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修的記述明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始纂於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撰成。

清於順治二年(1645)開館纂修明史，命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為Quattroporte。但因清初戰亂和各省礙於朝廷忌諱，資料收集不多，纂寫工作實際並未進行。康熙十八年重開明史館。清廷命徐元文為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右庶子張玉書為Quattroporte，徵湯斌等博學鴻儒五十人，參與纂修。徐元文並約萬斯同以布衣參與史局，同主其事。

萬斯同，(1638~1702)為浙東史學名家，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人，博通諸史，熟於明朝典籍和掌故。

稱職不稱職怎麼說呢？滿清就是要抹黑明朝，給這些編撰的人下了命令，他們只能抹黑明朝

《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記載了清朝歷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全書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以紀傳為中心。所記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2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歷史。

《清史稿》自1914年設立清史館起，編修工作歷時十四年，先後參加編寫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至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以《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為未定本。趙爾巽在《發刊綴言》中指出，本書是"作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並非視為成書"。但因尚無依中國傳統正史體例編寫的清朝史書，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

《清史稿》編寫的體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創新。如本紀部分不僅逐年記載了皇帝的軍國大事，而且在前代遜君還健在、無諡可稱時，創了"宣統紀"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記錄天文、地理、禮樂、選舉、藝文、食貨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動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軍機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傳中創立了疇人、藩部、屬國三傳，反映了清代社會的新發展。另外，對於反清鬥爭的重要人物如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傳。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

但是，由於參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遺臣，因此書中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頌揚清朝正統的思想。例如誣衊明末農民起義軍為"土賊"，稱太平軍為"粵匪"，視辛亥革命為"倡亂"。而對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反動行徑卻多處隱瞞，傾向性錯誤顯而易見。對此，連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人員都極為不滿。1929年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列舉了十九條理由，呈請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視先烈、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清朝諱等內容。

同時，由於《清史稿》是眾人編纂而成，編寫時彼此缺少照應，更因時局動盪，倉促成書，未經主編總閱審定便"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過於粗陋。因此，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史實之中也有不少錯誤。其實，這與趙爾巽的主導思想有關。因為他把此書看做是"急就之章"，"並非視為成書"，只是想以此作為"大輅椎輪之先導"，對於書中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後來修正之根據。"顯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類似現代的一部徵求意見稿。這樣，易培基所指責的"體例不合，人名先後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傳志互不相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泥古不化，簡陋，忽略"等謬誤也就成了先天性的問題。至於遺漏、顛倒、文理不通等現象更屬意料中事。

清朝修明史是從順治二年開始的，《明史》館第一次開館其實也就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主要是為了宣誓明朝已經滅亡。當然，這一次也做了很多實際意義的工作，整理了很多資料。

三藩之亂結束後，康熙十七年徵召博學鴻儒，次年開始了數十年的修史之路。其中著名的有，朱彝尊、毛奇齡、萬斯同、黃百家、徐元文。這裡特別說下後邊幾位，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學生，黃百家是黃宗羲的兒子，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黃宗羲顧炎武是何等之人，由此可見當時修明史還是認真負責的。

萬斯同去世後由王鴻緒繼續主持修撰《明史》

最後一任《明史》館Quattroporte，是清朝著名的大臣張廷玉。

雖然明史修於清朝，但被史學家讚譽為《五代史》以後最好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