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英宗中了石亨，徐有貞等人的圈套，認為自己發動的奪門政變師出無名，沒有正當的名義，而且他們還騙英宗說于謙有意讓藩王進京繼位，于謙雖然有功，但英宗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統性，這才下令殺了于謙。

其實細細想來英宗根本沒有必要發動奪門政變，當時的朱祁鈺已經病重，兒子又死的早，已經沒有了繼承人，朱祁鈺死後皇位要不傳給他的兒子，要不傳給他自己，英宗又何必多此一舉發動奪門政變，還是石亨，徐有貞為了一己私利才誘使英宗做了如此選擇。

之後明白過來的英宗處死了石亨，徐有貞等人，認為于謙不該殺，所以在他的兒子朱見深一繼位就為于謙平了反。

引言

封建時代，政治人物的前途命運，不在於你為國家立下多大的功勞，而在於你是否效忠於最高統治者，是否能在關鍵時刻站好隊。許多時候，大臣為國家立的功勞越大，統治者越忌憚，大臣又不懂得韜光養晦，有性格、有自己的意見，關鍵時刻站錯隊，那真的是境遇悲慘，這就是封建時代的一條規律，一個悖論。 無能、無功的人能夠封妻廕子，而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反而棄屍於街頭。

于謙的這種性格與他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有關。

于謙的性格來自於他父親的遺傳。于謙父親是於彥昭，秉性耿直，經常對鄉里的人施以救濟。我們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父親這樣的行事作風從小就影響到了于謙。後來，權監王振向于謙索要賄賂時，于謙說只有兩袖清風。說明於謙對那些透過逢迎而驟得高位的人非常看不起，也體現了他耿直的性格。

于謙的這種性格也是受到當時明朝官學，理學的影響。

理學強調“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所以于謙非常看重氣節。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件就是他經常把宋代文天祥的畫像，放在身邊，時時刻刻以文天祥為榜樣，做到死而後已。于謙又是浙江錢塘人，受到自宋以來陳亮為代表浙東風氣的影響，鑄造了他“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高尚情操。

于謙的做官經歷也促進他剛直不阿性格的形成。于謙在考中進士以後，起初擔任的御史。明太祖在設立御史，規定御史就要任用那些血氣方剛，且剛剛進士及第的人，因為這些人還沒有受到官場不良風氣的影響，敢於不畏權貴，仗義執言。于謙還是小小一個的御史時，就把朱高煦罵了一個狗血淋頭。後來于謙擔任了巡按、巡撫。這些都是帶有監察性質的官員，需要具備的素質就是敢為民做主，打擊豪強。于謙在十幾年的巡撫生涯，官宦生涯遍及河南、江西，贏得百姓的尊重，在他死後，當地百姓還給他建立宗祠來紀念他。長期作為司法官員鑄造了于謙剛直不阿的性格，不然他不會得到百姓的懷念。

這個觀點首先我糾正一下，不是說于謙在當時有迎合統治者的一面。是當時的環境使得於謙無形中站了隊。

于謙選擇朱祁鈺是當時環境決定的。土木堡之戰後，朱祁鎮被俘，景泰帝是監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當時年幼，是皇太子。在這種局面下，于謙深知，必須拋棄朱祁鎮，迎立年長的朱祁鈺，才能提高天下臣民的信心，打敗瓦剌。果然這樣的建議得到了大臣的響應。此後朱祁鈺和于謙君臣二人配合，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于謙也被提拔為了少保，總管京營事物。于謙也就被所有人看做是景泰帝的支持者。景泰帝執政的八年間，遠比之前的明英宗正統年間要好，所以于謙從心裡上也願意接受景泰帝對他的欣賞、提拔。

我感覺于謙對朱祁鎮是不太喜歡的。雖然史書記載，明英宗能夠結束俘虜生涯，全靠于謙。這只是于謙作為一名臣子應盡的義務，體現了理學對他的影響。實際上于謙是不願意讓朱祁鎮再做皇帝的，在景泰八年，朱祁鈺病倒之後，關於由誰來繼承皇帝，朝中大臣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擁立朱祁鎮，而於謙主張迎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我覺得於謙這樣的一種做法是對朱祁鎮治國能力的一種懷疑。這種做法自然引起了朱祁鎮的不滿。

從中我們分析到于謙的心態，在各種力的作用下，他自熱而然的站到景泰帝一邊，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又反對朱祁鎮上位，這樣當朱祁鎮重新當上皇帝以後，于謙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這時候的朱祁鎮是不會考慮，于謙為明朝立下多大功勞，只記得于謙曾經反對過他，沒有迎合他。

《明史·于謙》傳中有一個僧人評價于謙：“他日救時宰相也”。

我覺得這句話對於謙的評價是中肯的，于謙能做到“治世之能臣”，但他做不到“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有能力，有耿直的性格就行，奸雄需要有曹阿瞞那樣的機變之術，能做到和光同塵，于謙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是我想九泉之下的于謙應該不會為他的選擇而後悔，因為他的理想就是留清白在人間，要是讓他違背自己的本心，向徐有貞、石亨、曹吉祥那樣的人，隨時改換門庭，貪圖榮華富貴，就不是于謙了。

土木堡之變，皇帝被俘、三大營潰散、武將勳貴戰死者不計其數，即將亡國的慘淡愁雲籠罩著大明京師。

大明該何去何從？

監國朱祁鈺召集留守京師的文官武將舉行朝會，徐有貞說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南遷。

正當眾人盤算著朝會一結束就趕緊回家收拾細軟之時，于謙“建議南遷者當誅”的一聲怒吼給了朱祁鈺堅守京師的底氣，接著，朱祁鈺登基、遙尊朱祁鎮為太上皇，于謙經過一番調兵遣將、運籌帷幄終於取得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

然而，僅僅八年之後，奪門之變發生，朱祁鎮復辟、朱祁鈺駕崩，土木堡之變後力挽狂瀾的于謙因被誣陷謀反而遭斬決。

于謙是不是必須死？

要解答這個問題，還得從大明立國講起。

朱元璋建立大明後，以大都督府管理各級武將、統領天下兵馬，以中書省管理各級文官、負責處理政務。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生，明太祖廢除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從表面上來看，胡惟庸案使得文官、武將勳貴都遭到了重大打擊，但是，由於明太祖朱元璋規定非軍功不得受爵，所以，洪武時期武將勳貴勢力要強於文官勢力。

建文帝繼位後，開始全面重用文官治國理政，文官終於等來了自己的春天，只是，這個春天僅僅持續了不到四年。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率軍攻入京師（今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蹤，朱棣登基，改年號為永樂。

永樂一朝，大家確實都很樂呵：戰爭頻繁，武將勳貴們不斷的加官進爵；國本確立，文官們藉助內閣形成了文官集團；朱棣扶持，宦官侯顯代表朝廷出使遼東、西域，宦官鄭和率領水師揚威四海。

明仁宗繼位後，武將勳貴勢力、文官集團回過味來了，率領水師、代表朝廷出使怎麼能讓宦官去做，所以，鄭和下西洋停了、侯顯出使停了，宦官被打回原形。

明宣宗繼位後，大明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收縮，武將勳貴勢力遭受打壓，文官集團權勢不斷膨脹。

為了防止文官集團的權勢過於膨脹，明宣宗透過設立內書院給宦官集團登上大明權力舞臺打開了一扇窗。

明英宗繼位時，三楊內閣早已名滿天下，武將勳貴勢力由於遭受打打壓已經失去了不少話語權，宦官集團羽翼未豐。

看起來，文官集團已經在大明的權力舞臺上佔據了絕對優勢，可是，正統十三年發生的一件事令文官集團明白了這不過是黃粱一夢。

根據《萬曆野獲編·補遺》中的記載，事情是這樣的：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其時都司之橫如此。

僅僅因為祁州知州李玉不讓道，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暠就用軍棍像打小兵那樣將他打了一頓。

十年寒窗苦讀，數年兢兢業業，再加上運氣才能升任知州，結果因為一次不讓道就被一個都指揮僉事打了一頓，這讓李玉如何接受、讓整個文官集團如何接受。

不僅如此，宦官王振成功透過明宣宗開啟的那扇窗登上了大明權力舞臺，並且力壓武將勳貴和文官集團。

經歷了建文朝的重用、經歷了永樂朝國本之爭的勝利、經歷了三楊內閣的名揚天下，結果李暠用了一根軍棍打了整個文官集團的臉。

痛過之後，文官集團才猛然驚醒，原來，大明的權力舞臺上，主角不是武將勳貴就是宦官，自己雖然戲份增加了，但卻一直都是配角。

面對這種情況，文官集團必定心懷不滿，當不滿積攢到一定程度，他們就會奮起反抗，恰好，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發生。

土木堡之變，王振攛掇明英宗御駕親征，結果卻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將大明拖入深淵，武將勳貴身經百戰、戰功卓著，卻無法挽救三大營的潰敗。

土木堡之變後，時任兵部尚書的文官于謙僅憑一己之力重新整頓了三大營、清除了王振餘黨、率領明軍取得了京師保衛戰的勝利，最終力挽狂瀾、將大明從深淵中拉出。

透過對比土木堡之變前後宦官、文官集團、武將勳貴的表現，以于謙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充分證明了自己才是朝廷的中流砥柱、自己才應該成為大明權力舞臺上的唯一主角。

景泰一朝，以于謙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在輔佐明代宗修復土木堡之變帶來的創傷時，還做了兩件事：

一、于謙以三大營戰力不強為由，廢除三大營，設立十二團營，自己為兵部尚書兼任團營提督，並將宦官排擠出團營；

二、于謙以便於指揮明軍作戰為由，將各地的巡撫、鎮守文官合二為一，令巡撫成為朝廷派駐各地的最高軍政長官。

這兩件事做完之後，文官集團確實成為了大明權力舞臺上的唯一主角，可是，宦官、武將勳貴卻連當配角的機會都沒有，只能坐在臺下當觀眾。

從主角到觀眾，宦官、武將勳貴心中的不滿可想而知，作為文官集團的代表人物，于謙自然成了他們發洩不滿的物件，再加上一直都因遭受打壓而對於謙心懷不滿的南遷派文官，大明的朝堂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倒於勢力。

景泰八年，明代宗病重，倒於勢力覺得有機可乘，所以就在宦官曹吉祥、武將勳貴石亨、南遷派文官徐有貞的帶領下發動了旨在幫助明英宗復辟的奪門之變。

明英宗成功復辟後，皇帝對於謙提督團營寢食難安、武將想要廢除巡撫、宦官想要擠進團營、南遷派文官想要發洩心中不滿，他們一合計，發現想要同時實現這些並不難，只要幹掉文官集團的代表人物于謙就可以了。

為了合情合理的幹掉于謙，他們給於謙安上了謀反的罪名。

其實，于謙完全可以率令團營阻止奪門之變的發生，並在平息奪門之變後迎立藩王，可是為了避免內耗，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還選擇了認命。

在皇帝、宦官、武將勳貴、南遷派文官都想幹掉于謙和他自己認命的情況下，等待于謙的只能是必須死的結局了。

于謙的確在土木堡戰敗後的北京，力挽狂瀾。但對於明英宗來說，于謙的動作對他個人而言並不是什麼好事。何況，于謙本身也已經在當時被明朝內部的兩股勢力盯上。這三方因素彙集在一起，就決定了他的死期。

在明白于謙為什麼必死之前，首先要看到當時明朝內部政治生態的分佈格局。在當時，朱元璋時期扶起來的宗室藩王集團，已經因為朱棣和他孫子的數次削藩政策，變得弱不禁風。這就給政治生態圈留出了很多空檔，皇帝也必須用新的力量予以補充。結果，軍人集團、文官集團和太監，成為了三分天下的狀態。

但因為制度問題的限制，文官已經逐步在朝廷中佔據了主要位置。軍人集團因為隨時有被牽涉殺頭大罪的威脅，而一直被壓制。只有少數朱棣時代留下的老家和他們的後裔，還能稍微支撐一下。至於太監集團，則完全聽命於皇帝個人。在當時還沒有壯大到和文官撕破臉的地步。王振看似權勢很大，但也絕沒有後來魏忠賢那樣的好運和時機。

土木堡之戰，可以算是對武將+太監集團的一次沉重打擊。證明前者的戰鬥力並不可靠，無法做到禦敵於國門外。後者也被文官趁機打壓為無法輔助皇帝的累贅，還有阻礙視聽和矇蔽皇帝之嫌。

至於文官集團自己呢？先是證明了自己先前反戰主張的正確性，然後又在北京保衛戰中證明了自己有捍衛國土安全的能力。于謙就是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明星級大忠臣。甚至為了擺脫明英宗被俘後所受到的牽制，敦促朝廷又擁立了景泰帝出來主持大局。實際上就是將自己和整個京官隊伍都向上邁了一步。

但問題是明英宗沒有死在蒙古。瓦剌人也不是白痴，明白將明英宗放回去的好處比留在自己手裡爛掉要好很多。這就給後來的事情埋下了伏筆。

從明英宗的角度來說，文官隊伍已經過於膨脹，幾乎形成了威脅自身的政治集團。這些人在土木堡戰前一味的拆臺而不提出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自己被俘後不想辦法和談營救。最後還把自己的弟弟搬出來壓制自己。于謙則更是這些大惡人中的罪魁禍首！

於是，明英宗很自然的同太監與武將軍人集團聯合起來。主持奪門之變的兩個主謀，一個就是太監曹吉祥，另一個就是老派武將石亨。他們都需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團去爭取一片活路。明英宗的態度與參與，是最好的大旗與武器。于謙本人則是必須進行斬首的文官集團中樞。

因此，奪門之變的事情就水到渠成。文官集團在毫無抵抗力的情況下，被皇權+軍權的對手幹掉。于謙儘管在後世留下了美名，但基本上得益於嘉靖朝時期的政治轉向和宣傳套路。放在當時，奪門之變就宣告了文官集團在明朝歷史上的首次“搶班奪權”被鎮壓下去了。

也是由於于謙的死和文官集團的被壓制，明朝在之後的60多年裡，還保持了最基本的戰鬥力與外交水準。一直到明武宗暴死，明世宗上位，文官集團才依靠企圖綁架皇權來進行第二次嘗試。這種嘗試在明穆宗時代，終於初見成效，在萬曆時代發展到頂峰。

當然，你從這個時間線也能看出：文官集團距離成功越近，明朝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公元1449年秋天，蒙古瓦剌領袖也先進犯明朝，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慫恿下親征，當時于謙是兵部左侍郎很反對明英宗親征，結果明英宗不聽，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虜。皇帝被俘，群龍無首，北京大為震驚，都不知道怎麼辦。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鈺只好出來監國，召叢集臣商議怎麼對付瓦剌。當時就有人建議遷都南京，于謙表示很反對，並嚴厲譴責遷都的人：“主張南遷的，該殺。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但搖動則國家大計就完了，難道沒有看見宋朝南渡的情況嗎？”郕王朱祁鈺也肯定了于謙的說法，於是堅決防守。

當時明朝的精銳部隊，全部在土木堡失陷，在京城計程車兵不到十萬，且戰鬥力低下。京城防守並沒有太大的把握，而於謙調集周邊的軍隊。讓各府的官員向京師運糧，並把各地的兵力派往京城防守，于謙晉升為兵部尚書。由於京城無主，太子又年幼。瓦剌的兵不斷逼近北京，于謙等人請求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皇上。郕王朱祁鈺當時推辭，于謙最後發話說：“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郕王就這樣做了皇帝，即明代宗，年號景泰，又稱“景泰帝”。

朱祁鈺做了皇帝以後，對於謙非常的信任，幾乎什麼都聽他的。于謙在京城招兵買馬，向各地調兵遣將保衛京師。1449年10月，瓦剌首領也先挾持著明英宗，攻破紫荊關，逼近北京。將領石亨建議收兵固守，于謙不同意，反對說：“為什麼向他示弱，使敵人更加輕視我。”于謙調兵遣將帶領22萬兵士，在九門外擺開陣勢。當也先兵臨城下的時候，見明朝的軍隊嚴陣以待，也有些灰心。當時明朝叛變的宦官建議也先，讓明朝大臣邀請明英宗回去，然後索取財物就可以了。但是，這個要求被景泰帝拒絕了。也先只好發兵一萬騎兵進攻，結果作戰失利，也先帶著明英宗向西逃跑。于謙調集軍隊追趕，直到居庸關才退回來，京城的危機也就解除了。瓦剌撤退以後，于謙又立了大功，皇帝又加封賞讓其總督軍務。

1450年3月，瓦剌率領3萬圍攻萬全，于謙又調兵遣將，抵禦敵寇。也先見明軍設防，不久撤退，並派人再次議和。于謙力排眾議，殺了主和的官員，堅決抵禦拉瓦。從此邊境的守將都主張堅守，沒有敢說講和。到了8月，也先又派使者到北京，打算把明英宗宋回去，並對明朝進行朝貢。當時景泰帝很反對，以為大臣們要把他換掉。但是，于謙說即便把皇帝迎接回來，也不會更改。景泰帝聽了于謙的話，把明英宗接了回來。不過，也因此留下了禍患。其實，景泰帝能做皇帝都是于謙的功勞，且景泰帝非常信任於謙。當時朝廷有很多大臣誣陷於謙，景泰帝立保，沒人敢動于謙。但是，景泰帝做了8年的皇帝后，生了重病。公元1457年，景泰帝病重招石亨託付後世。石亨表面遵照他的囑咐，卻背地裡打起了足以。他知道，景泰帝快不行了，為了謀求後路，乘機發動“奪門之變”擁戴明英宗復位。

明英宗復位以後，以石亨為首的大臣誣陷於謙謀反，建議斬首示眾，並把于謙一起供事的大臣全部逮捕。當時的明英宗也有些猶豫，認為于謙的確有功勞。徐有貞進言說：“不殺于謙，復辟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本來明英宗復位也是石亨和徐有貞策劃的，所以明英宗不敢反對這件事。最後，于謙被殺棄市街頭，並被抄家，家人被充軍邊疆。還有人甚至建議將於謙滅族，並把他推薦的文武官員也全部抓起來處死。刑部堅持原判沒有這麼做，其他人才罷手。造成這樣的結局都是于謙那一個錯誤的決定，結果害了朱祁鈺也害了他自己。

每個皇帝活著時，第一看重的是皇權帝位，而非江山社稷,當他死的時候才考濾帝位傳人。於閣老，嶽武穆皆死於此結。岳飛整天嚷著“靖康之恥”“迎二帝還朝”，于謙眼看英宗被俘，不去作陪探視，而是迎立朱祁鈺為帝，進行北京保衛戰，鞏固大明王朝。生於皇權絕對至上的年代，思想作為稍有不慎，焉能不死?

其實于謙的悲劇，和小人的陷害以及當時明政府高層的默許是有一定關係的。

于謙是明朝歷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位大臣，如果不是他力爭和蒙古人對決，明朝確實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南宋。那麼，為什麼對明朝功勞如此之大的于謙，會有一個悽慘的下場呢？我們今天從兩個方面來說說于謙悲劇的原因。

我們知道，于謙的性格是比較耿直的，他的《石灰吟》就能很好的說明於謙品性：粉骨碎身全部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說明了于謙正直的品格，因為這一品格於謙遭到了奸佞之人的陷害和痛恨。

蒙古人圍攻北京的時候，徐珵建議學習宋朝將明帝國的都城南遷，遷移到南京，但是于謙直接在眾人面前否決了徐珵的看法，徐珵非常記恨于謙，徐珵因為建議南遷，最後仕途也受到了影響，他不得不改名徐有貞。

在痛恨于謙的人當中，除了徐珵外，還有石亨。石亨因為因為犯了軍法要被削職，但是于謙在皇帝面前說話，石亨才保住了自己性命，後來在北京保衛戰中，石亨更是憑藉戰功，獲得了比于謙還大的賞賜，這時候石亨心裡有愧，於是讓于謙的孩子擔任高官，這時候于謙說：

“國家多事的時候，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為大將，沒有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提拔一個兵卒，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於軍功，極力杜絕僥倖，絕對不敢用兒子來濫領功勞。”

對於于謙的這一態度，石亨不高興了，他在心裡也開始記恨于謙，他認為于謙不進油水，不可交。之後兩人形同水火。另外，還有張輒因為不遵守法令遭到了于謙的彈劾，而張輒下來和內侍曹吉祥勾結，兩人一起陷害於謙，明英宗復辟後，這些人在都在英宗面前陷害於謙，所以于謙的悲劇和這些人是密不可分的。

筆者認為，這是于謙悲劇的根源。為什麼這麼說呢？土木堡事變之後，明英宗成為了俘虜，明代宗成為皇帝，而於謙成為了兵部尚書，他率領二十多萬士兵對陣瓦剌的軍隊，當時瓦剌方面用明英宗來威脅明朝，這時候于謙給皇帝上書“社稷為重，君為輕”，這意思就是說，你們蒙古人俘虜的皇帝對我們已經沒用了，我們已經有了新的皇帝。

于謙這樣的話，明英宗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呢？他應該是痛恨于謙的。我們可以從後來事態的發展來看看。公元1457年，明代宗病重，徐珵、曹吉祥還有石亨等人直接讓明英宗復辟重新當了皇帝，而於謙也直接被關進了監獄之中。

其實明英宗也知道，于謙對明朝是有功勞的，當時明英宗對外說“謙實有功”。可是這時候的徐有貞說話了，如果不殺于謙的話，我們復辟師出無名，會讓別人說閒話的，最後明英宗直接下令給於謙實行斬決。綜合這兩方面原因，于謙只能悲劇收場了。

對於于謙的死，史書記載“天下冤之”。在明朝那些事中，筆者最喜歡的人物，除了王陽明就是于謙了，關於于謙的故事，大家可以多瞭解一下，他確實是一位讓人感動，讓人敬畏的大英雄。

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明朝于謙有著“救時宰相”的美稱。他入朝擔任兵部右侍郎時，有人提醒官場潛規則，上下左右“打點”。于謙笑著舉起兩袖說：“吾惟有清風而已。”他被處死抄家，“清貧蕭然”，只有書籍，以及皇帝賞賜的璽書、袍鎧、冠帶之類。

董其昌曾評于謙說：“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自分一腔拋熱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獨留清白在人間。”于謙自幼崇拜文天祥，他以文天祥的氣節來激勵自己。于謙為官清廉，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不攀附權貴。土木堡之變後，于謙力挽狂瀾，拯救明朝政權於水火之中。但由於于謙的不肯同流合汙，不明官場潛規則，引起了石亨等人的猜忌，他們以謀反罪名誣陷於謙。清廉剛正的于謙最終被抄家處斬，天下共冤之。

現在有人常常為明英宗翻案，電視劇《女醫明妃傳》中，重情重義，收穫不少粉絲，這個電視我沒看過，在我心中，殺于謙一事，明英宗就永遠翻不了案！于謙之後，更多的是明哲保身的聰明人！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是明朝名臣于謙吟的一首石灰吟，也是自己的銘志詩，于謙是明朝毫無爭議的一代忠臣。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介紹一下當時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鎮，朱祁鎮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長子，九歲繼位，剛繼位時因為年齡幼小，全憑宣宗留下的老臣扶持，國家在三楊的共同努力下也是國泰民安，頗有一幅明君之像。

但到了長大之後，三楊老去，開始寵信宦官王振，王振把持朝綱，朝野上下弄得是烏煙瘴氣，他還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在土木堡這個地方明軍大敗，英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被瓦剌大軍所俘，明朝精銳損失慘重，在這群龍無首之時，瓦剌大軍又兵臨京師，朝野震盪，人心惶惶，有人建議遷都南京，這個時候于謙站出來了，激昂而又堅定的喝道言南遷者，可斬也，于謙首先提出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新帝，英宗為太上皇，朱祁鈺為英宗同宗異母的親弟弟，然後開始向全國調兵進京勤王，最後在於謙的力挽狂瀾之下，打贏了可以改變歷史的北京保衛戰，瓦剌敗走，英宗依然成為俘虜，而後隨著迎回英宗。

但代宗並沒還位之意，到了景泰八年，代宗病重，英宗在石亨與徐有貞的擁戴下發起了奪門之變，重新稱帝。

這就是于謙被殺前的經過。隨著英宗重新登基，大家也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英宗急需培養自己的勢力，而石亨與徐有貞擁戴英宗與于謙擁戴代宗不同，前者二人為了自己可以榮華富貴，拜相登閣，他們內心很是忌憚于謙，就對英宗說不殺于謙，此舉無名，英宗也知道于謙在朝中的影響力，如果不把于謙殺了，自己的新政權就沒辦法得到鞏固，即使找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也一定要除掉于謙，為了自己的名正言順，因此于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英宗以謀反的罪名所抄家，家人充軍。

每每想到這我心裡異常痛苦，于謙論清廉，于謙自奉儉樸，兩袖清風；論能力，于謙膽識非凡，處亂不驚；論人格，于謙心繫國家，義薄雲天；論操守，于謙安於淡泊，剛正不阿。但即使這樣，于謙也是死在了兩任帝王的權利鬥爭中，嗚呼哀哉。

最後的結局是石亨與徐有貞自然不會有什麼好下場，而英宗也是追悔莫及，所以才讓其兒子憲宗一上位就為于謙平反了。

土木堡大敗後，瓦剌大軍挾明英宗朱祁鎮進攻北京，此時的于謙盡顯高超的戰略意識和軍事才，先擁立了朱祁鈺為帝，解除了瓦剌以明英宗為人質要挾，又果斷的斬斷了大臣們國都南遷的想法，將思想統到一起，背水一戰，併成功保衛了北京皇城。此時于謙的政治生涯已經達到了巔峰，上有大權在手，下有百姓愛戴，但同時這也是他快速走向人生末路的開始。

于謙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家，但卻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在明朝危機解除後，他未能看清朝內主要矛盾，他心中的政治過於理想化，在英宗回朝的問題上沒能幫助代宗做出正確判斷，給朝局埋下了不穩定因素，才使徐有貞等人有機會謀劃了“奪門之變”，讓自己這樣一個民族英雄落得個悽慘收場。

歷史總是有相似之處，在於謙身上似乎看到了早於他300年以前的岳飛的影子，同樣的民族英雄，不同的過程，卻是同樣的結局，這可能是歷史這個大導演給我們的又一次精彩演繹，給我們一次重新思考的機會，來更清楚的看清歷史的真相吧。

于謙續的是民族的命，也續的是明王朝的命，真正踐行了社稷國家高於帝王的儒家思想。正因如此，他站錯了隊，得罪了皇帝，功高又惹眾臣宵小的嫉妒，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相信于謙也是知道的，然"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以于謙乃大勇之英雄，真正的民族英雄。

擅立景帝，如果英宗不回來這倒也沒什麼，英宗回來了這筆賬要清算的，不管于謙有多大功勞，只要認為威脅到皇權就什麼都不算了。

功勞大，問題也不少。一片公心不代表破壞規矩的行為能被原諒。後來也證明，明中後期大多數文人都是頂著大義結黨營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