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其字一般是在比較正式的場合，或對比較尊敬的人以及私交一般的人的稱呼，一般很正式，而對於自己的摯交好友是可以直呼其名的。你想想，你跟你最好的朋友是不是也很隨便，直呼綽號不用避諱？

而且，對尊長或平輩稱字，表示尊敬。

①古人稱字，不稱名，一來出於禮貌和尊敬，即“為尊者諱”；二者名是自稱的，字是別人稱呼用得，而且字是名的解釋和補充，《禮記》說：“幼名、冠字。”還有“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字不限男女，都可以用。（注：男子二十歲成年加冠禮）

舉個例子：

張飛，字翼德，“飛”與“翼”。諸葛亮，字孔明，“亮”與“明”。

陸機，字士衡，機、衡二字都是北斗星宿的名。

東漢京兆尹司馬防有八個兒子，人稱“司馬八達”，即每個人的字都有個“達”字，次子司馬懿，字仲達；三子司馬孚，字叔達…

②除了名和字之外，還有別號。

別號是名和字以外的稱號，大多是自己取得。號和名不一定有意義上的聯絡。號可以有兩個字的，也可以有三個以上字的。

例子：陸游，號放翁；陶潛，號五柳先生；蘇軾，號東坡居士。

杜甫杜工部；柳宗元柳河東；王羲之王右軍；包拯包侍制包龍圖包孝肅公；范仲淹范文正公；曾國藩曾文正公…

④說了這些，其實再多的例子都可以查的到，為何還有人願意說？從以下幾個當面分析。

一，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稱字稱別號稱職銜還很普遍，只有在CCP裡才直呼其名，為的是打破舊的傳統，團結勞苦大眾。也是沿用蘇聯這一套模式，比如“團長同志”/“總統先生”等等。

二，古代的文盲率還沒有近代高，城市50%vs農村60%～80%，得益於舊的私塾現象；而到了近代民國時期，舊的私塾被迫改為“新學”，而教師隊伍極其匱乏，加上天災人禍、城頭變換大王旗、無休止的戰爭，城市和農村的文盲率都在飆升，有的鄉村超過了90%，根據《光明日報》資料，49年建國時，全華人口5.5億，文盲3.2億(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完成的)。

三，文盲率居高不下，就需要進行大範圍的掃盲運動、只有在全國大部解放，沒有外侮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可以有效地實施。1956年推行簡體字，1978年推行二簡字（很快就撤回了，不到一年）但影響足夠深遠，古文古文學遭遇斷代，古文古詩詞當中名、字、號等等以前做為基礎知識必學必用的東西不如“德先生/賽先生”來得實在。斷代的結果就是，好多人大學畢業都未必明白、知曉，因為從太爺爺輩兒就開始不知道了、不去掌握了，今天突然聽到有人提出“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當然感覺很突兀，不可接受。

四，不排除有故弄玄虛，耍腔調逞能的人，畢竟少數，影視劇編劇寫古裝劇也得查字典、翻《語文基礎知識》，甚至還要聘用文學助理、歷史顧問參與編撰。

五，生物上說“用進廢退”，沒有電腦、木有網路、沒有硬碟、雲空間的時代，一切事物除了書本只有靠頭腦的記憶，我們現代人已經懶得動換，不願激發大腦的機械記憶。

六，見多一定識廣，少見必然多怪（金正昆 語）。處在什麼樣的氛圍，勢必影響和感染一個人，“孟母三遷”/“近朱者赤”…一個工作在使用英文的環境裡，華人之間交流夾雜一些英文單詞在漢語中，再正常不過了。

所以字和名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就好。

先說姓名：姓是家族傳承的，沒什麼好說的。名就不一樣了，要按族譜來，一般用姓名中的第二個字來區別輩份，也有用第三個字列族譜的。這些大家都知道，不說太多了。

起什麼樣的姓名，是當事人自己做不了主的。而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姓名的作用不是為了實際運用，而只是為了列族譜。

故在民國之前，直呼其名是件極不禮貌的事，相當於罵人了。

既然姓名不能在實際交往中運用，為了便於稱呼，於是就有了字。

字相當於學名，一般是在孩子開始讀書時才會有。與名相比，字的起法就比較自由了，老師一般會綜合孩子的性格特點、家長對孩子的期待等各方面因素，來給孩子起個字。

而這個字，一般就會跟著孩子成長了，在他還沒有獲取功名之前，大家都會用字來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