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時候，道德綁架更是直接出現在了皇帝的面前，弄得皇帝怎麼也不是。宋代仁宗時期有一個公認的道德模範名字就叫做郭勸，這個郭勸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一直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批判所有人。簡直就是眼裡容不得沙子的典範，仁宗想著廢掉皇后，改立一位貴妃，直接被郭勸罵說不忠，這事到最後也黃了。

接著到了後來一點，仁宗覺著自己的浴桶用的時間也有點長了，想換一個新的，又被郭勸說奢靡，這事也不了了之。總之，只要皇帝幹一點點與往日不同的事，被他知道了，就會大罵皇帝禽獸不如，據說有郭勸的時期納妃都省了！

就連最後北宋的滅亡也和道德綁架的始祖郭勸密不可分，據說當時郭勸在一個地方任職知府，在當時作為朝廷藩屬國的党項政權首領元昊，想要叛變，但是元昊 的叔父強烈反對，害怕出事，一怒之下直接降了郭勸。郭勸看到天上掉下如此大的餡餅，直接派兵想攪毀那群山賊，但是軍事頭腦什麼的都沒有，想要剷平做大功臣的想法就泡湯的。本來沒有圍剿成功也就沒有什麼事，大不了就退兵，或者找個理由道個歉什麼的，這位郭勸倒好，把元昊的叔父裹起來送了回去，攻打的理由就是你們家人不團結，我來幫幫你們。這樣也為後來元昊大軍，根本不需要什麼出師有名就往帝都打去，北宋掛了，創立了南宋。

北宋建立之初，民不聊生，官府勾結徇私枉法，總之就是能拿到錢的事情都會幹，對比起來南宋時期的史浩，就顯得不道德的多了，但史浩和郭勸一樣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在戰場面前談論道德。大將軍在前鋒殺敵，直逼金的腹地，眼看差一點就可以中原統一了，皇帝心裡高興的不得了啊，但是這時候史浩出現了，對著皇帝就是一頓譴責，說什麼為了自己的天下不顧蒼生於水火，皇帝在史浩的高談闊論之中，送了牙，直接班師回朝。史浩還保證放人家一條生路是道德的事情，並且保證金不會打回來，話還沒落地金人就直接把整個朝代逆轉了。

如果社會沒有道德準則約束每個人的行為準則，也就是你提出的道德綁架，那人就不會有道德良知的約束，就沒有正確的是非觀念 ，那來的什麼信仰，華人沒有信仰，這個國家就沒有凝聚力，一個沒有凝聚力的國家，就是一盤散沙，在遇到突發事件時，是沒有戰鬥力的，這次疫情就是很好的說明。就是我們有優良的文化道德傳承，才會有眾志成城、萬眾一心抗擊疫情的堅強決心和勇氣。

社會需要有序的道德綁架，可以理解為道德約束。

被道德綁架最明顯的就是明崇禎皇帝了。明朝末年，內有流寇橫行，外有滿清叩關，可謂內憂外患。崇禎十五年，松錦戰事失利 思宗詔陳新甲秘密與清和議，事洩，滿朝大譁，一致反對，崇禎被迫殺陳新甲，中止議和，明廷喪失最後一次議和的機會，明廷在內外交困中走向滅亡。

當時的情況來看，滿清並無力推翻明廷，因而，皇太極執政後，急於主動同明朝進行接觸，希望同明朝議和，以便休養生息，充實國力。崇禎四年，皇太極曾與明朝太僕少卿張春有過接觸，“大清有議和意，春為言之於朝，朝中譁然詆春。”

崇禎帝以及楊嗣昌、陳新甲等官員也一度希望對清議和，以便獲得喘息之機，專力對付國內的農民軍。但是明朝的官員絕大多數反對明清議和，認為對清議和是莫大的恥辱。明朝文官治國，以道德立國的體制，在思想觀念上受儒家正統學說頗深，夷夏觀念甚強。從民族主義觀念上來講，對清議和更令人難以接受，當然，這方面也有歷史上的原因，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明人認為宋朝的滅亡在於宋朝對外一再議和妥協，而明朝推翻了元的統治，重建了漢族王朝，使明朝的民族自信心重新受到恢復，天朝上國的大國心態揮之不去；再者，關外滿清是金的繼承者，滿清建立政權之初國號為後金，後改為清，因而，與清議和，無異於效仿北宋、傷害民族自尊心。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陽、襄陽，分別處死福王和襄王，之後三圍開封，中原腹地俱遭流寇荼毒。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奉召討賊，卻先後師敗命喪。

崇禎十五年，在崇禎皇帝與兵部尚書陳新甲屢次催戰中，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被俘，持續2年的松錦之戰以大明徹底失敗而告終，大明邊軍精銳盡歿，只剩吳三桂3萬多殘軍敗將退守寧遠。

內外皆敗，時任兵部尚書陳新甲便秘密與皇太極接觸議和，為崇禎所知，崇禎召陳新甲質問，大學士謝升出言道：國家前有賊寇流毒中原，後有承疇松錦失利，裡外交困，實難兩顧。為國家計，如許以小利而能安建酋於東北，則有餘力平賊寇於中原。國中既平，建酋又有何愁？

於是崇禎皇帝指示陳新甲秘密與滿清和議，結果訊息洩露，滿朝大譁，官員們一致反對和議，矛頭直指陳新甲，陳新甲被殺，和議失敗。

古代國君被道德綁架的並不少，僵化的封建官僚體系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明朝的萬曆皇帝，剛登上皇位時，他也是一個年輕有為，積極進取，一心想要幹出一番事業的皇帝。

但是後來他慢慢發現，即使他是一國之君，很多事情也並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執行。

他想做一個像先祖朱元璋一樣的馬上皇帝，想練武，想訓練軍隊帶兵打仗，卻受到大臣們的反對。

不讓帶正式軍隊，那我自己組織個小衛隊過過癮總可以吧。萬曆皇帝讓太監找了些年輕小夥子組成一支隊伍，他親自訓練，還經常帶著他們像正式軍隊一樣進行演習，一度搞得有模有樣。

然而大臣們知道後還是堅決反對，理由是皇帝是百官和全體百姓的榜樣，一國之君應當飽讀詩書，勤務政務，潔身自好，要保持那種端莊儒雅的樣子，做好臣民們的典範。成天沉迷於這種勇武之事，搞得灰頭土臉，髒兮兮的像什麼樣子。

這類事情多了，萬曆皇帝也就明白了，合著我只能做讓百官覺得我應該做的事，其他的都不能做。好啊，我拗不過你們，那我就消極怠工，乾脆什麼都不做了。

就這樣，萬曆皇帝在位的後幾十年，他就是在這麼與百官的消極對抗中度過的。不理任何政事，他一步步將大明王朝推向了深淵。

到大明王朝時，中國的封建官僚體系已經發展到了極致。表面看起來，皇帝仍是一國之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臣子的官員們應該聽從皇帝。但實際上皇帝也只是這個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這個體系的實質主導不是哪種個體，是強大的文人集團，是所謂的道德體系，一切都應沿著他們所認為的經典的規制來進行，誰也不能例外。每個人都應該在這個體系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到自己的職責。這對所有人來說，無疑是一種赤裸裸的道德綁架。

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讀一下《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你會對這種由道德綁架帶來的無奈和壓迫感有更深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