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東林黨，估計沒幾個人對這個組織有好印象，他們建立之初良好的宗旨“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到後來徹底演變成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添亂”！因為他們所關心的不再是國家命運，而只是純粹的個人利益，從而使得日薄西山的明末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毋庸置疑，東林黨一開始也湧現出了一大批愛國為民的知識分子，比如說顧憲成、楊漣、左光斗等等，正因為這些人在明末的“黨爭”中失利（東林前六君子和後七君子全數罹難），所以他們的繼任者們都紛紛陷入黨爭無法自拔——爭權奪利，絲毫不顧及國家命運，將明朝一步步推向滅亡的深淵。

先說爭權，明末東林黨人的“黨同伐異”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們不只在朝廷內部安插自己的人手——想法設法推舉“自己人”進入內閣，成為首輔，同時他們還盲目插手明朝對後金的防務（主要是抓權）——排擠能作戰的將領，任用“志大才疏”的“自己人”。比如說，正當明末名將熊廷弼對後金的形勢日益好轉時，他們硬生生地派上去一個完全不會作戰的東林黨人袁應泰，結果一敗再敗，丟掉了瀋陽和遼陽；當朝廷扛不住而不得不又重新起用熊廷弼時，他們又派上去一個只會掣肘的東林黨人王化貞，於是又丟掉了廣寧。由此可見，後金的迅速“成長”和東林黨的不顧一切的“爭權”有著很大的關係！

再說奪利，明朝與後金的戰爭損耗巨大，崇禎皇帝為了省錢，都已經開始穿打補丁的衣服了。其實當時明末南方的工商業是極其發達的，其中江浙地區尤為富庶，“萬曆三大徵”結束以後，由於朝廷缺錢，萬曆皇帝果斷在江南地區開徵的“礦稅”（主要就是工商稅），給朝廷增加了大量收入。可是東林黨人一貫的宗旨就是反對工商稅，反對宦官干政，其中原因就是當時大部分東林黨人都是亦商亦官的“代理人”，他們以礦監（大部分都是皇帝派出來的太監，而且確實有些太監在各地徵稅期間橫徵暴斂）貪腐為藉口，極力抵制工商稅，實際上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錢袋子”。比如說東林黨早期領袖李三才，多次公開上奏抵制抵制皇帝徵收工商稅，而另一方面他個人的家財竟然達到了470萬兩白銀之多（相當於明朝一年的收入）。當然不僅僅是李三才一人，後面的東林黨領袖比如說劉一燝、葉向高、錢謙益等等，隨便哪一個其實都是家財百萬的“資本家”，不然他們哪裡會有錢和“秦淮八豔”打得火熱？因為他們所代表的其實就是明末資本家和官僚階級（基本可以等同於他們自己）的根本利益！

一方面東林黨人都是家財萬貫，另一方面則是朝廷因為和後金的戰爭消耗巨大、國庫空虛，面對如此困境，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不得不開徵“遼餉”，可皇帝又拿根深蒂固的東林黨沒有辦法——不能增加工商稅，那就意味著只能增加農業稅。據歷史記載，明末農民的農業稅已經到了“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的程度，如此誇張的賦稅，你讓老百姓們還怎麼活得下去？於是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趁機揭竿而起，自然也就受到了廣大窮苦農民的積極響應。事實證明這些農民起義恰恰是造成明朝的滅亡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一點上，東林黨人實在是“功不可沒”！

再說說清末清流黨，晚清清流派是清朝光緒年間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政治派別。其產生的原因是慈禧與恭親王奕訢的權力之爭。

“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潔、勇於言事，有名望計程車大夫。晚清清流派形成於19世紀70年代，當時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佔了多數，感到力單勢孤，於是籠絡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以壯聲勢，這些“臺諫詞垣”標榜風節，“嚴義利之分”，以經世匡時為己任，時有“清流黨”之稱。

清流派分為前清流和後清流。

前清流形成於光緒初年，即19世紀70年代末。其主要成員有李鴻藻、張之洞、潘祖蔭、李慈銘、王懿榮、陳寶琛等。

後清流大致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前後，主要成員有翁同龢、文廷式、志銳、張謇為骨幹，酒盛昱、沈曾植、王仁堪、黃紹箕、丁立鈞、李文田等

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修復宋代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顧憲成、高攀龍等在書院講學的八人，被稱為“東林八君子”。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為匡正時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既有鮮明的學術思想見解，又有積極的政治主張。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競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而加以無端攻擊詆譭。這就是“東林黨”的來歷。 　　天啟年間，東林黨由於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運出現了轉機，當時的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記述此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按理說，這是他們治理國政的最佳時機。然而此時，東林黨人與閹黨集團之間因朝政爭論相互攻擊達到公開不可調和地步。 　　

天啟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賢對東林黨採取了殘酷的鎮壓行動，他借熊廷弼事件，誣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後來這5人加上自殺的顧大章被稱為 “前6君子”)有貪贓之罪，大肆搜捕東林黨人，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冤死獄中，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7人，(史稱“後七君子”)東林書院被限期全部拆毀，講學亦告中止。 明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懲處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同時昭雪平反東林黨人冤案。並下旨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人雖然又一度入閣，但不久，到袁崇煥被捕治罪以後，東林黨人又被迫退出內閣。 明朝晚期,崇禎時代，再次回到朝廷權力中心的東林黨人,已經沒有了視死如歸的楊漣那樣的真烈士。那麼，東林黨剩下的都是什麼人呢?看看東林黨當時頭面人物錢謙益、侯方域，這兩個一老一少的表演。清兵入關，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錢謙益出任禮部尚書。不久清軍南下，弘光朝覆亡，紅樓知己柳如是勸錢謙益與她一同投水殉國，錢卻以“水太冷，不能下”為由不肯。外敵襲來，青樓女子柳如是李香君抱定殉國之念，而他們的情郎錢謙益侯方域卻一心賣國求榮。“清流”的氣節竟不如“清樓”。 　　

這足以說明：侯方域和錢謙益組建的後東林黨，完全變質——前期東林黨，是以身作則、殺身成仁的信仰集團，而後期東林黨，是“殺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團，幾乎悉數偽君子。那些滿口“大義”的清流，在滿清屠刀下少數有些骨氣，大部分都是“脫下舊服換新袍”，帶頭“剃髮易服”之輩，令後人唏噓不已。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書院門口一副對聯，更曾經是他們的行事準則！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的正面評價！首先，他們創立東林學院最初的目的就是興天下為己任，鋤奸扶君，報效皇恩，用意是好的。在本質上起碼是正面的！其次，東林黨的求實精神，對於當時被八股文束縛了思想的文人們，有積極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最後，東林黨人有部分還是剛正不阿的，對國家的忠誠，還有面對奸佞的犧牲精神，比如說楊漣，比如說左光斗～

接下來說說我對他們負面評價！首先，黨爭誤國！東林黨剛開始鬥魏忠賢，鬥倒魏忠賢接著鬥楚黨，齊黨，甚至鬥皇帝，斗的是其樂無窮，斗的是國破家亡！其次，東林黨代表的是江南官商集團，鼓勵不收商稅，加重農稅！作為既得利益者，滿嘴仁義道德，私下裡卻是貪腐成性！連顧炎武都罵其小人可見一斑！最後，文人風骨的淪喪！東林黨後期，講求實精神的東林黨，變成了空談派，爭權奪利貪汙腐化不說，就連最基本的文人風骨都沒了。典型的有東林黨骨幹錢謙益，清軍城下，名妓柳如是勸其投水自盡，錢謙益試了下水溫說水太涼，而柳如是卻是差點自盡，相比之下還不如個妓女！清軍入城讓剃髮，漢人皆大哭，而這位錢謙益老先生卻早早剃了發，說頭皮癢！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東林黨其實就是江南官商集團的代表，一個自私到極點的官僚組織，所謂氣節，所謂清流都是假的，包括他們的講學精神，政治主張都是空的，是赤裸裸的掛著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只可惜了楊漣，左光斗的犧牲！他們經常說宦官害國，說的沒錯，那麼他們就是誤國，東林誤國！！！

在小的時候看一些歷史方面的書籍，當時就提到，東林黨是非常具有正義感的群體。在朝廷上，以東林黨為首的正義的官員們與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進行鬥爭，遭到閹黨殘酷的迫害，眾多正義之士為此殞命。總之東林黨的人給大家的感覺是鐵骨錚錚，慷慨壯烈的正義人士的形象。

但是後來長大了，有關歷史方面的書籍看得多了，才發覺事情並不是那麼回事。東林黨誕生之初，是在名士顧憲成等人的倡導下，在東林書院成立了當時江南士大夫階層的聚集地。當時他們聚在一起，爭貶時弊，倡導廉政清明。從表面上看，東林黨似乎是一個無比正義的黨，但是由於東林黨起源於江南，所以它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了江南地主階層維護自己利益的一個工具。

在朝廷爭議的時候，他們引經據典，時刻不忘維護自己的利益。當時明朝西北出現了大饑荒，而朝廷沒有財政收入去賑災，但是江南卻富可敵國。皇帝想從江南征收稅款去補貼西北的災民，但是代表江南地主階級利益的東林黨卻以祖製為依據，強烈反對皇帝從江南征稅。這些人看著明朝一步步走向滅亡，但是卻捨不得拿出自己的錢財來國家渡過危機。最終明朝被農民軍所滅，崇禎被逼上吊自殺，他在自殺之前就說這些文臣個個皆可殺，顯然也是看清楚了他們的本質。而農民軍從這些摳門的大臣家中抄出無數的財富，不可謂不具有戲劇性。後來，清軍入關佔領江南的時候，東林黨也是帶頭向清軍投降，完全沒有了當年那股錚錚鐵骨的樣子，可見東林黨所謂的正義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

而清末的清流黨是指的19世紀中後期滿清朝廷裡面一些職位尊貴，諷諫時政，但是又不參與實際事務的一些官員。這些人很多和明末的東林黨一樣，針對做事的人進行百般指責，並且理直氣壯，但是真正到自己做事的時候，卻啥也幹不了。但是由於這群人在朝中擁有很強大的勢力，再加上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統治者依靠他們來對做實事的官員進行牽制，所以真正幹事的人對這夥人也是相當煩，但卻又無可奈何。

因為這些人說起很多事來，都是理直氣壯，他們對於滿清末年複雜的國際形勢和西方的科技發展一無所知，只知道說一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祖宗之法不可變之類的大道理。而洋務運動的那些人雖然熟悉這些東西，卻被清流黨攪得束手束腳。例如李鴻章在發展北洋海軍的時候，那些清流黨就屢屢上奏，導致李鴻章很多時候不敢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北洋海軍在建成之後，起初雖然對日本海軍有有一定的優勢，但是日本方面奮起直追，日本天皇帶頭捐出自己的私房錢全國捐款建軍艦。這個時候正確的做法就是北洋海軍要繼續大規模的建設發展下去，始終保持對日本的優勢，這樣日本就不敢輕舉妄動了。而且以當時的國力對比，中國是完全可以這麼競爭下去的，而日本反而耗不起。

但是清流黨們在這個時候卻完全起了阻礙的作用，他們完全不明白海軍的建設就是需要鉅額的投資，而且對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不清楚，認為日本不過一個爾爾小國，對中國根本構不成什麼威脅。所以他們就上奏朝廷，說李鴻章建海軍耗費實在太大了，而且現在海軍規模已經完全建成，完全不需要再投巨資建設海軍了。李鴻章也害怕這些清流黨們的上奏，而且他當時的權勢確實有點功高震主了，所以在面對清流黨們的指責，在該提出繼續發展海軍的要求的時候也不敢提出，導致北洋海軍多年沒有大的發展，軍艦的噸位數和先進軍艦都被日本超過。而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幾年不發展軍艦還有大炮技術就落後了。所以在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面對日本海軍事實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軍艦在大炮先進技術上還有軍艦的速度上都佔有極大的優勢。關鍵是這些清流黨們還不知道這些情況，認為中國的海軍依然佔據優勢，肯定能擊敗日本，逼著李鴻章讓北洋海軍出海作戰，結果慘敗。

甲午戰敗之後，中國的災難越來越深重，而日本則成為世界強國。這些問題不能完全說是清流黨們的責任，但是他們絕對功不可沒。所以明末的東林黨和清末的清流黨，他們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就是他們自己不做正事，但是卻掌握著輿論，讓真正做事的人束手束腳，最後給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