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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張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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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傳奇亙古不滅
社會危機為很多方面,當時已經是清朝最後的昌盛時期,也就是康乾盛世的最後幾年。
乾隆時期,進一步的限制與海外國家的交往,雖然國內的經濟繁榮,卻已經跟不上世界的科技發展,這給後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埋下禍根。在政治上,你可以去查下,當時有許多被撤掉的官員仍可透過一些不正當方式重新官復原職。比如賄賂什麼的。另外當時的官僚機構是比較複雜龐大的,管理上的廢弛,貪汙腐敗成風,有許多機構名存實亡,只是存在而沒有存在的必要,很大程度上拖垮了整個國家的行政能力。官方與民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激增。
我也查了一些資料,比如下邊這段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倖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從這裡也能看出,鄰國使臣都有所察覺,可見當時朝廷行政能力的退化。
其他的就不說了,我也只是個業餘的,平時有空看過一些這類書籍,說的也都是淺談,若內容有錯誤還望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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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霞露薌灃
1.政治上,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官僚機構膨脹,各級官吏貪汙成風,營私舞弊,巧取豪奪,無所不用其極。
2.經濟上,史無前例的人口大增長,各級官吏和地主大肆兼併土地,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日益增多,地租賦稅,苛捐雜稅,徭役加重,廣大農民生活困苦。
3.思想文化上,厲行專制,大興文字獄,整個社會萬馬齊喑。
4軍事上,軍力衰敗,軍備廢馳,八旗軍無所事事,軍紀蕩然,不堪一擊。
5.對外關係上,實行閉關鎖國,嚴格限制對外貿易,使中國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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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底層人的點滴生活
乾隆皇帝晚年,社會危機越來越大,我認為有多個原因的影響——人口暴增,超過資源的承受力;吏治腐敗,貪腐嚴重讓社會財富更加不均;文字獄無以復加,禁錮了人民改革創新的思想文化;生產方式落後,與西方國的經濟、軍事差距拉大。
社會各種矛盾越來越尖銳,最終導致乾隆死後幾十年,西方列強的船尖利炮炸開了中國的大門,讓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直到辛亥革命結束了大清的統治,也無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現實。
不可否認,乾隆皇帝是一位比較聖明的皇帝,一生果斷勇敢,勵精圖治,開創了封建社會少有的盛世繁榮,他對平定三番叛亂,收復新疆,拓寬北疆南疆,在開疆拓土上有不可不提的豐功偉績。他興修水利,拯災扶貧,也做了不少好事,但是,他晚年的好大喜功,驕奢淫逸,不思進取,閉關鎖國,人口政策失誤,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不可消除的危機。
乾隆皇帝晚年有哪些政策、管理和個性失誤呢?
首先,我認為最大的失誤就是人口表面繁榮下掩蓋的人口暴增與生產力低下,耕作方式落後造成耕地和糧食增產緩慢之間的矛盾。
人要生存下去,第一需求是吃飯穿衣,第二才談的上出行居住,老百姓精神上的享受在封建剝削階級高高在上的社會倒在其次了。
大清的生產力和土地資源狀況,如果不考慮嚴重的貧富分化,是可以養活一億人口的,乾隆晚期中國有多少人口呢?在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據中國第一次最徹底的大規模人口統計資料為2.9697億,整整三億人口。
據不確切統計,西漢時期我國的人口為5900萬,東漢桓帝時為5600萬,明朝嘉靖皇帝時期為6300萬,漫長時期人口增長几乎停滯。
到了明末清初,由於連年戰亂和饑荒,人口出現銳減,順治八年,全國人口只有1400萬。康熙王朝在1712年頒佈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法律,乾隆繼承和完善了法律,並加大力度增加人丁,到乾隆六年,全國人口就達到了1.43億,這個數量已經與資源和生產力能養活的人口相當了。
可是,乾隆沒有意識到人口繼續高速增加會帶來巨大問題,他繼續推行和鼓勵人口高速增加,他執政長達六十年,人口政策一如既往,到乾隆末期,人口已經番了一番多,有三億之多了,遠遠超過了土地和生產力的承受能力。
乾隆後期,吏治腐敗,貪汙腐化,土地兼併嚴重,財富更加集中,更加劇了資源的緊缺,加深了社會危機。
第二,乾隆皇帝後期,好大喜功,貪圖享樂,文武大臣,上行下效,大講排場,使老百姓更加貧困。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還當了幾年太上皇,實權一直緊握手中,他在位的全國大規模巡視就多達百次,每次都是排場十足,僅僅下江南就有六次,每次都搞得聲勢浩大,讓沿途沿江州縣百姓叫苦不迭,卻只能假裝對他稱功頌德,大呼萬歲。
另外,乾隆後期,更加閉關自守,幾乎與世隔絕,脫離了與時俱進的步伐,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與明朝幾乎沒有進步,西方同時期已經進入了工業革命,已經從英國開始進入了蒸汽機時代,而中國仍然是馬拉牛耕,肩挑背扛的古老耕作方式,和城市手工作坊生產方式。
自然,中國農業,作坊手工業產出的數量和質量,都難以滿足人口暴增所帶來的巨大消耗量,社會危機更加嚴重。
1793年,英國使團出訪中國,他們在北京見到老百姓衣服襤褸,面黃肌瘦,神情恍惚,給人就是營養不良,又精神苦悶的感覺。英國使團後來走出京城,在華北附近農村看到並在回憶錄中的記載道,沿途見到百姓的房屋幾乎都是泥巴牆壁,頂上茅草,破破爛爛,不經風雨。
京城附近都是如此,那窮鄉僻壤的西南西北之地呢?
乾隆後期,國家昌盛,全國表面繁榮,其實民間多有疾苦,與歐洲人民的生活差距巨大。
歐洲,如英國的農村農場,農業工人早餐是麵包,乳酪,和昨日剩下的鹹豬肉,午餐是麵包,乳酪馬鈴薯或者蘿蔔,鹹豬肉,還有一點啤酒,而中國春天多幹旱,農民破產後就挖野菜,吃樹皮,糟糠冷菜,要是遇到連年乾旱或者水災,就賣兒賣女,苦不堪言。
第三,貪汙盛行,腐化墮落,官吏兼併農田,各地叛亂和起義不斷,埋下了晚清潰敗和亡國的伏筆。
乾隆後期,朝廷官員貪腐嚴重,特別是乾隆身邊的重臣和寵臣們,比如和珅貪汙受賄,兼併良田,欺壓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到了瘋狂露骨的地步。
掌握國家民政大權的戶部尚書和珅的斂財就可抵全國三年的稅收,真是富口敵國。和珅貪腐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精明能幹的乾隆完全知情,可他晚年已經昏庸無腦,剛愎自負,對待寵臣的罪孽已經是非不分,麻木不為了。
這就讓老百姓更加痛苦,對朝廷失望和憤怒了。
乾隆後期,這個所謂康乾盛世就爆發了大規模起義四次。乾隆四十六年,爆發了蘇四十三和四五起義,席捲甘肅和青海;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十三年的臺灣林爽起義,遍及整個寶島;乾隆六十年的貴州、湖南起義,持續12年之久;嘉慶元年,其實是乾隆做太上皇操盤實權的時期,爆發了震撼全國,徹底動搖了大清根基的白蓮教起義,從四川、湖北、河南和陝西開始,波及全國,大傷清國元氣。
可見,乾隆後期的腐敗,對社會危機的加重,無不關係。
第四,乾隆閉關鎖國,造成中國發展緩慢,而西方同時期的改革開放,促進了西方列強經濟,軍事的飛躍。
西方在開放,技術在轉讓,而中國的閉關鎖國卻更加厲害,清廷乾隆後期,文字獄更甚,什麼“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這句本來教導人們多讀書的詩句,竟然被朝廷孤陋寡聞認定是反詩,於是,由此詩引發的全國大清查,大迫害開始了。
乾隆大搞文字獄,禁錮民間的思想,愚民政策讓讀書人天天研究古語言文字,苦讀四書五經,卻完全忽視,漠視和蔑視了推動社會,促進生產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西方在開放,以科技為第一生產力,而乾隆在閉關,要修煉得道,短短几十年,兩者的實力高低立判,讓西方狠甩了乾隆幾條街。
社會危機深重,階級矛盾突出,該清醒了,可乾隆仍然是裝睡的人叫不醒,而完全忽視了自己,和他的皇室子孫已經睡在危機的火山口了。
總之,乾隆後期,人口本來已經暴增得如此厲害,人均糧食和資源嚴重不足,乾隆又好大喜功,到處搞形象工程,又貪圖奢侈享受,加上閉關鎖國的政策,讓自己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危機越來越重,最後,大清拖了百年,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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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朝服像
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有著徹骨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黑格爾的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拖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人口壓力一直是乾隆朝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鮮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嘓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