風聞實事有幾個原因，首先，打擊朋黨的需要。比如當時的索額圖黨，明珠黨等，而康熙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只有加大御史的權力，才能揪出朋黨。

其次，整頓吏治，到康熙中期，政權穩定，加上康熙實行仁政，各種貪汙違法事件層出不窮，吏治的逐漸敗壞，讓康熙決定加強監督，整頓吏治。

還有一個是加強專制統治的需要，順治登基的時候有多爾袞，康熙登基的時候也有四大臣，然而到康熙中期的時候，他已經掌握了實權，他更想永遠鞏固皇權，重開風聞實事，能夠監督大臣權力，加強專制統治。

風聞實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穩定了清政府的統治，為後來的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