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年沒有上朝，國家系統基本上癱瘓了。之所以還能運轉 有一下幾個原因:一，張居正的新政起到一定作用。二，是太監的權利太大，可以批閱奏摺（太監不能當皇帝）。三，朝中各方實力互相牽制，沒有強硬派。四，明帝國的氣數未盡。

先說說明朝的上朝的情況。

明英宗開始，早朝有二次大變。

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朱祁鎮沖年（9歲）即位，規定早朝奏事必須預進事目，並限制每朝奏事件數，早朝政治功能大為弱化。

隆慶六年（1572），同樣是幼君沖年繼位（即明神宗也就是萬曆帝朱翊鈞），改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從此早朝一月只舉行九次，不可再稱“日朝”了，這一日程安排一直延續到明末。

除了具體形式的變化，明朝後期與前期相比，早朝最根本的變化是它逐漸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於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內容。那時，人主親裁萬機，在早朝上發揮著主動作用。

可是這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國賴長君”，有一個兼具皇帝和宰相職能的強勢君主。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還只有9歲，完全不具有當朝處斷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問題，早朝制度的缺陷頓時暴露出來。為此如前面提到過的，當時的輔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規定每一早朝，止許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進呈“面帖”，由內閣預先處分，皇帝只須照答即可。

具體是這樣的

內系吏部者，聖旨：“吏部知道。”戶、禮、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該都察院者，聖旨：“都察院知道。”其雲本司奏者，聖旨：“該衙門知道。”

從此之後，早朝的模式就這麼沿襲下來。成化二十一年（1485），又詔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過五件。

經過如此刪減，明太祖朱元璋本意起到“公朝決政”的早朝被釜底抽薪，完全架空。

回到萬曆朝，這時的早朝所行早已皆徇成規，所涉及政事本是空文，再加上禮制森嚴，繁文縟節太多，所謂

君臣雙方參政議政主動性都因此受到制約，“徒為觀聽之具”而已。

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比如在萬曆朝鮮戰爭中，萬曆帝本人的決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另外，萬曆帝派太監徵稅，也有體恤從事農業的百姓而試圖從工商和礦業中開闢新財源的意圖，從賦稅正義的角度而言，當時工商業繁盛，政府的賦稅重心需要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至少做到平衡，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到了在明朝的財政收入中工商業的比例不到2%。

普遍抗稅行動本質上更像是豪富階層與皇帝的對抗，而文官集團也是站在工商業的立場上的，所以萬曆帝空負“貪財”“與民爭利”的汙名，其實萬曆帝大約就“搜刮”到300萬兩到400萬兩左右，而且他的內庫中錢財實際也是會用於軍費等開支的。

從某種意義上，萬曆帝是被低估的一個明朝皇帝。

至於史家所謂“明之亡，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其實更沒有道理，這裡就不展開了。

看一下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就知道了，嘉靖和萬曆這祖孫兩幾乎一個樣，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勵精圖治，大有作為，到後期都是幾十年不上朝，然後修煉長生不老之術，其實他們的工作並沒有拉下，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中就是由內閣、司禮監和嘉靖九個人召開的年度政治局高階會議，會議的內容就是一年的總結報告和明年的國策，制定好的國策可以透過內閣下達到六部九卿，在逐級下達，還有皇帝的秘書集團司禮監，秉筆和掌印。是沒有必要每天起個大早天天去早朝。真正的老闆在高爾夫球場，董事長應該輕鬆愉快的工作，像雍正一樣累的吐血身亡，好了乾隆舒舒服服一輩子。

就因為他幾十年不上朝，雖然仍然抓著最高權利。但是把大權交給了文官和宦官手裡。從此文宦集團勢力鬥爭不斷，社會腐敗。民不聊生。從此明朝就全面開始走上了滅亡的不歸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再到後來，到了崇偵年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終於大爆發。明朝滅亡。

唐朝大才子、大詩人白居易一首《長恨歌》，在歌頌唐明皇和楊貴妃悽美愛情的時候，也用一句“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將不早朝、昏君、懶政聯絡在一起，甚至認為二十八年不早朝的萬曆皇帝是明朝滅亡的源頭。那麼不上朝與國家治理得好不好有那麼大關係嗎？

萬曆皇帝畫像

一、不上朝不等於不理政，明中朝以後，上朝所代表的禮儀性質大於其行政意義；

二、上朝理政弊端頗多，皇帝在朝會上做出的決策侷限於本人的能力、喜怒，往往思慮不周全；

三、明朝已形成完善的內閣制度，可以透過內閣票擬、批紅，將皇帝政令下達 ；

直接奏事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朝儀屬於“嘉禮“，朝會之時，天子高拱，百辟趨拜，講論天下大政。雖然作為古禮，但每個朝代對上朝沒有定製，只是到了明朝的時候，朝會才會成為一個時代勤政、怠政與否的標誌。最諷刺的是，有明一代是歷朝歷代中最重視朝會的，對朝會的的重視、朝儀之盛都是空前的高峰，但恰恰是明朝的皇帝給人留下了“不早朝”的印象，真是歷史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冷笑話。

明朝的朝會可以分成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大朝是指每年正旦、冬至和萬壽聖節（皇帝生日）三天舉行的大朝會，每月初一（朔）、十五（望）為朔、望朝，每天舉行的朝會則為常朝。這三個朝會中，以大朝最為隆重，朔望朝次之，屬禮儀性質，不引見奏事。常朝分為早朝和晚朝，但晚朝極少舉行，所以通常說的常朝，是指早朝，也稱日朝。

深沉修道的嘉靖皇帝

但上早朝確實是一件非常苦逼的事情，一個是上朝的時間早，天還沒亮就要從家裡出來，二是上朝的禮儀非常繁複，一折騰就要一兩個時辰，三是時不時還遇到颳風下雨，天氣惡劣。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老爺子身體好，能力強，又是苦孩子出身，恨不得馬上天下大治，所以在明朝的早朝他堅持天天早朝。但幾年下來，這位勞模也撐不住了。

司禮監太監

明初，一切政事都透過朝會來處理，為了不耽誤正事，即使是惡劣天氣，也很少免朝，如洪武三年的記載，“敕百官自今上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下雨下雪了也得來上朝，只是允許穿雨衣過來。後來慢慢得朱元璋老爺子發現折騰不動了，也就慢慢找藉口免了一些早朝，如后妃、親郡王死了，可以免朝一到三天；文武一品大員死了，可以免朝一天。

後來朱元璋為了加強皇帝集權，廢除了宰相，讓朝會更是變成了皇帝一人的獨角戲。以前有宰相輔佐，小事自決，大者奏請（皇帝），宰相沒了後，無論大小事務都需要皇帝一人決斷，像朱元璋、朱棣這樣成熟的君主還能hold得住，但少年皇帝們（英宗、世宗），如何能在朝會短短時間內做出正確決定。

萌萌的小萬曆皇帝

而且朝會除了對皇帝各方面素質要求過高以外，明代早朝還太重太頻繁，禮儀的性質也遠大於行政的意義。皇帝臣子每天早起，趕到皇宮裡，不過是來走走過場，對皇帝和臣子來說都是一種負擔，因此明朝的皇帝看穿這一點後，都是早期勤於早朝後期怠於早朝。

等到英宗即位的時候（1435年），對早朝上臣子可上奏的事件數作出了限制，而且提前要把事情上報給內閣，大大削弱了早朝的政治功能。等到萬曆皇帝登基的時候，為了讓他健康成長（才8歲的孩子），改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每月上朝九次，等到他執政後期，直接不上朝了，有人專門統計了下，總共是二十八年時間未上早朝。

萬曆前期基本是張居正主政

但不上朝但不代表不理政，而是明朝的皇帝們找到了一種更好的處理政事的方法或者說偷懶的辦法，那就是票擬製度。這一制度立足於奏疏的遞進與批答,大致程式是:章疏由司禮監收進,經御覽後發內閣擬票(擬出處理意見),再經御筆或司禮太監按閣票硃筆批紅(批答)後發出施行。

明朝萬曆三大徵

因此在臣子攻擊他不上朝時，他說“早朝率多彌文,至軍國大務,何嘗不日經心?”他覺得,自己關心政事,批答章疏,就是盡到了為君者的責任,“只是一早朝始終不一耳”，就是想睡個懶覺不上朝有什麼錯嗎？

當然上樑不正下樑歪，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還是存在不少弊端的。嘉靖本人就承認“朕不視朝,下遂放逸”。皇帝不上朝理政，內閣又不強硬，就會造成奏本積壓，政令不通，延誤了很多朝政。但不能粗線條的將勤朝等同於勤政，並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扣在皇帝不上朝上面。

一般情況下，在歷朝歷代的皇帝當中，勤於政事，精明能幹的是大有人在，在此就不再多舉例子了，當然也從不乏有昏庸無能的帝王，對於那些昏庸無能的帝王歷史總是那麼相似——不過就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最終的結果都是爆發農民起義，或是發生叛亂，有能者居之。然而明朝它就不是"一般人"!

當然明朝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國家仍然能正常運轉並不是因為它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得益於明朝所開創的政治制度的特殊之處，和明朝各個政府部門的相互牽制配合，才使得明朝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國家仍然能正常運轉，政局穩定。如下圖所示:

具體原因分析:

1.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為了子孫後代政局穩定清理權臣——胡惟庸，藍玉等人。改革中央官制——廢宰相，六部直屬御前。結束了中國封建時期延續了兩千餘年的丞相制度，使得大權盡歸皇帝所有，君主專制空前強化。

2.內閣的設立：說的名字是好聽——內閣，其實就是一群秘書，只負責幫助皇帝處理政務，至於決策什麼的想都不用想，明朝內閣的設立經過了多為帝王才最終確立內閣，內閣最初由大學時和翰林院的官員們擔任，經過後來發展內閣成員的官職大都比較低，但是他們兼任的官職普遍較高，明英宗時期皇帝歲數比較小由“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輔政，開始實行嚴格的票擬製度，批紅制度，所謂票擬就是由內閣首輔提出建議，注意僅僅是提建議至於皇帝聽或不聽那就另當別論了，而批紅呢則是提過建議的檔案交由司禮監批紅，皇帝在司禮監批紅之後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蓋章。政務即處理完畢。

3.綜述:明朝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仍然能夠使得國家正常運轉得益於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六部直屬御前，內閣，和票擬，批紅制度的有效實施，而內閣成員僅僅是處理政事，至於宦官則更是依附於皇帝而生，離開了皇帝什麼都沒有，這些官員其本質上就是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個秘書團體，其生死榮辱皆繫於皇帝，一具聖旨能讓其榮耀無比同樣一具聖旨亦能讓其所有的榮耀都付之東流。

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為什麼國家還能正常運轉，無非是以下幾個原因。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一個制度狂人，由於他是從窮苦百姓一步步刀頭舔血走到皇帝寶座上的，他甚至制度的威力。因此上位後，對於國家各項制度，老朱那真可謂是執著，不管是什麼，都喜歡制定一定的制度來進行約束。

所以萬曆年間的國家體制實質上已經很健全了，很多事內閣就可以處理，並不需要皇帝親力親為。

不上朝和不理朝政是兩回事。至於為什麼歷史上萬曆不喜歡上朝，其實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萬曆有腿疾，所以走路的時候一瘸一拐，正是因為如此，萬曆才會選擇不上朝。

但是要注意的是，萬曆不上朝是真的，但不上朝並非是不理朝政。萬曆年間，萬曆雖然不上朝，但是每天早朝過後他都會把幾個首輔大臣叫到內殿來向自己彙報工作。

所以說，儘管萬曆皇帝不上朝，但國家大事依然是由他做主的，既如此國家又怎麼會亂。

如果皇上不理朝政不想幹活，那出奸臣的前提就是，皇帝自己有信任的大臣或是覺得用起來比較順手的大臣，願意把部分權柄暫時的交給大臣，然後大臣才有成為“奸臣”、專權欺君的可能。但是萬曆雖然不上朝，但也沒什麼特別信任或是喜歡用的大臣，所以他根本不放權，而明朝的權力執行機制，已經基本上排除了大臣在沒有外援幫助的情況下靠自己竊取權力的可能性，那麼，怎麼可能會有奸臣作亂呢？

自從張居正死後，不僅萬曆皇帝自己對“權臣”的出現十分警惕，就連文武百官也不希望再出一個像張居正那樣的權臣，畢竟張居正在的時候，搞的各種變法，可是把大臣們折騰的夠嗆，誰願意再出一個折騰大家呢，所以朝野上下都不樂意見到權臣出現，自然會從各方面去預防這種情況產生，而且明朝本身的體制本來也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張居正真的是趕巧碰上的……

還有就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萬曆皇帝不上朝，但真的不是不管事啊……他只是懶，又不是蠢……被張居正教育了這麼多年，萬曆皇帝雖然不喜歡見大臣，但是為了坐穩皇位，決策權可是掌握的死死的，時不時來個決定。比如說“萬曆三大徵”，就是萬曆皇帝堅持必須要搞的。還有開礦稅，派太監下去撈錢，和收遼餉等等，萬曆皇帝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不僅不懶，而且還很勤快……

管理朝政，其實並不是只靠上朝一種方式。明清兩朝的上朝都是在奉天門，不僅參與的人數特別多，而且是在戶外。你想想，在沒有廣播喇叭的古代，在室外隔那麼遠還能商討國家大事，可能嗎？只要內閣等高官和萬曆皇帝的聯絡不斷，其實並不用擔心皇權架空的問題，自己管個大方向，剩下的交給大臣就好了，反正，皇帝看到不滿意的票擬，打回去重寫就行了，很容易的。

萬曆皇帝朱翊鈞是一個很特殊的皇帝，執政前期勵精圖治改革弊政，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對外上主持“萬曆三大徵”，先後在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鞏固了漢家疆土。但“國本之爭”開始後，萬曆皇帝與內閣大臣爭執長達十餘年，從此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但是權力卻從未脫離過萬曆掌控。

首先萬曆皇帝五歲就開始接受正規教育，到10歲登基的時候實際上已經非常精明瞭。朱翊鈞曾經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以少年之姿牢牢謹記“用人唯我”、“生殺予奪”，經歷過高拱、張居正等強勢大臣的磨礪，可以說萬曆政治鬥爭經驗豐富。

在萬曆深居皇宮，不再接見朝臣的時候，朝廷大事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萬曆三大徵”中的調兵遣將全由萬曆一人而決，沒有和眾多朝臣商議；派出親信太監分赴各地擔任礦監稅使，掌控財政大權。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是因為已經把皇帝這個職業琢磨透了，只要緊握用人、財政、軍事三項大權，那麼天下就還是他的天下。

另外自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執行“票擬、批紅”這一制度處理國家大事以來，實際上就給了後代朱家皇帝不理朝政的機會。內閣大臣只是皇帝的助手，國家大事這些人先看提出解決辦法，但是最後的執行要看皇帝批不批紅，也就是說皇帝牢牢掌控國家決策權。

另外明宣宗設立內書堂，教太監們讀書識字，將這些人培養成幫自己處理批紅的助手，提高司禮監地位，形成與內閣相抗衡、制約的內廷，司禮監掌印太監實際已成為與內閣首輔對柄機要的“內相”。太監的地位權力都來自於皇帝，因此這些人都是皇帝的忠犬，防止任何違背皇帝意圖的行為出現。也就是說皇帝想處理朝政就處理朝政，不想處理朝政就委託司禮監處理，不用擔心大權旁落。

可以說萬曆三十年不上朝之後，沒有宦官之亂，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權臣把持朝政，不得不說既有萬曆精明強幹，更是因為祖宗留下的制度保障。

你好！由冬眠蛇來回答此問題。

萬曆是二十多年不上朝，但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事，國家的運轉和上朝估計不存在本質當然聯絡，至於奸臣作亂？要是以前的朝代有可能，明朝，絕無可能，為啥呢？因為大臣手裡沒權，怎麼作亂啊？誰聽他的啊？

先說上朝這點事。朱元璋那會兒，特強調上朝這個事，一天開早中晚三朝，跟吃飯似的，天下是他打下來的，他有心氣這麼折騰自然是沒問題，可後代的皇帝哪受得了這個？上朝無非是處理政務，上朝本身只是個形式，但過於頻繁誰也堅持不住，但不能說堅持不住上朝就等於怠惰政務，實際上，明朝的皇帝沒有一個能怠惰政務的，為啥？

因為朱元璋立下的第二個原則，不設宰相。宰相除了管理百官，還是政府首腦，等於一臺計算機的cpu，中央處理器，全國所有的政務都要到他這裡彙總處理，可是明朝沒有宰相，那政務總的有人處理，誰處理？當然是皇帝，因為廢宰相，就是把宰相的權力兼併給皇帝，那宰相的工作自然只有皇帝有權做，所以說，只要後續皇帝不恢復宰相，他們即便不上朝，也得處理全國政務，因為他們總是兼著宰相的職能，全國的奏章最後還是彙總到他們手裡。

明代從宣德皇帝往後，基本就不每日都上朝了，而就算上朝，也有奏本的限制，不可能說事起來沒完沒了，皇帝也是人，不能當牲口用，而且上朝處理事情效率不一定比在南書房自己批改奏摺高，而且一個人成年累月按時在一個地方出現，別說處理事情，能來就很偉大了，所以每日上朝這事違反人性，應該廢除，有了大事聚聚，沒什麼大事就不用天天聚，各幹各的活完了。

上面也提到了，只要不恢復宰相，皇帝在哪都是忙的，而作亂那種奸臣是不會出現的，因為他無法集權，權力都在皇帝那呢！比方說內閣大臣，內閣大臣都是內閣大學士(五品)兼任一部尚書(二品)來處理政務的，他們不是宰相，所以沒有簽署命令的權力，所有的條陳都要出具意見後送到宮中給皇帝畫敕，批紅，而這批紅蓋章的權力，皇帝交給了太監，一方面，這樣可以減輕皇帝的一部分壓力，另一方面，太監和內閣大臣互相制衡，皇帝反倒可以總其成。

所以說這樣的執行機制下，皇帝不上朝也可以把持政權，而內閣大臣天天處理政務卻也無法摸到權力，太監有權無勢，他的權又只是皇權的延伸，受到朝臣制衡，說白了，權力都在皇帝一個人身上，除非打破制度，否則不可能出現國家無法運轉，奸臣作亂的情況。

明朝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其實他爺爺也不喜歡上朝，但是萬曆比他爺爺做的絕，不上朝只是其中一絕，把自己悶在宮裡幾十年不出來見人，才是更絕的。

關於萬曆不上朝的原因，比較正統的結論是因為和朝臣“爭國本”爭輸了，賭氣乾脆不理朝臣了——明朝的皇帝個個都是有個性的，從朱元璋到朱由檢，都是個性十足，沒一個是沒性格的。

但是，奇怪的是，幾十年不上朝，但整個朝局和國家安全，乃至老百姓的生活起居都沒有什麼大的動盪，各種朝政、差事幾乎是有條不紊的在進行，很多人對萬曆皇帝“由衷敬佩”，遙控指揮和幕後控制玩兒的爐火純青。令人不由暗挑大拇指——棒！

但是，疑問總是有的，他是怎麼做到的？

說到這裡，我們還是要很嚴肅說說明朝的特殊理政的體系，這個體系從明朝的第二個皇帝朱棣開始打基礎到他孫子朱瞻基確立，基本上貫穿了整個明朝，這個制度就是“票擬和批紅”。

所謂票擬，就是由內閣針對某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書面提出處理的意見和建議，也就是條陳，相當於現在的“關於……的請示報告”。這個過程就是“票擬”。

所謂批紅，就是由（司禮監）太監收集這些票擬，轉呈皇上進行批閱，由皇上“硃批”意見並蓋章後，再由太監轉交朝臣（內閣）按硃批意見進行處理。

需要說明的是，硃批和蓋章都是可以由太監完成，前提是皇帝授權。之所以授權給太監是因為在皇帝看來，太監要比大臣更可靠。太監不會胡來，但大臣會。

這樣看來，這個請示審批程式其實可以不用再走“朝堂議事”這個形式，即使是需要商議，皇帝也是不必一定要在現場旁聽和現場辦公。所以，所謂的君臣朝堂議事，其實到了明朝中期，已經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是隻有“儀式”功能了，萬曆不喜歡這個儀式，乾脆把它給免了，也就不奇怪了。

在哪辦公都是辦公。

其實，票擬批紅這個制度，實在是一個好制度。好在哪裡呢？

第一，無論內閣也好，六部也好，在擬訂條陳（票擬）的時候，爭論也罷，鬥爭也罷，皇帝可以不參與，不表態。這個票擬總會有。總會是朝臣們最後達成的統一意見，或大多數朝臣的意見，因此，皇帝只要判斷和決策就好了。所以我們會看到在明朝，內閣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但皇帝卻很少參與其中，甚至有的時候連裁判都不當，冷眼觀戰，看最後誰厲害。在這樣的以鬥爭為常態的朝廷裡，大臣中厲害角色層出不窮。

第二，皇帝和內閣之間，由皇帝增加了一個明朝獨有的，名正言順參與朝政的力量，那就是宦官集團（司禮監），宦官集團不是第三種勢力，而是皇帝的“授權代理人”，皇帝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可以在內閣和太監中間自由選擇，如果感到內閣對自己的決策意見執行不夠得力的的話，他會派宦官繞過內閣直接行使皇權，包括執行權和監督權。甚至委派太監監督大臣的執行情況（比如太監監軍）。

明朝的這個制度，如果健康發展的話，其實是可以最終演變為“君主立憲制”的，只不過需要的內外部條件均沒有達到，這裡就不展開分析了。

萬曆幾十年不上朝，朝政正常運轉，是制度決定的，說明這個制度很好。

首先，這個題目本身邏輯有問題，將上朝與處理國事混為一談。在此先明確，不上朝，不等於不處理國事。萬曆開始不上朝，始於萬曆十五年，而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北韓，寧夏，西南）就開始於萬曆二十年，如果沒有萬曆的命令，誰能調動軍隊，任命統帥?所以說，在重大朝政方面，萬曆一直把持著，從未放手。

其次，沒有奸臣作亂，這就需要定義何為奸臣。在明朝歷史上，真正大奸大惡，權勢滔天，禍國殃民的奸臣，嚴嵩勉強算一個，除此之外，就是幾個太監。究其原因，是因為皇權強化，僅僅憑藉制度賦予朝臣的權力，根本無法對抗皇權，所以明清兩朝276年，大奸臣本來就很少。至於被當時人定義的奸臣，倒是不少，楚黨浙黨這些黨爭中的失敗者，都是東林黨口中的“奸臣”。

最後，運轉與正常運轉，有很大區別。東漢皇帝頻繁更替，出現不少“兒童皇帝”，為什麼東漢還存在了兩百多年?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是兩方面。中央機構，即制度，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再說是否正常運轉，“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是白說的嗎？萬曆怠政期間，朝廷內部黨爭嚴重，派系林立，皇帝本應該發揮調解派系鬥爭，平衡各方勢力的作用，然而由於萬曆的“無為而治”，導致黨爭愈演愈烈，最終在天啟年間達到最高峰，對國家各方面造成巨大消極影響，於是乎有了“明亡於黨爭”的說法，萬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同時，由於萬曆非大事不管，導致了中央，地方官員缺官現象非常嚴重，官員退休後，相應的職位沒辦法得到皇帝的任命，只能空著，導致國家稅收，治安等方面出現巨大問題，國家機器勉強運轉。這樣的狀況，不知道有什麼可驕傲?

所以，萬曆不上朝，國家之所以能運轉，是因為制度對皇權的補充作用；但是由於皇權過於強大，制度無法完全替代，導致了國家因為皇帝的怠政，而在諸多方面產生了消極影響，國家機器運轉勉強，瀕臨崩潰。再者，皇帝還是對一些關乎國家命運的事情有所關注，並不是完全不管。

縱橫也是一愣，對於明朝的歷史，說實話，第一沒有深入的研究；第二，明史當中很多事情都不太真實，就沒敢信口開河。

完事這個大叔開始給我講，當年郭沫若挖了萬曆的定陵，在開棺的時候，發現萬曆的兩條腿不一樣長，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也就是萬曆三十年不上朝應該是因為下肢癱瘓或者行走不便造成的。

縱橫一般不會主動發文去說明朝的歷史，大部分關於明朝的歷史都是李自成、魏忠賢和吳三桂這樣明末清初的事情，但是，我從心裡還是認為，明朝皇帝大多還是荒淫無道的多一點，這個史學發現，應該讓人們更加立體化的瞭解萬曆這個皇帝。

其實，這就是體制優越性，在宋朝之前，即使皇帝天天早朝，國家的事物一般也是由丞相來承擔，所以，經常會發生相權威脅到皇權的事情，但是宋朝之後就開始不斷削弱相權，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直接廢除了丞相，後來就出現了內閣。

內閣可以說就是皇帝的秘書，軍國大事都是上報到內閣，然後內閣有票擬的權力，皇帝只負責批紅就可以。

我估計萬曆也應該是這樣的皇帝，內閣的制度決定了，奏摺必須有皇帝的批紅才能生效，比如專權如魏忠賢的存在，也得在天啟皇帝幹木匠活的時候請示，可見，大事情上沒有皇帝拍板根本不好使。

可惜的是，郭沫若在開啟定陵的時候，由於當時的考古技術不是很先進，因此，很多文物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挖掘，雖然我們知道了一些歷史真相，但是更多的歷史真相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了。

明朝出了很多個性很強的皇帝，萬曆絕對能算得上一員；

很多皇帝天天上朝，都不一定能治理好國家，甚至不一定能防得住有異心的大臣，更別說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了。那麼為什麼萬曆敢三十年不上朝呢？我認為有如下幾點原因：

1.萬曆所處的時代，是大明文官集團最為活躍的時期，典型的做法就是一言不合就開噴，皇帝的所作所為一旦偏離了歷代史書記載的賢君模板，那他就成了眾矢之的，各種上書勸諫，甚至有海瑞這樣的猛人，敢揹著棺材上書罵皇帝。而偏偏萬曆經歷了張居正事件後，萬曆對言官，尤其是干預他生活的言官，極度反感。雖多次欲大開殺戒，但是最終都沒能實行，因為萬曆雖有個性但不是昏君，他深知帝國的運轉離不開這些人，皇帝總不能因為大臣上了幾個摺子說了自己幾句就天天換大臣，天天殺大臣吧。大臣一死換來了身前身後名，而殺大臣的皇帝肯定被後世唾罵。那怎麼辦呢？既然說不過你們，那我躲還不行嗎？大臣們一看，皇帝躲了，好嘛！你以為躲就能解決嗎？你要是不上朝，我們就天天上書，事實證明之後的三十年間，皇帝雖然躲了，但上書照樣那麼多，說什麼的都有。所以萬曆一躲三十年，雖然見不著大臣們的面，但是這個帝國發生的一切，他一清二楚。

試想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如果不會管事兒，不會管人，不會制衡的話，諾大的大明他估計連48天都控制不了。萬曆始終盯著這個帝國的一舉一動，始終盯著每個大臣的一言一行。

2.言官集團自身的屬性就有監督一項，凡是有人違反了為臣之道，那就無限放大他的缺點，噴的他體無完膚，這樣的互相攻訐中，就形成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大臣們的一舉一動，大到辦事能力，小到娶了幾房姨太太，皇帝都知道了。加之張居正雖死，但張居正的陰影永遠留在了萬曆皇帝心中，所以萬曆皇帝誰都不信。但這種互相傾軋最終促使言官內部逐漸形成集團與黨派，黨爭的伏筆就此埋下。

2.當爭論不休的話題出現時，大臣們第一想到的是找領導，一直找到最上面，那就是皇帝了，所以很多事情到了最後做決定時，都基本是言官們吵完鬧完，皇帝開始做主的時候了，因此實權在握的萬曆根本不可能被架空！

3.據說後世考古人員在挖掘萬曆皇陵時，發現其左右腿骨的形狀有著很明顯的差距，由此斷定出萬曆是患了病導致了殘疾，在那個皇帝威嚴非常重要的年代裡，跛腳確實是有損威嚴的事，萬曆不上朝也情有可原！

綜上，萬曆成長過程中，張居正幫他收拾好了攤子，但張居正事件給與萬曆的是一種一生難以抹去的陰影。萬曆不上朝更像是一種賭氣，一種報復！但不打卡並不代表不上班，只要願意上班，其實哪裡都一樣，不一定非要坐在那張龍椅上！

僕所見答題區內諸家或答非所問 或答不盡然 甚且濫竽充數 予雖拙見 猶希圖同志者共鳴焉

如題所云 “幾十年不上朝，國家還能運轉” 這其實帶有一定的錯誤 因為萬曆末期 國是日非 幾乎不可挽救 進而可分為兩段進行論述 一即萬曆帝幾十年不朝 還“能”運轉 二即無奸臣作亂 而第二段無奸臣作亂 幾乎可以一言以蔽之 因為作亂的奸臣無權 不只是萬曆時無奸臣作亂 放眼整個明代都無奸臣作亂 很大程度上就歸咎於其政治體制的完備 比如在軍事上 至少有四個監察系統 一是武臣彼此監察 二是文臣監察 即督師 經略 巡撫 兵備等的監察 三是宦官監察 即監軍太監 鎮守太監 守備太監 提督太監等 四也是文臣監察 只是職務不一樣 這裡的文臣指科道官 尚且不算五軍都督府 兵部的掣肘 這裡可以私下參見鄭曉《今言·卷一》對明代軍事領導系統有完備的論述

一、幾十年不上朝 國家還能運轉

其實這個命題過於籠統 因為萬曆一朝四十八年 這四十八年的行政並非就是不上朝 並且需要說明的是 不上朝不代表不處理朝政 很多華人對此並不知情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如今影視劇毒害的結果 萬曆帝處理朝政也分事情的緊急與嚴重 但如果涉及礦稅等問題 就忽略掉 如萬曆三十二年 明成祖陵寢明樓失火 閣臣沈一貫 沈鯉 朱賡冒雨素服到文華殿 而神宗也感到“必有急事” 當啟疏後得知閣臣藉機上言除去礦稅 又“不能罷” 所以沈鯉想借此機會奏事 因為他知道萬曆““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

再者明代皇帝處理朝政並不需要常朝 明代常朝等處理朝政的方式隨著內閣制度在宣德以後的實行而淡漠 真正實現常朝 午朝等議論國家大事的只有永樂帝 英宗年幼 三楊當國 用票擬 故在正統以後只是作為一種禮儀的進行 此次私下可參見弘治本《大明會典·卷之四十四·朝儀》有朔望 常朝 午朝 輟朝等 解決了這方面問題 再回頭來談所謂幾十年不朝的問題 因為太過籠統 我覺得把它分為三個時期來看更為合理 即前中後三個時期明神宗《出警圖》

一、萬曆前期

此一時期當在張居正當國柄政時期 即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 這個時期的萬曆帝對於國家大事 自然是處於一種不管理的情況 所以 萬曆前期可以忽略掉所謂的不上朝

二、萬曆中期 即萬曆十年至二十年左右 這一段時間萬曆帝親自處理朝政 可以透過三大徵的國家大事上作為表現 這個時間段還算能夠處理朝政 然而也就是這個時期下 開啟了其怠政的先聲 從萬曆十八年開始的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即可以看出 當二十年以後 就不視朝與日講 萬曆四十年 道臣楊鶴雲：“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日與宦官宮妾處面不一見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條）所以如果從萬曆二十年算起 萬曆帝怠政有二十八年

三、萬曆後期

這一時期各種危機的爆發 如在內政體上上下解體 在外民生上礦稅之禍 遼事爆發 內政最嚴重的當屬內閣的解體與六部行政的瓦解 從萬曆二十二年開始 吏部推舉王家屏 萬曆帝否定 又嫌棄沈鯉“方鯁”（《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最終讓他與沈一貫在三十四年一同去國 當然 這其中也有兩沈相爭的故事 而吳道南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四十五年丁憂而去 李廷機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僅在任九月 陳於陛二十二年入閣 想要有所作為 然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於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傳第一百五·陳於陛傳》）二十四年即病逝

至萬曆末 國事已大壞 神宗擔憂第二個張居正的出現 以及“恥為臣下挾制”（《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五十七》）所以不放權給內閣 也不放權給司禮內臣 所以閣臣深感無奈 當三十四年沈一貫與沈鯉去國以後 閣臣中只有朱賡一人 朱賡請補閣臣 不報 朱賡在閣三年 卻沒有見過皇帝一面 最終因病杜門不出 閣中無一人 三十五年 令葉向高 李廷機 于慎行三人入閣 王錫爵為首輔 然而王錫爵與李廷機堅決不赴任 十一月于慎行死 第二年十一月朱賡死 閣中只有葉向高一人 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葉疏一百餘 請補閣臣 神宗置之不理 直至四十一年方從哲 吳道南才入閣 那麼這段時間只有葉向高一人主持內閣 所以其言：“然以四十一年之間，居此地者二十餘人，而臣以一人獨支七年，則臣之難又可知矣。”（《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一十一》四十一年八月庚寅條）在內閣如此 而在其他衙門更甚於此“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故謂“職業盡弛，上下解體。”（《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方從哲傳》）

《葉向高傳》亦大抵如此：“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明史·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一百二十八·葉向高傳》）

以上陳於陛等耿直的大臣 都因為萬曆帝的制約不得如世宗時期張璁 夏言 楊一清 徐階 穆宗時期高拱 張居正等閣臣施政維持國家執行 內閣本身無決策權 其機構本屬於一輔政班子 諮詢機構 由於票擬的關係 使得它具有一定的權利 然而當皇帝不願意放權 內閣便不能及時票擬 既不能票擬 司禮衙門也不能批紅 不能批紅 國家大事就不能決策 實行 萬曆末年的內閣 大臣並不以入閣為榮 他們爭相逃離這個無用武之地 所以內閣已經分崩離析 為何造成內閣如此地步 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擔憂第二個張居正的產生 所以他以內閣無法決策的方式來避免其對皇權的制約 透過這樣拙劣的手段加強 維持其君主專制 他沒有如他祖父明世宗一樣制衡臣下 治國的能力 也沒有那種智力 所以一切關於他不喜歡的 厭惡的奏疏都留中 但是換來的代價卻極大明神宗像

一、門戶之禍 先是 申時行接替張居正入首輔 完全持兩不相得罪的態度行政 以神宗之是非為是非 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萬曆之荒怠 當比雒於仁上《酒色財氣疏》 神宗震怒 其請留中“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鑑·卷七十九》）《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申時行傳》說他請帝下詔“諸司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 於是“群臣爭言立儲事，章奏累數千百，...帝皆概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鄭貴妃傳》） 至票擬不行 批紅不可 國是壅滯 遂有言論龐雜 黨同伐異 門戶大開 以至於“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風》）

二、遼事之起 浙 楚 東林諸黨派彼此用事 士大夫升遷罷黜都繫於朋黨 此朋黨之爭 比如二沈相爭故事 而三十七年二月以後 樹黨相攻更加嚴重 當時道臣鄭繼芳劾科臣王元翰貪贓數十萬 而王元翰嘗劾申時行 王錫爵 沈一貫 並舉顧憲成等罷黜十餘名可以用 又說：“繼芳北鄙小賊，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四百五十五》） 鄭同黨劉文炳 劉國縉等上章奏十數餘 勢必要把他趕出朝廷 不等神宗詔令而將他困在家中 王元翰不堪受辱 便拿出所有箱籠給他們看 大哭而去 神宗以慣用的伎倆聽之任之 兩不相幫（《史本紀》謂“因循牽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傳》）

三、士大夫腐敗 神宗時（及以後）吏治極其腐敗 以至於南明之亡（參見《甲申朝事小紀·卷八·弘光失德》《國榷·思宗崇禎十七年》《三垣筆記·下·弘光》等） 這與明士大夫精神風貌 社會經濟發展有很大關係 在《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九·武臣·鄭遵謙傳》說：““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 雖然這在崇禎時期 然而卻肇於嘉隆 坐實於萬曆 糜爛於崇禎 又《萬卷樓集·卷一·遇言序》曰：“圖祿外之富,歸則華宮室,闢田土,飾子女,流飲宴，甚乃結交守令，籍勢罔利，...”云云 是門戶之開 彼此相傾吏治腐敗之下 士大夫亦腐敗矣 試問 萬曆末期朝政局勢如此 還能說這個國家機器能夠運轉嗎？縱使有運轉之名 也無其實 仇英《清明上河圖》

夫明代政體自丞相之廢 大抵以六部總攬外朝國是 其後內閣 司禮權重 有票擬 批紅之跡 內閣 司禮所以權重者 乃君上不躬親國是 權柄下移 而內臣為天子親臣 日月之左右 故內閣與內臣相傾幾敗 遂養成王振 劉瑾 魏忠賢之權閹 苟若上有賢君 下有循吏 或有可為 一旦君不賢 臣又愚 則四民倒懸矣

以神廟之季腐敗 此廢丞相所以養成耳 按丞相為外廷政府之首腦 有其領導組織 一旦廢罷 國家中樞為之一壞 雖內閣之設 然其為依附皇權之存在 一旦皇帝腐敗 焉有可為 江陵以後 神廟慮大臣植黨 既不重內閣 亦不重司禮 神廟既不重內閣 是票擬不能行 章奏多留中 國是多不能決斷 群臣建言多不聽 以至於有掛冠而去 或杜門不出者 內閣空無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謂在內則上下解體 政治腐敗 在外則遼事日熾矣 若雲遼事之日窘 乃敗於兵戎 不如謂敗於吏治耳 凡上下二十餘載上下解體 門戶大開 礦稅四起 皆神廟所以釀成 卒致亡明 故謂明之亡 亡於萬曆者 確為一定之理耳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謂：神宗“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史學界有句話叫“明亡非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對於這句話，我始終是比較認同的。 萬曆確實不是一個好皇帝，尤其是萬曆十五年後，萬曆忽然就不上朝了，到底發生了什麼，到底受到了什麼刺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難解之謎。 萬曆不上朝以後，注意力全部轉移到了資本積累上，派出大量的太監，到全國各地任何能收稅的地方去收稅，大量的太監到地方上搖身一變，變成了鹽監、礦監、稅監……賣力的幫助皇帝搜刮任何可以搜刮到的錢。

當然了，這些錢是不會進入戶部的國庫的，而是進入皇宮中的內帑，以供萬曆各種打call。所以越搜刮，老百姓越窮困，越憤怒，但國家是不會富裕的，因為錢全進了萬曆的私人腰包。 萬曆每天起床後的主要工作，就是命令好幾個太監（看清楚，是好幾個）攙扶著體型肥大的自己到藏銀子的地窖裡看看，看看自己的那些心肝寶貝都在不在，然後數一數，發現數目都對了，就心滿意足了。據說這些銀子因為長時間不流動，發生了嚴重的氧化，發黑發脆。

萬曆因為缺少運動，身體非常胖，據說有300多斤，肚子大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走路的時候需要兩個太監專門給他扶住肚子。最恐怖的是兩條腿常年盤腿坐炕上，已經完全萎縮。 讓明粉激動萬分的萬曆三大徵，雖然聽上去非常振奮人心，給人一種指哪打哪的感覺，尤其是抗日援朝，感覺就是摧枯拉朽、輕而易舉打殘倭國，事實上。這仗打的非常苦，是慘勝，前前後後打了八年，中間還因為沒錢和軍事力量跟不上停戰了幾年，最後還是日本國內的梟雄豐臣秀吉掛了，日本無心戀戰才提早結束。

三大徵花費國帑無數，可以說窮盡國力，萬曆之後，國勢極速下降，進入頹勢。 萬曆這麼完犢子為什麼國家還能執行正常，是因為有一套正常運轉的國家機器。比如說內閣六部等機構，雖然出現了多年人事僵化，流通不暢的情況，但只要這套機器還在，還在正常運轉，國家就沒什麼大事。甚至很多情況下，沒有皇上的朝政反而比皇上過多參與的朝政更加清明，因為皇上的話大家必須執行，而皇上的命令依我來看昏聵多於英明，而內閣朝臣討論出的結果相對來說會更加合理。

所以說，只要制度合理，不需要什麼英明的皇帝，因為再英明的人也要犯錯，不英明的就更能犯錯了，而一群正常人相對來說犯錯的機率會更小。

不上朝不是不理政，朝儀只是一個形式，理政才是皇帝工作的實質！萬曆皇帝不喜上朝，可是很勤政，大小朝事都是事無鉅細，一一過問，不從懈怠！萬曆朝發生的大小事情，都是萬曆帝在背後操作的結果。

國家治理的好壞與皇帝是否天天上朝也沒有直接的關係！不是皇帝天天上朝，國家就萬事大吉了。崇禎皇帝是大家公認的最勤勉的皇帝，卻是一個亡國之君。國家治理得怎麼樣和皇帝個人的學識、修為和格局有很大的關係！

萬曆皇帝有一個能幹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後來萬曆帝惡搞老師純粹是意氣用事，萬曆朝的文人還沒有像大明末期那樣毫無氣節，有像是張居正、朱國禎、李延機一般勤於國事的輔政大臣，即便萬曆皇帝不上朝，國家也運轉正常！

最後還得說一句，萬曆皇帝終究不是一個好皇帝，他把大明引向了衰落！

首先萬曆不上朝不代表他不處理國政，朝會已經不再是皇帝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其次張居正建立的一套完備的政治制度可以正常運轉，國家經濟基本平穩，在這期間的萬曆三大徵基本取得勝利也能說明這點。再次萬曆年間確實沒有大的太監和姦臣做惡，這點萬曆比較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