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一些大中城鎮仍依稀可見的晉商會館中，有的直接命名為山西會館，有的卻稱做西商會館或山陝會館，這樣的名稱變化顯然不僅僅是一兩個字的差別。
事實上的西商，不僅僅指的是山西的商人，還包括了西鄰陝西商人。所以，西商曾經是一個囊括山西、陝西兩省商人的大商幫。至今，仍遺存不少的山陝會館，就是山西、陝西兩省商人合作的歷史見證。
但在著名的中國十大商幫中，陝西商人為何與山西商人又單獨並列其中呢？
原來，陝西商人的崛起幾乎與山西商人同時。歷史將幸運降臨山西商人的時候，也同時賜福於陝西商人。
同樣是在明朝初年，同樣北靠萬里長城，同樣也佔著“九邊”中的“三邊”（陝西行省內，有延綏、寧夏、甘肅三邊鎮），佔有鄰近“國防線”和財富集中帶，同樣為利益驅動，輸糧到邊地換取經營鹽的指標——“鹽引”，做“開中”生意，同樣在當時被稱為邊商。
但陝西商人比晉商還佔有明顯的優勢。陝西關中有“八百里米糧川”之稱，盛產糧食和棉花。因此，陝西商人是用不著像晉商那樣從省外購糧、窖藏輸邊，少了許多成本和艱辛。同時，在北方各商幫中，陝西商人的實力也和晉商不相上下，而且也都有經商的傳統。陝西興平商人李朝觀一次輸糧到榆林長城邊就多達數十萬石，其財力之雄厚便可想而知了。
由於山水相連，同生於黃土地，共飲黃河水；由於風習相近，同愛吃家鄉的麵食，共唱傳統的老戲；由於自古有“秦晉之好”的美談流傳；由於都有悠久的歷史驕傲，所以，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都未把對方當做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而看成可以互相幫助的“相與”（合作伙伴）。當然，更重要的是由於要共同應對南方強大的競爭對手——徽商。尤其是做鹽生意，必須傾全力，去爭奪全國最大的江淮鹽市場，否則，僅做北方的河東鹽及長蘆鹽市場，是難以獲大利的。這兩地在全國鹽市場中，僅僅只佔一小部分，根本無法形成市場壟斷。
而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都明白，僅靠單個的力量是難以與實力雄厚的徽商相抗衡的。因此，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行業，共同的願望便把二者連在一起了。
聯合就是力量。
強強聯合，那就會戰無不勝。當山西和陝西商人，這北方實力最強的兩大商幫聯合起來爭奪江淮鹽市場時，最大的競爭對手徽商就力不從心了。何況，西商還佔盡了地利，手裡又有充足的糧食，換取的“鹽引”也就最多。江淮的鹽業就被西商操縱了。他們在當時獲利最多，實力也最大。
由鹽到糧、棉，由糧、棉到茶、油料及木材、皮貨，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在這一時期的合作是全面的、成功的。雙方在賺足了銀子的同時，還樹立了大商幫合作的典範。就像不少地方的人，把山西、陝西讀成一個音一樣，相當長的時期，南北各地都公認西商是一個商幫。能在一起共同蓋會館，那情誼會淺嗎？那合作會短嗎？
合作，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賈。晉南、陝西三原、涇陽出現的大商人幾乎都是鹽商。他們因合作而暴富。
因此，在共同合作大做鹽生意的時期，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可以說是並駕齊驅，在實力和名聲上，都相差無幾。但後來，為何要分開？為何山西商人一躍而成為雄霸天下的、首屈一指的大商幫，陝西商人卻甘居中游，再也無法與山西商幫比肩了？
還得說鹽。
明朝初年，“開中法”實行的時期，正是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合作的黃金時期。持續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當初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充分利用“鞏固國防”的“優惠政策，大做“開中”販鹽生意“吃獨食”一樣，這一年，明王朝實行“改革”了。“折色法”（以銀購引）的實行，使輸送軍糧也商品化了。“積粟無用”，只要在鹽產地交銀子就可得到“鹽引”了。西商失去了地利和資源優勢，徽商手裡的銀子終於可以大買“鹽引”了。他們反敗為勝，憑藉著雄厚的實力，開始奪取對江淮鹽業的壟斷。
這樣，以共同經營江淮鹽業為聯絡紐帶的西商，合作的基礎也就動搖了。由於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經營理念的差別增大，合作了很多年的山陝商人開始分化。此後，終明一朝，陝西商人還在戰亂中遭受了重創。作為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的發源地和戰略中心，陝西商人集中的關中“白菜心”涇陽、三原備受戰火侵害，元氣大傷。而那些已遷居在揚州等地的陝西商人，也幾乎全部成為南明與清軍爭奪戰的犧牲品。陝西商人連續遭受此重創後，一時難再有所作為了。而山西商人相對受戰亂影響較小，已具備了單獨繼續與徽商爭雄並開拓新的領域的實力。
從此，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就開始以兩個商幫出現的商場上了。
按說，陝西商幫和山西商幫幾乎同時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當時的整體實力也相差不是很大，但為何陝西商幫從此以後就沒有多大作為了呢？僅僅將其歸結為戰亂的損害顯然是不夠的。一次錯過了機會，不等於永遠錯過了機會。問題的要害在於陝西商人在深層次即觀念上與山西商人有很大差別。
小富即安，是一種公認的對陝西商人及所有陝西人的評價。
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觀察發現：“在陝西人中，和甘肅人一樣，注入了中亞的，尤其是東方土耳其的要素。前面說過，陝西人和山西人一樣，在中國特有的尺度、數、度量觀念和基於這種觀念的金融業精神方面表現出了最高度的發達。但是陝西人的性格不可與山西人同日而語，山西大盆地中居民的金融才華，陝西渭水盆地的居民相可比肩，但是在數量觀念的發達程度上，陝西人就稍顯遜色了，陝西人的金融才幹也比山西人遜色幾分，全國大的金融業都讓給山西人，而他們卻非常熱心於貿易和小本買賣。”那麼，山西人和陝西人在性格的差別上究竟有哪些？利希霍芬顯然指的是商業精神。無疑，這的確是陝西人落後于山西人的根本所在。
陝西和山西雖然向來以民風古樸著稱，但陝西的古老中有厚重，淳樸中多安逸，缺少崇商之風。在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在東南沿海出現，那裡的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的時候，陝西基本上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社會。“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還是農民所追求的“好日子”。手工技術仍停留在漢唐時代的水平上，商品經濟很不發達，更難以形成山西那樣“人人善賈，縣縣經商”的局面。“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的官本位觀念在陝西根深蒂固，陝西人崇官是一致的，“官念”早深入到骨髓中去了。如何會像山西人那樣“學而優則商”，把傳統社會中士農工商“四民”的順序也顛倒過來呢？
“山東才子山西將，陝西帝王站兩行，咸陽原上埋皇上。”陝西的黃土地，似乎是專養帝王的，很難容忍真正的商人立足。
“秦中自古帝王州。”周秦漢唐等十多個王朝建都於此，自然是龍脈旺盛的寶地，帝王及其奴才們圓夢之所。商人的影子不是沒有，而是不多。有的，也只是官商、皇商，像秦朝的呂不韋那樣的官商。
到了明清王朝的“末世”，雖輝煌難再，但“抑商”的國策早已經滲透到了這片黃土地和人的靈魂之中了。
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經商的目的不同。山西人經商的最初動因是“土瘠民貧”“地不足養”；陝西有關中“八百里米糧川”，有陝南漢中的“小江南”，豐衣足食是不成問題的。尤其是地處關中平原“白菜心”的三原、涇陽、高陵，一直是陝西最富有的地方。陝西商人多來自“白菜心”，並不是為溫飽而去經商，而是貪圖更高層次的安逸。
與一般尚為溫飽奔忙的老百姓相比，“白菜心”的商人們，是為了圓更大的夢。
關中平原，沃野千里，早在大禹定九州時就列為“上上田”，自古是養皇帝、養名將、養文人的“特區”。漢中盆地為楚之頭，“小江南”自成一統，漢在此興，仍不失王氣和靈性；陝北高原，一道道山一道道川，為農耕和遊牧兩大文化交融地帶。
陝西地跨草原、黃河、長江三大文化帶，佔盡了地利。而且四周都有高山，雄關環列，退可以守，進可以攻。沒有塞北的風沙，也沒有南方的水患，四季分明，物產豐饒，實乃居於“天下之中”的“天府之國”也。有這樣的家鄉，既依厚土可以自養，又有過去的輝煌可以自豪，陝西人是輕易不肯背井離鄉外出的。就連婚嫁“姑娘不對外”也成了風俗。
陝西商人也一樣。他們可能一時走出了黃土地，但心永遠在那片黃土地上。“好出門，不如待在家。”“走西口”的陝西商人戀故土，戀家鄉，戀的是安逸。像山西商人那樣數年、數十年，甚至一輩子經商在外不回家的很少。
總以漢民族文化最正宗的繼承者自居的陝西人，“言必稱漢唐”，但過去的輝煌難再，只有安逸能夠繼續分享。小富即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陝西商人在十大商幫中甘居中游，與其說是時勢造成的，不如說是自己本能的選擇。
在與山西商人合作大做官鹽生意、完成資本積累後，陝西商人中，資產在數萬、數十萬，上百萬的也有。他們分成了三路：一路買“戶口”，在揚州安家了。這部分陝西商人依靠已有的那些資本仍在與徽商爭一杯羹，繼續過著住江南園林的豪宅，養“揚州廋馬”的“貴族生活”。他們是不願再回到黃土地上的家鄉去了。另一路陝西商人則攜資本北返，回到家鄉享受安逸了。他們也大修大院，也把賞古玩，也捧秦腔名角，也買土地出租，也娶三妻四妾，過起了安逸的土財主式的“好日子”。
揚州廋馬
第三路陝西商人仍在堅持做生意。他們除繼續做鹽、茶、布匹、菸草、皮貨、藥材等傳統生意外，到“四川去發財”，是陝西商人一大戰略轉移。在山西商人繼續在江淮與徽商爭鹽利，大舉開發蒙古、俄羅斯、新疆及東北市場的時候，陝西商人進軍四川，不失為一大良策。同時，也是他們求穩、求安逸心態的又一表現。
但從總體上看，陝西商人是缺乏進取的。他們在西北市場上佔有地利優勢，但未能形成壟斷。小富即安的心態，導致他們在賺的銀子“夠自己花了”、“夠留給子孫了”的時候，就過起了“土財主”式的“好日子”，不願再“做大”了。
山西商人卻不是這樣。
他們在小富即安之後，還要大富；他們在小買賣做成之後，還要做大生意。
他們沒有陝西商人家鄉那樣的“米糧川”可以一輩子衣食無憂安逸過“好日子”，也沒有那麼多的輝煌歷史可以自豪，他們別無選擇。只有“做大”，才能在競爭中不會衰落；只有“做大”，才能保證自己和子孫後代的富足和榮耀。他們沒有退路可走。不像陝西商人，在經商之前自己已給自己準備好了退路，能夠小富即安，也能一退到底。
因此，山西商人在經營管理、人才培養、市場佈局、前景預測等方面，比陝西商人做得更完善，更接近於現代商人。
山西商人所建立的較為完備的企業制度，諸如東夥合作股份制、頂身股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離的總經理負責制、連號經營制等，在當時都是最為先進的。即使在當代，其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理念，也具有借鑑意義。而這方面，陝西商人就沒有可比性了。這大概就是“老外”利希霍芬所說的“金融精神”及“金融才華”的差別吧。在一起同時經營鹽、茶、糧食、布匹、木材等傳統產業時，這一差別並不是那麼突出，但當涉足真正的“金融業”時，就最大限度地拉開了。
在晚清，隨著全國市場的形成和完善，白銀流通加快，數量激增的時候，山西商人不失時機地發明了“匯通天下”的票號，不僅雄霸商場，而且幾度充當清王朝的國家銀行和財政部，完全操控了整個國家的金融業，就連“遍地徽”的徽商也無法與之比肩。貪圖安逸的陝西商人此時竟毫無建樹，更不用說與之爭雄了。
陝西商人對“金融業”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和麻木，令世人震驚。
不思進取，連安逸也會成為奢望，還能重現過去的輝煌嗎？
今天，在一些大中城鎮仍依稀可見的晉商會館中，有的直接命名為山西會館，有的卻稱做西商會館或山陝會館，這樣的名稱變化顯然不僅僅是一兩個字的差別。
事實上的西商，不僅僅指的是山西的商人，還包括了西鄰陝西商人。所以，西商曾經是一個囊括山西、陝西兩省商人的大商幫。至今，仍遺存不少的山陝會館，就是山西、陝西兩省商人合作的歷史見證。
但在著名的中國十大商幫中，陝西商人為何與山西商人又單獨並列其中呢？
原來，陝西商人的崛起幾乎與山西商人同時。歷史將幸運降臨山西商人的時候，也同時賜福於陝西商人。
同樣是在明朝初年，同樣北靠萬里長城，同樣也佔著“九邊”中的“三邊”（陝西行省內，有延綏、寧夏、甘肅三邊鎮），佔有鄰近“國防線”和財富集中帶，同樣為利益驅動，輸糧到邊地換取經營鹽的指標——“鹽引”，做“開中”生意，同樣在當時被稱為邊商。
但陝西商人比晉商還佔有明顯的優勢。陝西關中有“八百里米糧川”之稱，盛產糧食和棉花。因此，陝西商人是用不著像晉商那樣從省外購糧、窖藏輸邊，少了許多成本和艱辛。同時，在北方各商幫中，陝西商人的實力也和晉商不相上下，而且也都有經商的傳統。陝西興平商人李朝觀一次輸糧到榆林長城邊就多達數十萬石，其財力之雄厚便可想而知了。
由於山水相連，同生於黃土地，共飲黃河水；由於風習相近，同愛吃家鄉的麵食，共唱傳統的老戲；由於自古有“秦晉之好”的美談流傳；由於都有悠久的歷史驕傲，所以，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都未把對方當做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而看成可以互相幫助的“相與”（合作伙伴）。當然，更重要的是由於要共同應對南方強大的競爭對手——徽商。尤其是做鹽生意，必須傾全力，去爭奪全國最大的江淮鹽市場，否則，僅做北方的河東鹽及長蘆鹽市場，是難以獲大利的。這兩地在全國鹽市場中，僅僅只佔一小部分，根本無法形成市場壟斷。
而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都明白，僅靠單個的力量是難以與實力雄厚的徽商相抗衡的。因此，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行業，共同的願望便把二者連在一起了。
聯合就是力量。
強強聯合，那就會戰無不勝。當山西和陝西商人，這北方實力最強的兩大商幫聯合起來爭奪江淮鹽市場時，最大的競爭對手徽商就力不從心了。何況，西商還佔盡了地利，手裡又有充足的糧食，換取的“鹽引”也就最多。江淮的鹽業就被西商操縱了。他們在當時獲利最多，實力也最大。
由鹽到糧、棉，由糧、棉到茶、油料及木材、皮貨，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在這一時期的合作是全面的、成功的。雙方在賺足了銀子的同時，還樹立了大商幫合作的典範。就像不少地方的人，把山西、陝西讀成一個音一樣，相當長的時期，南北各地都公認西商是一個商幫。能在一起共同蓋會館，那情誼會淺嗎？那合作會短嗎？
合作，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賈。晉南、陝西三原、涇陽出現的大商人幾乎都是鹽商。他們因合作而暴富。
因此，在共同合作大做鹽生意的時期，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可以說是並駕齊驅，在實力和名聲上，都相差無幾。但後來，為何要分開？為何山西商人一躍而成為雄霸天下的、首屈一指的大商幫，陝西商人卻甘居中游，再也無法與山西商幫比肩了？
還得說鹽。
明朝初年，“開中法”實行的時期，正是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合作的黃金時期。持續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當初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充分利用“鞏固國防”的“優惠政策，大做“開中”販鹽生意“吃獨食”一樣，這一年，明王朝實行“改革”了。“折色法”（以銀購引）的實行，使輸送軍糧也商品化了。“積粟無用”，只要在鹽產地交銀子就可得到“鹽引”了。西商失去了地利和資源優勢，徽商手裡的銀子終於可以大買“鹽引”了。他們反敗為勝，憑藉著雄厚的實力，開始奪取對江淮鹽業的壟斷。
這樣，以共同經營江淮鹽業為聯絡紐帶的西商，合作的基礎也就動搖了。由於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經營理念的差別增大，合作了很多年的山陝商人開始分化。此後，終明一朝，陝西商人還在戰亂中遭受了重創。作為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的發源地和戰略中心，陝西商人集中的關中“白菜心”涇陽、三原備受戰火侵害，元氣大傷。而那些已遷居在揚州等地的陝西商人，也幾乎全部成為南明與清軍爭奪戰的犧牲品。陝西商人連續遭受此重創後，一時難再有所作為了。而山西商人相對受戰亂影響較小，已具備了單獨繼續與徽商爭雄並開拓新的領域的實力。
從此，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就開始以兩個商幫出現的商場上了。
按說，陝西商幫和山西商幫幾乎同時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當時的整體實力也相差不是很大，但為何陝西商幫從此以後就沒有多大作為了呢？僅僅將其歸結為戰亂的損害顯然是不夠的。一次錯過了機會，不等於永遠錯過了機會。問題的要害在於陝西商人在深層次即觀念上與山西商人有很大差別。
小富即安，是一種公認的對陝西商人及所有陝西人的評價。
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觀察發現：“在陝西人中，和甘肅人一樣，注入了中亞的，尤其是東方土耳其的要素。前面說過，陝西人和山西人一樣，在中國特有的尺度、數、度量觀念和基於這種觀念的金融業精神方面表現出了最高度的發達。但是陝西人的性格不可與山西人同日而語，山西大盆地中居民的金融才華，陝西渭水盆地的居民相可比肩，但是在數量觀念的發達程度上，陝西人就稍顯遜色了，陝西人的金融才幹也比山西人遜色幾分，全國大的金融業都讓給山西人，而他們卻非常熱心於貿易和小本買賣。”那麼，山西人和陝西人在性格的差別上究竟有哪些？利希霍芬顯然指的是商業精神。無疑，這的確是陝西人落後于山西人的根本所在。
陝西和山西雖然向來以民風古樸著稱，但陝西的古老中有厚重，淳樸中多安逸，缺少崇商之風。在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在東南沿海出現，那裡的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的時候，陝西基本上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社會。“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還是農民所追求的“好日子”。手工技術仍停留在漢唐時代的水平上，商品經濟很不發達，更難以形成山西那樣“人人善賈，縣縣經商”的局面。“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的官本位觀念在陝西根深蒂固，陝西人崇官是一致的，“官念”早深入到骨髓中去了。如何會像山西人那樣“學而優則商”，把傳統社會中士農工商“四民”的順序也顛倒過來呢？
“山東才子山西將，陝西帝王站兩行，咸陽原上埋皇上。”陝西的黃土地，似乎是專養帝王的，很難容忍真正的商人立足。
“秦中自古帝王州。”周秦漢唐等十多個王朝建都於此，自然是龍脈旺盛的寶地，帝王及其奴才們圓夢之所。商人的影子不是沒有，而是不多。有的，也只是官商、皇商，像秦朝的呂不韋那樣的官商。
到了明清王朝的“末世”，雖輝煌難再，但“抑商”的國策早已經滲透到了這片黃土地和人的靈魂之中了。
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經商的目的不同。山西人經商的最初動因是“土瘠民貧”“地不足養”；陝西有關中“八百里米糧川”，有陝南漢中的“小江南”，豐衣足食是不成問題的。尤其是地處關中平原“白菜心”的三原、涇陽、高陵，一直是陝西最富有的地方。陝西商人多來自“白菜心”，並不是為溫飽而去經商，而是貪圖更高層次的安逸。
與一般尚為溫飽奔忙的老百姓相比，“白菜心”的商人們，是為了圓更大的夢。
關中平原，沃野千里，早在大禹定九州時就列為“上上田”，自古是養皇帝、養名將、養文人的“特區”。漢中盆地為楚之頭，“小江南”自成一統，漢在此興，仍不失王氣和靈性；陝北高原，一道道山一道道川，為農耕和遊牧兩大文化交融地帶。
陝西地跨草原、黃河、長江三大文化帶，佔盡了地利。而且四周都有高山，雄關環列，退可以守，進可以攻。沒有塞北的風沙，也沒有南方的水患，四季分明，物產豐饒，實乃居於“天下之中”的“天府之國”也。有這樣的家鄉，既依厚土可以自養，又有過去的輝煌可以自豪，陝西人是輕易不肯背井離鄉外出的。就連婚嫁“姑娘不對外”也成了風俗。
陝西商人也一樣。他們可能一時走出了黃土地，但心永遠在那片黃土地上。“好出門，不如待在家。”“走西口”的陝西商人戀故土，戀家鄉，戀的是安逸。像山西商人那樣數年、數十年，甚至一輩子經商在外不回家的很少。
總以漢民族文化最正宗的繼承者自居的陝西人，“言必稱漢唐”，但過去的輝煌難再，只有安逸能夠繼續分享。小富即安，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陝西商人在十大商幫中甘居中游，與其說是時勢造成的，不如說是自己本能的選擇。
在與山西商人合作大做官鹽生意、完成資本積累後，陝西商人中，資產在數萬、數十萬，上百萬的也有。他們分成了三路：一路買“戶口”，在揚州安家了。這部分陝西商人依靠已有的那些資本仍在與徽商爭一杯羹，繼續過著住江南園林的豪宅，養“揚州廋馬”的“貴族生活”。他們是不願再回到黃土地上的家鄉去了。另一路陝西商人則攜資本北返，回到家鄉享受安逸了。他們也大修大院，也把賞古玩，也捧秦腔名角，也買土地出租，也娶三妻四妾，過起了安逸的土財主式的“好日子”。
揚州廋馬
第三路陝西商人仍在堅持做生意。他們除繼續做鹽、茶、布匹、菸草、皮貨、藥材等傳統生意外，到“四川去發財”，是陝西商人一大戰略轉移。在山西商人繼續在江淮與徽商爭鹽利，大舉開發蒙古、俄羅斯、新疆及東北市場的時候，陝西商人進軍四川，不失為一大良策。同時，也是他們求穩、求安逸心態的又一表現。
但從總體上看，陝西商人是缺乏進取的。他們在西北市場上佔有地利優勢，但未能形成壟斷。小富即安的心態，導致他們在賺的銀子“夠自己花了”、“夠留給子孫了”的時候，就過起了“土財主”式的“好日子”，不願再“做大”了。
山西商人卻不是這樣。
他們在小富即安之後，還要大富；他們在小買賣做成之後，還要做大生意。
他們沒有陝西商人家鄉那樣的“米糧川”可以一輩子衣食無憂安逸過“好日子”，也沒有那麼多的輝煌歷史可以自豪，他們別無選擇。只有“做大”，才能在競爭中不會衰落；只有“做大”，才能保證自己和子孫後代的富足和榮耀。他們沒有退路可走。不像陝西商人，在經商之前自己已給自己準備好了退路，能夠小富即安，也能一退到底。
因此，山西商人在經營管理、人才培養、市場佈局、前景預測等方面，比陝西商人做得更完善，更接近於現代商人。
山西商人所建立的較為完備的企業制度，諸如東夥合作股份制、頂身股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完全分離的總經理負責制、連號經營制等，在當時都是最為先進的。即使在當代，其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理念，也具有借鑑意義。而這方面，陝西商人就沒有可比性了。這大概就是“老外”利希霍芬所說的“金融精神”及“金融才華”的差別吧。在一起同時經營鹽、茶、糧食、布匹、木材等傳統產業時，這一差別並不是那麼突出，但當涉足真正的“金融業”時，就最大限度地拉開了。
在晚清，隨著全國市場的形成和完善，白銀流通加快，數量激增的時候，山西商人不失時機地發明了“匯通天下”的票號，不僅雄霸商場，而且幾度充當清王朝的國家銀行和財政部，完全操控了整個國家的金融業，就連“遍地徽”的徽商也無法與之比肩。貪圖安逸的陝西商人此時竟毫無建樹，更不用說與之爭雄了。
陝西商人對“金融業”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和麻木，令世人震驚。
不思進取，連安逸也會成為奢望，還能重現過去的輝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