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莫言也算校友，我與他是魯迅文學院不同期的學員。莫言寫小說前，肯定沒有研究過西方口味。莫言在文學創作上受拉丁美洲作家的影響比較大。那麼，為何有人說他迎合西方口味呢？我以為原因有二。一，什麼叫“西方”，許多人不甚了了。歐美是西方，無疑，其他地區的發達國家如日本歸為西方，也說得通。但是拉丁美洲之類，雖然離我們遠，離美國近，其實比我們落後，與“西方”根本不沾邊。二，西方文學界對莫言的作品比較欣賞，授予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得獎並非因為“迎合”，有一句話用在這裡很貼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西方透過莫言的作品，看到了獨特的我們。意義正在於此。

莫言的文學創作是80年代開始的，所以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介紹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

80年代初，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思想解放空前高漲，各種西方思潮湧進國內，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自然也是裹挾著開放之風進入中國大地，影響著眾多的作家和文學青年，閱讀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幾乎成為一種時髦，西方作家的創作手法和思想理念深刻地衝擊著傳統文學和蘇聯文學多年來產生的影響。

莫言從部隊開始創作，後來進入軍藝作家班學習，在北京這個文化中心，自然接觸到最新的西方作家作品和創作理念的影響，據說他深入地研究了拉美作家的作品，而且非常認同這些作家的創作。於是產生了他的第一部有影響的作品《透明的紅蘿蔔》。當然那時勇於學習西方作家的創作，追求創新的作家很多，文學實驗的氛圍很濃，餘華，蘇童，孫甘露，劉索拉等等。可以說整個八十年代的文學就是不斷學習創新的過程，也是接受西方文學影響最深的時期。

所以說莫言能夠獲獎不是一種迎合，而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主要是西方文學的一種融合。

西方文學至少給我們看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單從這一點看，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有些滑稽。莫言小說《紅高粱》拍成電影的時候，我正好讀大學，當時的軍訓是在長沙炮兵學院訓練的，我相信跟我一起訓練的那些學員，一定對《紅高粱》深有同感，因為訓練完成得不好的同學都會被教官趕到電影院去看一遍《紅高粱》，基本上看到第三遍的時候，都會狂嘔，另外，西方喜歡醜化華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