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情理，不合法律。既然租了，交了租金，即是契約，等同於合同，不得單方改變。即使是口頭協議，也是成為口頭契約，也是合法租賃了。

作為距離城市最近的農村和距離農村最近的城市，城郊村既有農村社群熟人社會的一面，同時因為較近的市場距離和較低的房租水平，還吸引著大量流動人口聚集。因此，城郊村防疫工作服務的物件包括本村村民和外來租房戶兩類群體。

發揮城郊村社群具有的熟人社會關聯優勢，克服社群人口異質性造成的防疫工作複雜性困境，可作為做好城郊村社群防疫工作的重要手段。

我所在社群位於鄭州市西三環附近，分為東區和西區兩個封閉式小區，小區房屋統一規劃為六層居民樓。其中我所居住的西區建成於2005年，共45棟，1080套住房。本村村民平均每戶在社群有3-4套住房，一般1-2套自家居住，剩餘房屋出租。

在小區租住的人口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區附近因村莊徵地拆遷而等待安置回遷的本地農民，另一類是在附近工業園上班的務工人員。在河南省硬核式防疫工作背景下，社群防疫工作的緊張程度從年前開始便不斷升級。

網友分享一則河南硬核式防疫案例（圖/新浪微博）

一、城郊村社群防疫工作面臨的挑戰

（一）流動人口的“流動性”和“資訊不對稱”問題

一方面，農民居住和生產活動的轉變使原本較為封閉的村莊邊界不斷開放，與周邊商品房相比較低的房租水平，使小區吸引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集聚，人員流動具有一定頻繁性。

另一方面，村莊整體治理結構和治理目標並沒有隨著農民上樓和社群人口複雜性的提高而發生轉變。在村莊治理視野中，本村村民仍然是主要的管理和服務物件，流動人口的管理基本只限於收取物業費。

由於社群內房屋出租較為活躍，且村民出租房屋也不需要到村委會報備，因此村委會基本不掌握社群內流動人口的資訊。而對外來務工的流動人口來說，社群更多是下班後的居住空間，與社群治理和本地村民的關聯性較小。因此，村委會日常對流動人口的粗放式管理基本問題不大。

但在特殊的防疫時期，疫情擴散的迅速和疫情治理迫切性背景下，社群租戶具有的“流動性”和社群對流動人口資訊掌握能力的缺失，使得流動人口成為社群防疫工作面臨的重要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這是城郊村社群防疫工作的重要挑戰。

（二）流動人口管制與村民利益的衝突

早期，河南省透過各種硬核式的“攔路”以控制肺炎傳播，除此之外，為應對肺炎疫情，社群大約從大年三十就開始進行限制性社群出入管理。

一方面是針對已在社群內居住的村民和租戶，要求出入社群進行體溫測量，並禁止走親訪友及外來車輛進入；另一方面是針對過年回家的租戶，要求本村村民自覺通知自家租戶不要返回小區，“即使返回小區，也進不了家門”。

資料圖：大河網

在大年初六左右，為詳細掌握社群內居住人口情況，村委會幹部一行人逐家逐戶對社群內的出租房屋進行資訊登記。對於在社群內居住的租戶，要求出示戶口本進行居住人口登記；對於不在家的租戶，現場聯絡作為房東的本村村民，要求現場聯絡租戶，如果已回老家，要求房東通知暫時不許回社群。經過三天的登記工作，村委會基本掌握了所有出租房屋的流動人口資訊。

隨著疫情防控級別的提高，社群現階段實行嚴格的管控制度，憑出入證進出。越來越多租房戶因工作需求開始返回鄭州，因外來人口難以進入社群，往往求助於本地村民進行說情。租戶與本地村民的利益關聯使村民也有向村委會說情的動力，而村委會在嚴格的管控管理下堅持不允許租戶進入社群，以此引發村民與村幹部之間的衝突每天都在發生。這成為社群防疫工作的另一難點。

二、城郊村社群的內生性優勢

城郊村社群的防疫工作雖面臨著上述困境，但同時，村莊熟人社會內豐富的關係資源和村民與集體的政治性關係資源，是城郊村開展防疫工作具有的重要內生性優勢。

（一）村莊熟人社會關係資源

距離城市較近的距離使本地村民能夠實現“早出晚歸”就近務工，同時房租經濟使村民在房東身份下在村莊具有共同的利益屬性。因此，在城市化和市場化背景下，村民流動性並不強，村莊熟人社會結構得以儲存。

租房戶雖與本地村民處於混居狀態，但村莊熟人社會關係仍是社群社會的主導結構。熟人社會關係使社群居民之間的行為較易達成示範性和一致性。比如防疫工作中的戴口罩問題。

開始防疫宣傳時，只有少數年輕人戴口罩。在大家幾乎都不戴口罩的背景下，少數想帶口罩的中老年也會因為怕被別人“笑話”而放棄想法。而在村委會的強力宣傳下，當戴口罩成為大多數村民的選擇時，每個中老年人出門也開始主動要求戴口罩，因為不戴口罩“怕別人嫌棄”。

同時，熟人社會關係也使以村幹部為主體的防疫工作不再只是自上而下“冷冰冰”的執行任務，提供了防疫“硬任務”實現“軟執行”的空間。同時，村幹部與村民之間的相互瞭解，也增強了在“戰疫”過程中幹群之間的共情和理解。

（二）村民與村幹部之間的政治性聯結

村民與村幹部的關係是具有權利義務的政治性關係，而並非簡單的服務提供者和被服務的關係。這種政治關係在防疫工作中起到兩方面作用：

第一，村幹部在街道辦的指導下落實防疫任務時，有更強的動力去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實現工作落實。

村莊一直以來較為激烈的選舉競爭直接建立了村幹部與村民之間的政治關係。村幹部的治理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在以後的村莊選舉中能否實現連任。因此，村幹部在防疫工作宣傳中，內涵著兩套話語，一套是政府的強制性意志，要求村民配合，另一套則是村幹部自己進行的話語轉化，從村民健康和社群安全的角度出發，對村民進行勸說。雙管齊下增強村民對防疫工作的支援和理解。

第二，在村民與集體的政治性聯結下，村幹部掌握著利用集體資源為村民發放福利的權力。因此在落實防疫工作時，停發福利作為底線式的懲戒手段，用於讓村民配合社群出入管理和對社群內流動人口的管理。換而言之，村民與村集體間的政治性聯結，抑制了村民與租戶間因利益聯結而對疫情防控帶來的挑戰。

三、城郊村社群有序開展防疫工作的策略

在基層防疫工作中，社群內較大的人口流量與有限的社群幹部資源間的張力，使得社群防疫工作面臨挑戰。解決資源匱乏困境，面對防疫中的人口異質性挑戰，動員和轉化是城郊村社群有序開展防疫工作的策略。

（一）動員機制：房東與“紅袖標”

房東是城郊村進行流動人口管理的重要中介。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全面掌握流動人口資訊，做好對流動人口的檢測和服務管理是防止輸入性疫情蔓延的重要一環。社群與流動人口之間的弱利益關聯和瞄準困難，使社群對流動人口的直接管理較難實現。

房東一方面是本村村民，與村集體具有政治性聯結，另一方面，房東與流動人口透過房屋出租建立了之間的利益關聯，因此，透過動員房東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中發揮作用，既能夠分擔社群治理壓力，也能夠實現對流動人口的精準管理和服務提供。透過動員具有普遍性的房東參與防疫工作，社群小單元內的防疫就不僅僅只是有限的村幹部的工作，而是村民自己為自己負責。

“紅袖標”是社群中參與防疫宣傳工作的老黨員、積極分子。沒有無人機等高科技宣傳監控手段的支援，社群中防疫衛生宣傳仍主要依靠人來進行。

資料圖：大河網

在防疫工作期間，由於小區出入口往往是各種矛盾的爆發點，因此有限的社群幹部力量往往集中於小區出入口。而社群內的監督和宣傳工作則是由帶有紅袖標的老黨員和積極分子承擔。他們主要宣傳工作包括督促社群內活動的居民戴口罩、對社群內聚眾聊天和打牌的村民進行勸散等。

紅袖標是村集體賦予他們的身份象徵，而這些人本身也多是村莊中能說會道，積極參與村莊公共活動的積極分子，他們透過開玩笑的方式向村民進行宣傳，村民基於面子和人情關係，往往也較易配合。他們在社群內的巡邏和宣傳，在督促村民戴口罩、防止村民聚眾打牌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轉化機制：“堵”、“疏”結合，日常生活治理

防疫工作是一個系統性工作，“堵”和“疏”同樣重要。為有效抑制疫情擴散蔓延，小區通過出入戒嚴實現封閉管理，以落實“內防擴散，外防輸入”的防控要求，以期將疫情“堵”在小區外面。

然而，對像我一樣居住在暫時沒有確診病例社群的居民而言，社群外緊內松的管理模式下，在社群閒逛成為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方式。在“堵”的基礎上如何“疏解”長期封閉在社群居民的日常生活訴求，也應納入社群防疫工作。較為重要的是社群宣傳不僅要告誡村民不可行之行為，同時，也要向村民宣傳可替代性的選擇路徑。

我所在的社群，每天的社群廣播在引導封閉管理下社群居民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村民的活動訴求，社群幹部透過廣播宣傳村民儘量不要外出，儘量選擇在社群內的廣場等空曠地帶活動；同時為了避免人員聚集，廣播同時提醒村民出門帶口罩以及相互交流要保持1-2米的安全距離。

“堵”“疏”結合的防疫管控才能實現疫情下居民生活的持續與平衡。

現階段，防疫工作幾乎集中了社群治理的所有關注，將疫情與社群生活治理相結合，保證疫情之下社群生活的有序，是夯實社群基礎，贏得疫情戰役勝利的關鍵。

疫情下的社群秩序主要包括社群內的環境秩序和社群居民的閒暇生活秩序。在封閉式管理下，社群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一是廢棄口罩的亂丟亂放問題，二是因為較少出門，部分居民將垃圾丟放在門口，影響樓道環境衛生；社群內居民閒暇問題集中表現為十多天未曾出門的居民越來越難以被抑制的出門衝動以及打牌問題。

在常態化社群治理中，環境治理和閒暇治理是社群生活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社群秩序的主要表現在疫情之下，社群秩序面臨著新的挑戰。我所居住的社群，村幹部結合社群內具體問題，透過廣播宣傳和“紅袖標”巡邏不斷對村民的衛生行為和閒暇行為進行勸說，短期內維持了疫情下的社群秩序。

疫情治理既有突發性、階段性的一面，同時因與社群居民息息相關而與常態化的社群生活息息相關，相互影響。應對疫情，既應有應對突發情況的緊張，同時也應藉助社群日常治理框架保持從容。

四、反思

居民對防疫工作的認知直接影響居民對社群防疫工作的態度。當居民對防疫工作的認知只停留在是國家的事或是政府的任務時，村民在面對因防疫帶來的生活不便利時往往充滿抱怨，並對防疫工作維持一種消極的配合。

村級組織作為社群單元內的政策執行者和防疫工作落實者，其在防疫工作中的角色發揮和治理策略，直接影響著村民對防疫工作的認知和態度。

社群幹部是對社群情況最為了解的公共治理主體，透過發揮社群主動性，因地制宜深入社群生活、利用社群內生資源開展防疫工作，我們必將贏得這場戰役。

像這種情況不需要法律允許，也不存在法律允許不允許。

也許有人驚訝，百思不得其解，那就聽咱們慢慢說。

一個國家最高的法律就是“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的總章程，在憲法的指導思想下，再製定各個領域的法律法規。我們現在國家的法律特別完善，而且法治環境很好。

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地方政府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但地方性法規與國家法律一定要一致，不能相違背。

除了法律之外，各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制定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措施，以保證本地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各級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一定要貫徹、落實、執行。如果不聽勸阻，絕不執行，打罵衝撞勸阻人員，甚至有襲警行為，那就違反了國家的法律。

現在各級人民政府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期間規定：人們出門戴口罩，不隨便出門，小區出入要登記；沒有居住在本小區的人員（包括承租人員年後返回），都不準進入小區，此舉沒有違法，也不需要法律的允許，政府有這個職責和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