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

年，名伯循，號髯翁）先生學書之時，適值碑學書法（又稱碑版書法）如日中天之際，這個情形，一如康南海所說“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此外，碑學書法、特別是北魏書法中雄強壯偉的書寫特點，恰迎合了彼時民國開元未久，社會大力提倡的自強自振之風。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碑學書法的如火如荼也就成了必然。當然，碑學書法的真正源頭和成因，更是與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蓬勃興起和深入發展，以及書法一道借鑑之學的廣泛被運用直接相關。

根據于右任“牧羊兒自述”一文所言，他在啟蒙時代，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風貌的冢旁碑碣鐫刻文字。換言之，於氏對於書法的興趣，最初正始於稜角分明的北魏書體。然而不久，在他進入私塾讀經書習詩文時，卻又受到了原本偏好“二王”書體的師長的直接影響並隨之性喜行書。從此，這兩類書體便成了於氏日後心摹手追的主要內容。但畢竟性格使然，直至中年前後，于右任下力最多的，其實還是北魏書法一體。

1909年起，向有政治抱負的于右任，在上海主持創辦“民呼報”、“民籲報”和“民立報”，

並藉此疾呼平等為民請願。彼時於氏正處而立之年，可謂精力充沛鬥志旺盛。同時，也是他著手在魏體書研習領域中朝朝暮暮用功最勤的時期。他曾花費大量精力臨摹過為數可觀的北魏楷書名刻。

由於受到前清訪碑尋勘風氣的影響，在此期間，于右任尋碑搜志的興致可謂空前。他曾四處苦心收集求購六朝碑版墓誌等古代書法遺蹟，反覆揣摩，以深究用筆之道。其中，以獲得《廣武將軍碑》最為喜愛。是碑為前秦碑石，與《鄧太尉祠碑》堪稱當時僅存兩件名刻，往為吳大澄遍求未得之物。為紀念這一巨大收穫，於氏曾以詩歌記錄了當時的喜悅心情：“碑版規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出土復湮百餘年，金石學者眼為穿。亦猶至寶藏山阿，千年出土光騰射……。”隨著視野的不斷擴大，于右任的此類熱情有增無減，至於氏主持靖國軍時期，他的收藏總量已接近三百件，而北魏墓誌就有八十五件之多。

碑學書法包括歷代碑碣摩崖、造像以及墓誌銘刻石諸種，而在文字表現上，多以真、隸、篆三體為主要形式。其中，秦漢時代以篆隸書為風貌。與大多數習書者相彷彿的是，於氏所書，在此之前雖說亦接近趙孟頫楷體或者帖學一路地任意揮灑，但自從鍾情於鐫刻書跡之後，書風便隨之發生了變化。如前所述，于右任的前期書作，主要根植於碑學書法。準確地說，這一情形集中地體現在於氏以追摹北魏楷體為基本風貌的書法創作上。

有物可證的是于右任作於1921年的《贈召卿楷書四屏》和1924年的《鄒容墓表》、《張清和墓誌銘》三件作品，此大致可歸屬於彼時於氏模擬北碑然尚未形成個人風貌的早期之作。其中，前者為於氏墨跡，細察之下，其結體雖存晉唐楷帖遺風，但用筆已顯露碑版中明快爽暢的刻勒意味。備見工力的後者，則分明取法於《張猛龍碑》和《龍門二十品造像》的竣健雄恣刀筆互顯的鐫刻之趣。誠然，於氏個人風貌的最終形成，恐怕更和他的原本性格、年齡增長和功力積聚等因素密不可分。以上諸作，不過作為他的整個學書過程的區域性記錄而已。

對於于右任的楷書一體的創作，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先委婉後獷放的表現方式，是出於嚴格地遵循了一條先從六朝墓誌入手，再廣及摩崖、碑碣的有效借鑑途徑。此說自有其根據。從他的前期之作看，無論用筆還是結體，都讓人感受到具有豐腴疏朗獨具一格書寫特徵的北魏普泰元《張黑女墓誌》的鮮明影響。這個現象甚至延續至於右任各個時期的趨於規整一路的行楷書法之道，古來向以善於表現個己書寫風貌為至高理想，但這一境界的最後實現，事實上又和作者有如用筆、結體的技法手段和個性化審美思想之下的創作方式慼慼相關。以上四家的書法創作的確是各具特點的，他們的藝術實踐還告訴人們，所謂“北碑南帖”的風格差異，正在於筆法和字法的根本區別上，即前者方峻開張呈現方意，後者蘊藉融合呈現圓意。從審美意義上解析，此一北一南、一方一圓看似形狀之異，實為本質之別。尤其是付諸於從表面看，其用筆特性似乎並無明顯差異的行草書創作時，慣用外拓筆法的碑學書家，表現於在銀鉤蠆尾式的多頓挫提按少使轉連綿的運筆中，曲盡一波三折之妙。而善用內擫法的帖學書家所著意顯現的，則是折釵股式的一氣呵成的筆意相銜。

如果於右任繼續深入碑刻書法，如果於右任從未涉及與其創作性格本不合轍的“標準草書”，那麼他的日後的更大成就，將毋庸置疑。事實則是，中年以後，在進入草書書法的創作階段時，於氏原本深厚的北魏書創作功力和由此而生的用筆習慣，反成為阻礙他達到理想境界的一種羈絆，使得他在對傳統草書創作試圖進一步深入時，往往抉擇無定，舉措兩難。並且越到老年，越顯氣體彌弱，甚至還出現用字雜糅氣息遲滯的弊端。這個現象，具體表現在作者由南北筆法差異所帶來的落筆的猶豫性，和長久浸淫於標準草書的結構特徵、以驅使觀念固化的通俗性上,同時也客觀地制約了於氏書法的創作格調。這樣，於氏草書的創作風格，最終只能定型在筆法嫻熟簡單、結構平淡無奇的認識層面。儘管說，於氏創導標準草書及標準草書社，對播揚草書規範自是功德無量，但與屬個性化創作範疇的藝術水準的高低優劣，則斷然是兩碼事，更何況，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是抒發個人情感和反映個己審美思想的直白訴說和物質性見證。儘管它有實用的一面，但終究不以其實用為上。

彼時，深受社會影響而竭力鼓吹碑學書法的南海康有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可謂不遺餘力。康有為在性格及經歷上與于右任頗多相象，兩者在草書創作技法表現上，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康氏因無視唐代草書經典以強作姿態甚至霸悍滿紙而不自知的情形，即所謂風格未成反留習氣，比之於氏，更是有過之無不及。若從這一專涉用筆特性的話題引申開去，人們並不陌生的

“四體全能”說，實際上只是一種唯技巧內容、但在創作上意境上始終難能走向極致的理想追求而已。

在中國書法史上，于右任先生無疑是一座時代燈塔。和古往今來的許多書家一樣，雖說於氏創作有著他的侷限性，但歷史賦予撫育他崇高地位及廣泛影響，卻無可代替。

不知道您為什麼會問這樣的問題，這兩位書法家有可比性嗎，一位是現在草聖，一位是公安系統的書法家，如果讓我說於老的書法比卓劍文書法好在哪裡，我來說說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對，僅供參考。

於老由於深厚的文學修養，他的書法文人氣厚，卓劍文文學修養不足。也就是技法嫻熟而已。書法學到一定階段，需要用文學修養來養的，沒有深厚的文化內涵，也就是會寫寫字而已。

於老書法線質老辣，精準有華彩，墨色溫潤，越看越有神采，非一般人可比。

於老書法風格突現，可識度強，形成於體。書聖不是徒有虛名。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說實話，書法更多應該回歸它的實用性，而非單獨的它的藝術性，為什麼現在寫字好的越來越少，書法能力越來越差，實際上與我們現在書法界一種崇尚不無關係，當把它變成純粹的藝術之後，總想追求特立獨行，總想獲得非同一般，但這恰恰正是書法的死衚衕，因為普羅大眾欣賞的接受度越越低，誰還會大量的關注，特別是前一段時間醜書盛行，更加重了書法的自我扼殺。我不反對魏碑體書法，于右任一代人正是對唐楷反叛，追求魏碑的筆意，創造了書法的新突破，但如果一味追求魏碑的筆意，其實又是一種傾向，過度重意重藝，而失去它的好看，它的美感，它的實用。卓大師的書法已經非常好，但仍然沒有考慮實用性與藝術性的結合，與于右任的突破性相比，他可以目為是一種守成，守著當下的理念：書法是種藝術的追求，當然藝術品是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的，只是見仁見智，所以，非要比較兩者的高下，其實本身就是偽命題。

不否認當代書家的成就和實力，以及每個人不同的藝術風貌。但毫無疑問，于右任先生在書法成就、書法藝術高度、書法貢獻是遠非他人能比。

單就字好在哪裡而言，于右任先生章草、魏碑為底蘊而融合的現代草書，在結體、筆法方面，在氣勢、勁力方面，都堪稱奇絕，藝術性與實用性完美結合，真正的雅俗共賞。

我看於老的書法乃為天人用筆之流露而且根本沒聽說過這位卓先生搜了一下覺得離書法大門口還差一步之遙我的畫龍點睛之新作

于右任書法以篆籀線條寫草書，線條圓勁，用筆老辣，結體開張大氣，不愧的一代大師。卓劍文書法屬於業餘級別，字法上還有錯字，向易偏的“易”字錯寫為“昜”。書法結體內斂，中宮緊收，但結字不準，字法尚未明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