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東方狹義地理解為遠東的話，古代東方是沒有哲學的，philosophy自近代以來完全移植於西方。

當然我最想強調的是，東方不需要生搬硬套西方“哲學”這一概念，中國在思想史史上有自己獨立的道統。給老子、孔孟生搬硬套加上所謂的“唯物”、“唯心”等標籤，是對先賢的褻瀆，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

哲學的詞源是古希臘語φιλοσοφία（愛智慧），哲學發源自大希臘（今義大利半島）與愛奧尼亞（近東，安納托利亞半島西端）。

哲學本身就是一種非常西方式的思維，古代東方並沒有哲學生存的土壤。近代以來哲學才隨著西方人的活動傳入中國。我想說的是哲學和科學的傳播一樣都是現代化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但我們不應該泛化“哲學”這個概念，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思想道統，這是西方所沒有的。

國內中哲這一塊也是騙國家經費的重災區，是哲學學科鄙視鏈的末端，畫虎不成反類犬。有錢去搞所謂的中哲，不如把經費劃撥出來，從頭研究中國傳統的思想史。

“東方”這一概念從古希臘時代就有了，從地理的意義上說包括西亞、北非、中亞、南亞和東亞。阿拉伯世界產生了阿拉伯哲學，南亞產生了印度哲學，東亞漢語文化圈產生了中國哲學、日本哲學和南韓哲學。由於印歐語系的親緣關係，西方學界對印度哲學給予了高度評價，但是對阿拉伯哲學後來是伊斯蘭哲學和東亞哲學則評價很低。其中黑格爾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一方面肯定阿拉伯人對經院哲學甚至整個基督教哲學的眷愛撫養，另一方面卻否認阿拉伯哲學的獨創性，認為阿拉伯哲學“沒有什麼哲學”，不構成哲學發展的有特性的階段，哲學家羅素也認為“阿拉伯哲學作為獨創性思想是不重要的”，“在理論問題上沒有顯示出獨立的思辨才能”。黑格爾也不承認中國有哲學。黑格爾“黑”中國的那些話我們早已耳熟能詳了。

雅各·德里達(Derrida，1930—2004)

外華人“黑”中國哲學最近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黑”完不久就去世了。2001年9月這位享譽世界的哲學家應邀來滬，在餐桌上隨口說了一句他對中國哲學的感想：“中國有思想，但沒有哲學”。他自己也許沒有想到，這句話再次引發了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最初，是王元化與德里達面對面地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他認為德里達以偏概全，讀中國的書太少。後來人大哲學系教授張志偉在2003年也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是否有哲學的文章，其題目為：“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思想——也談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他認為，“從廣義上說，中國哲學當然也是哲學。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西方哲學一定屬於思想，但思想不一定非要採取西方哲學的形式，它完全可能走另一條路，例如中國哲學之路。”不過，從狹義上說，中國哲學可能算不上是哲學。“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在西方哲學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門”或者“分支”，例如本體論（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等等，它們之間界限分明，都有規範的概念、方法和理論系統，自成一學科，而中國哲學雖然不能說沒有討論過相應的問題，但的確沒有這樣明晰的學科規定，也相應地沒有學科性的發展。”因此他主張，應當從廣義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哲學，最好稱之為“中國思想”。

不過，張教授也指出，中國哲學究竟應該叫做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思想，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關鍵是，中國哲學究竟有沒有能力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做出自己的迴應？這也就是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哲學就沒有出路。

我個人對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個問題所持的立場是明確的。我的回答：有，但和西方哲學差異很大。對哲學我們華人有自己的理解。中國哲學有特殊的稟賦、特殊的問題意識和特殊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從生到死從小到老告訴你如何做一個明白道理講究道德的華人。很多人以為《易經》和《道德經》裡有抽象的本體論，但此本體論不同於西方的本體論，不應混淆。這兩本書其實是很純粹的政治哲學教科書，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是道德化的政治哲學或政治化的道德哲學，政治化的道德哲學就是教化哲學，始終不離人倫日用，跟西方的倫理哲學也大異其趣。佛教哲學進入中國後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魏晉隋唐時期曾經有很好的發展，唯識學、因明學、般若學等也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可惜的是漢傳佛教在宋代以後有影響力的只剩下了淨土宗和禪宗，而這兩宗最大的特點是對繁複的邏輯思辨體系建構不感興趣。如是，唯識學的再次復興就要等近代的歐陽競無和熊十力了。

東方有哲學，還非常優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理解這句話，懂的用，就能成為比較優秀的人。不管任何領域，都有一個可以抽象的一，把這個一抽象出來，你就能充分的把握更多的事物。舉個例子：

一條內褲，怎麼生二呢？男人的內褲、女人的內褲，兩條了。怎麼生三？加上兒子的內褲。由內褲到衣服、能推到萬事萬物。中國哲學，了不起！

這個問題要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維度上去看。在西方，古希臘的文化發揚光大，首先要得益於中世紀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其宗旨就是要復興古希臘文化，要知道，文藝復興和古希臘文化相隔近兩千年。

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方文化，諸如自由、民主、契約、科學觀，都是文藝復興之後的產物。當今西方的主流文化放在中世紀，那一定是傷風敗俗的。在中世紀，一切都是上帝說了算，上帝說你做錯事就要懺悔，基督教就有個木頭格子，只容納一個人的懺悔空間，叫告解室。

其實蘇格拉底的格言《對話錄》也就薄薄的一本書，也是由其弟子柏拉圖和色諾芬尼各自寫的，這個我們的先秦孔子《論語》極其相似，並且在時間維度上也相近，都是在公元前的五個世紀之間的事情。

所以從東西方文化上比較而言，這就出現了不同西方是出自崇尚商業文化的希臘思想，而東方是出自先秦的三綱九制的儒家文化，魏晉時期道教和佛教文化融入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但是宋末的程朱理學又把華人拉回到從前，儒家思想變本加厲，經過了元明清三朝，使得我們在一百年前（1912）才意識到自己太落後了才有所覺醒，拋頭顱灑熱血，贏得今天的一點局面。

從空間上看，文藝復興是引領著大航海時代發生的，人們不僅打開了眼界，更攫取了大量財富，歐洲的工業革命裹挾著殖民主義，轟轟烈烈的奔來，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學東用的成功。文藝復興距離現在多少年？700年，地理大發現和宗教改革距今500年，啟蒙運動距今350年，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距今250年，工業革命距今200年，兩次世界大戰距今100年，近100年基本和平。

所以你會發現，西方這個路徑就是，先從歷史中找個榜樣模仿，然後有錢了餓不死，再就是吃飽了開始想事情，閒著沒事幹鬧事，最後平靜下來。

哪個時代都是轟轟烈烈。

反觀中國，唐宋元明清這四個除了元代短促的40年外，基本都是二三百年的大王朝，離我們最近的康乾盛世閉關鎖國，正是西方的啟蒙時代。

最後，每個時代的思想啟蒙，最少也要300-500年的時間才能成熟。你看我們先秦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三五百年，希臘哲學繁盛時期三五百年，文藝復興至今三五百年，中世紀說是黑暗一千年，核心時期也就三五百年，中國幾個大王朝基本都是三百年，並且中間折一次，漢400年，中間王莽代漢；唐290年，中間安史之亂；宋320年，中間靖康之恥；明清相對平穩，基本300年也壽命。

結論就是，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軸心正向東方轉移，下一個思想時代由我們來統領，這個不用去尋找，只是在時間上我們還要至少兩百年趨於成熟，加上資訊時代的催化作用，回來的更早些，畢竟我們清朝覆滅距今才100年，以上故事說明中國哲學的迴歸，一個大轉折需要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