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二者對儒家思想的態度不同。從歷史上看，西周用禮制治國。春秋末年，學派思想、學派文化產生，見於記載的有道家、儒家、兵家三家。

戰國時，有的國家開始用學派思想指導治國，如魏國、秦國的“以法治國”。西漢初年，統治階級以道家黃老無為思想治國，但其中是包括了法家思想的。 其後，漢朝雜用法、道、儒思想指導治國。

除法、道、儒三家外，陰陽家思想、董仲舒天人感應說和讖緯思想也對戰國秦漢的社會歷史起過這樣或那樣的作用。

從歷史上看，西周治國用禮制。學派思想、學派文化最初是在春秋末年產生的，見於記載的有道家、儒家、兵家三家。戰國時有的國家就用學派思想為指導治國。目錄第一章 商鞅變法與秦治國的指導思想 一、春秋時期重民輕天思想的發展 第二節 商鞅變法與秦國指導思想的確立 二、商鞅變法與秦國的指導思想 一、先易後難策略思想的出現與作用 第四節 秦統一前後學術思想政策的演變 二、秦始皇統一各國的條件與意義 第五節 法家學說的發展、蛻變及其歷史命運 二、戰國中期以後法家思想的蛻變第二章 西漢初期的學術與治國思想 一、漢初劉邦對治國人才與思想的尋求 第二節 文景時的無為而治與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二、減輕徭役、田租，發展農業生產 一、廢除秦暴政苛法內容概述 三、重視道德建設、關心民眾疾苦 第四節 漢初學術思想政策中應探討的兩個問題 二、文景時期其他學派的作用與影響第三章 漢武帝時期學術與治國思想的演變 一、“罷黜百家”始於何時考 三、公孫弘舉賢良對策時間考 第二節 漢武帝尊儒術、重法治與悉延百端之學 二、重法治 四、武帝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誤 一、搜求、收藏遺書對思想、文化的貢獻 第四節 論武帝“悉延百端之學”與董仲舒的區別 二、“滅息”百家學說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嗎？第四章 董仲舒的神學思想與思維模式新探 一、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中的神學思想 三、董仲舒有“有王佐之材”嗎？ 一、董仲舒“天人感應”說與巫術文化 三、關於天人感應說的評價問題 一、董仲舒對天人關係與天人感應的論證 三、應注意不同思維方式、方法的作用不同 一、董仲舒的歷史觀 三、天人感應說在武、昭、宣時期的遭遇第五章 元、成時期治國思想的變化與西漢的衰亡 一、“霸王道雜之”與“純任德教”之爭的內涵 第二節 外戚王氏專權與王莽篡漢立新 二、王莽專權與篡權立新第六章 西漢後期讖緯的發展及其在東漢的興衰 第二節 讖緯神學在政治上的作用與後果附錄 論漢武帝是否獨尊儒術——也談思想方法問題商鞅(約前395年—前338年)，漢族，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

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　　負面評價　　由於獨尊儒術的緣故，歷史上對於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評價並不是很好，以至於千百年後的人們還蔑稱秦國為虎狼之國。

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後人又說：“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正面評價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國方略。”而資治通鑑中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

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 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

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雖說商鞅刻薄，所謂“亂世用重典”本也無可厚非，反而說明商鞅之誠信品質。 梁啟超也在《中國六大政治家》中，將商鞅列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同列（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列出“中國六大丞相”為管仲、商鞅、諸葛亮、王猛、王安石、張居正。

與上面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將李德裕換成王猛）。在現代，儘管有少數不同聲音，但大多數人承認商鞅是一個敢於觸動舊勢力、敢於改革的英雄。 。

所謂管子的法家更偏黃老之學，更多的運用在術上，和韓非子很像，講究的是平衡周旋，比如衡山之謀啊，金龜換糧啊，青茅謀啊，這傢伙就像掌握了一套方法論一樣，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很瞭解自己要幹嘛，明白事情該做到什麼程度，齊國雖強但還沒強到所以碾壓的地步，所以你可以發現管子乾的時候非常小心，不會過度刺激強國，又一直想辦法不讓其他國家結盟，和卑斯麥乾的事情如出一轍。

商鞅的法家一般認為是刑名之學，但是這傢伙幹事情我覺得更像勢家，借勢成事，什麼一字千金啊，割太傅的鼻子啊，都是先把勢攢足了，把反對聲音壓下去，然後把事情幹了，但是如果他借的勢倒了，反彈可是成倍的，在幹事情上商鞅更像王安石

商鞅的思想是“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體現在法家。

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在政治上，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

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黃老思想的淵流黃老思想中的：黃，指黃帝，老，指老子。稷下之學中把這種以道法為主，兼收各家之學稱為“黃老之學”。

漢初黃老政治黃老之學本身所固有的思想內涵，清靜無為，儉樸寡慾的主張，成為漢初新黃老學說的根基，同樣是時代的產物。

採取與民休息、清靜無為、休養生息，鼓勵生產，輕徭薄賦。

二者對內，講究修生養息，區別就是一個是按照禮法，一個卻強調無為。一個是在執政者的框架範圍內，而漢初黃老則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任其野蠻成長。究其根本還是兩者的底層思想的不同。

對外，漢初經歷了連番大戰，更加強調休養生息。而商鞅變法的目的是有更強大的國力去在戰國時期稱雄。其根本目的也是不同的

商鞅治國主要突出在法，已法治國是其主要思想，我們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教民耕戰”的基本國策。商鞅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只有農民由於樸實可信，安土重遷，故而最便於聽從朝廷的驅使，平日在家務農，戰時應徵人伍。他們既是糧襪、戰馬和運輸工具的可靠供應者，又是兵力持續補充的重要來源，從而，以農養戰，平戰結合，“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

第二，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商鞅對於如何管理國家這個問題，堅持不法古，不循禮，反對以“仁義”說教的儒家思想。他說，惟有“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這樣，才能達到“以刑去刑”，“以戰去戰”(《畫策》)，因此，非以“法治”無以治國平天下。

第三，論功封爵的吏治準則。廢除世卿世祿舊制，除了從事農戰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以農戰，則無官爵。”(《農戰》)商鞅明令獎勵耕織，獎勵軍功，規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強》)，即允許人們納粟換爵，按軍功大小授予二十級的不同爵位。此項改革，是與當時普遍推行的縣制結合在一起進行的，旨在加強中央集權。

第四，綜合治理的管理手段。為了強化國家統治，商鞅善於運用行政、法律、稅收、價格等多重管理手段。為了控制商業人口，運用行政、法律手段做出了一些相應規定:根據商人家庭的人口，攤派搖役。他們的一切大小奴僕，均須在官府中註冊登記，由官府輪番安排，承擔搖役;透過管制糧食貿易，不讓商人買賣糧食，他們無利可圖，就會想著要棄商務農。為了促使農民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他還運用稅收、價格等經濟手段進行調控管理:諸如根據單位面積的實際糧食產量，按畝納稅，國家對任何人一視同仁，以示負擔公平;透過提高糧食價格，鼓勵務農;統一度量衡制，為國家賦稅徵收提供基礎。

漢初實行的黃老思想主要是要與民休養生息，恢復國家正常的生產力。

而漢初實行黃老思想，主要是因為當實的社會經過秦末戰爭和楚漢相爭已經疲憊不堪了，迫切需要一種能夠與民休養生息，來恢復國家正常生產力的思想，產生與戰國時代的黃老思想到漢初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了，也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理論主張統治者要減少對人民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干預，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發揮萬民的創造力，適應民眾普遍希望安寧的心理，休養生息，從而促進社會由恢復而發展。“

究其實質，西漢初年的黃老之學是道家的無為與法家的法治的奇特結合。這也是它們兩者間唯一的共同點。

商鞅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核心思想是用嚴刑峻法來約束人的行為準則，重農抑商來教民以耕；透過嚴格的戶籍制度來限制人口流動，保證了農業人口的穩定，使農民成為糧草和。軍資的可靠供應者，和兵員的穩定輸出來源，以實現以戰養戰的目的；透過軍功封爵來鼓勵人員入伍建功殺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這種制度在戰國初期的亂世之中，確實起到了富國強軍的目的，也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程序。可是這種制度在天下太平之後卻顯得十分的僵化，由於人們被嚴格的戶籍制度所限制，失去了流動性，而天下太平之後，百姓也失去了軍功封爵的晉升通道，同時由於體制的僵化，嚴重限制了人的積極性，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再透過嚴刑峻法來約束人民就很容易激起民變，也不利於長期的統治，所以大秦帝國在統一之後，很快就分崩離析了。

劉邦透過武力奪取天下後，面臨的形勢十分慘淡，民生凋敝，物質資源極度匱乏，所以迫切需要休養生息來儘快恢復生產。而此時黃老學說的這種薄賦稅輕徭役，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非常適合當下的處境。無為並非不管，而是透過一些溫和的政策服務於農業生產，最大限度的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平穩進行。為社會發展打下物質基礎。

兩者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透過行政的手段保證了農業生產的穩定，為國家積累了資源。

做任何事情，都要隨機應變，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商鞅變法是當時形勢下，最務實的政策，要在戰國中強大，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商業，漁副業對國家經濟的支撐太小。唯一的經濟支柱就是農業，所以實行重農輕商政策，獎勵攻戰，則是當時形勢下各國必須要做的事。有經濟，武力強才能生存。現在世界同道啊。

漢初黃老，也是順應當時形勢，戰亂過後，民生凋敝，政府實行寬鬆的修養生息政策。加上當時的外敵，只有匈奴，也不是有很大野心。

單純比較兩種政策，要麼就是考試，要麼就是幼稚。這是不能比較的，如果秦國用黃老可能早就滅國了。倘若漢初用商鞅變法，可能十幾年的國運。

到唐宋生產力的發展，人民有多餘的物品可以做商品，唐宋開明盛極一時。明朝繼續用商鞅的重農輕商政策，到明朝中期就已經落後於西方了。

無論什麼東西，要隨機應變，不是生硬的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