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歷來被視為宦官專權的三個典型朝代，但事實上除了極個別時期個別太監外，明代宦官系統還是本分的，即便是英宗朝的王振，憲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劉瑾乃至熹宗朝的魏忠賢，基本上都沒有脫離皇權的控制，所以他們來勢也大，去勢也乾脆利落。明朝宦官，尤其是以司禮監和御馬監為代表的宦官團體確有較大權力，司禮監掌印和秉筆有權代皇帝批紅，其二把手往往提督東廠成為特務頭子，而御馬監則掌握部分武裝，尤其是蒙古達軍，他們之所以能在皇權之下老實本分，一則得益於宣宗朝確立的內書堂制度，在內書堂飽受翰林院學士的儒家思想薰陶，使得宦官集團往往擁有與文官集團一致的價值觀——儒家倫理觀念，所以他們往往不會成為皇權的威脅力量，反而往往成為與文官集團一致的力量，而內書堂的尖子生往往在文書房和司禮監的系統內遷轉，與他們的翰林院出身的老師們共同進步，往往老師進內閣而學生成為司禮監秉筆，因而司禮監與內閣一體。明代宦官忠君之舉不勝列舉，就筆者此刻所憶及，典型如企圖阻止景帝易儲的金英，多次諫阻憲宗皇帝的懷恩等等。二則在於明朝體系化的互相牽制官僚體系，司禮監固然可以透過批紅操縱內閣，卻要和御馬監相互牽制，更不談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的相互牽制。

歷史都有特殊性，但是從整體來看，明代的文官集團很強勢。皇帝其實是弱勢的一方。

比如朱元璋在位的時候很強勢，就有能力廢除宰相，打擊文官集團。

到了朱棣，因為他是搶自己侄子的江山，他需要信得過的人，還得區別於錦衣衛。於是成立了東廠。

這兩位都是強勢皇帝。到了後來內閣制度形成，內閣文官集團權利太大。於是皇帝很多時候都被架空，皇帝也需要權利。後來就逐漸形成了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的行政方式。其實司禮監代表的也是皇帝的意志。

最最主要的是，明朝極少有太監謀反的，哪怕是權傾朝野的王震，魏忠賢等等，在皇帝面前也是一條狗。

一般來說，皇權之下，有宗室，有外戚，有文官，武官以及宦官。

明朝的情況有些特殊，宗室勢力在朱棣奪權之後被嚴加看管，所以在朝政上影響不大。明朝的外戚勢力也發展不起來，據《明史后妃傳》記載，朱元璋於洪武元年修纂《女訓》，作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後妃的遴選上，為防範朝中權臣與後宮勾結，規定

“凡天子、親王之後、妃、宮嬪，慎選良家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後多采之民間”。

明朝的勳貴武官集團在土木堡之變遭受極大損失，之後完全被文官集團所壓制。

由此，代表明朝文官集團的內閣權力更大，皇權所能依靠或制衡的也只剩下文官集團和宦官了。如果皇權傾向文官集團，內閣的權力就少了制約，容易產生權臣當政，這對皇權來說當然是危險的。所以為了制衡文官集團，只能扶持宦官與文官相抗衡，而為了防止宦官集團勢力坐大威脅皇權，宦官集團是不掌兵權的，所以，宦官集團的權勢只能依附於皇權之下，一般來說，一道聖旨，就能剝奪權勢極大的宦官權力。

綜上所述，宦官的權勢其實是皇權的外延，是皇權制衡文官集團的一種手段。沒有皇權的支援，宦官集團不足以與文官集團相抗衡。至於文官說宦官亂國，那就是個笑話了，我們都知道，明朝是亡於文官之手的。“臣皆亡國之臣”說的就是文官吧

明朝自從朱棣起，太監一直參政。明的太監是有一套不屬於科舉的培養體系，為皇帝培養屬於自己的行政班底的，來協助處理政務。以此避免行政體系被外人架空掌控。所以太監干政是亂政，對於明不存在。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來梳理太監與文官的關係。 朱元璋建立明朝時，以前朝宦官專權為鑑，對宦官防備及嚴格，定製：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官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廷，並於宮門外接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太祖之後，歷朝皇帝都倚重宦官，宦官干政者不在少數。清代所修《明史》還特設《宦官傳》。 永樂朝開始，宦官始擁有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如當時鄭和七下西洋、侯顯五使西番，但因朱棣對宦官掌控極嚴，能夠駕馭諸宦官。宣德朝，宣宗選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為定製，宦官能夠通文墨、曉古今。 至於宦官與科舉文官的關係，應分別對待。

有明一代，士大夫相對立，甚至肆意冤殺士大夫的宦官不在少數。如正統年間宦官王振，曾入選內書堂，侍奉時為太子的英宗。英宗即位時年少，對王振委以重任，但因太皇太后賢良，且內閣老臣楊榮、楊士奇、楊溥皆在，王振忌憚。正統七年，太皇太后薨，三楊或死、或隱、或老，新任閣臣曹鼎等勢輕，王振於是掌握大權，上至尚書、駙馬，下至知州，凡有不和均殺之。正統十七年，促使英宗北征瓦剌，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王振亦被亂軍殺死。天順年間的曹吉祥，天順元年，英宗復辟，太監曹吉祥因奪門之功，深受英宗寵信，與石亨權傾草野。天順五年，曹吉祥與嗣子曹欽等密謀造反，失敗，被殺。憲宗朝汪直，初事萬貴妃，成化十三年，設西廠，以汪直總之，汪直遂濫用職權，誣構朝臣，但時內有懷恩，外有商輅等，幸而未能如王振般獨斷專權。又有梁芳者，貪黷諛佞，諂媚萬貴妃而得寵，大興土木，將累朝內庫積累耗盡，孝宗立，被下獄。此後還有萬曆朝陳奉等充當礦監稅史，肆意欺凌，天啟朝魏忠賢，常被作為明亡的罪魁禍首之一，也就不一一列舉其事例。

當然，宦官中也不乏賢明者。如景泰朝宦官興安，與于謙交好，知于謙賢，力護之，在瓦剌圍困北京之際，與于謙等力守北京城；還有憲宗、孝宗朝之懷恩，有美名，憲宗時尚書王恕以直諫聞名，懷恩十分敬佩他，後來孝宗繼位，力諫孝宗以王恕代萬安為閣臣，懷恩還曾極力反對憲宗易太子，也由此被逐鳳陽，至孝宗時始迎歸；張居正之有恃於馮保；楊漣、左光斗移宮之役恃有王安，都是相同的事例。可見“欲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奄為內主不能有濟。”

太監馮保

由上述的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看出，明代士大夫大有作為者，往往離不開宦官的相助，即“明之士大夫不能盡脫宦官之手而獨有作為。”（孟森言）能臣尚且如此，那麼遇到奸佞，則依附於宦官權勢，為禍朝野，致使宦官權重。從這一角度來說，宦官與文官是存在一定相互制衡的關係。 但需要注意的是，科舉文官有著明確的選拔和任用制度，他們首先經歷科舉的層層選拔，然後再經過不同層級的鍛鍊（當然也不乏一步登天者，但佔少數)，但宦官則不同，首先宦官在治理國政上相較科舉文官較為欠缺；其次，宦官身體的缺陷，對心理也有一定影響。宦官與科舉文官相比，在政事處理上還是有一定差距。宦官只是依附於皇權之下，他們沒有明確的選舉制度，選拔和任用全憑皇帝的喜好。而所謂的制衡，也就可以說是皇權與科舉文官的制衡，宦官在一定程度上即是皇權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