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杯酒釋兵權這個典故，在歷史上並沒有確鑿的出處，也就是說這個我們從小到大所熟知的典故極有可能是編造的。但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宋太祖趙匡胤透過“杯酒釋兵權”或者說另一種我們不知道方式，將禁軍大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人的兵權給解除了。這樣最主要是為了避免了再有人如同趙匡胤自己那般利用禁軍來進行改朝換代，也就是說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避免歷史劇重演，篡奪自己的政權。

杯酒釋兵權不僅僅為了是將禁軍大將的兵權給解除了，也是削藩的開始。在後續階段宋太祖下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缺”。也就是說要將各地的精兵升為禁軍，統一歸於中央朝廷控制之下。

並且朝廷選擇文官來主持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以此來以文制武，形成權力分散並且多方牽制的局面，使得軍權徹底集中在皇帝手中。雖然宋朝成功的加強了中央集權，消除了藩鎮割據的隱患。但宋太祖趙匡胤時期開始的重文輕武就有些失策了，最後也因此埋下亡國禍根。

南宋的朱熹評論道：“本朝鑑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

意思是地方之權都歸於中央朝廷，結果是地方軍隊勢微，以至於無力阻止金軍南下，使金軍輕鬆打到開封城下，最後不幸釀成靖康之恥的大禍。

杯酒釋兵權帶來的影響更多的是在兵權上的影響，反而是後續的地方制度改變使得宋朝形成了文盛武弱的格局。

制度的改革，不只是要借鑑前人的經驗來進行改革和完善，更重要的是不能矯枉過正，不然這個漏洞沒了，就會出現另一個更大的漏洞，最後釀成更大的災難。

趙匤胤的‘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將權重對皇權的威脅，以免黃袍加身的再現，但造成重文輕武的局面，無力抵抗外族的入侵。

說到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

有必要先說一下太祖的“黃袍加身”

這一“加”一“釋”恰如一個循壞。

壹

提起“黃袍加身”，

很多人馬上會想起宋太祖趙匡胤的陳橋兵變，

其實這個套路，並非趙匡胤首創，

真正的首創者，乃是趙匡胤的老上級、後周的開國皇帝郭威。

郭威草莽出身，本是後唐將領，

後來跟隨後漢開國皇帝劉知遠滅了後唐，

受到劉知遠重用，成了統領後漢軍的大將。

直至公元948年，劉知遠駕崩，郭威的命運開始發生重大改變。

也是這一年，趙匡胤應募從軍，成為郭威的部屬。

劉知遠死後，他的兒子劉承祐繼位，

劉承祐聽忌憚郭威手握軍權，功高震主，

便密謀除掉郭威。

事情敗露後，反被自己的手下所殺。

劉承祐死後，郭威進入開封城，但並沒有急著當皇帝，

而是讓李太后聽政，扶持劉贇當皇帝。

至950年，郭威以契丹兵突然來犯為名，帶兵去抵禦，

當走到澶州時，郭威在部下擁戴下，

被手下披上黃袍，返回開封，逼李太后封自己為“監國”，

951年，郭威正式改後漢為後周，當了皇帝。

此時的趙匡胤還只是後周禁軍的一名低階將領。

954年郭威駕崩，其養子柴榮，趙匡胤開始受到重用。

同時慢慢和一批年輕的將領交好，

結為“義社十兄弟”，後稱“太祖義社兄弟”。

貳

959年後周世宗柴榮率軍北征，

試圖收復被遼佔領的燕京（今北京）附近地區。

趙匡胤所部乃北征主力，“義社十兄弟”為北征主將。

同年六月，抱負遠大的周世宗病故，

年僅七歲的柴宗訓即位。

960年（顯德六年）正月初一，

趙匡胤指使他人謊報軍情：“契丹入寇”。

宰相範質、副相王溥派遣趙匡胤率兵北上抗擊。

正月初三，大軍進駐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

距開封城北四十餘里。

其時先鋒部隊已渡過黃河，

與陳橋驛阻隔兩岸。

當天晚上，士兵們紛紛在驛門議論：

“主上幼弱，朝廷空虛，縱然死力破敵，有誰得知？

不如先擁奉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

後面就是“義社十兄弟”攛掇的、

和發生在郭威身上的戲碼雷同的“黃袍加身”

為“黃袍加身”戲碼傾情演出的，正是“義社十兄弟”；

而為“杯酒釋兵權”配合出演的，也正是這些兄弟們。

叄

事實上，北宋史官編纂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

並未提及“杯酒釋兵權”之事，

元朝編修的《宋史·太祖記》也完全沒有記載。

而提到“杯酒釋兵權”的事，

主要是北宋丁謂的《丁晉公談錄》

與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

但無論“杯酒釋兵權”是否發生過，

宋朝確實徹底改變了五代以來軍權分散、兵變頻仍的局面。

趙匡胤解除了原來那些給他披上黃袍的老兄弟們手中的兵權，

杜絕了外部軍事力量對皇家權力的威脅。

這在有宋一朝319年的歷史中，確實實現了完全杜絕。

但客觀上形成了宋朝“重文抑武”的統治格局。

甚至為了確保朝廷的軍隊不掌握在任何一個人手裡，

不惜出現過度分權，掣肘過多的不合理制度。

甚至在宋太宗時期，

皇帝竟然自作聰明，賜給在外作戰的將領“陣圖”

讓將領們必須按照皇帝的陣圖排兵佈陣，不能逾矩。

有大臣認為此舉不妥，提出異議時，

太宗竟然回答：

“佈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

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

在將領的提拔任用制度上，也並非以能力、戰功為上，

生怕功高震主，出現黃袍加在別人身上的局面。

比如治軍嚴明，戰功顯赫的岳飛，

始終不能授權，反而是多處掣肘、壓制；

而太監出身，毫無軍事速度的童貫

竟然可以官職“國防部長”，帶兵和敵國交戰。

何其荒謬、不合常理。

所有這些，也必然導致宋朝對外軍事鬥爭中的羸弱和不堪一擊。

兩宋被異國一再羞辱，直至最後的滅國，

都和這一現象有極其重要的本質關聯。

肆

當然，任何事都一體兩面。

任何王朝的皇帝，最珍惜，最看重，

最不能與他人共享的，就是至高無上的皇權；

一旦皇權得絕對保證，沒有任何外部勢力的威脅

皇帝自然可以高枕無憂，也會對一切事宜

顯得從容和寬容。

縱觀有宋一代的歷史，

除了極個別的冤案外（如岳飛），

無論朝臣犯多大錯誤，都極少殺戮，最多判個流放。

慎殺、慎死是宋朝的一大明顯特徵。

宋朝的寬容，無疑是和皇家內心的篤定和自信有著很大關係，

而這種篤定和自信，

很大程度又來自於自身權利的鞏固，

來自於軍權兵權的操之在手，

而操之在手的軍權制度，

又和當初的“杯酒釋兵權”，形成的近乎一勞永逸的局面

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和淵源。

另一方面，宋朝皇家的自信，

客觀上把整個王朝的重心放在了經濟、文化和民生上

使宋朝經濟、文化、民生出現了大發展、大繁榮。

無論和同時代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橫行對比，

還是縱向和中國曆代王朝想必，

宋朝的經濟、文化方面的成就都是令人矚目，大書特書的。

為避免重蹈五代各短命王朝的覆轍，確保新生 的趙宋王朝長治久安，宋太祖趙匡胤在取代後周建 基稱帝的第二年（建隆二年，即公元 961 年）七月 導演一出青史流芳的“杯酒釋兵權”，將禁軍高階 將領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人的兵權悉數解除， 邁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王朝統治的第一步。

1.“杯酒釋兵權”加強了趙宋王朝的中央集權， 鞏固了皇權統治

政局穩定，左右朝政走向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唐末 及五代之所以中央威權不立，易代頻繁最根本的原 因就在於兵權下移，藩鎮強悍。只有將兵權收歸中央， 統一節制，才能有效保證政權穩定，國家長治久安。 後來在南宋之初，相繼發生建州兵變、苗劉之亂及 淮西兵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杯酒釋兵權”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杯酒釋兵權”可說是趙宋三百餘年之中基本 上沒有武將擅權及重大軍隊譁變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 “杯酒釋兵權”從根本上杜絕了了唐末一百多 年以來“方鎮太重，君弱臣強”[4] 局面的重現，消除 了皇權旁落，武將作亂的隱患，為宋王朝政權的鞏 固及各項事業的建設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2.“杯酒釋兵權”為當時中國再次形成大一統王 朝提供了可靠的政治軍事保障

“杯酒釋兵權”之時正值新朝甫立，其時內有 諸侯割據，外有契丹虎視。這種戰略環境讓新生趙 宋王朝的生存發展及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都面臨巨 大挑戰。如果帶兵將領得不到有效控制，兵權不能 為中央所節制的話，那麼王朝生存都是一個問題， 更遑論統一天下，再造太平。 “杯酒釋兵權”將軍隊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徹底 從藩鎮轉移至中央手中，使得中央政權能夠有足夠 的精力和力量按部就班，心無羈絆的實施統一國家 的戰略。可以說，如果沒有“杯酒釋兵權”及其後 一系列相關的中央集權舉措的推行，趙宋王朝能否 最終削平眾多割據勢力統一天下還是未知之數—至 少不會如後世看到的這麼順利。

3.“杯酒釋兵權”為實施加強中央集權的各項後 續舉措提供了良好穩定的政治環境

我們知道“杯酒釋兵權”只是加強趙宋王朝重 建中央集權制度的一個開始。重建中央集權制度無非就是削弱朝中大臣及地方主官的權力，並使之相 互牽制監督。而其中最重要也最需優先解決的問題 就是兵權歸屬問題，兵權問題不解決，政權的穩定 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得不到切實保障，後續的整頓改 革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正是隨著軍權逐步收歸中央，在中央和地方的相 關改革才得以順利推行。在中央主要是側重削弱宰相 權力。具體措施是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 權則由稱為“計相”的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 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 掌大政”號為二府，打破了以往朝堂之上宰相一人獨 大的權力格局。在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同時， 還設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 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對各部門長官產生制約的作 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使其無法獨掌大權。 而對地方藩鎮權勢的削奪則主要是根據“削奪其 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思路進行。透過相關具 體措施削弱地方主官的權力，使得唐末五代以來那種 專制一方，囂張跋扈的藩鎮勢力在宋初基本消失。 正是透過“杯酒釋兵權”及其後這一系列改革 措施的推行，使趙宋王朝的中央集權程度達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

4.“杯酒釋兵權”為北宋一代文官政治的興盛提 供了機會

崇文抑武國策的實施，使宋代的文治達到了一 個空前絕後的時代。在這個王朝，文化空前繁榮， 文人得到最大程度尊重，宋朝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文 官政治最為發達興盛的王朝。但這種氣象和局面的 出現卻是以軍人勢力得到約束和打壓為前提的。 唐末以來，藩鎮跋扈，武將擅權，導致政治一 片乖戾之氣。這又使得國家四分五裂，戰亂不止。 很顯然，只有將兵權收歸中央，才能使國家重新回 到政出宮門，文官治國的正常軌道上來。宋太祖正 是看到這一點，才在立國不久大局初定之後便“杯 酒釋兵權”。在對軍人勢力進行約束和打壓的同時 優待士大夫，對國家的政治進行一次撥亂反正。

“杯酒釋兵權”是特定歷史時期不得已也必然為之 的策略，它對趙宋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王朝政權穩 定有著非常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杯酒釋兵權”只是開 了一個頭，但是後續的相關舉措顯然是矯枉過正了。等 到國家穩定成熟之時，就應該進行調整。但由於制度的 慣性，相關政策不但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反而變本加厲 的朝不利的方向發展，由此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這些對於後世而言，是應該引以為鑑的。

把將領擁兵自重造反的可能性壓的很低。政治上極大的提高了文人的地位，打壓了武將。軍事上天天被人欺負，能不還手儘量不還手，要什麼給什麼。

大宋搞的“杯酒釋兵權”“澶淵之盟。”聽起來是前無古人的高大上、最早的以金錢換和平，但後果或者說長期效果都不好。

杯酒釋兵權，宋太祖透過三寸不爛之舌讓根深蒂固實力出眾的將領們離開軍職，到地方當地方官，還結成兒女親家，使得大宋皇室可以安穩睡覺了。但資歷淺、威望低、能力差的人擔任軍職，在對外戰爭中就疲軟了；國家武裝力量始終偏弱，讓遼、西夏、金不斷侵擾；更為關鍵的是這個思路成為原則，以至於在即將滅國之際，還要殺掉元帥岳飛；這種思想基本確立了滅亡的命運。

有人說宋朝重文輕武，它不是不想讓武力強大而是不敢，怕武將像太祖一樣逼迫皇帝禪位。

宋朝是非常漢族文化特色的，思想求穩、韜略頻仍、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談、處不好就重新結盟、無所謂偏安一隅等等。不過宋朝老百姓相對比較寬鬆自在，武大郎挑擔子賣炊餅經濟條件就不錯，蘇東坡上上下下不影響好心情、李清照女流之輩有那麼高的文化素養。

控制軍權防止政變是歷朝歷代的難題，因為國家主權個人化的體制決定了這是死結。國家主權在民理論被發現後，假民主國家依然存在這個問題。

宋太祖主張以文臣治國，先是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一大批武將的兵權，又提拔文臣擔任各部官吏，徹底打破了自古以來武人專權的局面。

宋太祖堅定地相信，軍隊是左右政局的根本，於是，他收權的第一步就是改革禁軍。

宋太祖是後周禁軍的統帥，他深知五代時期之所以出現政權頻繁更替，一是因為皇帝昏弱；二是臣僚太強。

五代時的禁軍有兩個部門，即：殿前司、侍衛親軍司。各司都有都指揮使為長官，每逢皇帝出巡和出征，臨時設定都點檢，位在都指揮使之上，為禁軍統帥。

宋太祖將禁軍改組，把親軍司一分為二，分別是馬軍司和步軍司，再加上殿前司，合稱三司或三衙。

三衙的長官分別統領所部，並直接聽命於皇上。這樣，以前由一個人統帥禁軍的時代徹底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三個人來分掌一個人的職權，就大大削弱了禁軍將領的統兵許可權。

石守信等高階禁軍將領被解職後，宋太祖乘機將高階職位空缺，或者任用才德平庸之人暫時擔任。因此，禁軍中的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被撤除。

三衙的統帥，只分管各司的訓練，而沒有指揮權和調兵權；新設立的樞密院，只擁有調兵權，而沒有統兵權。遇到戰事，朝廷另外選派將領擔任臨時統帥，指揮各軍。這樣，長期以來困擾統治者的軍權癥結就迎刃而解了。

宋太祖雖然分兵權於樞密院，但也從各方面對樞密院採取了有效的制約措施。

措施之一：樞密院只管兵政，即掌管全國兵籍、武官選授、軍對調發更戍及兵符頒發，只有發兵之權；而三個軍事單位則具體負責士兵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等軍事事務，只是手中有兵。

這樣的話，兩個機構就可以相互制約：樞密院有發兵之權，卻手中無兵；三個軍事單位有兵，卻無發兵之權。只有兩個機構結合才可能進行兵變，但這個難度係數比較大。

措施之二：起用文臣擔任樞密使。宋朝剛剛建立，宋太祖即任命文臣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當年八月升為樞密副使，三年後，正式升任樞密使。

從此，樞密使由文人掌權。文人掌兵後，操縱兵權搞兵變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造成的影響就是“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嚴重地影響了軍隊戰鬥力的發揮。特別是文人掌握兵權後，一方面他確實能做到忠君報國、戰死沙場，踐行了聖賢書中的教誨；另一方面卻又書生氣士足，只會紙上談兵，根本不堪為統帥。

在冷兵器時代，軍事統帥的素養非常重要，文人統兵是北宋開國以來的基本國策，雖然宋朝湧現出了許多稱職的軍事統帥，但也有不少只會誇誇其談的人，靖康之變就是最好的例子。

杯酒釋兵權只是宋太祖為加強皇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後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項。

軍事體制改革第一，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於皇權的控制。

第二，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了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能發生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皇帝也就可以保證牢牢控制全國的軍隊了。

第三，兵將分離政策。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鍊士兵吃苦耐勞，實際上是藉著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結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

地方政治改革對地方藩鎮採用強幹弱枝之術，其措施主要有三項：

第一，削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兼領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3年一更換，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於節度使。對於一些五代以來一直盤踞一方的節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將其逐一罷免。後來又設定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權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第二，制其錢穀。宋初於各路設定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留少量應付日常經費外，其餘的錢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佔留，這樣地方的財權就完全收歸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強壯計程車卒定為“兵樣”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後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廂軍，只供雜役，地方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透過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種專制一方的藩鎮，在宋初就逐漸消失了。

中央政治改革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此外，宋初還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於加強皇權的政策。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由於“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杯酒釋兵權不單單是對宋代產生影響，歷朝歷代帝王都會都必須考慮的問題，比如朱元璋。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所以，文章的標題提法就（此處省略三個字）。趙匡胤開啟了大國向小國進貢之先河，才有後來的靖康之恥。

在宋朝建國之前，唐以及五代十國，是由藩鎮割據，武人弄權造成了混亂局面。

趙匡胤的建國也是用了黃袍加身這樣的方式，也是武人弄權的方式建立了宋朝，擺在他面前的，首先思考解決的問題，就是怎樣杜絕這類的事情再度發生。

“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較好地解決了開國功臣的兵權，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徹底革除軍閥割據造成的朝代頻繁更替。雖然這削弱了宋朝的軍事力量，但卻從根本上解決了自開元以來武人亂國的禍源，享國之長短顯然比疆域之大小更為重要。

人們一直詬病“杯酒釋兵權“造成了宋朝的武力積弱，但綜合考慮，宋朝建國時，應該說是列強環伺，北方的遼國建國已經五十餘年，西部的西夏建國更久，兩個國家已經從遊牧文明轉成農業文明，而且兵士還保留了遊牧民族的戰鬥力，並且戰鬥的馬匹被兩個國家壟斷，不予宋朝買賣，這也就造成了宋朝戰鬥力一直不強的原因。如果沒有很好的解決武人弄權，宋朝可能早早就分崩離析，或被列強瓜分。

宋太祖趙匡胤採取了以文立國，以武攘夷的國策。造就了一個文人政治，政黨政治，中央集權政治，真正計程車大夫時代。

文人政治使得文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面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宋朝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由於宋廷採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皇權得到一定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生活、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應該說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

總體上來看，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對宋代軍事上，很好的解決了武人亂國的弊端，國家能夠長治久安。政治上，文人政治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燦爛輝煌的文明時代巔峰。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主要是指趙匡胤於乾德三年召集軍中實權派將領，透過軟硬兼施的手段，使得一眾將領交出兵權，前往地方為官的事件。

其影響主要有兩點：一為大大增強了皇帝對軍事的掌控力，使皇權得到加強。二為降低了宋朝士兵的戰鬥力，一定程度上為宋朝在軍事上的劣勢埋下了伏筆。

一、皇權的強化

公元960年，趙匡胤透過“陳橋兵變”奪取了北周政權，建立宋朝。按照傳統的觀點，趙匡胤取得帝位的方式是非法的，其性質為實權派將領發動的軍事政變。

因此，趙匡胤對兵權一事非常敏感，害怕自己辛苦建立的王朝重蹈覆轍，毀在將軍手裡。

於是乎，就有了“杯酒釋兵權”這一鬧劇。

二、孱弱的軍隊

將全國的軍事統帥權收歸中央，雖然鞏固了皇權，有利於政權的穩定，但是以古代的通訊條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號令全軍。

因此宋朝不得不採取“守內虛外”的防禦方針，即將部隊主力部署在首都附近，以方便皇帝統領，邊境地區則僅保留少量軍隊和斥候。

這樣一來，宋朝在部隊的調動方面就顯得異常笨重，邊境發生戰事時，主力部隊往往不能及時趕到。

同時，宋朝採用“更戍法”，禁止軍隊將長期統領同一支部隊，以防將兵關係過於密切，形成“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局面。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肯定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