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說到文臣武將，那我們就把文臣武將的關係徹底捋一捋。

實際上在西周之前，文官武將是不分的。

早在黃帝時已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在夏朝也設立了“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雖然文武職務已分別設立，但卿、大夫等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軍事行政，而無統兵之權，戰時統帥由天子臨時任命，征戰結束即將統兵之權上交天子。可見，彼時為官者要文武兼備。之後，才有文武分開的走勢，文為文人，被稱為讀書人，成為皇朝統治天下的力量，而武則成為打天下的主要力量。

文武分開的具體時間，主流觀點多認為始自戰國。

春秋時期諸侯混戰，文官武將沒有明確區分，很多史書都有如下記載，比如一國之君為軍隊的實際最高統帥(非象徵性)，經常親自披掛上陣與敵作戰，而文官領兵作戰的故事更是屢見不鮮。

直到戰國時期，當地主階級興起並逐步掌握政權後，由於以前部分國家的文武官員、卿、大夫等貴族平時管理政務，戰時統兵，這樣搞得軍事政治權力集於一身，引起大權旁落。於是國君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以相、將為百官之首。

而且，戰爭規模擴大，軍隊規模不斷擴大，軍隊指揮和具體作戰已經成為一種藝術，需要專業人士來訓練、管理和智慧作戰。因此，此時武職單獨分出來也是形勢發展的必要。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則為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領軍隊出征。

當然，實際的歷史發展中也不是這麼絕對的。

比如我們常見漢唐的官員，不管文官還是武官，都能根據朝廷的需要，主動請纓出去為朝廷解決具體問題。比如班超，你說他是文官還是武官？還有陳湯等。唐朝有裴行儉這樣的，主動請纓平定突厥十姓可汗的叛亂，被唐高宗親自誇贊文武雙全。

真正文武分得很開的時期，是宋朝以及之後。宋朝明確地抑制武將、尊崇文官，提倡以文馭武等等。

武將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除了開國時期以外，其他時候需要武將表達意見的時候，無外乎兩類，一類是平叛，一類是禦敵。

在文武兩方面來看，他們首先都會爭著立功。

因為文官在平時是治理天下的主角，此時當然要爭取話事權。他們首先會考慮問題是否是致命性的，其次會從他們自身權力利益的角度看，會爭取話語權，也就是喜歡主和。對內部叛亂，喜歡用招安方式。對外部敵人，喜歡用歲幣方式。

作為武將，天下太平之時，他們沒有什麼發言權，現在這種問題發生，當然是他們一展身手的時候，因此，武將無論從整體利益還是個體利益考慮，一般都主戰。

當然，上述看問題的分類也不是絕對的。有的文官或武將具有全域性意識，能考慮綜合解決問題的方案。

就以北宋的事情舉兩個例子。

一、李順王小波起義。

李順王小波是四川茶農，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不堪忍受剝削和壓榨而起義，規模大幾萬人。當時宋太宗趙匡義還在，他很震驚。瞭解了原委之後，一幫文官主張招撫，宋太宗先採用了招撫之策。但是李順王小波不接受招撫。於是主張鎮壓的意見又佔了上風。

隨後宋太宗派人率軍鎮壓，但並沒有放棄招撫。此時李順已經稱王，更不可能接受招撫。李順王小波起義在鬥爭了2年以後被鎮壓。

二、靖康之變

1126年初金兵進抵開封城下時，宋徽宗逃跑，宋欽宗被迫起用主戰的李綱，李綱認為只能堅決抵抗金人。而當時的宰相白時中、李邦彥連主和的計策都不出，直接建議宋欽宗逃跑。李綱對欽宗說，逃跑也跑不過金兵的快馬。欽宗於是嚇得不跑了。然後李邦彥趕忙送上三鎮【太原、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三鎮（稱三鎮，實際包括其所屬州縣）】地圖向金人乞求議和。

1126年秋，金人第二次進步中原。當金兵到達黃河北岸時，大宋朝廷慌作一團。

欽宗召集百官議事。唐恪、耿南仲等堅持割讓三鎮。兵部尚書呂好問則認為應該抵抗，請結集勤王軍保衛東京，但是唐恪、耿南仲不允。宋欽宗於是採納了乞和派意見，派人用重金去向完顏宗望和完顏宗翰送禮，乞求退兵。甚至表示願把黃河以北土地都割讓給金朝，雙方以黃河為界。

但是結果我們都知道了，開封被擄掠一空，靖康之恥發生。

小結：

文官和武將由於立場不同、專業知識不同、看問題的視角不同，因此對同一問題會有不同的看法。此時即使他們容易起紛爭的時刻。有這種政治也正常，最終決策者只要不糊塗，一般決策偏離事實不會太多。

但是北宋靖康之變前後的決策，卻是極差的。皇帝的水平不行，最終害國。

自從宋朝以後，文官武將的性格變了，變成了文官好戰、武將愛和平。

比如明朝的文官清流們，每遇戰事則群情激昂，紛紛主戰。而武將則比較冷靜，能綜合考慮問題。

這是為什麼呢？

從政治制度角度看，宋朝主張文官統兵、武官為副將，因此文官如果主戰，那如果他的建議被採納，他就需要上戰場前線去親身參與作戰了。而宋朝的兵將分離，加上將從中御，導致宋軍戰敗機率極高。一旦戰敗，主將有可能小命就交到戰場上了。因此，宋朝的文官多主和。

而明朝開始，文官清流們除非皇帝指派，那麼基本沒有統兵上戰場的擔憂。他們沒有經過戰場上血與火的洗禮，認識不到戰爭的殘酷性，因此紛紛慷慨陳詞主戰。武將們的冷靜恰恰是因為他們知道戰事不能輕啟，因此比較慎重。

另外一點，明朝的文官們更加註重博取個人名聲。一個文官，既沒有前線親冒矢石之憂，又可以藉機邀得大義凜然的愛國名節，何樂而不為呢？武將則因為宋明以來戰事勝利較少每每失敗的局面而冷靜。

小結：

文人書生意氣居多，不知戰場的殘酷，因此好戰。武將則現實的多，知道兵者不祥，不願輕啟戰端。

文官武將因為立場不同，再加上自身經歷所限，所以遇事往往會有不同意見。宋朝的文官因為要親自上陣，因此多主和，武將主戰；宋朝之後的文官因為不用上戰場了，就主戰，武將反而冷靜的多。

歷史傳統和當時具體情勢相結合，使文官和武將們有了不用的看法。

（完）

到了宋朝，才有了明顯的文武劃分，武將就是武將，文臣就是文臣，當然，文臣也能帶兵打仗，武將也能做樞密使，

瞭解了這些，再看文武大臣的分歧在哪裡，

首先是對外策略上，文臣傾向於保守，也就是主和派，因為對於文官來說，他沒有立功機會，只有和親對文官最有利。

而武將傾向於激進，也就是主戰派，因為他們可以立功，可以封侯拜相，

這裡面並沒有誰更忠誠，誰更愛過，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其次是權力上，文臣想法就是架空武將，讓他們只有帶兵打仗的權力，其他權力收回給文臣，讓他們沒有造反的可能，讓他們受文官節制。

武將想法就是跟文臣平起平坐，不能矮人一截，但是現實就是，武將的權力是呈下降趨勢的，唐朝達到頂峰，然後開始下降，

這個就要看站在誰的角度來看問題了。總共有三方勢力，一個是皇帝，一個是文官群體，一個是武將群體。在不同的時期也會有各種不同的變化，比如，開國時期皇帝的威望是最鼎盛的完全可以壓的住文武雙方。比如朱元璋，再牛逼的文臣武將該殺的也就殺了，完全不擔心誰還能反天換地。此時最擔心的該是武將該怎麼保證自己朝堂的話語權，也就是自身的利益了。因為此時國家和皇帝需要的是穩定，安撫人心，組織生產，恢復和諧。沒有外患武將就是個不穩定因素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換了幾代皇帝，此時文武就應該不存在什麼爭執了，因為武官的頭頭都變成文官了。最終又演化成皇帝和文官的博弈了，武官已經完全扶不起來了，皇帝也不想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