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所謂的群體免疫，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變種。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指由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派生出來的西方社會學流派。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認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現象存在於人類社會。因此，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

其代表人物斯賓塞認為：社會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協調也是由能量均衡原則來調節的。它表現為社會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適應與鬥爭。人類社會只有在這種適應與鬥爭中才能進步。因此，生存競爭構成了社會進化的基本動因。社會也像個體一樣，應被看作是以這樣方式進化的有機體。這一理論被人用於支援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窮人是生存競爭中的“不適者”，不應予以幫助；在生存競爭中，財富數量是成功與否的判定標準。在對待社會的問題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的哲學基礎，支援盎格魯－撒克遜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優越的說法。社會達爾文主義在20世紀衰落，因為生物學知識和文化現象知識的領域不斷擴大，足以駁斥而不支援其基本信條。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達爾文的進化論演繹而來的。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地球上的生物，隨著環境的變遷，有一個由低階生命形態向高階生命形態逐漸進化的必然趨勢。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問世之後，斯賓塞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可以和生物有機體相比擬，社會與其成員的關係有如生物個體與其細胞的關係。社會進化是指社會有機體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其內部的功能和結構所發生的變化，一般需要在細分化-異質化-凝聚-確定幾個環節。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而是一種社會基模，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並以此解釋社會現象。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介紹進中國的。當時的情形是，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列強進而群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為挽救民族危亡，康有為等維新派掀起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從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尋找變法的根據，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為的變法理論新奇但充滿臆斷，自然遭到守舊分子的猛烈抨擊和抵制。正當此時，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赫胥黎是達爾文的朋友和堅定支持者，他的《天演論》（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翻譯的是進化論部分）是宣傳生物進化論的著作。但是，嚴復翻譯這部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向華人介紹這一自然科學學說，而是藉以說明“自強保種”的道理：“天演之事，不獨見於動植二品中也，實則一切民物之事……乃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因此，他並不嚴格按照赫胥黎的原文翻譯，而是用加按語的形式，往裡面加進了斯賓塞的觀點和自己的發揮。他是在借赫胥黎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即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喚醒華人：如果再不變更舊法，發憤圖強，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他加進的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才是他要向華人傳達的核心思想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名，理由是赫伯特·斯賓塞所說的“適者生存”。至此，赫伯特·斯賓塞對社會和道德機制進化的理解被異化為與其哲學思想相對立的東西。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這一思想說明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的退化不可避免。

“群體免疫”即使從生物學角度看有其合理性，那也不能在人類社會中實行。

謝謝邀請。我認為這種理論和方式，是一種極為不人道和泯滅人性的做法。在竭力推崇人權高於一切的西方世界，不去採取行之有效的人道主義措施治病救人，卻以“從林法則”的適者生存理論來灌輸自己的民眾，實在是荒唐透頂，令人憤慨。這是虛偽和極其惡劣的手段，更是對人類文明的褻瀆。從小裡講，這是對生命的漠視。往深處說，這無疑是對生命的謀殺。可悲呀！處在這樣的國家，你也只能憑一己之力與病魔搏鬥拼殺了。一場疫情，把西方世界的遮羞布一下子撕碎，讓他們虛偽的本來面目徹底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謝謝！

他這是沒有辦法了，聊以自慰的一個理論：我是走路不小心掉坑裡，再加速度和地面阻力平衡的時候，我自然就會停止下落運動。

不贊成。人性中冷漠自私的一面，在這些歐洲國家中面對兇殘的疫情時，表現得纖毫畢現。當新冠肺炎在中國肆虐，中國政府果斷地採取了封城封村的緊急措施時，狂妄無知的部分國家，除了照例的猛烈的抨擊“中國政府侵犯人權”之外，還天真地認為：“這場發生在中國的瘟疫，是不會傳播到我們這裡來的。”然而，這些無知的國家馬上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來勢兇猛的新型冠狀病毒，並沒有因為西方國家的愚昧自大而放過了它們。新型冠狀病毒照樣的在西方攻城略地，而西方，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都是一樣的在兇猛的疫情面前表現得先是漠然視之、輕描淡寫，接著又是驚慌失措、草木皆兵、風聲鶴唳。到了這個時候，滿口“仁義道德、民主人權"的不少西方國家，就露出了它們冷酷虛偽的本來的猙獰面目。這其中，就以北歐的瑞典和西歐的英國最為典型。按照它們的做法，地球人不僅不要和病魔作堅決的鬥爭，而且要順應病毒(魔)的自然，讓“大多數的人都感染了病毒之後，產生了抗體。到那時，就一切安好了。”按照它們的原理，一個人和一群人既然都患上了胃病，那麼，就不要給他們治療，而是讓他們繼續飢餓下去。等到他們都餓得受不了而重新吃飯的時候，那麼他們的胃病就會不治而愈了。西方世界某些國家的荒謬，在此次來勢兇猛的疫情面前，不僅僅是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是已經達到了它們的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