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光榮，借款就是最大的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最佳措施。這並不是一個笑話，而是這些年來各個國家的實踐。全球各國的債務總額和GDP之比在不斷增長，這並不是某幾個國家的特例，而是各個國家存在的普遍現象。

美東時間7月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戈皮納思（Gita Gopinath）和財政事務局局長賈斯帕（Victor Gaspar）發文指出，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財政支出，已使全球公共債務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佔GDP的比例逾100%。

其實經濟學是一個不斷在進化發展的科學，很多情況下經濟學可能都不能算是科學，或者說不能算是一種“機械意義”上的科學，很多過去想當然的結論，隨著時代的發展，可能這些結論都不太重要了，或者說，這些結論的含義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們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很早就已經突破了100%，但是這對日本經濟並沒有產生毀滅性的影響。目前，日本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是238.20%，而早在1997年，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了100%。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都超過了GDP的100%呢?為什麼一國政府要負債這麼高呢？這還是要從經濟發展的方式和原因來談起。

經濟發展有兩種方式：

由於這20年來，發達國家的人口沒有得到爆發式增長，或者說人口緩慢增長甚至負增長，所以利用人口增長的方式來發展經濟，這條路子已經行不通了。

既然人口的方式行不通，那麼只能依靠科學進步來發展經濟。可是非常遺憾，近20年來科學進步的速度並不能夠支撐發達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就必須舉債向私人不願意投入的產業進行投資，政府希望透過公共債務獲取資金，支撐社會研究和基礎學科的發展，透過政府投入拉動經濟，實現遠期和近期發展的是平衡。畢竟社會發展了，才能夠充分就業，整個國家才能夠穩定。這是近20年來，為什麼發達國家公共債務持續攀升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這20年來全球利率，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利率，都在一個下行的通道，日本歐洲的利率甚至為負。在新冠疫情後，美國為了刺激經濟的發展，也將聯邦基準利率降到0的水平。低的成本，使得政府籌措資金還債的壓力大大減輕。所以，即使債務在不斷增長，可能政府還債的壓力也並沒有比以前大很多。

當然，借的債最後一定要還的，但是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做法，可能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種最新的做法，在經濟學領域中有一個新的學派叫做現代貨幣學派。

全球債務規模急劇膨脹，已達到創紀錄的164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25%。為此，國際貨幣基金拉響了警鐘。美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個國家的債務總和超過了164萬億美元債務中的一半。中國的舉債規模則從2001年的1.7萬億美元飆升至2016年的25.5萬億美元，民間部門債務的飆升推動了債務積聚。國際貨幣基金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過後民間債務的增長當中，中國佔到了近四分之三。舉債現象波及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得以倖免。債務問題不再侷限於發達經濟體：中等收入國家的舉債水平也在不斷攀升，目前已超過了上個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的水平。

各國公共債務上升是全球債務增長的重要原因。目前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為105%，為二戰以來最高水平，這與2008-2009年，各國面對經濟衰退推出的重振方案不無關聯。新興經濟體公共債務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接近50%；最近30年來，新興經濟體利用超高速增長的經濟，長期以來得以控制各自的公共財政。然而時過境遷，如今這些國家成為最近10年間全球債務飆升的主要原因。發展中國家集團也未能躲過公共債務的厄運。低收入發展中經濟體公共債務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已超過40%， 2012年以來增長了10個百分點。儘管此一數字低於最近記錄的歷史高峰，但對於低稅收的國家而言，下滑的風險卻極大。

全球債務飆升的原因各有不同。除了經濟危機及影響之外，各國央行推出的超寬鬆貨幣政策也發揮了作用。各國及企業利用流入市場的流動資金，實現低利率借貸，為促進增長提供資金。2014至2016年，原材料價格危機嚴重打擊了非洲、中東和拉美國家的出口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