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龍車裂商鞅，問商鞅還有什麼話可說：老甘龍衛鞅雖死猶生 爾等雖生猶死 其憂它哉……

商鞅認為：你不折騰因為你懶，你不會折騰因為你蠢，折騰的人肯定統治那些不會折騰、懶得折騰的人！

商鞅勝利了，這不只是個人的勝利！這是新興的、先進的力量，擊敗落後的、腐朽的勢力！這是時代潮流發展的必然！

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現代社會更是如此，日新月異。新規則、新玩法層出不窮。能人志士們不斷地在各自領域裡進行著這樣那樣的“變法”運動，顛覆著傳統思維觀念。每個人都要居安思危，勇敢的走出舒適區，不斷與腦子中那個守舊的“甘龍、杜摯”進行辯論，不要被“不會折騰、懶得折騰、現在挺好”這種種藉口束縛自己。有一顆勇敢的心，折騰起來……

在太史公《史記》的《商君列傳》中，有關於這段話的記載是這個樣子的：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其實商鞅在這裡所指的不是商紂王本人，而是說的商朝末期的大時代背景之下。而這個其實說的也不僅僅是商朝，也包括也朝。商鞅之所以說這段話，就為了表達一個意思，國家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就需要變法，所謂“變則通，不變則死”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說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變法呢？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所面臨的情況與剛剛建國的時候發生了改變。可如果簡單的依循舊法對待新的社會環境，那麼將無法解決新發現的問題。國家剛剛建立之初的時候所制訂的法令是為了這個國家當時的基本統治。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一定會出現新的問題，這是剛剛建立的時候所不能預料的，如果一味的依照舊法，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就會缺乏科學性。

而且，國家隨著時間的發展往往會衍生出許多滯後國家發展的問題。而官僚體制的臃腫就是新出現的問題之一，國家建立之初只需要有一個基本執行體制就可以了。可是隨著國家的完善，體制也會進一步完善，而完善就意味著增加。可有些體制隨著時代的發展則失去了它建立時候的價值，那麼這些體制就有必要取締。因為，體制的臃腫往往伴隨著多個極為嚴重的衍生問題：一、財政支出的加大；二、辦事效率的降低；三、各個機構之間的爭鬥很容易會引發大規模的黨爭問題。

龐大的宗室集團也會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反作用力。在剛剛建國的時候，或者是建國的過程中，宗室都是創立者所倚靠的重要人才儲備來源。因為無法改變的親緣關係，宗室要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信任。而建國之後，為了進一步的穩固這一層親緣關係，宗室、宗族往往會受到比他人要高很高的待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宗室的人員會越來越多，因為他們天生的權力，他們在盤剝底層人民的時候更加的無所顧忌。這也就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王朝末期經常會遇到的土地兼併。土地兼併帶來的嚴重後果基本上是這些：一、底層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於是在這個時候起義會頻頻爆發；二、財政收入受到嚴重的影響，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土地就是一個國家的命脈，但隨著土地被這些宗室大族所兼併，而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又都往往選擇瞞報，於是國家的稅收則逐漸減少。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個觀念無論是對於一個國家，還是對於個人都是具有科學性的。一個國家由建立之初，到逐步穩定，統治者就會出現與社會脫鉤的現象。因為統治者不瞭解社會的根本現狀，加之他們都是從小生活在錦衣玉食的環境之中。這些統治者無論自己是否想去是推動這個國家發展，可由於他們的生活環境所限制，制訂的制度也會不適應底層百姓的需要。而這一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來思考一下歷代變法者的目的，他們基本的做法就是要裁撤不必要的機構，減少國家的非必要性支出，增加國家的收入，無論他們怎麼做，他們的根本目的都在於給這個國家注入新的活力。

在《商君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商鞅之所以變法，是因為他明白禮法的制訂都是依據當時所處的時代而制訂的，這些法令是要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要改變為新的，符合適宜的新法。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得到發展。

商鞅和秦孝公固然是君臣際遇千古難得，可他們要在秦國變法還得經歷一番波折，畢竟他們要拿秦國老世族開刀。為了統一華人的思想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結果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舊貴族對變法群起而攻之，於是就有了如下一番論戰：

甘龍反駁商鞅的變法理念說：“自古以來聖人教化人民不改變習俗，智者治理國家不變更法令。順著民俗來教化，不費力卻易成功；沿襲舊法來治國，官吏習慣，百姓安心。”說完後甘龍轉過身對秦孝公說：“現在倘若要變更法令，不遵循舊法，我恐怕天下人會背後非議君上，請君上仔細考慮。”商鞅一聽這話當即反駁道：“您所說的不過是俗人的見解罷了。平庸的人被習慣所左右，學者們又拘泥於自己的見聞，不能突破常規。這兩種人，不能跟他們討論變法的事。我想提醒甘龍先生，歷代的禮法制度都是不斷革新的，而非一成不變。夏、商、週三代的禮制是不同，但都能稱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稱霸諸侯。我想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揭示真相：智者建立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約；賢者更改禮制，平庸者受其束縛。”說到這裡商鞅也轉向孝公用堅定的語氣說：“受制於舊法者不可與之談變法；受制於舊禮者不可與之談政事。主上不要遲疑不決了。”

這時杜摯跳出來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變更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變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錯，遵循舊禮可以避免偏差。”於是商鞅反擊道：”您口口聲聲說要效法古制，請問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誰的禮制呢？伏羲、神農教化卻不誅殺；黃帝、堯、舜誅殺而不過分；周文王、武王時代法度、禮制又異於前代。”說到這裡商鞅瞥了一眼，只見杜摯頭冒冷汗無言以對。商鞅窮追猛打道：“三代不同法，便國不法古——商湯、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卻成就王者之業；夏桀、商紂不變更古制，最終卻走向亡國。因此遵循蹈矩並非就是好，而突破常規並非就是壞，關鍵是要順應時勢而定。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決了。”

這番論戰的最終結果是商鞅大獲全勝，變法得以在秦國順利推行，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評價商鞅的政治對手甘龍呢？《大秦帝國》中為了襯托商鞅變法的偉大而將甘龍塑造為一個陰險小人，這是否符合史實呢？事實上把握甘龍的第一要義在於區別甘龍與世族集團的不同政治特質。把握了這一特質就把握了甘龍的政治個性。而甘龍的政治個性恰恰是甘龍這個政治人物成為藝術形象的根基。看過《大秦帝國》的朋友可能還記得事實上早在商鞅變法之前秦獻公時代秦國第一條改革措施——廢除人殉就是甘龍提議的。為什麼這個獻公時代的改革者會在孝公時代變成一個變法的反對者呢？難道他沒意識到秦國的局面已經到了非變革不可的地步嗎？

實際上甘龍的政治根基與政治主張和整個世族集團形成有重大差別：甘龍曾在秦獻公時期主持推行新政並長期領國，有功業根基，是秦國功臣，所以對秦國貧弱有清醒的認識。而世族集團，則以承襲祖蔭為根基，以維護祖制傳統為根基，對秦國貧弱有實質上的疏離感。這種根基差別，形成了甘龍在政治主張、政治策略兩方面與世族集團的重大差別。甘龍前期主張有限變法，後期主張有度復辟。具體而言甘龍的政治主張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認識基礎，承認秦國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強大，便會走向滅亡的殘酷現實；第二層面是治國主張，以恢復穆公霸業為目標，與秦孝公求賢令的初期目標相同，而不是推倒重來的徹底變法；第三層面支援變法的底線是不觸動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與政治主張決定政治個性的本質：甘龍的政治本質是懷舊保守派，與一味倒退的復辟派有別。基於此等根基、主張與本質，甘龍的政治策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龍支援秦孝公謀求強國的種種舉措，此為支援新政期；第二時期(商鞅變法之初)甘龍以多種方式試探觀察商鞅變法並對世族集團宣佈了自己的底線，此為試探觀察期；第三時期(商鞅全面變法與甘龍虛位)甘龍蟄伏不動靜觀待變，偶有陰謀秘密實施並與世族集團保持特殊的聯絡方式，此為蟄伏陰謀期；第四時期(孝公死後)甘龍果斷跳出，主導恢復穆公祖制。

事實上我們身處的世界就是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這個世界無時無刻不處於變化狀態，唯一永恆不變的就是變化運動本身。然而我們每個人身處特定的歷史時期必須在變化的世界潮流中保持一定的初心。所以放眼天下幾乎各國都有所謂的激進改革派和懷舊保守派，保守派就一定是腐朽落後的嗎？未必，我們總在強調對傳統文化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我們應當思考：我們是否能很好地鑑別何為精華？何為糟粕？我們在像倒洗澡水一樣扔掉糟粕的同時是否連澡盆裡的孩子也一塊兒倒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