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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崛起與北宋的放任態度！

北宋仁宗朝，西北的党項族突然不安分起來，給北宋帶來嚴重危機。党項族本是西羌的一支，北朝時期就在今甘青地區活動。唐太宗時，党項族歸順唐朝。唐末平定黃巢之亂時，党項族立了大功，因此唐賜其李姓，其封地擴大到今甘肅、寧夏大部。五代時期，党項接受歷代中原王朝冊封。宋朝建立時，也無力兼併西夏，於是同樣對其籠絡。

西夏問題不能看做傳統中原王朝與北部遊牧民族的爭鬥，實際是唐末藩鎮割據的殘留，該政權世代相襲。在唐末五代百年間，党項安心在西部發展，勢力已經十分雄厚。北宋建立之初，也多次對党項動兵，但始終沒有太大進展。真宗時，党項首領李繼遷在進攻宋西涼府時，中箭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李德明轉變策略，向宋臣服，集中精力同西部的吐蕃作戰，而北宋也無心再戰。北宋放棄靈州，換來與西夏的和平。北宋的消極政策，終於使西夏在解決後顧之憂吐蕃後，將矛頭對準北宋。

仁宗繼位後，仍維持真宗與李德明的協議，雙方互不侵犯。但在李德明去世後，其子元昊即位，元昊素來對北宋有不臣之心。元昊即位後，以各種藉口屢次襲入北宋境內，試探北宋的虛實。同時，他還以去五臺山拜佛為名，刺探情報。北宋的邊防官員早有察覺。慶州通判曾上疏“元昊雖稱臣奉貢，然包藏禍心，特未發爾。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實際上就是提醒朝堂警惕。

但北宋朝堂對此毫不警戒，覺得不足為懼。一些大臣一直將防禦重心放在北邊，而一些大臣則認為北宋內憂大於外患。韓琦曾上奏仁宗：“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丑，孰能為國家之患哉！”

於是，元昊崛起之時，北宋西北邊境可謂放任自流，毫不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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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危機的應對

1038年，元昊覺得時機成熟，稱帝建立大夏國。元昊稱帝后，最初想透過外交手段獲得宋王朝的承認。但北宋朝野十分震驚，斷絕了與西夏的互市貿易。之後，怎麼應對西夏成為北宋的當務之急。

最早到西夏前線的是夏竦。夏竦認為北宋多年沒有大戰，軍隊戰鬥力和戰鬥經驗都比不上前朝，出兵討伐西夏沒有絕對的勝算。因此他主張堅壁清野、練兵實邊，同時聯合西番壓制西夏。朝廷內部也有許多人紙上談兵，主張迅速出兵，“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群臣爭言小丑可即誅滅”，很多文臣認為李元昊只是跳樑小醜，不堪一擊。樞密使陳執中甚至主張派刺客刺殺元昊，認為元昊一死，西夏之患便可除。

雖然北宋進行避戰，但元昊還是找到了進攻機會，於1040年向北宋延州進攻，但延州求援的資訊卻被宰輔扣留，沒有上達。然後元昊以假投降迷惑延州主帥範雍，之後伺機出動，宋軍大敗。再之後，元昊又不斷製造摩擦，引起很多小戰鬥。

三川口慘敗之後，仁宗命朝臣上攻、守之策。韓琦指出，宋朝目前採取的堅壁清野的守策，有很大弊端。宋軍四處防守，兵力無法集中。如果集中兵力必能破敵。范仲淹卻認為目前還應該防守，他說現在宋夏邊防雖已經有守備，但內地卻守備空虛，如果元昊打探清虛實，繞過邊境城池直接進攻關內，將面臨大危機，當務之急應該加強各地的守備力量。仁宗經過思慮，覺得防禦為主的持久戰，屯兵運糧造成的經濟負擔也很重，於是採納韓琦建議對夏作戰。

於是北宋朝堂大變，為振西北軍威，罷黜主和派宰相張士遜、樞密使陳執中，重新啟用主戰派呂夷簡為相。以夏竦為山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但實際以韓琦為核心。韓琦招募兵馬，力圖與西夏進行一場大戰。但韓琦及其任用的主將任福過於貪功冒進，在好水川遇伏，宋軍大敗。戰後，宋廷又採用偏保守的戰略。韓琦也轉變策略，採用偏防守的穩重戰略。之後，西夏在韓琦、范仲淹一線進展困難，於是轉向涇原方向，於定川寨又取得一次大勝。

北宋雖然三次大戰均敗，但也取得不少勝利。北宋政策不斷調整積極備戰，如任用狄青等一批優秀的將領，訓練出一隻善戰的軍隊。所謂“將之能者漸出，而兵之精者可用”，西北邊防也得到了有力加強，在防守中漸漸掌握戰爭主動權。

西夏始終是個小政權，多年戰事也使其國內民不聊生、矛盾重重。遼國也不希望西夏強大，對其進行警告。同時，韓琦、范仲淹等人意識到，如果持續戰爭，只會兩敗俱傷，並使遼坐大。在雙方都厭戰的情況下，宋、夏於慶曆四年簽定和議，西夏向宋稱臣，而宋賜予其歲幣，雙方開始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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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軍事不振之原因

宋朝立國後，因為汲取唐末五代武將專權的歷史教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一直都在致力於軍事制度的改革。首先，政軍分離，政事歸於中書門下，而軍事機務歸樞密使，相互掣肘。且軍事決策上，中書、樞密院分別提出決策建議，之後再由皇帝決策。同時，調兵權與統兵權相分離。樞密院雖掌管調兵權，統兵權卻在三衙（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手中。宋人範祖禹評價道：“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同時，將帥身邊要設監軍，多有宦官擔任，報告將官和軍隊的動態。

在這種制度下，北宋軍務決策系統滯後，軍隊系統設定繁雜，將領受到掣肘過多，作戰指揮僵化。同時，北宋軍隊主要駐紮在京城附近，稱禁軍，禁軍經常輪換部隊長官，目的使將帥難以專其兵，造成“兵不認將，將不識兵”的局面。

北宋西部邊境党項族作為唐代藩鎮割據的殘留，宋初勢力就很大，宋廷在嘗試戰爭手段後沒有解決這一問題。隨後党項的暫時屈服使宋廷放鬆警惕。仁宗時，党項首領李元昊建夏稱帝，在北宋朝堂之上，進攻和防禦也成為朝臣反覆爭論的話題。

宋仁宗開始主和，在西夏咄咄逼人之勢下轉向對西夏作戰。然而，接二連三的失敗，宋朝只能以防禦為主。北宋對夏戰爭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最終還是無法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實質性勝利。這恐怕要歸結於北宋自建立以來重文輕武導致的局面。

宋仁宗實施“慶曆新政”，主要操作者是執政的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作為諫官，也是改革派。新政半途而廢后，這四人都先後被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范仲淹的年齡最大，在七年後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其他三人都較范仲淹小二十歲左右，他們後來又被宋仁宗召回，先後都做了宰相。范仲淹外放後沒有再回京，主要原因應是年齡大了還有病，那時人生七十古來稀，比范仲淹小一輩的韓琦六十八歲去世，歐陽修六十六歲去世，只有富弼長壽，活到八十歲。

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都是彪炳史冊的人物，范仲淹名氣最大，是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他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流傳千古，影響甚遠；歐陽修既有政績，更是文壇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富弼和韓琦都是名相，被譽為"富韓"；韓琦還與范仲淹統兵對峙西夏，鞏固邊防，極有聲望，被天下人稱做"韓範"。

這裡著重說說韓琦和范仲淹。感謝電視劇《清平樂》，讓我們認識了一代名相韓琦。范仲淹在朝中因為直言進諫，先後三次被貶出京城。而韓琦做諫官時更厲害，他接連彈劾宰相王隨、陳堯佐和副宰相韓億、石中立尸位素餐、碌碌無為，導致四人同一天被免職。這就是“片紙落去四宰執”，韓琦因此名聲大震。

在與范仲淹一同經略邊疆時，開始韓琦主張進攻，范仲淹強調防守。後來事實證明了范仲淹的正確，韓琦與范仲淹一道築就固若金湯的防線，讓西夏無機可乘、陷入困境，不得不求和，西北邊疆從此比較安定了。

”慶曆新政“是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共同籌劃和實施的，新政受挫後，他們相繼被貶到地方。范仲淹從此再沒有回京，留下了遺憾。而韓琦則在外放十一年後，被宋仁宗召回京，先後出任樞密使和宰相，繼續了自己顯赫的仕途，在安定社稷、改革吏治、發展經濟等方面建樹頗多。

宋史對韓琦的評價是：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相三朝”是指韓琦先後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擔任過宰相，長達十年。“立二帝”是指在韓琦的反覆勸說下，宋仁宗立養子趙宗實為皇太子，改名趙曙，後來登基成為宋英宗；宋英宗在位近四年病重，韓琦又建議宋英宗早立太子，宋英宗便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第二年，宋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成為宋神宗。

歐陽修對韓琦的評價更精彩："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歷史上的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很多政策措施已經影響到了國家的發展，所以作為統治者自然想要不斷地進行改革 ，其中人們比較熟知的就是王安石變法，當然在他之前實際上宋仁宗時期就已經有了宋仁宗時期的范仲淹和韓琦的變法。

范仲淹和韓琦兩人都是那個時期非常有名望的人，都曾經有過一定的功績貢獻，屬於受尊敬的人，他們進行改革自然是受歡迎的，宋仁宗的啟用無疑是一次好的機會，而他們也希望透過這次改革證明自己，但是兩人在對於改革的態度一致的情況下，卻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韓琦當時給的改革措施是以邊疆戰事為主，這和他的經歷有關係，畢竟長期在邊境駐紮，所以對這方面關心，但並不是宋仁宗關注的主要問題，皇帝希望的是改革三冗，韓琦提出的方案卻要花錢出去，這讓宋仁宗很不滿意。

范仲淹的方案則是針對當時出現的三冗局面進行的改革，比如對官員考核難度要增加，並且把原來官員可以恩蔭的方式廢除，因為態度比較明確，所以宋仁宗更傾向於讓范仲淹來進行變法，之後的慶曆新政就由范仲淹主導，韓琦輔助，但是韓琦對吏治的整頓不太熱衷，保守派士大夫比較容易接受他的改良而非改革的思想，所以韓琦在短暫的被髮配後，反而一直活躍在上層官場，在宋英宗時期韓琦還因擁戴之功成為首席宰相。而始終如一堅持改革的范仲淹最終鬱鬱而終，所以二人的結局不同。

宋仁宗時，慶曆三年，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執政，歐陽修、王素、餘靖、蔡襄同為諫官。宋仁宋便責成他們在政給上改革，稱，興致太平。

這年，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 ，等十項整頓政事的主張，大部分被任總採納，頒詔推行，號稱，新政，不過新政觸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實行時遭到強烈反對，改革僅僅持續一年更作罷了，為此，范仲淹也遭到誣陷被貶。

韓騎的改革方案中主要是以邊事為主，因他本人長期在邊境率軍和西夏、遼國對峙以及作戰，故而對邊事更關心。韓琦提出的方案全是要花錢出去，使宋仁宗很不滿。

後來改革失敗，主導改革的范仲淹被流放，從此他在也沒有回過朝中，宋仁宗和執政的保守派的大臣們都不願范仲淹再回來，之後的范仲淹一直都在外任職，在外鬱鬱而終！

木秀與林風將吹之，人出於群眾將責之！從商央變法到梁啟超改故革新，真正變法的人都是雷勵風行，氣勢萬鈞，否則變法難以實現，君主都知道變法對國家有利，開明君主，能駕馭的了這樣的人。實行變法，支援變法。可是，庸才君主畏懼，所以不得不下殺手！

北宋早期，國家經濟繁榮，社會呈現出一片繁華景象。但是到了宋仁宗時期，國家財政出現了三冗（冗員、冗兵、冗費）的窘境，嚴重影響到了國家的整體進步。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宋仁宗決定發動變法改革，即“熙寧變法”，但是改革引發了朝中最激烈的黨爭，使整個宋朝計程車大夫集團陷入了分裂狀態。

范仲淹和韓琦為何會有兩種不同的結局！

宋仁宗大力提拔少壯派官員來幫助他實施改革，其中主要是范仲淹和韓琦，於是把這兩人於慶曆三年（1043年）調入到朝廷擔任執政大臣。范仲淹和韓琦起初是一夥的，兩人都在地方上立下過令人矚目的功勳，開始時，朝堂對於他們兩人的調入都是持歡迎態度。

范仲淹和韓琦都在宋仁宗的懇切期盼下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舉措，但是兩人雖然改革的態度一致，各自的改革方案卻不同。因韓琦長期在邊境率軍，和西夏、遼國對峙作戰，故而對邊事更關心，所以，起初韓琦給予宋仁宗的方案主要以邊事為主。而邊事雖然是北宋當時面臨的一些麻煩，但並非宋仁宗期望認真對待的主要問題，他希望改變的是三冗現象，而且韓琦的方案全是要花錢出去，宋仁宗對此很不滿，於是韓琦以“三冗”為主，提出了第2套方案。韓琦的兩次方案讓宋仁宗對他的實際目的感到了懷疑。

於是宋仁宗讓范仲淹提出見解。范仲淹起初不肯，因為他覺得變法會和士大夫階層發生決裂。而迫於皇帝的權威，還是提了出來。范仲淹的的改革方向，是針對“三冗”中的冗員，其方案是在嚴厲整頓吏治的基礎上，嚴格加強對官員的考核，並把官員和權貴們透過恩蔭的方式提拔下一代的規定加大了難度。宋仁宗對此表示滿意。

由於范仲淹的才華和名聲，宋仁宗特別信任范仲淹。再者，因為劉娥太后執政期間，范仲淹曾經公開支援太后還政於皇帝，後因此被劉太后貶官發配。宋仁宗總感覺虧欠范仲淹一份人情，因此比較重視范仲淹的建議，最終選擇了范仲淹領導“慶曆新政”，由韓琦、富弼和歐陽修等輔佐。

但是，范仲淹的吏治改革方案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硬反對。改革開始，朝堂上計程車大夫集團就分成了兩派，其中保守派便大力汙衊范仲淹結黨營私。

宋仁宗雖想改革，但又擔心改革派一家獨大威脅到皇權，所以他支援改革的同時，也支援反對派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便給了保守派攻擊范仲淹的機會。而支援改革的歐陽修偏偏又在此時寫了一篇《朋黨論》，書中表示支援變法的皆為君子，君子應該結黨團結一致。宋仁宗看到此書後，改變了對范仲淹的態度。他擔心范仲淹想透過改革，把朝堂上的重要職位全部換成支援他自己的人，到時就會架空皇帝。因此，宋仁宗立即終止了變法，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也紛紛被髮配到外地。

改革失敗後，范仲淹一直再也沒有回到過朝廷，一直在外地任職，直到鬱鬱而終，因為保守派們都反對他再回來，宋仁宗也害怕范仲淹再回來搞君子黨。而輔佐范仲淹的韓琦卻因為不太熱衷於嚴厲整頓吏治，因此，佔據朝堂主導力量的保守派比較容易接受韓琦的改良而非改革的主張。所以，韓琦等人在短暫的被髮配後 ，又回到了朝廷，而且一直活躍在上層官場，宋英宗時期，韓琦還因為擁戴功勞成為首席宰相。直到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時，才因為反對變法而被迫辭官回鄉。

所以說，范仲淹和韓琦雖然都幫助宋仁宗改革，但是兩人的結局卻截然不同。

幫助宋仁宗改革的範仲俺和韓琦為何有著截然不同的結局？

范仲淹和韓琦一直在陝西前線抗擊西夏，兩人互相配合，打了許多勝仗，成為北宋王朝西北邊陲的倚重，天下人以“韓範”並稱。

《宋史.列傳第七十一》：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範"。

西夏李元昊與大宋和談後，慶曆三年，范仲淹、韓琦先後被調回東京，范仲淹任參知政事、韓琦任樞密院副使。

宋仁宗當時有銳意進取之心，多次詢問范仲淹、韓琦當世之事，有意實行改革。

慶曆三年7月，韓琦先上書提出“七大舉措”，得到了宋仁宗的“嘉納”。

慶曆三年9月，宋仁宗召輔臣一起參謁天章閣，瞻仰太祖太宗御容，同時又問邊防大事，並且問了很久。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御邊大略，久之，乃罷。

范仲淹認為朝政積弊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變的，因此並沒有下定決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親自手寫詔書賜范仲淹，並再次把范仲淹、富弼約到天章閣內，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寫出方案：

《宋史.列傳七十三》：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

宋仁宗親賜手詔，並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書寫奏章，其實是趕鴨子上架，逼范仲淹拿出改革方案，范仲淹惶恐異常，緊鑼密鼓拿出十大改革措施，“慶曆新政”拉開帷幕。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減輕國家負擔。

宋仁宗急於改革，是因為“三冗”問題負擔太重！所謂“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費！“三冗”產生的根子在“冗官”，而“冗官”的產生原因大概有：

一是機構重複設定，機構多。

宋朝自立國以來，為了防止臣子權力過大，就增設機構來分權。如中書門下相當於宰相，但權力只限行政；中書門下又設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范仲淹就是參知政事；軍事由樞密院管理，樞密院有樞密使、副樞密使，韓琦就是副樞密使。官多了，行政交率就下降。

同時宋朝由於重文抑武，實行“兵將分離”制度，兵不識將，將不識官，武官准備了一大堆，文官也準備了一大堆，更離奇的是，為了限制武將，竟然讓文官帶兵。

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也是在州府的基礎上，增設可以向皇帝直接報告的通判，並且官、職分離，官與權力分離，官多了還不做事，自然就造成了“冗官”。

二是科考取仕多。因為機構多，需要當官的人就多，所以宋朝的科舉考試，取仕名額比任何一個朝代都多。5倍於唐、30倍於元、4倍於明、3.4倍於清。科舉錄取率這麼高，感覺只有現在的高考錄取率才能超過宋，但高考只是受教育，不直接當官啊!

三是“恩蔭”氾濫。恩蔭又稱門蔭、蔭補、任子，是古代官僚世襲制的變種，就是官員退休了，給子孫一個當官的機會。恩蔭制度在唐朝，只是個例。到了宋朝宋真宗以後就開始氾濫。不僅官員退休以後子弟襲職成為常態，而且官員的親屬、門客也能得到“恩蔭”。更奇葩的是，宋真宗過生日、三年祭祀一次天地也要開個“恩蔭”。清人趙翼形容宋朝的恩蔭制度是“一人得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真懷疑宋朝的皇帝是專門批發烏紗帽的？

四是“買官”成制度。當然，宋朝規範的名字叫“納粟”，也就是政府因為修堤啊、用兵啊、救災啊、向遼西夏繳納歲幣啊，缺錢的時候，會鼓勵一些富人繳錢納糧，幫政府擺平這些事，作為獎賞，政府就會封這些“納粟”的富人一官半職，這就是變相賣官買官，後來隨著國庫虧空越來越大，這種“買官”行為竟然演變成了制度。

以上四大因素，必然導致宋朝官場出現了空前的“冗官”現象。

由於“兵將分離”，造成了兵的素質下降，因為將與兵很少結合，必然導致將對兵的訓練、管理不到位，從而造成兵員素質下降。而為了彌補弱兵的缺陷，就從增加兵的數量上去解決；增兵如果解決不了問題，就再增兵，形成惡性迴圈，最後兵過百萬，照樣吃敗仗。水滸裡說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也是有根據的。兵多了，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官多、兵多，自然各種開支費用就大；另外，宋朝實行募兵制，募來的兵就得養著，光軍餉就是天文數字。再加上澶淵之盟後，每年要貢給遼國大量的歲幣、絹匹；西夏李元昊求和以後，也向宋朝要錢要布，更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就造成了“冗費”。

而“三冗”又導致兩積：積貧、積弱！

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劉娥太后死後，宋仁宗親政了才知道國家財稅負擔那麼重，宋仁宗畢竟還算是明君，很想有所作為一番，所以一旦西夏邊患緩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韓琦調回東京，一個擔任副宰相、一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希望他們就拿出一些措施來解決“三冗”問題。

二、改革舉措——以范仲淹十大舉措為主，韓琦“七+八”舉措為輔。

從時間上來說，韓琦的改革方案是先提出來的。他根據當時西夏和契丹對西、北邊境造成的威脅，提出了應該先行開展的七項措施：

《宋史.列傳七十一》：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

——清政本。就是希望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要研究大事，小事交給具體職能部門做就行了。兩府不要大事小事都管，也不要眉毛鬍子一把抓，要分清主次。

——念邊計。就是針對西夏請和，索要無度，晏殊等重臣一味滿足而提的。意思對邊防大事要慎重，不要對方提出什麼就立即答應，要好好研究研究再做出決定。

——擢材賢。就是要仿照宋太祖時的一些舊制，對武學中的一些奇才打破常規予以提拔。

——備河北。就是提醒澶淵之盟之後，北部邊境武備鬆懈，但北遼契丹對大宋依然虎視眈眈，黃河以北廣大地區不能陶醉在和平的幼像中，而要提高警惕，未雨綢繆，選派轉運使去河北整頓武備，以防不測。

——固河東。河套一帶黃河以東地區，由於李元昊的侵略，破壞較大，需要加強防禦，建立要塞，作長久打算。

——收民心。由於國庫枯竭，希望皇帝從內庫中取出部分財帛支援邊事，而不是加重民眾負擔。

——營洛邑。開封無險可守，應該有序而又不大張旗鼓地營建洛邑，並且注意貯存糧秣，以備不時之需。（韓琦不愧是久駐邊關，非常清楚開封城的危險性，如果早聽他的，即使發生金兵南侵，也不至於有“靖康之恥”那麼慘。）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五》：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部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御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才午即出，匆遽僉署；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宜仿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密受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形勢孤絕；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代邊用。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遽議興築，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庚。”帝嘉納之。

韓琦提出了這7條需要急辦的事務後，又提出了拯救時弊的8條對策，這八策基本包含在後來的范仲淹“十策”裡了：

《宋史.列傳七十一》：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

韓琦的這“八+七”改革方案，宋仁宗還是基本認可的，所以“帝悉嘉納”！

但是也許覺得韓琦的改革力度不足，也許想看看范仲淹有什麼良策，所以在接到韓琦的改革方案後，宋仁宗兩次開啟天章閣，逼范仲淹、富弼真刀真槍拿出方案來。

宋仁宗的“趕鴨子上架”，讓本來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只能迎難而上！范仲淹根據自己接近30年的從政經驗，以及在地方上主政時時瞭解的民情，加班加點很快就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詔條陳十事》，即改革十大方案（以下引用均來自《宋史.列傳七十三》）：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

就是明確官員的升降問題，沒有大功勞大善舉不能升遷。二府內外在職人員至少要幹滿三年才能考慮升遷；在京各衙門的官員如果不是推選或科舉而任職的，至少要幹滿五年，才能進行升遷考核……這是針對宋朝當官滿三年，不管有沒有業績，一般都要升遷的舊習慣而提出的改革舉措。范仲淹希望在一個職位上要幹出成績來才能升遷，而要幹出成績，三年太短了……

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

這一條是針對“恩蔭”制度的弊端而發的。所謂乾元節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這天，是要開恩蔭的，范仲淹建議少卿、監以上的職位乾元節恩補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須幹滿兩年以上的才能讓子孫“接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等館閣，大臣們不得推薦自己的子弟擔任。

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

這一條是針對科舉弊端而言的，認為糊名法純粹考的是辭賦，缺乏鄉里考核推薦一環，無法看出錄取者的品行，應該改革。而進士應該先考策論，然後再考詩賦。策論寫得好、詩賦寫得差一點的為優等生，策論寫得一般、詩賦寫得好的為次等生。優等生直接給出擬授官職，次等生等待進一步選拔。范仲淹建議讓進士名實相符。

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

范仲淹認為刺史、縣令這些職位與百姓休慼與共。宋朝的做法是憑資歷提拔人員充當這些要職，這樣那些有資歷但無能力的人上任不但不能幫助天子分憂，還會傷害百姓。所以他建議重要崗位由上級主管部門提名推舉，然後幹部部門考察這些被推舉的人歷任業績，根據舉薦的多少和業績考核結果，擇優錄用。

因此，他建議：中書門下、樞密院各推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推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推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推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推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各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

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

現代有個詞叫“高薪養廉”，范仲淹則認為應該“厚祿養賢”，其實是一個意思。宋真宗時，為了保證外任官員有足夠的俸祿，實行職田制，用職田的田租來補充俸祿，這相當於長年在外出差人員的工資補貼。仁宗時，朝中有許多京官可能是眼紅原因，多次上書要求取消職田。范仲淹對此據理力爭，認為職田不應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比如，刺史州有20頃職田，那麼刺史拿多少？刺史下面的其它官吏拿多少？只需要定出個相對合理的比例出來就行。范仲淹認為，只有厚祿養賢，才能減少外任官員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

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

范仲淹認為，善政之要，在於養民，要養民根本的是要重視農業。而宋朝因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華人民都熱衷於當官和當兵，所以對立國之本的農業反而輕視了。因為輕視農業，農田產出不足，導致糧價和布價都飛漲。范仲淹還舉出了江南浙西一帶的因為農桑不力而出現了許多荒田，“魚米之鄉”名不符實。希望朝廷下大力氣發展農業，派專人興修水利，使江南重新變成真正的“魚米之鄉”。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

這一條是針對“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唐朝實行的府兵制，所謂府兵制，就是類似於屯田制的一種兵役制度，軍隊駐紮地周圍拔給一定量的農田，駐軍戰時打仗、閒時種田，自給自足解決軍糧問題。改成“募兵制”以後，軍隊不用種田，只拿軍晌，糧草由朝廷調配供給，增加了朝廷負擔。所以范仲淹建議，恢復府兵制，招募壯丁，作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時間種田，四分之一的時間訓練。並建議先在京畿的軍隊中試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置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

宋朝每三年要舉行一次盛大的京郊祭祀天地儀式，然後頒佈一系列恩澤百姓的命令，如大赦天下、發放錢糧等。但這些皇帝的“恩澤”往往被地方官員“打折”，比如“大赦”的時候向被赦人員索要錢財，發放錢糧時剋扣等等，使皇帝的“恩澤”不能落實。因此，范仲淹建議對“貪汙”恩澤的官員要嚴懲，並且每次恩信下去時，同時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動皇恩落實。

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

這一條是針對法律而言的。宋仁宗時候的法律，制定與頒佈的時候都很草率，經常是某個大臣根據個人的意見頒佈一項法律，結果因為有問題，頒佈了沒法執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現象。同時，法律條款很多，許多也沒法一一落實。故此，范仲淹建議，對法律條款數量要少而精，容易執行。法律制訂時要反覆協商，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確保不會出現朝令夕改現象，避免有損皇帝尊嚴的事情發生。

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並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

范仲淹以河南舉例，唐朝時河南有19.4萬多戶人家，設定20個縣；現在，河南只有7.5萬多戶，仍然設定19個縣。人口減少60%，而縣幾乎沒有減少，也就是說縣級的各種官吏也沒減少，還增多，這樣勢必給底層的勞動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賦稅、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幾倍。沉重的賦稅、徭役令底層人民不堪重負，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因此，范仲淹建議，壓縮縣級編制，精減縣級辦事人員，多餘的人回去務農，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富起來。

范仲淹這改革十策，前五條和最後一條都是和吏治有關，核心都是汰減“冗官”；一條是關於農業的，一條是關於軍事的，另外兩條是關於法令的。就是今天我們讀了，也覺得切中肯綮。何況是當時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滿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轉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執行。

《宋史.列傳七十三》：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

客觀地說，韓琦的“8+7”方案和范仲淹的改革十策是互相補充和完善的，所以都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

韓琦提完方案，恰逢陝南暴發張海、郭邈山起義，韓琦趕緊去陝西鎮壓起義去了，留下范仲淹和富弼等人繼續在京推行改革。

三、 改革實施——政治局面煥然一新

韓琦去陝南平叛以後，“慶曆新政”主要由范仲淹和富弼在京組織實施，樞密使杜衍和歐陽修也參與進來。

范仲淹雖然覺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根據韓琦的七策，儘快安排邊防官員到位。慶曆三年10月，經過范仲淹嚴格考核推薦，朝廷頒詔，任命張溫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別為河北、淮南、京東、河東都轉運按察使。“十策”中的“擇長官”率先實施。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丙午，以鹽鐵副使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案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案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轉運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

二是下發磨勘新法。緊接著十月底，經過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頒詔下發磨勘新法，官吏升遷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諸於行動。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於舊。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詔》並請仁宗頒佈下發。對恩蔭的年限和範圍進行了限定，同時打擊了恩蔭制度的一些變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監安排的人長期佔據重要崗位的現象。並安排專人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對發現的人才予以提拔，對貪官庸才朝廷處置。朝廷還下詔：現任、前任兩府子弟、親戚不得進館閣。這樣，“抑僥倖”也開始了落實。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癸未，詔：“館職有闕，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並讀書之類。”《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亥，詔更廕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侄年過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殺矣。

四是下詔限制職田，落實“均公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壬辰，詔限職田。

五是頒佈貢舉新法。加強策論在科舉考試中的比重，同時，允許州縣辦學，把教育與科舉結合起來。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慶曆四年三月）乙亥，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

六是韓琦在陝西前線推行變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礎上升降官吏外，還對軍隊中的老弱病殘予以淘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

七是根據韓琦提議，對陝西前線的邊防機構朝廷調整。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

九是將部分縣降格為鎮，落實“減徭役”建議。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青五縣併為鎮，又析王層縣隸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慶曆新政實施僅短短的半年時間，北宋政治局面就開始煥然一新。汰冗官、精貢舉、辦教育、減恩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四、 改革結果——中途夭折

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是“精簡冗官”，這種吏治改革必然觸動了到許多既得利益者的乳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勢力必然會反撲，想方設法阻撓新政實施。他們用的卑劣招數有：

首先，輿論上貶低新政。宣揚新政規模太大，難以施行。詆譭《任子法》讓皇恩變薄了，磨勘法太繁瑣了，抑僥倖給官員行政帶來不便了……等等。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案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

其次，監察彈劾。按察使對新政不時彈劾，不斷動搖仁宗的變革決心！

其三，打擊新政支持者。范仲淹變法，有許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諒（即滕子京）、張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擊這些新法的支持者，彈劾滕子京、張亢貪汙挪用機要素。幸虧范仲淹力保，兩人才沒下獄，但都被貶謫。而杜衍的女婿蘇舜欽等人直接被貶為庶民。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嶽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其四，用卑劣手段汙衊。老臣夏竦遭歐陽修彈劾被貶，就派人偽造石介與富弼的往來書信，指誣他們欲效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開始恐懼。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

其五，指責范仲淹等結朋黨。宋朝生怕文臣武將結黨謀逆，所對朋黨非常忌憚。既得利益者就利用這點反覆彈劾范仲淹他們結黨，把持朝政。宋仁宗曾問過范仲淹如何看待朋黨，范仲淹坦蕩之人，對朋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而歐陽修直接上書《朋黨論》，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相當於承認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觸及了宋仁宗的底線。

《續資治通鑑.宋紀四十六》：戊戌，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既得利益者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輔臣無所不用其極地彈劾與攻擊，終於動搖了宋仁宗變法的決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懼請求外放。宋仁宗順水推舟地就同意他們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無人再推行，漸漸地就恢復回了舊政。慶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五、 改革者結局——基本淡出權力中樞。

慶曆新政失敗後，范仲淹外放陝西、河東，富弼外放河北，但暫時保留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的職務。

慶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詔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務、富弼的樞密院副使職務。范仲淹外放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富弼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章得象又彈劾杜衍，只當了“百日宰相”的杜衍也被罷官，貶為尚書左丞，外放兗州。

韓琦對范仲淹、富弼、杜衍被貶官據理力爭，沒有結果。慶曆五年三月，也被罷樞密副使，貶為資政殿學士，外放揚州。

支援新政的歐陽修也被貶滁州。

自此，慶功新政的核心人物都淡出了權力中樞。

改革者被貶後情況：

——范仲淹於1046年到達鄧州，在此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散文《岳陽樓記》，體現了一代文宗的高風亮節。1049年調任杭州，在此期間，自己出資購田千畝，成立範氏義莊，幫助範氏後人。1052年調任潁州，上任路上病逝，享年64歲，宋仁宗追諡“文正”，這是中國古代文官的最高諡號。

——富弼先後外放鄆州、青州，任內救濟十萬災民。回京後於1055年被宋仁宗拜相。宋英宗即位後任樞密使。熙寧二年再度為相，反對王安石變法再次被貶亳州，1083年去世，諡號“文忠”。

——杜衍被貶兩年後就上表請求退休，1048年仁宗加恩授“太子太保”，1049年拜太子太傅，1053年授予太子太師、資政殿大學士，進封祁國公。1057年病逝，諡號“正獻”。

——歐陽修被貶滁州後，寫了著名的《醉翁亭記》，後又遷潁州、應天府。1049年回朝，任翰林學士。1057年任禮部主考，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1060年拜樞密副使、1061年任參知政事。1069年部分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主要是青苗法）。1072年逝世，諡號“文忠”。

——韓琦外放揚州後，1048年遷定州，大力整頓軍隊，使定州軍“精勁冠河朔”。1053年遷幷州，收回被契丹冒佔的地方。1055年力奏邊境軍隊墾荒。1056年回京，任三司使，後拜樞密使。1058年為宰相，並連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68年主動要求外任相州，1069年反對王安石《青苗法》，1075年病逝，諡號“忠獻”。

再來比較一下幾位改革者回京的時間：

——范仲淹1045被貶，1052年病逝，外放7年時間

——富弼1045年被貶，1055年回京，外放10年時間

——歐陽修1045年被貶，1049年回京

——杜衍1045年被貶，1047年退休，1057年病逝，閒居10年

——韓琦1045年被貶，1056年回京，外放11年

除了歐陽修外放時間只有四年外，韓琦、富弼的外放時間都超過范仲淹的7年。范仲淹之所以至死沒有回京，是因為范仲淹去世早，並且范仲淹去世後，諡號級別最高。

所以，范仲淹、韓琦不存在什麼截然不同的結局！只是因為范仲淹比杜衍以外的其它三人年經都大，所以去世早，沒等到回京的那一刻。

從范仲淹的諡號可以看出來，宋仁宗對范仲淹是非常肯定的，對范仲淹的認可度也是幾人中最高的。

六、 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簡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指責保守派太奸詐的，也有指責歐陽修《朋黨論》是豬隊友助攻的，也有指責范仲淹太過激進的……

這些都是導致新政失敗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個“無定志”的人。這是王夫之的評價。宋仁宗在位期間，兩府大臣30年換了40多，造成“吏無適從”，再賢明的能臣，走馬燈似的換，也無法做出業績。范仲淹心懷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慶曆新政受到點干擾就讓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誰來主持新政的推行？這是明擺著仁宗自己對改革“心無定志”，自己退縮了……

其次，宋仁宗是“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這是蔡東藩的評價。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為“三冗”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但是改革勢必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包括許多身邊的近臣，但是這些人一哭一鬧，仁宗心就軟，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徵性地對一部分官二代加個年齡限制，對高官還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兩端”。宋仁宗不是昏君，應該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幫人的，對改革遭遇阻力應有心理準備並有鋼鐵般的決心。但事實上他沒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傷害既得利益者。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新政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

其四，“朋黨論”只是放棄改革的藉口。雖然歐陽修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范仲淹也不否認為了做事而結黨，但這個與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因為朋黨不是承認才存在，也不是否認就不承在，章得象、賈昌期、夏竦不是因為他們不承認是朋黨就不是“朋黨”。作為一代仁君，對這個應該有清醒判斷。

其五，人即使有錯，法無錯，人廢法不應該廢。秦惠文王就是這麼做的，商鞅變法得罪了貴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車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繼續不折不扣地執行。范仲淹十策和韓琦的“7+8”方案，有利於國家和百姓，有利於大宋朝的江山穩固，即使范仲淹有朋黨問題，也應該“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貶法廢”。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為什麼做不到？

簡單一句話：如果把宋仁宗換成秦孝公，那麼慶曆新政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