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個朝代國家機器難以運轉的時候，就需要變法，把這個機器拆掉，修修補補，甚至重組一番。歷史上有很多次變法，著名的有秦國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變法，萬曆張居正變法等等。

成功的變法能使國家由貧變富，由弱變強，延續一個國家的國運；失敗的變法往往適得其反，會使政局動盪，內憂外患，加速一個國家的滅亡。

今天要說的是北宋王安石變法，宋朝建國以來，逐漸形成一副積貧積弱的局面，又有外敵環伺。神宗繼位，面對眼下的爛攤子，大膽啟用王安石，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史稱“熙寧變法”。

大家基本都知道，我只簡單說一下內容。變法的核心是富國強兵，王安石構想，按他這套變法下來，要錢有錢，要糧有糧，要軍隊有軍隊，要武器有武器，總之就是要什麼有什麼，對內百姓安居樂業，歌舞昇平，對外打擊遼國，收復失地。但結果事與願違，他的變法，極大的損害的百姓，朝堂和國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我對王安石本人還是非常景仰的，他道德高尚，謙謙君子，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要敬而遠之，因為他是出了名的“拗相公”。

說白了，就是他的性格，倔強，不聽勸，一意孤行，宋神宗年少氣盛，剛開始全力支援王安石，王安石要什麼給什麼，幻想能一夜之間國家強盛，打到黃河對岸去。但到後來，王安石做的太過火，宋神宗也動搖了，幾次罷官又幾次啟用，總還堅持著。

舉幾個王安石變法不當的例子。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五月青黃不接時，由政府以低息給農民貸款貸糧。本是好意，但辦事的人中飽私囊，成了強制農民借貸，而且調高利息，農民負擔比原來還重。再比如水利法，鼓勵開荒，興修水利，費用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也可以向政府貸款。結果興修水利成了官員政績考核標準，一些地方官員強制百姓交錢修建，百姓負擔更重了。

王安石變法條目繁多，百姓一時接受不了，中間還被辦事的人肆意解讀篡改，弄的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王安石出發點是好的，可是好心也會辦壞事。直到神宗死後，太后執政，王安石罷官，宣告變法失敗。

變法是失敗了，可是變法留下的惡根並沒有隨之散去，反而愈演愈烈。

變法必定會觸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這部分人都是先前制度下的受益者，自然不會同意王安石變法，於是，朝堂之上必然會形成新舊兩派的爭鬥，逐漸變成黨爭，一旦變成黨爭，問題的性質就變了，黨爭的目的只有一個——黨同伐異，不管有才與否，是我黨人，保之庇之，非我黨人，排之壓之。在這樣的環境下，朝廷大換血。

當時改革派佔上風，保守派被打壓，保守派中人才濟濟，有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韓琦、蘇軾等，竟全部被貶。這絕對不是一個正常朝廷所出現的事，這麼多人才，先後離開政治中心，對於國家是莫大的損失。

能人都走了，用誰？王安石也顧不得許多，為了變法，他不要道德高尚的，不要有文化的，只要聽話的人，於是，呂惠卿、曾布、蔡京、李定等紛紛上位，這些人在當時就有被視為小人的，小人有個特點，人前一套，背後一套，在王安石面前老老實實，畢恭畢敬，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貪戀錢財。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用人不當。

神宗死後，太后聽政，請回了司馬光，全面廢除變法，保守派重新抬頭，又開始大量排擠改革派，改革派中也不乏能人，但也必須打擊掉，從王安石變法，開了黨爭的先例，從此，北宋朝廷就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最終走向滅亡。

這是一個搞笑的問題，不是變法加速北宋滅亡，而是不成功的變法和利益集團的反撲讓矛盾沒有徹底解決。宋朝後期，以類似水滸傳的情節比較，地方豪強如西方慶之流可以稱霸一方，表面經濟繁榮可是國庫空虛，無法高效運轉了，社會流動性固化，豪強視法律為無物了，養著大批流氓痞子欺壓百姓。

這段話毫無道理。事實上，變法並不是加速北宋滅亡的原因，重點在於新、舊兩黨之間以變法或不變為名產生的愈演愈烈的黨爭。

宋神宗去世後，高太后垂簾聽政，她與舊黨主導的“元祐更化”不僅推翻了熙豐變法的主要成果，還對新黨人士採取殘酷的政治打擊，其中最嚴重的一起事件當屬元祐四年（1089年）的車蓋亭詩案，致使新黨領袖蔡確被貶死新州。因此，當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他對高太后和舊黨十分不滿）後，新黨必然要反攻倒算，此是為“哲宗紹述”。此後，還有向太后垂簾與宋徽宗親政，每發生一次最高政治權力的更迭，新、舊兩黨就會輪換上臺，相互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盡一切手段搞死自己的政治宿敵，彼此之間已無妥協的餘地。頻繁的政治爭鬥，摧毀了北宋官僚系統的廉潔性，朝廷無力應對內憂外患的局面。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舊黨更化的成果。大家都知道，終北宋一朝主要面臨的困境是“三冗”，即冗兵、冗官和冗費，這三個問題是環環相扣，致使北宋積貧積弱，這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初衷。

那麼，舊黨對“三冗”的處理效果是怎樣呢？

元祐三年（1088年）十一月，御史中丞李常上奏：“臣伏見：尚書、吏部四選官共三萬四千餘人，入流名品幾七八十數，官濫員冗，無甚於今。竊以內外闕次固有常限，入官注擬浩然無窮，守候差遣，須近二年方得一闕，交承期限，復又二年有餘。投狀爭訴，日有數十，士檢凋壞，職此之由，不澄其源，日益以甚。”

舊黨支配的北宋，冗官非但沒得到解決，反而更進一步惡化，人浮政濫。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在於，舊黨上臺後為了籠絡人心，要對官員及子弟施行仁惠政策，最終冗官的數量與日俱增。

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結束後的北宋。

認為王安石變法，加速了北宋的滅亡，這個觀點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從南宋開始就有了。

（王安石）

宋高宗南渡，當了皇帝坐穩江山以後，他也就開始反思，他認為，北宋之所以最終被金國滅掉，亂政，就是從王安石開始了。後來南宋末年宋理宗的時候，他也認為王安石是亂政的開始，而且把王安石從孔廟裡踢了出來。

王安石變法，是一場使力不討好的運動。變法以後，全國上下都不滿意他。

首先是皇室不滿意他。宋神宗去世，宋神宗的媽高太后垂簾聽政以後，把王安石的所有變法都給廢除了，認為王安石就是亂臣賊子。後來，宋神宗的兒子宋哲宗親政以後，又開始實施王安石變法。但是當時很多人卻認為宋哲宗其實是不成熟，他之所以又把王安石那一套撿起來，是因為他非常不滿高太后的垂簾聽政，心裡面有陰影。哲宗沒過多久就去世了，接著是宋徽宗繼位，宋徽宗繼位以後，覺得他老子不成熟，實施高太后那一套，但不到一年，又改了，把他的年號改成從“崇寧”，也就是崇尚熙寧變法。然後宋徽宗把國家給敗了，所以這罪過就安到王安石的頭上。

說老實話，王安石的這場變法，其根本的意義就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是說，為了皇室好。宋哲宗宋徽宗之所以要繼續採用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可以給空虛的國庫帶來較大的收入。而實際上他們也獲得了這樣的好處，最後宋徽宗能夠那麼玩兒，玩兒奇花異草，玩兒花石崗，就因為國庫裡面有錢了。宋徽宗甚至還說過一句話，原來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宋徽宗說，祖先們“先天下之憂而憂”，那我現在就“後天下之樂而樂”了。

（宋徽宗）

王安石給趙宋皇家帶來這麼大的好處，照理說，皇家應該不會不高興他的，偏偏很仇視他。

除了皇家不高興他外，老百姓也不高興他。前面我們已經說了，王安石變法，其實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整個社會的財富是比較固定的，在農業社會，要想財富有突飛猛進的增加，是比較難的，因此皇室的財富越多，那老百姓所獲得的財富就會越少，所以老百姓不喜歡王安石。

明朝的小說家馮夢龍還寫過一篇小說，說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回鄉下去，看見一個村婦把豬的名字喊成王安石的名字。這篇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我們知道，所有的虛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由此可見，民間對王安石有多大的意見。

另外，處於中間階層的官員們，也不喜歡王安石。大家都知道，一場變法要取得成功，肯定是有很大人事變動的。不同意變法的人，肯定要被拿下，也因此王安石得罪了不少人。同時，一些投機取巧的人，因為看到支援變法可以升官，所以就參與到變法中來。比如北宋末年最大的奸臣蔡京，早期就是因為積極支援王安石變法起家的，而在變法中，靠鑽營起家的這種品德低下的大臣非常多，所以這一波人很為後人所不恥。王安石本人的品德是比較高尚的，但因為他這一拔隊伍的品德問題，他自己的聲譽也受到了影響。

（宋神宗）

同時，王安石變法，在客觀上開啟了一個朝廷黨爭的局面。就是大臣們互相之間結成團伙，結成朋黨，爭權奪利，在皇帝面前你搞我我搞你。宋朝不殺文臣，但是宋朝的，大臣們之間的這種權力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大臣們把精力都放到爭權奪利朋黨之爭上，自然就沒有人關心國家建設，關心邊防建設。最後金國南下，北宋手忙腳亂，一下殺到了開封，連皇帝也被抓走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王安石變法，與北宋的快速滅亡，確實是有關係的。但是我認為，這場變法之所以失敗，不能怪到王安石本人的頭上，其實是一個執行力和連續性的問題。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是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為什麼能成功，就是因為執行力非常好，連太子犯了法，都一視同仁地加以懲罰。後來太子當了國君以後，把商鞅給殺了，但是他並沒有改變商鞅的那一套，還是堅決的貫徹執行著，這樣就讓商鞅變法具有很好的延續性，一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

變法本身有好有壞，談不上加速滅亡。主要是說他變法帶的一幫小人敗了宋朝。

宋一直有黨爭，從范仲淹這些新知識分子開始，到司馬光死，黨爭只是政見不同。像王安石和司馬光分化嚴重，也只是誰上臺用誰政策。到司馬光死舊黨分裂，黨爭還不是很

北宋是歷史上大一統漢民族政權表現最羸弱的朝代，究其原因，北宋沒漢唐的漢武唐宗，也沒有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原因是北宋重文輕武，打仗要費錢的，五代十國混戰，需要休養生息。然後契丹、西夏的崛起，唐遺毒文官間朋黨之爭，官僚臃腫，為防藩鎮割據，北宋實行文官樞密院控兵權，將不帶兵，外行指導內行，戰場失利就募兵，財政壓力巨大，政府效能低下。

於是王安石想富國強軍，變法主要內容如下：從內容看，現在解讀，細算農業稅，打擊自由貿易中的投機商，壓榨地主私企，加強國企壟斷，增加銀行放貸規模，採取積極財政刺激政策，發展國庫實力。同時強制義務民兵制。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除了皇帝，沒多少人樂意節衣縮食為貪腐唯上的官僚升官賠命去盡孝敬義務。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因是他沒了解北宋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是政治腐敗不接地氣，內不安自然沒法達成對外克敵的全民變法共識。

中國歷史上變法成功的極少，原因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變法改革要上下共識。商鞅變法最徹底成功，這跟變法內容貼近戰國末期秦國所處內外環境，秦國國情實力，上下君民共識分不開的。以後一般都是新朝新法，上下在開朝足夠權威皇權影響下，易於推行新政，主要內容，一般都是整頓吏治，減稅，儘量均田，鼓勵耕作，休養生息。近代以後戰時實行新管制經濟，穩定之後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減稅，鼓勵私人投資，對外開放，引進吸收，鼓勵發明，刺激消費，壘實財力智力實力和影響力。。。中國歷史上變法每一步非常艱難，因為中國國情複雜，人情社會，實權和變法者之間權利制肘，尚術，仁孝等等各種原因決定的。所以變法推行即便失敗，第一責任不應該是變法者本人的罪過，他們的勇氣和才智應當為人緬懷尊敬。王安石變法不是導致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北宋乃至南宋的以文制武，官僚制度與現實脫節才是主因。

說王安石變法加速了北宋的滅亡。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王安石認識到北宋中期潛伏的社會危機。1058年提出了變法主張。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援。後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也動搖了。加之新派內部也產生了裂痕等原因。變法廢至。自古以來，變法就是守舊派和新派之間的鬥爭。因為變法危脅到舊派的利益。所以舊派就想方設法阻至止新發法推進。冠以各種名義來打擊新法。宋朝的滅亡，是因為政府的腐敗，黃帝的無能奢侈。新法雖然失敗，但宗旨是進步的，給當時社會加入了新鮮的血液。還是加速了社會的進步的。比如，商鞅變法雖然失敗，但秦王還是繼續用商鞅的政策。終於國富兵強，統一了六國。

對，王安石光想其變法，皇上光想其變法好，光想矛利，而忘盾硬的程度，你那個變化的矛刺不破反變法的盾，變法勝不了，要想變法勝，勝算有多少？

加速北宋滅亡的，更應該是司馬光等人

歷史總是耐人尋味。

就比如說千古兩司馬之一，司馬光一生功過是非。他寫成了《資治通鑑》這樣的名著，也曾經將大宋土地拱手還給過西夏。

然而讓他千古留名的卻是一塊石頭和一口缸。

他打壓熙寧變法，維護貴族階級利益，與國爭利，親手斷送了宋朝最後一絲富國強兵的機會。

站在今人的角度，或許他的做法令人扼腕嘆息；然而作為當年的貴族階級，這樣的做法卻是在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是無可非議的。

他的名字最終被印刻在了《元祐黨人碑》之上，榮登榜首。

三件事來評價他吧。

第一，打壓熙寧變法

在世人眼中，北宋是盛世繁華，文華風流，經濟發達，財源滾滾的時代。

然而這其中很大的功勞在於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他用了十五年的時間，為宋朝抹平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期的多達一千七百多萬兩白銀的虧空。

同時創造出了大量的財富，讓宋徽宗趙佶有源源不斷的資金來營造他的都城汴梁。

以至於女真人進城的時候，慨嘆城市的富麗堂皇，驚訝的連下巴都是能砸在腳面上。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劃時代意義的變法，為什麼會受到司馬光等人的打壓呢？

司馬光對於王安石變法最尖銳的抨擊在於，變法從百姓手裡搶奪財富，容易激起民變。

事實上，熙寧變法雖然沒有為百姓帶來很多的實際利益，然而它確確實實的為國家賺取了大量的財富，因為它是在從士大夫手裡謀取利益。

宋朝時期，國家的經濟都掌握在這些士大夫的手中。

人言“朝為田舍郎，夕座天子堂。”人們拼了命的讀書考試，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從被剝削的農民，變成剝削階級計程車大夫。

曾經宋神宗問過大臣“變法固然對士大夫的利益損害了，但是對百姓是有利的呀。”

士大夫則反諷神宗“您是與百姓共治天下，還是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呢。”

於是出於階級利益的考慮，在宋神宗駕鶴西去之後，司馬光等保守黨立刻發起了反擊，廢除了熙寧變法。

固然熙寧變法存在種種問題，比如上行下效，上面的命令下達到基層就變了味道，刺激了貪汙腐敗的滋生，然而宋朝卻是到了不得不改革時間點了。

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黨的錯誤並不是廢除了熙寧變法，而是沒有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廢除變法以後，仍然維持傳統的治國理念，國家山河日下是不可避免的。

當年秦惠文王雖然殺了商鞅，卻沒有廢除商鞅變法，六世餘烈，國家終歸一統。

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矣。

第二，製造一言堂

北宋的文化風流相比於他開放的政治制度而言，還是有些小巫見大巫。

然而這一切都終結於元祐黨人的手上了。

司馬光等人做出的第二件事情便是在神宗皇帝的死後，立刻打壓改革派，消滅所有反對他們的聲音。

曾經的宋朝也有過黨爭，甚至連范仲淹這樣的聖賢也捲入過黨爭。然而在仁宗時代，以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為代表的人被稱為慶曆君子黨。

他們的目標不是在於維護哪一個階級的統治，而是為了肅清朝野的正氣。沒有阻止哪一個政黨說話的權利，最終催生出了慶曆新政這樣的改革行為來。

而司馬光等人則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情，他們打擊異己，流放改革派，製造一言堂。

最可怕的是，仇恨最終只會衍生出新的仇恨。

在司馬光等人倒臺以後，改革派的章敦迅速上位，在宋哲宗的支援下，開始對保守黨進行清理。包括張商英，蘇轍，呂大防等保守黨則遭到了他的徹底肅清。

其中最可憐的是蘇軾，先是被冠上改革派的名字。被司馬光修理，隨後又被冠上保守黨的身份，被章敦給貶謫了。

這樣的冤冤相報，到了宋徽宗的時期都沒有結束。

後來六賊中的蔡京曾經回憶道，“我出仕的時候受到王安石的賞識，隨後被保守黨打壓。看過了事實浮沉，才發現說的話都是假的，真金白銀才是真的。”

見微知著，華人隨後經歷的幾個朝代中，再沒有出過如同宋朝這樣一天下為己任的偉大改革家。

倒是如同張居正，徐階，嚴嵩，夏言一樣的政客成為了國家的棟樑，這一切都是從司馬光等人開創的一言堂開始的。

第三，讓出大宋土地

宋朝文弱嘛？到了要割讓土地的地步了嘛？

哪怕是宋真宗之時，與遼國血戰之後簽訂澶淵之盟，都沒有割讓一份土地。

然而司馬光等人卻公然把土地讓給了西夏人。

只因為這片土地是當年王安石發動的對夏戰爭時候，由西軍浴血奮戰才奪回來的。

要在政治上徹底毀滅掉改革派，就要否定他們的一切。

而司馬光還美其名曰“我們手裡有錢，所以敵人才搶。把土地和金錢都給敵人，這樣他們就不會惦記我們了。”

在這個理論的支撐下，宋朝對西夏發動的戰爭就是不義的，得到的土地就應該還給人家。

於是乎，國內政治腐敗而不改革；朝堂黨爭不斷而不肅清；對外戰爭見效而不堅持。

北宋的喪鐘，在他最風華正茂的時候敲響。

如果我們拋卻王朝的偏見，客觀看待這場變法運動，就會得到他本來的面目：也許王安石變法並不完美，也許王安石變法的實行過程中，有很多偏差錯誤，但它的一個後果，卻是實實在在——奠定富國強兵的大宋王朝！

箇中的差別，比比變法前後就知道，宋神宗初登皇位時，為何要著手變法，因為當他想放手做出點事蹟時，卻發現了驚人真相：看上去無比強大的北宋王朝，已經陷入到恐怖的死迴圈裡，國庫收入銳減，政府開支和國防開支日益增大，國家卻越發衰退。當年輕的宋神宗找來司馬光等重臣想辦法時，這些所謂的名臣，吭哧了半天后，卻拿不出一條有用的意見來。

北宋照老路子，亡國就是倒計時，能夠自救的辦法，唯有變法！

這個矛盾不是說誰引發的，而是在世界上自古以來就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一個階級甘願放棄自我利益為另一個階級謀取福利，放在當下也是一樣，王安石變法觸動了舊貴族的核心利益，他們怎麼能不反撲，秦之商鞅變法可以用野蠻血腥的手段去推進，國君為幕後總指揮；王安石變法卻大不一樣，宋神宗不僅是變法派的總指揮，還是舊貴族的總代表，他不可能一邊重建一邊毀滅，那樣既不合祖制也不利於王室安危，所以他只能壓制一派，提高一派，一旦皇帝倒下，變法就會出現空子，舊貴族就會反擊，沒有對舊貴族徹底消滅才是變法最大的失敗，而不是變法本身有問題，在用人上也不夠周全留下了把柄，王安石變法沒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而將一些不怎麼反對變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