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史記的古人看待當時的事物有一定的侷限性，並且史記記載不一定都是真實的。任何人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所以才會有各種觀點及理解層次！

《史記·樂書第二》裡記錄了晉平公讓師曠奏悲樂。一奏有玄鶴十六隻飛翔；再奏玄鶴延頸而歌，舒翼而舞。晉平公仍不滿足，讓師曠奏比這更悲的音樂，師曠勸說無效，不得已而援琴鼓之。結果，一奏白雲西起；再奏，風雨大作，飛沙走石，晉國為之大旱，赤地三年。這叫“樂不可妄興也”。

漢代有關雅俗問題的音樂思想論述,可說是先秦相關問題論爭的延續,其主要特點是以先秦之興亡為史鑑,以當世之教化為目的而展開論述。

今存《史記·樂書》論樂主體文字錄自《樂記》及《韓非子·十過》,其中“太史公曰”部分亦為補撰者之筆。其文字大抵由音樂與政治盛衰、音樂與人心情志的諸種關係,由古及今,談“樂不可妄興”諸理。其論點主要有二:

(1)“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提出此論點,顯然是針對娛心恣欲的鄭衛俗樂而言,“節樂”的觀念,始於先秦,到了漢代又得到進一步的強調。文中所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之語,表明在撰者思想中,用於安邦的雅頌之樂,是為禮樂教化的實施而設,“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撰者所述“節樂”思想,也仍然從人心與音聲的角度,提出“音正而行正”,將“五正聲”(宮、商、角、徵、羽)與人體健康乃至君臣序位聯絡起來看待,反映了一種與當時聲律實踐相比甚為保守的音樂觀念。

(2)音心感應,天人相通。撰者強調雅俗音樂對人心的不同影響,所謂“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此為“自然之勢”。並且還認為“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因此,“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撰者又在此中加入了“天人感應”的思想,稱“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由此而強調安邦制禮作樂的“不可妄興”,這也使其論點帶有漢代的思想特徵。

班固(32—92)在《漢書·禮樂志》中談音樂中的雅俗問題時,是將雅頌之樂與“衰亂之音”作為同時並存的對立面來看待的,所謂“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班固還將“衰亂之音”的興起原因歸結於社會生活的變化與衰落,所謂“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其論述投入更多的歷史眼光,以先秦禮崩樂壞,鄭衛俗樂的並出、興起以及世風的敗壞作為史鑑,引出制禮作樂之所以必要的理論。

班固甚至以漢世社會興衰與音樂的關係來說明“鄭衛之聲興則淫闢之化流”,他提到“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由此可知,班固就音樂上的雅俗問題所作之議論,是懷有相當強列的現實感的。這也使得他的音樂思想在當時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儘管其禮樂思想不可避免地被染上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普遍存在的神秘主義色彩。

另有楊雄(前53—後18)在《法言·吾子》中談到雅鄭音樂在形態上的區別。文中既談到從審美聽覺上去區分、把握雅鄭的不同風格(“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並且又從律制上去辨別、確定其音樂形態的不同(“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文中強調音樂審美鑑賞中須從形態的角度把握不同的音樂風格特徵,並且強調聽音樂需要依賴於敏銳、精細的聽覺能力,是一種重視音樂作為聽覺藝術具有特殊審美感受方式的音樂審美意識。

這話出自《史記·樂書》，是太史公司馬遷說的，不是什麼歌，都可以去亂聽，特別是對能夠影響國家命運的人或君主而言，玩樂喪志，玩的是驕奢淫逸之樂。

晉平公聽說樂師涓夜過濮水，所記的隱隱樂聲，被當時最有名氣的樂師師曠阻止說，這是商紂的亡國之音，紂王驕奢淫逸，常溺於靡靡之音，以至於國王，不可聽。可平公不聽勸告，求師曠為之一奏。

師曠無可奈何，只得演奏。沒想到一奏之，天生異象，白雲湧起，再奏之，狂風暴雨起，飛瓦走石，嚇得平公伏在地上不敢抬頭。此後，晉國大旱三年。

　　“審音知政，觀風變俗”，司馬遷又在《史記·樂書》裡說：“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

自春秋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形成， 封建制度成形，一國之中，大都是諸侯、帝王一家之言，諸侯帝皇的個人喜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人民的命運走向。

“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儒家思想是根基，法家思想做刑法。

《詩經》又稱“詩三百”，可分為風雅頌。也都是一些音樂為主，民歌，宮廷祭祀所用的樂禮。從這就可以知道音樂在古時的重要性。

晚唐詩人杜牧《泊秦淮》詩云:煙籠寒水夜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杜牧在夜遊秦淮河時，有很多的達官顯貴在聽著《玉樹後庭花》，有所感慨，於是其借陳後主因荒淫享樂終至亡國的靡靡之音《玉樹後庭花》，來諷刺當時的晚唐統治者，不汲取教訓而醉生夢死，以此表示的痛心和無奈，以作警示。

一個人聽什麼音樂，清貧、勵志，還是其他，對他的人生、價值觀是有影響的。所謂環境造就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而對於國君而言，更是如此，靡靡之音可以廢了一個他，繼而透過他毀了一個國家。勵志的、警示的音樂就不同了。

唐太宗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而我也要說，以樂為鏡，可以知興替，明得失。

所以，對於影響和決定國家命運的人，不是什麼歌，都可以去亂聽。

謝謝大家的解惑，我讀著讀著慢慢搞明白了，古人對於天文地理律法音樂都有一套理論認識，和現在的理論並不一樣。並且把國家安危與之聯絡並解釋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史記在描寫中就直接引用事件並論述了；由於我沒有這方面的認識，在讀《史記》時就會為之感到迷惑，就好像我在寫論文時直接引用群和環的概念，如果沒有高等數學的基礎，看到也會莫名其妙

音樂的性質迥異於其它藝術，所以作樂者聽樂者都要非常慎重，古時作樂必由聖人，今無聖人在世，但有儒經可為作樂的理論根據，千尤不能抄襲外來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樂詞樂曲，像熱門樂、狄斯可等，既非言志，也沒有宮商角徵羽所含的意義，何謂亂，何謂慢，一切無從談論，不但抄襲不得，也聽不得，聽慣了，便以為中國音樂就是如此，如何對得起孔夫子。

司馬遷寫過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記載在《史記·樂書》裡面。

在這個故事裡面，衛靈公就是一個心機boy，當然，不管在哪一個時代，有心機並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如果有心機又能顧全大局，這種人是真智慧。

回到故事本身。

衛靈公準備啟程去晉國，這天，他在住在濮水流域邊一個高階酒店裡面，半夜裡，他睡不著，總感覺是聽到了琴聲，於是，他問他的下屬，下屬們都說沒聽到。

衛靈公心中大驚，這什麼神秘力量！他靈機一動，又拍拍大腿，晉平公就是一個喜歡聽音樂的人啊，所以，衛靈公找來一個樂師師涓，讓他把這奇妙的聲音記錄下來。

等師涓熟悉樂曲，衛靈公便帶著師涓一起去晉國。

酒桌文化，除了奉承，能沒點樂子嗎？

衛靈公見機行事，告訴晉平公：“我這裡剛得了一首好曲子，想奉給您，來一波？”

晉平公:“好極了。”

於是，師涓坐在晉國樂師師曠旁邊，彈奏了起來，一曲沒完，師曠制止：“這是亡國之音，不要再奏了。”

師曠向晉平公彙報:“這是師延作的曲子，他為紂王作了這種靡靡之音，武王伐紂後，師延向東逃走，投濮水自殺，所以這首曲子必是得之於濮水之上，聽到此曲的國家就要削弱了。”

晉平公是一個心大的人，也不信鬼神，說:“我最喜歡聽音樂了，奏完它。”

這樣，師涓才把它演奏完畢。

晉平公覺得特別享受啊，要求安可，再安可！

這些音樂裡面彷彿暗藏著一股神秘的力量。

引來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撲天蓋地的，直颳得廊瓦橫飛，大家都慌的一批。晉平公害怕起來，伏身躲在廊屋之間。

之後，晉國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所以說啊，聽樂曲或遇吉或遇兇，樂曲是不能隨意演奏的。

司馬遷有話說：古時的賢明帝王奏樂，不是為了自己心中快樂歡娛，恣情肆欲，快意於一時。政治教化都是從音樂做起的，音正行為自正。所以，音樂是用來激動血脈，交流精神，調和端正人心的。

多麼讓人深思的故事，用它來解釋當下的娛樂行業簡直太能對號入座！

人啊人，吃飽了就喜歡像晉平公一樣找樂子，找著找著就容易沉湎在靡靡之音中，只知道娛樂之上，忘了自己是誰，忘記自己是誰，就容易搞事情，搞太多事情，這個社會就容易烏煙瘴氣的，這個社會烏煙瘴氣的，就容易跨掉，簡直太可怕了！

所以，國家才設立了這麼一個專門的機構廣電總局，稍微管制一下，正所謂樂不可妄興！國家門清著呢！

《史記·十過》記載了一件樂極生悲的事：晉平公不顧師曠制止，聽完“亡國之聲、靡靡之樂”後，讓師曠再彈一曲，於是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不信，遂要聞之。師曠不得已，又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因此，太史公曰：“聽者或吉或兇。夫樂不可妄興也。”

應樂而起的“風雨”、飛瓦和其後的大旱，雖是一種巧合，有偶然的因素，但歷史上因妄自興樂而招致的亡國之恨卻殷鑑不遠。《呂氏春秋》所載，夏桀、殷紂之亡，宋、齊、楚之衰，皆是由於在“樂”上放縱失控，一味的追求感官的刺激所致，“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因此，太史公提出“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

樂不可妄興，就是要堅持樂的根本主旨，“以樂德教國子”。“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經，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竊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竊內。故樂音者，君子所養義也。”人有五臟，樂有五聲，五聲分別作用於五臟，就會表現為聖義仁禮智五德。

樂不可妄興，就是要堅持“雅正之樂”，抵制鄭衛之俗和輕靡淫逸之音。據文獻記載，上古至先秦的音樂主流是雅正之樂，其樂乃是祀神敬天、昭功立德、化民勤民之樂。舜作竹簫，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子曾評價《大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所謂“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此為“自然之勢”。並且還認為“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因此，“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

總之，“音正而行正”、“樂不可妄興”的觀點，在音樂與政治、音樂與人心情志的關係處理上仍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