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認為，儒商應有如下特徵：注重個人修養；誠信經營；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具有較強責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達則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貢、白圭等一代儒商，後有徽商、晉商、淮商、閩商、郴商等儒商商幫，現今也湧現出““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榮氏家族、邵逸夫、霍英東等具有新時期儒商精神的現代儒商。

儒商是以傳統文化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有一定文化修為的商人；

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結合的“商”，即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品質結合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主體；

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就是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義之財不取；

儒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說，是指以儒家學說作為行為準則的商人。從廣義說，是指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長的商人；

儒商是指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有自強不息和勇於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儒商分為古代儒商和現代儒商，現代儒商是把“內聖”和“外王”有機結合起來，把傳統美德和由市場經濟滋生的新的道德觀念有機結合起來，尊重人的價值，實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

儒商是把儒家的價值理想與市場執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並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觀念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現代儒商應該是具有科技專長，同時又具有儒家價值理想的，即具有“士魂商才”的經營管理者；

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導的儒家道德來規範自己商業行為，並進行內部管理的商人或經營者；

儒商是指有文化的、講道德、善理財、會管理、創效益，並且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具有綜合創新能力的商人或企業家。現代儒商還具有現代意識、區域意識、全球意識，還應該懂外語（最好是英語）和會使用電腦；

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國家社稷理想的商人；

儒商是有品牌戰略思想、有成功後反哺社會的良知的商人；

儒商以創造社會財富、服務於天下為責任；

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根基在於“誠信”，儒商以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誠信為特徵；

工資來自勞動的報酬，在其位必須盡其職，儒商的忠誠是忠於職守忠於客戶的衷心。

儒學又稱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於中國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東亞地區國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與宗教體系。由孔子創立，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儒商，顧名思義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認為，儒商應有如下特徵：注重個人修養，誠信經營，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具有較強責任感。

總的來說就是有德行與文化素養的商人。

我理解的儒商，就是有文化的商人，處事方式不一樣，處處為對方考慮，儘量做到雙贏，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不投機取巧，參贓汪法，坑蒙拐騙

1、封建時代重農抑商，商人在古代不受統治者待見，農耕社會，本身就以德治國，天子是道德的化身，是恩澤黎民百姓的使者，從制度上就要求商人要有“小錢靠智，大錢靠德”這一準則。

2、我國在過去有“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個概念，而且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更是將儒家思想發展了近2000年，至今還影響著。商人發家致富後不忘本，懷家國情懷，兼濟天下，才能給人儒商的形象，如許家印。

3、儒商，內在，即忠孝禮儀，外在，即兼濟天下。

儒商是那些文學修養較高的“士”所經營的商業，其生意的指導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商產生於宋元以後。儒士迫於生計，不得不丟掉清高的架子，放棄對商賈的偏見，棄儒從商。明朝中後期，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工商業空前繁榮，新興的市民階層開始出現。“治生”是當時士大夫階層普遍關注的問題。唐甄在著作《養重》中說，士要首先在經濟生活上獲得自足的保障，才能保持個人的尊嚴和人格獨立。與“治生論”相呼應的是“新四民論”，黃宗羲認為“工商皆本”。明朝中後期開始，商人的地位在逐漸上升，士的地位在逐漸下降，二者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

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棄儒從商的商賈們，大多用儒家思想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促進了中國商人倫理的形成，動搖了“無商不奸”的偏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新的商人階層。明清時代的商人視節儉為美德。徽商以節儉著稱，黃文茂、程致和、潘元達等都是以節儉著稱的徽商。晉商更是有“晉俗勤儉”的美譽。明清時期的商人還相信“天道不欺”。許多方誌的記載表明，商人講究職業倫理，這與商人們的好儒傾向有關。雖棄儒從商，但仍兼具儒的性格。商賈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將讀書入仕看得比較重要，佘文義、胡天祿等徽商設定私塾、書院，大力贊助教育事業，為商賈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

儒士們棄儒從商為的是“治生”，而一旦“治生”成功，併為子孫們打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許多商人便會棄賈業儒或由賈入儒，如休寧人江昂、歙縣人江珮等人。但畢竟“賈”與“儒”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兩者相互排斥，能將二者關係妥善處理的，雖不乏其人，但一般人是難以兼顧的。經商致富固然能讓生活富足起來，但能“振家聲、顯父母”的只有讀書做官，這可以說是商賈棄賈業儒或由賈入儒的原因。先賈后儒，為的是能為自己或子孫打下較好的入儒經濟基礎。儒商熱衷於文化和公益事業，這種傳統的思想值得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借鑑和反思。

商人逐利，無商不奸，這是對商人的普遍印象吧。儒商，應是與之相對而生的。商而不奸。以儒家思想和智慧為經營指導，秉承仁義禮智信，求財得仁，財德兼備。

孔門子弟經商，在古代應是比較少，畢竟他們更主張入仕，治國安邦。或許在那時看來，經商只是小道，不足道哉。如今時代不同了，實幹興邦，經商濟世，富國富民，也非常有意義。

儒商精神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商業倫理道德，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支撐幾千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精神力量。

中國的儒商起源於子貢，子貢複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孔門十哲之一，春秋末期衛國黎（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

《論語》中對其言行記錄較多，《史記》對其評價頗高。子貢死於齊國。死後至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其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從子貢開始，將儒家的仁義的精神融入到經商的行為之中，他經商講究以誠信為本，他的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並將其體現在實際行動中。 子貢所獨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通人”，從而達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說子貢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體的儒商。

子貢身體力行地闡述了儒商的定義，也是最早的人儒商的雛形。引申到現代，儒商，做為中華民族商賈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修養，也有商人的財富和成功，儒家以修身為本，儒商也應注重個人修養，先做人，再做生意。

歷史上很多成功的儒商都是道德修養上的楷模，擁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二是是誠信經營，恪守信譽作為商業道德，靠信譽來贏得使用者的肯定，最後就是儒商都有比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是為“生財有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商的財是實現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抱負。賢者通達天下，儒商也有經邦濟世的家國情懷。後世有名的儒商的喬致庸，胡雪巖，葉衷澄莫不如是。

儒商，源於儒家思想，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認為，儒商應有如下特徵：注重個人修養，誠信經營，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具有較強責任感。

儒商的現代定義：用儒家孔孟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理，取得很好的社會效益跟經濟收益的企業家，即為儒商！

儒商的典範：古有子貢，范蠡；近有胡雪巖，張謇；今有任正非，馬雲。他們都是用儒家的道德觀來指導自己的為人處世與企業經營。他們在獲得巨大成功與鉅額財富的同時，也擁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氣度與胸懷。

這一次中國國內爆發疫情時，本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利平民"的思想，很多企業家率先投入抗疫前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物資出物資，充分彰顯新一代儒商的家國情懷及社會擔當。

當國外疫情蔓延爆發時，本著“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推行“推己及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的恕道；回以"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禮道。國內很多企業家紛紛帶頭馳援國外，定點幫扶，共同抗擊病毒於國門之外，真正履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儒家仁愛之道。

所有這些衝在疫情一線的儒商企業家，是中國現代企業家的楷模，也是中華文明的實踐者和儒家思想的宣導者，更是中國儒商亮相世界的華麗名片。

儒商，源於儒家思想，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現代儒商應具備的素質和特徵是：“以德為立身之本”，堅持義利統一；勇於競爭，善於競爭；實行人本管理；樹立創新意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塑造和培育一大批現代儒商，建立當代中國企業家隊伍的基本要求，也是時代的呼喚。

現代儒商，邵逸夫絕對算是一個。邵逸夫先生仙逝，讓人不禁感慨其人生的波瀾，百年人生，歷經華人世界的現代變革。回顧邵氏傳媒帝國的沉浮，卻足以讓我們得窺華人現代經濟實業的一些精神風貌——那種稱得上“儒商”的商業觀。

邵逸夫代表的“儒商”，並非飽學的鴻儒，而是躬行踐覆，取之有道，福則行德，擁資而謙的姿態。“出世”於政治角逐、官商傳統；而“入世”於日常生活形態的規訓。他遠不是文化多元自由的同道人，但也淡漠於弄權積勢。

在儒家看來，一個人可以做官，可以經商，可以做學問，更可以從事其他行業工作，但前提是這個人得是個好人。儒家既重視德行，也重視才能，從這個角度看， “儒商”這個詞指的是既有道德意識、又有商業才能的人。這樣的人不會為了賺錢而去做突破道德底線的事。

如果一個商人或者企業家捐了很多錢，未必就能說明這個人是儒商。要說捐錢，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捐了不少，但他1997年的大手筆搞得東南亞幾個國家多年的財富積累化為泡影。

因此，評價一個企業家是不是儒商，關鍵是看他在做這門生意的時候，內心是否以道德而不是利益作為取捨的標準，能夠有所為、有所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