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體仁（1573——1638），字長卿，烏程人。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考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禮部侍郎，禮部尚書。溫體仁“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是一個城府極深的官僚。

崇禎元年（1628）冬，在推薦內閣大臣人選時，溫體仁因聲望輕而沒有參與，呼聲很高的周延儒也被排斥在候選名單之外。溫體仁猜測崇禎帝心中必有疑慮，於是上疏發難，攻擊錢謙益說是在擔任浙江鄉試考官時收受賄賂，巧於為奸結黨。崇禎帝久已懷疑朝臣結黨，看到他的這番言論後很合心意，於是對他大加稱讚，由衷賞識。第二年，御史任贊化揭發溫體仁娶娼受賄，奪他人產業等不法之事，崇禎帝非常生氣，貶職一級。溫體仁乞求罷免自己的官職，並講：“近來因為錢謙益的原因，排擠打擊我的人不斷出現，沒有一個人能庇護我，我的孤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崇禎帝鑑於萬曆，天啟朝的黨爭，對大臣結黨最為反感，於是反而體諒起溫體仁的“孤立”，“無黨”，批評各位大臣是不憂慮國事，挾帶私情互相攻擊。三年六月，任命溫體仁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溫體仁藉助周延儒的力量進入內閣輔佐朝政。但是當進入內閣之後，他和周延儒在對待東林黨和閹黨的態度上截然相反，於是開始圖謀取代周延儒的首輔位置。周延儒因為溫體仁曾經和自己一起駁倒錢謙益，又是自己幫他進入內閣，所以對溫體仁的陰謀一點沒有察覺。崇禎六年（1633）六月，溫體仁暗中幫助宦官王坤，給事中陳贊化攻擊周延儒，還唆使給事中陳贊化彈劾周延儒縱容手下李元功貪贓枉法以及周延儒說過悖逆的話。崇禎帝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處境十分困難，請求溫體仁幫助。溫體仁不僅不幫忙，還把和周延儒關係好的官員一概罷免，使他得不到任何支援。無奈之下，周延儒被迫稱病辭職。於是，溫體仁成為內閣首輔。最初，他想聯合宦官壯大自己的勢力，但崇禎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賢這些宦官而得意，使溫體仁放棄了起用閹黨的想法。他又和東林黨勢不兩立，所以屢次打擊東林黨人。八年七月，東林黨人文震孟進入內閣，溫體仁處處與文震孟為難，終於使文震孟罷官。溫體仁輔佐朝政後，善於察形辨色，迎合皇上心意，受到特別的寵信，於是更加固執專橫，自己想推薦的就暗中叫人提議，想排斥陷害的就故意寬容而讓皇上去猜疑，所引薦和同位的人都是平庸之輩，以顯示自己的高明，鞏固地位。崇禎帝詢問軍餉的事，他就謙遜地說：“臣從前憑文章在翰林院任職，皇上不知我駑鈍，提拔為宰相，盜賊一天比一天多，確實是萬死不足以儘自己的職責。不過，臣雖愚昧無知，但是在起草聖旨時不敢欺騙軍餉之事，望皇上裁決。”崇禎帝認為他樸實忠厚，更加親信。溫體仁執政已久，揭發他的奏章不可勝數，崇禎帝還全然不醒悟，反而更加相信他是孤立無黨，那些指責他的人甚至有被拷打致死的。

崇禎十年（1637），他秘密奏報復社結黨，並請求懲治大宦官曹化淳。沒想到崇禎帝竟然把奏章交給了曹化淳。曹化淳親自審理張漢儒案，結果張漢儒被定為奸民，處以死刑，使案子完全事與願違。至此，崇禎帝也不再信任溫體仁，使他進退不得。溫體仁上奏稱病，想以此試探一下崇禎帝的態度，沒想到奏章剛呈上去，崇禎帝就批准他回家養病。溫體仁得知這一訊息時正在吃飯，驚得連手中的筷子都掉了，無奈只好回家。

溫體仁做內閣首輔，無論是抵擋遼東清兵的南下，還是對付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都沒有任何計策。但他善於逢迎，儘管沒有才能，卻待遇隆厚。溫體仁做官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只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因此被寫入《奸臣傳》。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說明為什麼《明史》會有《奸臣傳》。

從北宋歐陽修、宋祁撰修的《新唐書》開始，“正史”體例中多了《奸臣傳》這門類傳。對於奸臣在歷史中的作用，《新唐書·奸臣傳》讚語雲：

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兇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可以看出在天命史觀的影響下，奸臣被《新唐書》編者視為國家衰亂過程中一個推動因素，而非根本原因。其產生彷彿是像樹木生蟲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不過“有國家”的君主，還是可以努力辨別出奸臣，扭轉衰亂的趨勢。

從此以後，用奸臣的作為來解釋“天命”如何實現、政權如何衰亂，就是舊史家的一項常規武器了。《明史》裡除了《奸臣傳》，還有《閹黨傳》，記載的是阿附作惡宦官劉瑾、魏忠賢的官員。《奸臣傳》裡記載的都是“內無閹尹可依”而在外朝中結黨營私的官員。

（北宋士大夫歐陽修。《新唐書》中奸臣傳的設立可能就出自他的觀念。）

那麼具體到溫體仁，他就非常符合《明史·奸臣傳》的標準了。首先他擔任閣臣是在崇禎朝，也就是亡國前夕；其次他談不上多麼勾結宦官；再次，《明史》對崇禎皇帝本人的品行評價是比較高的，需要用用人不當來解釋政治的失敗；最後，他在世時就名聲極差，被視為朝廷的大惡之一，之後逐漸被定為崇禎朝兩大奸臣之一。

早在溫體仁彈劾錢謙益科場案之後，就招來巨大惡評。據文秉《烈皇小識》，崇禎二年時，他和一同質疑錢謙益的周延儒、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侍郎申用懋一起被稱為“四凶”。等到了周延儒再次入閣的崇禎末期，溫體仁又和楊嗣昌、薛國觀、謝陞四人並稱“四凶”：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雲：“近日科道橫，如楊枝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升已處分，何王士鑅疏又云四凶？”（李清《三垣筆記》）

十幾年間“四凶”換了三個，溫體仁依然在列。

清初人開始撰述崇禎朝的歷史。貳臣曹溶的《崇禎五十宰相傳》中，將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楊嗣昌四人合傳。張岱《石匱書後集》中，溫、周、楊三人合傳。已顯示出史家對這幾人共同特點的注意。不過在雍正元年王鴻緒進呈的《明史稿》中，尚未將溫、週二人打入奸臣傳，而是二人合為一列傳。到了雍正末年修成的《明史》中，二人才正式進入了奸臣傳。

為何溫體仁的名聲如此之差呢？

首先，他和許多政治上與東林有關的人士及復社領袖是對立的，而在天啟後期魏忠賢迫害東林人物之後，“東林”成為了一塊象徵道德水平的金字招牌，攀附者眾多；其次，溫體仁這個人的行事作風，沒有人們期待的寬厚忍讓的“大臣之風”，而是像訟師一樣具有攻擊性，先後親自彈劾錢謙益、文震孟、鄭鄤等人；同時，他這人“不市恩怨”，別人上疏攻擊他，遭到皇帝懲處，他也只會給皇帝上密揭請求寬大，不會公開上疏讓士林知道，因此不易收攬人心。

當然，溫體仁保持這種作風，也可以讓皇帝看到其無偏無黨的孤臣形象，保持對其的信任。越是如此，越讓反對者對其憤恨有加，正如曹溶所說：

畏其兇者群起而攻之，惟恐其不去而竟不去。

這樣看來，隨著溫體仁在仕途中貫徹其一己之道，同時得來了上賜的榮寵與士林的罵名。斯人求仁得仁，或許他的心中是不以之為憾的吧~

至於舊史家的評騭，本身是在舊史學體系下做出的，今人也不必太為之掛懷，只要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