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日本人沒有戰略眼光是不太合適的，日本也出現過許多戰略大師，例如早期的大久保利通、西園寺公望、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作為明治維新的元勳，他們的目標是建一個民主的憲政國家，在這幾個人的努力下，在20世紀初日本才出現了大正民主時代。今天說說日本歷史上最出名的三位：

第三位：福沢諭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

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第二位：伊藤博文配得上“眼光卓絕”這四個字，當然他也有錯誤，但是在對外戰略上他還是很有眼光的。

1894年，在伊藤博文的主導下，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並取得了勝利。對此伊藤博文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認為日本必須保持克制，如果真的殺入關內，那麼英法美俄都不會願意，作為後起之秀，日本不能得罪這麼多國家。伊藤博文的目的是要拿下遼東和膠東地區，迫使清廷與日本談判。

第一位：石原莞爾是日軍侵略戰略的規劃者、理論家、思想家、政治家，有日本第一兵家之稱。

石原莞爾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其父石原啟介曾任鶴岡市警察署署長，用“武士道”精神教導石原莞爾要勇敢而不懼艱險，優越的家庭環境也使年幼的石原養成不信邪，不畏權勢，頤指氣使的作風。

雖然日本人在華人心裡非常討厭，時代在進步，為了民族興旺，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的優點，你們說呢？

日本著名思想家

縱觀日本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盛唐時期和日本有著密切的外交來往。從而對日本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日本歷史上的思想家屈指可數,較為著名的思想家。西周（日語平假名：にしあまね，1829年—1897年），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西周自幼接受儒學教育；少年時期曾在德川幕府所所設洋學培訓機構；後又留學荷蘭，在萊頓大學學習社會科學。學成回國，在日本從事思想啟蒙和學術研究；而後又從事政治活動，極少問津哲學。

西周的哲學觀點大體來自法國孔德的實證主義。西周把哲學大致分為論理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妙學和宗教學。以中國儒家哲學的“理”為主，和孔德與英國穆勒的學術解相結合。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倫理基礎。西周創立的哲學與社會科學術語的漢語譯名，例如“主觀、客觀、理性、悟性、現象、實在”等。為日本甚至中國等漢子圈層國家使用。

西周是第一個將西方哲學系統的介紹到日本的人。被譽為“”日本近代哲學之父”也是明治初年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

(西周)

論述日本的思想家，我們不得不提“親鸞”他是日本鎌倉時代成長的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少年苦經戰亂的日子裡，從而形成了它特殊的思想。在親鸞的著作中“惡人正機”說，廣被世人爭議。他的觀點認為，“連善人都可以得救，何況惡人哉”。

他的思想與佛教有著莫大的聯絡，但是也有著佛教有著莫大的差距，他改觀了佛家的本意。他論述世界上任何至高無上的精神性的東西，他們不但不嫌棄惡人，反過來還積極地以其為主要拯救物件。

親鸞為日本的哲學想想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被稱為“日本可怕的哲學家”

(親鸞)

日本著名的戰略家

在1931年9月18日突然炮轟北大營，九一八事變正式爆發，由於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數百萬國土淪陷，數千萬華人成為了亡國之奴風背景下。日本內部出現了一個奇才，頗具戰略思想，他居然公開大罵東條英機，“大日帝國與中國開戰，必敗無疑。”此人便是被譽為日本最有戰略思想的石原莞爾，也是抗戰時日本唯一的戰略家。

石原莞爾，18歲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院。918事變爆發前夕擔任關東軍作戰參謀，參與策劃918事變。因為東北輕易落入日本之手，徹底點燃日軍將領囂張氣焰。開始制定全面侵華計劃。石原莞爾清晰地認識到日軍與中國軍方的實力差距，否定全面侵華計劃。提出停止侵略步伐，首先發展東北之地，實行以戰養戰的策略，穩固好東北之後再逐步蠶食中國，最後徹底滅亡中國。最後他的作戰計劃遭到眾將領一致排斥，後被安排回國。

回顧整個事件，我們不得不說他的戰略格局之遠觀。若是執行，將會為中國帶來多大災難。當時中國著名戰略家蔣百里將軍曾說，“中國不懼鯨吞，乃怕蠶食。”

(石原莞爾)

日本崇尚武士道精神，能征善戰的將士是並不在少數。毛澤東主席曾說過“日本哲學發展不完善，所以戰略家極少，但是並不缺乏陰謀家”。

“日本的太陽旗儘早在北京城迎著晨風飄揚，四百餘州的全圖盡在文明的Sunny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輩翹首以盼" 在中國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使日本華人得以滿足"

這都是近代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說的，他的啟蒙思想深深影響著日本文明的近代化程序, 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

這位被印上日本鈔票的思想家，是個不折不扣的蔑視中國設計侵華的軍國主義思想家。他提出的侵佔北韓、吞併臺灣、再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幾十年後全都付諸了行動。

一、蔑視中國排斥儒家思想學習西方文明

福澤諭吉早年也曾受過一段時間儒學教育，後來多次到歐美考察，驚異於西方日漸發達的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回國後寫了一系列文章，主張日本向西方學習，拋棄儒家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脫亞論》。 文中說：“日本雖處亞洲東部，但國民精神已脫亞洲固陋，轉向西洋文明，雖常說‘唇齒相依’，但現在的支那、北韓於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汙我名，當今之計，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北韓，亦無須特別客氣，竟可效仿西洋人處之。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福澤諭吉認為“清國是個拙於改革的國家，一千年來，兩千年來，始終守著古人說的話，絲毫不懂臨機應變。他們患了自大症，以為自己的國家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國家。因此從不向他國虛心學習，也不力圖改革”。

他把中國社會比作“一潭死水”，辱罵“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甚至極端地主張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

福澤諭吉認為“儒學”是虛學, 故而對“儒學”進行了排斥。且指出:“我們多年提倡的乃文明之實學, 非支那之虛文空論。……即吾輩修西洋文明之學問, 非折中、附會漢學, 要從根本上顛覆古來之學說, 以開文明學之門。”

二、為侵華製造藉口，以文明自居，自以為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認為日本的文明已經高於中國，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正在或已經“脫亞入歐”，成為西洋各國那樣的“文明開化”的國家，而中國、北韓等亞洲國家則尚在“未開化”之列，不屬於文明國家。

聽到日本取得甲午海戰勝利的訊息後，福澤諭吉馬上寫了一篇《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文中說：“我軍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銳的武器，打他的腐敗國的腐敗軍隊，勝敗的結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戰爭雖然發生在日清兩國之間，而如果要問其根源，實在是文明進步的一方，與妨礙文明進步的一方的戰爭，而決不是兩國之爭。”

福澤諭吉在《眼中無清國》一文中鼓吹：“讓清朝割地賠款，不要怕它來日報復，因為它腐敗透頂，完全不足畏懼。現在割讓臺灣只是一個開頭，待他日分割四百餘州的時機一到，就必須向它的中原地區大力挺進，選擇立足之地。”

福澤諭吉在《直衝北京》一文中說：“今天的戰爭雖是日清兩國之爭，實際上卻是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戰，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革新的命運。應該意識到中國是東亞先進文明的代表，非國與國之戰，而是為著世界文明而戰。”

三、信奉弱肉強食的強盜哲學，狼子野心窺探中國設計侵華

福澤諭吉是一個典型的窮兵黷武主義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他在《通俗國權論》一文中說過：“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

福澤諭吉認為，國際關係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禽獸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後國，日本也是禽獸中的一國，“應加入吞食者行列，與文明人一起尋求良餌”。

中國就是福澤諭吉眼中最好的“良餌”，他在《到支那去應受獎勵》一文中，認為日本人到中國去的太少，鼓動日本的“有為之士”多多到中國去闖蕩。為什麼呢？因為“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達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里，可謂東方田園”。

早在甲午戰爭前，福澤諭吉就主張日本：“今天佔領臺灣全島和福建省的一半,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區，在支那的上一個朝代大明的末葉，一時為日本兵侵略之地，這是歷史上鮮明的事實，如果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可使日本華人得以滿足。”

因此福澤諭吉妄言“要以文明之勢力席捲四百餘州，讓四億人民沐浴革新的Sunny雨露，就必須做出決斷，直衝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於文明之師面前。此非好戰，乃是世界文明大勢賦予日本的天職，是不得不為之也。日本的太陽旗儘早在北京城迎著晨風飄揚，四百餘州的全圖盡在文明的Sunny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輩翹首以盼。”

從甲午戰爭，到日本侵佔東北，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都可以看到福澤諭吉的影子，因為他就是設計侵華的理論家。日本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澤諭吉所設計的脫亞入歐、以歐洲列強的方式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所謂“近代文明國家”的道路。

福澤諭吉提出的侵佔北韓、吞併臺灣、在中國大陸領土中首先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幾十年後都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