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尚在捍衛“仁義”的宋襄公，真的應該被貽笑千年嗎？如果“仁義”不值得被善待，“奸邪”必將大行其道。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子姓，宋氏，名茲甫， 春秋時期宋國國君，在位於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637年。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仁義之君，春秋五霸之一。

宋桓公三十年（魯僖公八年，公元前652年），冬，桓公病重。太子茲甫為桓公與正夫人（衛文公妹妹）所生，是為嫡子。目夷（字子魚）雖為長子，但他的母親卻非正室，也就是目夷為庶出，未能立為太子。茲甫卻自以為不及目夷，於是再三請於桓公說：“目夷為長，且仁德，父王當立他為君。”桓公說給目夷，目夷推辭說：“茲甫為太子，繼位天經地義。今能以國讓，天下還有比這更仁德的嗎？我不能及，況且也名不正言不順。”於是趕快走開並退下。

第二年春正月，桓公卒，太子茲甫繼位，是為宋襄公。以庶兄目夷為相，使為左師以聽政，宋國大治。

雄霸天下數十年的齊桓公，看著宋國日漸強盛，深感宋襄公和目夷治國有方，於是就把自己的太子昭託付給宋襄公照顧，希望把昭培養成治國理政的棟樑之才。齊桓公夫人有三個，皆無子。內嬖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太子昭）；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託付昭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字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

宋襄公八年（魯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年），齊國相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

時，各黨相攻，宮中空虛，無人敢將桓公入棺。桓公屍身在床上六十七日，屍蟲流出門外。直到十二月，公子無詭立為君，又過數日，才將桓公斂殯。當初，管仲曾勸齊桓公遠離易牙、豎刁，桓公不聽，致有此禍。

（豎刁、易牙都是齊桓公的大臣。管仲病危，桓公前往問之，說：“卿有什麼可以教給寡人的？”管仲說：“願大王遠離易牙、豎刁。”桓公說：“易牙烹其子以讓寡人快樂，難道還有什麼可疑的嗎？”管仲回答說：“人之情並非不愛其子，失去其子都可以忍受，又會用什麼去愛大王您呢！”桓公說：“豎刁以自宮來接近寡人，又有什麼可懷疑的嗎？”管仲回答說：“人之情並非不愛其身，殘害身體都可以忍受，又會用什麼去愛大王您呢！”桓公說：“您說的對。”管仲於是將二人逐出京城。而桓公食不甘味，心情不怡了三年時間。然後說：“仲父是不是有點過了？”於是將他們一併召回。第二年，桓公有病，易牙、豎刁合謀作亂，堵塞宮門，堆築高牆，城內外互不通人。有一婦人翻越高牆，進入桓公居處。桓公說：“我想吃東西。”婦人說：“我什麼也找不到。”桓公說：“我想喝水。”婦人說：“我什麼也找不到。”桓公問：“那是為什麼？”婦人說：“易牙、豎刁合謀作亂；堵塞宮門，堆築高牆，城內外互不通人，所以什麼也找不到。”桓公慨然嘆息，流涕說：“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如果死者有知，我將有何面目見仲父呢？”以衣袖蒙面，死在壽宮。屍蟲流於門外，用楊門之扇蓋住屍身，兩個月沒有下葬。）

太子昭逃到宋國之後，向宋襄公哭訴，請求為其作主。宋襄公因管仲與齊桓公所託，加上昭本來就是太子，支援他繼位就是匡扶正義，為此出兵也算仁義之師，於是便答應了太子昭。

襄公九年（魯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國陷入恐慌，殺其君無詭，無詭立三月而死。齊人將立太子昭，而四公子的支持者聯合起來攻太子。太子再逃至宋，宋襄公率眾與齊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

因伐齊擁立齊孝公，宋襄公名聲大振，在諸侯各國中獲得極好的聲譽，自己也不免有些飄飄然，欲作齊桓公霸業的繼承者。既要立威，自然先從周邊的小國開刀。

襄公十年（魯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特邀曹（今山東定陶西北）、邾（今山東鄒縣東南）、滕（今山東滕縣西南）、鄫（今山東蒼山西北）等幾個小國諸侯來曹南會盟。沒想到都不太當回事，滕公遲到，鄫公不至，曹公早退。宋襄公臉上有點掛不住了，心想不給你們點顏色還真不把我放在眼裡了。

三月，宋人執滕宣公。不久，鄫侯到邾國請求結盟，宋襄公則命邾文公執鄫侯，並殺之用來祭祀。司馬子魚（目夷）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宋襄公盛怒之下，聽不得人勸，反加罪於曹國。說正是曹侯的不服從，才讓他進退兩難。於是決定出兵圍曹，以討不服。子魚覺得實在沒必要為此等事大動干戈，再進言於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臧文仲聽說宋襄公欲會合諸侯，說：“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襄公十二年（魯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在會見楚成王時，特請楚國邀集自己的諸侯國參加盟會。沒想到平時蠻橫傲慢目空一切的楚成王，這次竟然滿口答應了。司馬子魚感到有些不同尋常，上前諫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宋襄公正在興頭上，當然對此置若罔聞。當年秋，諸侯會宋公盟於盂（今河南睢縣西北）。子魚說：“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楚成王和陳穆公、蔡莊公、鄭文公、許僖公、曹共公都如約而至，宋襄公覺得倍兒有面子，一時談笑風生，似乎已經坐上了盟主之位。

誰知風雲突變，就在會場上，楚成王突然發難，命兵士執宋襄公。進而以宋襄公為人質，發兵伐宋。目夷看出不好的苗頭，早早地帶手下逃出會場，回宋國預作準備了。

楚成王率楚軍到達宋國都城商丘，宋襄公垂頭喪氣地跟在楚成王車後。由於目夷早有準備，楚軍攻城不克。楚成王見強攻不成，便欲用詐，對城內喊話說：“襄公乃仁義之君，你們若肯獻城，必放宋公為信！”

目夷早已識破，讓人向楚軍回話：“宋國已立目夷為君，茲甫如今就一平民，何去何從，請楚自便。”

楚成王見討不到便宜，也不想過多糾纏，就押著宋襄公撤軍了。後來在當年冬天，在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鎮西南）的一次諸侯大會上釋放了宋襄公。子魚卻說：“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宋襄公被目夷等人接回宋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惱羞成怒，發誓要報仇雪恨。

襄公十三年（魯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夏，宋襄公以鄭國與楚國結盟為由，出兵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鄭國國力雖然不強，但同仇敵愾之下，全力守城，雙方形成相持。秋，楚伐宋以救鄭。宋襄公欲分兵迎戰，子魚諫曰：“天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但宋襄公氣勢方盛，加之復仇心切，根本不聽勸阻，傳下軍令：“兵分三路，直取楚軍。不獲全勝，誓不甘休！”

冬，十一月，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水。時，天氣寒冷，河面結冰。宋襄公在北岸嚴陣以待，楚成王依仗楚軍強盛，命令強渡泓水。渡未及半，而冰層炸裂，楚軍陷入混亂。目夷見狀，急勸襄公說：“彼眾我寡，今天助我也。及其未濟擊之，必勝。”襄公說：“我素以仁義為本，豈能乘人之危，不擇手段？”

楚軍全部渡過泓水，仍然忙作一團，更別說什麼陣形了。目夷見機不可失，忙對襄公說：“楚軍還未展開，全無陣列，實屬天賜良機，乘其亂擊之，必勝無疑，不可坐失。”襄公正色說：“我統仁義之師，攻其不備，談何仁義？待楚軍列陣後再擊不遲。”

楚軍擺好陣勢，未曾叫陣，就突然發動攻擊，一時殺聲震天，呼嘯而至。宋襄公立在“宋”字旗下，急忙向楚軍大聲喊話：“戰而不報，仁義何在？仁義何在！”在楚軍的強力衝擊下，宋軍倒是很快亂了陣腳。目夷看敗局已定，忙令衛隊護著宋襄公邊戰邊退。楚軍窮追不捨，混亂中宋襄公被一支毒箭射中了大腿，鮮血直流。目夷命人拔出箭頭，包紮傷口。宋襄公疼痛不已，不住呻吟：“痛煞我也，痛煞我也！楚王不義，楚王不義……”

經此大敗，華人皆歸咎於襄公，認為他只圖仁義，屢失戰機。宋襄公雖自知鑄成大錯，仍不願承認錯誤，還理直氣壯地說：“諸臣不懂，不拿受傷之兵，可稱‘君子不重傷’；不捉頭髮花白之卒，可稱‘不擒二毛’；古人征戰不依仗險要地形，謂之‘不以阻隘’；不擊正在渡河的楚軍，是為‘不擊半渡’；不進攻未列陣之敵，稱為‘不鼓不成列’。我施仁義於戰事，史無前例。寡人雖破國亡家，也斷不去做那不‘仁義’之事。”

目夷說：“主公不懂得戰爭的道理。實力強於我的敵人被險隘所擋而不能成列，是天賜於我之良機。阻擊他們並擂響戰鼓，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即使那樣，尚怕不能成功。況且這些實力強於我們的，都是我們的敵人。即使是遇上年紀很老的，能抓獲就要俘虜他，和頭髮花白又有什麼關係呢？讓戰士們明白什麼是恥辱而去戰鬥，為的是消滅敵人，受了傷而沒有死，怎麼就不能再去殺傷他們呢？如果不能重複傷害，就等於沒有傷害；憐憫頭髮花白的敵人，就等於屈服於他們。三軍要善於運用有利的時機進行戰鬥，金鼓要用聲勢來鼓舞士氣。既然要運用有利的時機，阻隘正好可用；聲勢盛猛提升三軍鬥志，金鼓當然可用。況且打仗就是勝利了才算成功，這有什麼可說的！如果真像主公說的那樣，直接投降給當他們的奴隸就好，又何必去戰鬥呢？”

楚成王以得勝之軍過鄭，鄭文公厚禮之，楚成王則傲慢地帶走了鄭國二位姬女。

當年晉惠公卒時，晉公子重耳在外，公子夷吾繼位，是為晉惠公。派人追殺重耳。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及齊，齊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及曹，曹共公不禮。過宋時，宋襄公已重傷，但還是厚禮重耳，贈以馬二十乘（八十匹）。後來，重耳被立為晉文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有以報宋之德。

襄公十四年（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夏，宋襄公股傷不治而卒。葬於行宮，後人稱之為襄陵。

今河南省商丘市睢縣北湖公園內有“宋襄公陵”，陵園內有宋襄公墓，以及宋襄公因思念母親而築的“望母臺”。宋襄公不僅是一位仁義之君，還是一個大孝子。宋襄公的母親是衛華人（衛文公的妹妹）。宋桓公二十年（公元前661年），北狄滅衛，襄公母親想要回衛抗敵救國，桓公不允，並以廢其正夫人之位相威脅。襄公母親意志堅定，就算被廢也要執意回衛助兄長復國。桓公一氣之下，將其遣歸衛國，並且不準其再入宋國。宋襄公繼位之後，十分想念母親。但若讓母親回宋，是對父親的不忠；不讓母親回來，則不能盡孝。於是就在宋衛交界處，修築了一個高臺，想念母親時就登臺向衛國方向眺望，後人稱之為“望母臺”。

宋襄公的母親回到衛國後，想念夫君和兒子，卻再也不能返回宋國。而宋衛兩國相鄰，距離上並不遙遠。咫尺天涯，無法相見，憂思而成詩。《詩經·衛風》中有《河廣》一詩，其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千百年來，宋襄公只是作為一個被人恥笑的角色而存在，是“仁義”的反釋代表。連毛主席都說：“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罵的不可謂不徹底。而宋襄公至死捍衛的“仁義”，究竟有沒有意義，倒也值得深思。“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擊半渡”、“不鼓不成列”，聽起來都很美，這才是真貴族！有時候，勝利真的不是唯一目的。如果“仁義”不值得被善待，“奸邪”必將大行其道。

兩千年前，在商丘附近的一條名叫“泓”的大河邊，一位戴著冠冕、留著山羊鬍子的國君正在眯著眼出神地看著對岸的敵人密密麻麻地緩緩渡過泓河。

這時，旁邊的一位看上去年紀比他稍長的大將對這位國君說:“楚軍現在渡河到了一半，我們趁勢掩殺過去，一定能打敗他們。”

那位國君不以為然，持著山羊鬍子說:“不鼓不成列。”人家還沒渡河，就去襲擊，有辱我們宋國仁義之師的威名。”

過了好長時間，敵人布好陣後，宋、楚兩軍開始衝殺。因為敵眾我寡，那位國君統領的軍隊被打得落花流水，他本人的腿上還中了一箭。

宋華人都埋怨國君沒有抓住戰機襲擊敵人，導致大敗。這位國君躺在榻上，顫抖的手不住地摩挲著箭傷，看得出他的傷勢很嚴重，但他仍然鼓起勁，振振有詞地辯解道:“君子不會再攻擊已經負傷計程車兵，也不會俘虜老人和小孩。上古的時候，君王不會仗著地勢險要阻擊敵人。我雖然只是亡了國的商朝的後裔，但也不會忘掉這些作戰規則，去攻擊還沒有擺好陣勢的敵人。(“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說完，他忍不住箭傷的劇痛，猛烈地咳嗽了幾聲，就撒手人寰了。那位大將和旁邊的臣民們都跪下來，嚎陶大哭。這位紳士般的國君，就是大名鼎鼎宋襄公。向他焦急發問的那位大將，是他的哥哥，宋國掌握軍事大權的公子目夷。

他們的敵人，則是來自蠻荒之地的楚國大兵。這場在中國戰爭史上赫赫有名的戰役，就是泓水之戰。

春秋前期，舊禮猶存，戰爭有規則可講。兩國打仗要宣戰，偷襲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又不能趁著人家有國喪的時候開戰，陳成公卒，正準備伐陳的楚軍聞喪乃止；晉國計程車匄率軍侵齊，聽說齊喪，立刻還軍，都是例子。當然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如秦國。

　　宋襄公與楚國交戰，宋軍已經成列，楚軍正在渡過泓水，軍官勸宋襄公擊其未濟，他不同意。楚軍既已渡河，尚未成陣，宋襄公又一次拒絕進攻。直到楚軍結陣已成，這才鳴鼓而攻。宋軍大敗。

　　那時車戰用方陣，戰陣十分重要。陣型一旦被衝散，如《國殤》裡說的"凌餘陣兮躐餘行"，多半就要"首身離兮心不逞"了。當年周武王伐商，每行進十來步，就要停下來整頓隊型，並不是為了樣子好看。戰陣不整而致失敗的例子很多，如著名的鄢陵之戰中的楚軍。

　　宋襄公是在遵守古義。《司馬法》中記錄了一些古代的軍禮，其中一條便是"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是驕傲的人，在他看來，自己是中原舊國，商王之後，楚國是南蠻子；與楚國打仗，如果不講身份，豈不把自己降低到對手的水平？

　　打了敗仗，華人抱怨宋襄公。他辯解說：君子不傷害已經受傷的人，不擒捉上了年紀的老人，不攻擊尚未成陣的敵車。我雖然是亡國之餘，也不忍有違這些古禮。

　　所謂"亡國之餘"，指的是宋國是殷商後裔。周人滅亡商朝，在其故土建立一個新公國，把遺民集中起來，有方便管理之意，亦有存亡續絕之德。這些後裔不肯放棄遺民身份，其禮制和宗教，和周人都有不同。他們在文化上的驕傲，使別國的人側目而視，認為他們既頑固又迂闊。

　　先秦的笑話，主角往往是宋人，如野人獻曝的故事，"資章甫而適諸越"的故事以及有名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韓非子還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宋人，看到書裡講"紳之束之"，就給自己繫上兩重腰帶，別人對他的裝束不解，他就說："書言之。"--韓非喜歡諷刺宋人。宋人的風格，與韓子正相牴牾。

　　宋人秘密地懷有復國的抱負。《詩經》的最後一篇《殷武》，可能便是宋襄公的詩。詩裡歌頌祖先伐楚的功績，有滋有味地懷念商朝的"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泓之戰的幾年前，曾有六隻水鳥倒退著飛過宋都的天空。宋襄公以為這是明顯的預兆，預示著霸業可成。他的不自量力，急於求成，也可能是覺得時不我待吧。

　　宋的復國只是夢想。不過，宋襄公倒是有個後人當上了"素王"。孔子正是襄公的後裔，他長大後，還要回到宋國，穿一穿故國衣冠。孔子重仁，重禮，有襄公遺風。

　　春秋時期，在原則與權變之間的選擇，並非易事。城濮之戰前，晉文公向咎犯和雍季問計。咎犯說，打仗的事，詐偽是沒關係的，請君用詐。雍季說，詐偽雖可得志於一時，卻斷了後路，請君用正。晉文公用咎犯的建議打敗了楚軍，回來行賞，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講的是萬世之利，咎犯講的是一時之務。

　　連晉文公這樣的人物，也不再有了。孫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說要"乘人所不及"，吳子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說"行列未定可擊"。當年秦軍襲鄭，路過天子之城的北門，僅僅脫去頭盔以示敬，而未按禮法要求的去甲束兵，有人議論說，這樣無禮的軍隊，一定會吃敗仗。那一仗秦人雖然打敗了，最後得天下的卻是他們。

所以宋襄公自古以來就爭議很大。《左傳》對他花樣挖苦，《公羊傳》卻是盛讚，認為他不攻擊沒有列好隊形的敵人，戰場上還講尊老愛幼，真是“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宋襄武功如此差勁，卻能名列五霸，就是因為道德太高，算平均分，就和齊桓晉文在同一級別了。

後世學者，對宋襄公的批評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鄙視他行仁義才導致失敗的，卻是極少數。更多是分析他多年來的表現，認定他道德並不好。議論紛紛，可以拿蘇東坡的話做代表，“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宋襄公一向缺德，等到戰場上來再刷道德積分來不及了。總之，大多數古人，並不認為宋襄公嚴格遵守戰爭規則這個行為，本身有啥不對。

現在有人批評他，說他不知道與時俱進，死守過時的古老規則；也有人盛讚，說能夠遵守這樣的規則，所以是“最後的騎士”，“最後的貴族精神守望者”。這是價值觀爭論，但事實本身就有點問題。

宋襄公說“為軍不以阻礙”，是過時的老規矩嗎？清代學者就注意到，直到春秋後期，像桃林之塞、伊闕這樣的地方，哪天派軍隊去駐守了，《左傳》都要大書特書，那麼平時這裡沒人防守，也就顯而易見了。“天下之險”級別的戰略要地都沒人守，則其餘的地方更加不會設防。任由外國軍隊在本國領土上呼嘯經過，更是時常發生。

宋襄公泓之戰失敗之後差不多半個世紀，晉國和齊國打了鞌之戰，再十幾年後又有晉、楚鄢陵之戰，這都是當時最大規模的戰爭，戰況之慘烈遠非泓之戰可比，但也都是堂堂之旗正正之師。戰場上，大家也都是尊重對方的君主，對敵人手下留情不趕盡殺絕。一邊打仗，一邊還要行個禮敬個酒對個詩，那種彬彬有禮風度翩翩，簡直姿勢感人。

所以宋襄公就是採用的春秋時代通行的戰法，他之後這種戰法也沒有消失。你從食古不化的角度誇他或者罵他，都是弄錯了靶子。

其實，戰爭也要講規則，特別好理解。未必是道德高尚，講規則的好處，是結果比較容易預測。

大國更容易偏好講規則的戰爭，當時晉、楚、齊三強都是如此。因為大家實力差不多，一仗打下來，誰輸誰贏本身不好說。如果贏的可以得到多少，輸的將會失去多少，這個也不確定，那風險就太大了。規則下作戰，心裡就比較有底。

小國的心態則比較複雜。我弱小你強大，在規則下打仗，弱小的必敗，而小國如果不講規則，那麼可能會有翻盤的機會，但是一旦翻不了盤，就不堪設想了。

就拿宋襄公來說，他和楚成王約了見面，說是“乘車之會”，大家都不坐戰車。他的兄長目夷建議他坐戰車去，宋襄公不聽，結果就被楚華人抓了。但之後魯華人出面斡旋，楚國也自知理虧，就又把宋襄公放了。

如果宋襄公真的坐了戰車，後果會是什麼？可能，因此能逃出來；更可能，宋國的兵車不是楚國的對手，還是被抓了。那時魯國再出來說話，效果就差了好多。楚成王一拍桌案：“說好的乘車之會，是他無禮在先！”真是讓求情的也沒法張嘴。

同樣的，宋國在楚軍過河過了一半時發動攻擊，也是有可能勝利，而一旦失敗，恐怕就不僅是“公傷股，門官殲焉”，楚軍不定會採用什麼殘暴手段，那麼宋國可能就要承受一次押上國運的失敗。

所以最適合嘲笑宋襄公的，大約是賭徒，因為他關鍵時刻沒什麼賭性。

從大國的角度說，當然希望小國遵守規則，因為規則下自己是穩贏的。《公羊傳》和《史記》的“太史公曰”讚美宋襄公，也真是特別好理解。《公羊傳》成為官方經典，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年代，正是漢朝和匈奴激戰方酣的時候。漢朝人最頭疼的，就是匈奴人“不羞遁走”，“利則進不利則退”。他們一定希望，匈奴能夠像宋襄公一樣，跑到長城腳下，和漢軍正面對決。那漢朝就穩贏了不是？

宋襄公的悲劇，總結一下，從古至今，不外乎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宋襄公假仁假義，虛偽透頂，想以“仁義”沽名釣譽感化敵人，實現自己的擴張野心;還有一種，認為宋襄公腦子有問題，愚不可及，是他的落敗，是“蠢豬式的仁義”，是自討苦吃，自尋死路;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宋襄公的“一肚子不合時宜”是真情流露，合情合理，是值得懷念的逝去的古風，是讓人傷感的永遠不再的貴族風範。你認為是哪種呢？

對於仁義道德，這是人的品性中的“優良”。這種人性的光輝是令人嚮往的。但是國際政治則不允許如此而做。周朝的禮崩樂壞到底體現了什麼意思呢？熟讀近代史的都知道“三十年”戰爭，以及三十年戰爭導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三十年戰爭就是歐洲擺脫宗教意識形態戰爭，全面邁向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國家間戰爭。而引領時代先鋒的就是法國首相黎塞留！法國是天主教國家，黎塞留是天主教機樞，在意識形態與感情上以及道義上，面對神聖羅馬帝國土地上的新教叛亂，理論上應該幫助同樣是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鎮壓新教育叛亂。但是黎塞留擺脫了宗教束縛，情感影響，意識形態教條。他一心寄希望於法國國家利益而不是全體宗教利益。他要為法國利益服務。由此其毫不猶豫的倒向新教徒一方，對付哈布斯堡王朝，以免哈布斯堡王朝稱霸全歐洲，O型包圍法國 。當時哈布斯堡西有西班牙，東有神聖羅馬帝國，南有義大利大大小小多塊地盤。法國的戰略就是支援比利時荷蘭北德意志造反，引瑞典丹麥的軍隊到德意志地區作戰。最後為避免被包圍，法國毫不猶豫的與異教徒奧斯曼土耳其結盟，形成對哈布斯堡的反包圍。大部分戰爭在德意志地區進行，其人口戰後不及戰前三分之一，其疆域被瓜分成三百多個獨立公候國。德國巴伐利亞的歐洲大陸金融中心地位喪失。德國由此成為一個地區概念，三百年後才由普魯士俾斯麥統一。三百年中，法國死死壓制德意志，不讓其統一成一個國家。由此法國才敢於放開手腳與英國全歐全球爭霸。如果黎塞留真信不疑國際道義，仁義，那麼法國早就被哈布斯堡團團包圍，最後免不了被吞併。國將不國，何談道義。

春秋時代，周天子威信一落千丈，諸侯國蠢蠢欲動，天下沒有了共主。各國各自為自身利益以及生存與安全，兵革無數。宋襄公之前有齊桓公稱霸天下。為春秋五霸第一。

齊桓公言尊王攘夷，實際上就是協天子以令諸侯。以天子的名義做討伐之事。睦鄰友好為幌子的前提下不斷增加齊國的威望，專治各種不服。尤其是聯合黃河諸國，向長江楚國興師問罪，是典型的霸權之舉。由此齊國威望日隆，為天下景仰。

宋襄公高舉仁義道德而失敗，原因很簡單。此時與先古時代完全不同。天下大統分崩離析，古時部落聯盟下，賢德之士，以修自身仁德而萬眾歸心，此王道樂土全屏個人素質。

春秋的遊戲規則則完全變了。周天子威信墮落，天下公侯國彼此爭權奪勢。此時的威望不是一人之修養，而是此人之國家的富強之必要。富國強兵壓倒了修仁德以服人的過往。此時必須強盛國家以稱霸諸國乃至最後打破均勢一統天下。

一人之仁義道德，不如一國之富國強兵。國際政治鬥爭完全看綜合國力之比較，在農業時代就看誰的地多，誰的人口的。地多生產力了就大，人口的軍隊徵集，農業勞動力就足，由農而富，由富而強。更看連橫合縱之外交運作，以及對自身各種資源之利用，以爭取更加有利於我的國際體系。

空談仁義，必須有天下人信仰。一旦賢達信你的大旗， 那麼資源就會向你聚集，你就能夠靠這些資源幹大事。所以空談未必不可為。但是如果人心不古，全為私利而為，此時唱高度就是被人看做唱大戲，看戲但未必入戲。

這是本末問題。關鍵是用道義仁德去吸取足夠的政治資本，還是真的相通道義仁德能夠戰勝一切。我想恐怖分子的炸彈能夠炸死任何殺傷範圍之內的人體。

仁義德大旗要舉，但更需要強有力的權勢去做支架來支撐。乃至用仁義去空手套白狼，以絕不能自以為這種空氣的東西，所謂人心，你就能戰勝現實的刀兵。

務實不是現實而不相信理想實現而改變現實，而是不丟失理想抱負的同時，先在現實環境中闖蕩出一片天地來。以此做基石，才能幹一番大事。

德不可丟，然而德不是萬能

仁義可講，但是要分時間與環境。即使孔子的儒家思想講仁義，也在不同的時間環境下分別對待。比如孔子默許子路挑起四國爭端使吳國滅亡，子路的手段可謂卑鄙。但是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如果子路不使出不仁的手段，魯國就有可能遭遇戰亂之禍。所以說，有些時候，仁義要辯證的去對待問題。宋襄公本不應該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只因為後人覺得宋襄公的做法過於讓人憐憫，慘敗之後還念念不忘仁義。所以算作春秋五霸之列也是一種名義上的補償。

須知楚國本就是蠻夷之地，對於中原各國的禮義也根本沒有從心裡認可。這點，從楚武王僭越稱王就可看出一二。再者，楚王問鼎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宋襄公慘敗講求的仁義，可以說是在特殊的時間環境下用錯了物件。基於上述觀點，宋襄公沒有真正悟透仁義的含義，更沒有認清自己所處的環境根本不適合所謂的仁義施行。說宋襄公當時的做法仁義，倒不如調侃他那是一種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