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變法，歷史學家們念念不忘。人人都說“一鞭法”好！可是翻看《明神宗實錄》等大量萬曆年間所寫書籍，一直有個疑問“一鞭法”平民真得到了實惠嗎？人人都擁護“一鞭法”嗎？

從隆慶皇帝駕崩到萬曆皇帝登基，經過一系列複雜的政治鬥爭後，張居正己經有能力控制政局了。張居正推行“一鞭法”、“考成法”.一直到萬曆皇帝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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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法:真實的民間評價與官方評價。

大明民間對於考成法看法，表面上官員有了約束，政治清明瞭許多。實際上從萬曆死後，所發一切政爭為什麼越鬧越大，東林黨為什麼能在政局中一手遮天，就是因為手握“考成法”。文官系統和武官系統無人能和東林黨抗爭。皇權受到文官集團的欺壓，魏忠賢臨危受命組建“閹黨”捍衛皇權。可惜崇幀皇帝真聽信了東林黨的謊言，殺了魏忠賢。

考成法文官評價。明面上官員人人都不喜歡“考成法”。實際上是有關係的和可以走東林黨後門的，升官比萬曆時期以前更好升官了。而且更加名正言順。“一鞭法”真實的萬曆時期官民雙方的評價【肉戲來了，精華。喜歡的給個贊】。

（民間評價）自耕農、富農、中農等一大批（非功名家庭）大明王朝國稅供給精英全部破產，甚至舉家給有功名免稅家庭為奴、充佃農來躲避“一鞭法”收稅

為了當上內閣首輔，張大人不走尋常路。朱元璋建國後說：“臣工敢言立相者斬”。也就是說大明朝對於立相這個事，別說幹，說都不行。可是朱元璋的後世孫子一代不如一代，皇帝能力不足是一方面，而除崇禎外，還一個比一個貪玩，顧不上理政，那朝政就只能依附他人，放權給親信，慢慢權力就集中在了內閣。明代早期，內閣成員品級不高，僅為皇帝的顧問，到嘉靖時，內閣的班次被排到了六部之前，而從楊廷和開始，內閣首輔基本等同於宰相了。

現在有句話說：“領導班子互相拆臺，共同跨臺；互相補臺，好戲一臺。”而明代基本上都是靠扳倒前任，自己才能上位，從楊廷和到高拱，無一例外。到張居正時，必須要扳倒高拱，張大人才能實現權傾朝野的野心。前輩們靠拉攏朝臣，取悅皇帝來整倒上司，而張居正走的是太后和太監的路子，這個與當時的正統思想相悖，可張大人不管那麼多，怎麼做不要緊，管用就行。張居正透過與太監馮保的裡應外合，設計將高拱說過 “十歲天子，如何治天下”的話，改成“十歲孩童，如何作天子”告訴皇帝，一舉扳倒了高拱，坐上了大明朝臣的頭把交椅。

首輔大人一上位，就著手改革，“一條鞭法”雷厲風行，改變了以往幾千年的稅收政策，就是將以往的糧食等實物統一折成現金白銀上繳，稅收量化到了具體數目，杜絕了各級官員的作弊腐敗。“一條鞭法”影響了官員的灰色收入，雖說便利了老百姓，可後期由於明朝銀子的緊缺，也成了老百姓的負擔。張居正又推出“考成法”，相當於現在的目標管理，列個年度工作目標，逐級監督，年度考核，完不成任務，按制度，該幹嘛去幹嘛。此舉推出，當時的公務員喝茶看報紙是不行了，比如收入不管豐收還是欠收，目標定多少就得收多少，10代工作目標就行完成10條，再沒有通融的渠道了，官員基本都得罪完了，老百姓也開始不待見。

權力過於集中，就變成了一言堂，說什麼說是什麼，連小皇帝都不放過。張居正時常要檢查小皇帝的學習情況，學習不用功或是背誦有差錯就是一頓呵斥。最後太后老拿“張先生”嚇唬不聽話的小皇帝，相當於現在嚇小孩子時說的“狼來了”。對於政事，張居正必須得自己說了算，但還得走程式，用暗示、寫信、承諾等方式，引導大臣將自己的意見報上去，再透過太監頭子、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安排秉筆太監簽署意義，馮保自己將章子一蓋，發到內閣，等於是張大人自己將自己的意見再審閱一下就執行下去了，一套程式下來，貌似有不同的說法，但都是張大人的意思。在用人上，更是不拘一格，想用誰用誰，想怎麼用就怎麼用，比如用戚繼光，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政策給政策，張居正在世，戚繼光得到了武將應得到一切。

張居正任首輔後的短短几年，便使國庫殷實，海內肅清，成績斐然。但由於用藥過猛，改革的火燒得太大，大臣們壓得喘不過氣，胸中的怒氣積聚已久，就等待爆發。萬曆五年九月十三日，這一天終於來了，張居正不爭氣的老爹，在鄉里仗勢欺人的張老頭死了，滿朝歡呼雀躍。不是說人家死了爹幸災樂禍，而是張大人終於要歇歇了。古代官員的父母去世後，要回家守孝三年，叫丁憂。據說有人都開始向次輔道賀送禮了。

走與不走，成為生死抉擇，張居正不是糊塗人，自己一旦離開了權力中心，下場估計要比嚴閣老、嚴嵩還慘。在生死存亡的時候，還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奪情，因工作需要，皇帝下旨奪去臣子的人之常情，為了國家，要委曲一下臣子。這事對張居正來說還不簡單，皇帝很快下旨了，張大人不能走，因為太后離不開張大人，皇帝離不開張大人，馮公公更離不開張大人。大臣們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看到希望了，可希望說沒就沒了，群情憤怒了，“忘親貪位”的摺子跟雪片一樣傳了上來，一大批人輪流到張府勸諫張大人要當個孝子，一定得回家給老爹守孝。最後皇帝出面，動用廷杖，打殘一人，打傷一人，才止住。

凡事走到了極端，就要突破臨界點，走向反面。張居正的改革在短時期初見成效，但無法長期堅持，封建官員們無利不起早，斷了他們的財路，制度就很難貫徹。萬曆皇帝小時候被張先生看得太緊，其內心就會越叛逆。從皇帝到大臣，對張居正仇恨的種子早已埋下了，張居正倡導的一系列好的政策無法推行下去，存在的弊端被進一步擴大，改革沒有使大明朝中興，某種程度上還起到了反作用。更糟糕是，張大人還不是個廉潔之人，實足的定製度者而不執行制度，收禮家常便飯，據說戚繼光大人還為其送過女人。

更拉風的是，張大人的“高階橋車”——32人抬的大橋常常招搖過市，全國到處跑，這讓其它大臣怎麼想，讓皇帝怎麼想。想當年王安石同志雖然變法失敗了，可其為人非常清廉和節儉，王夫人給買了個小妾，王安石知道後，人沒收，還倒貼了錢。王安石變法受到反對，但大多數反對的人並不恨王安石，王安石不但得到善終，大臣們還建議朝廷對王安石“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可是張大人就不同，死後屍骨未寒，就被抄家奪諡，而且抄家的聖旨還沒到，當地官員便非常“盡責”地堵上了張家的門，等聖旨到時，裡面已餓死了十多人。

所以打破常規的張居正張大人無法使大明朝實現中興，再活二十年也沒有用。

不要整那些沒用的，具體就這一點。商鞅變法形成一個既得利益階層。可以歸納為新地主。靠商鞅變法獲得利益的階層越來越大。可以和老地主分庭抗禮。有了，支援。

張居正變法並沒有讓一些人獲得根本性的權力和財富。反而損壞了一些人的權利。說的直白一點，就是損壞了一小部分的人的根本權利。擴大了大部分人的一小部分權利，沒有人支援。或者說支援的力度小於反對的力度。

張居正死得其所

清算商鞅是因為商鞅變法空前成功，使得他個人影響力、號召力、聲望都快要超過秦國的新君了。這才是他最後被清算時，舊貴族發力，新君卻作壁上觀，等商鞅死後，又回手滅掉舊貴族。

反對張居正，反對的就是他的改革。所以人亡政息。

所以，就有了兩人不同的結局。

變法即革命。商鞅變法扶持出一批新階層新貴族更留下了一套新貴族的晉升之路軍功名爵勳田制，所以商鞅死了只要新貴族和軍功名爵勳田制還在，變法就在。而張居正變法沒有扶持出一批與變法利益相關的新階級，所以人死政消，還被拿來加重農民的負擔

別無他爾，唯有一條：統治者支援與否。統治者支援則政令通暢，統治者不支援則政令廢弛。而秦國的統治者之所以支援商鞅變法，並讓它流傳下來，是因為秦朝的統治者有著統一中國的尚未完成的目標（剛開始是恢復穆公霸業），並且要用商鞅變法的成果來實現這個目標。而明朝的統治者之所以不支援張居正的變法，對之實施了較為徹底的清算（好像只有少數軍事改革保留），這是因為明朝的矛盾，是來自於內部的，而非外部，也就是說是內敵而非外患。說白了，就是統治階層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樣活著挺好的，幹嘛要變法？如果把張居正變法的內容都實現了，自己也玩完了。所以他們不會支援張居正變法。

對比商鞅變法和張居正變法，我們會發現，變法要想成功，關鍵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變法的內容，要符合當前統治階級的發展需要。二是統治階層內部大多數人要意識到變法的需要，從而支援變法。維持兩點，缺一不可，不然的話變法就是一紙空文。變法者也只會淪為犧牲品。

秦惠王拿掉商鞅無關於私怨，只是衝著他的位置去的！而萬曆皇帝卻是衝著張居正本人去的！萬曆皇帝一直厭惡於張居正權力大過自己，讓他滿是不痛快，所以，他就是叛逆的反擊。也可以理解為萬曆皇帝自己太過孩子氣所致，以己之私怨責國之大事！

其次，環境不同！在商鞅時代，各國的政體還沒有確定下來。比如，每個國家都還在摸索行政改革的體制。商鞅給秦國帶來相應的行政改革確實先進於其他國家，而且，商鞅掌政時間長，新移植的官員大多已經就位，那些世襲老臣沒有人還在朝堂之上的，翻騰不起來。而張居正雖然改革了，但是被他拿下的那些老臣們卻依然還有權力，只要張居正一死他們就立馬開始活動，恢復勢力！

最後，來自國際環境的壓力！在商鞅時期，魏國雖然經過兩次大戰，可是從實力上依然超越秦國，這種壓力會讓秦國更加厲兵秣馬一致對外。反之，明朝萬曆時期，由於國強，大清帝國還沒崛起，根本沒有外圍壓力！這使得明朝權臣內鬥嚴重！張居正死了，跟張居正反對派的自然全面清算張居正！

商鞅變法和張居正變法的區別在於：一是商鞅變法得到了從秦王到老百姓的支援。變法以後，秦國打仗幾乎沒有失敗過，老百姓勇於作戰，可以透過軍功躋身貴族行列。人民生活富裕，盜竊現象幾乎沒有。而且秦孝公把法令公佈在咸陽的大門上，作為後來的皇帝沒人敢廢除法令，除非他不想做皇帝了。

二是明朝張居正變法的一條鞭法，讓國家是收到更多的稅，但是老百姓的稅，並沒有減少，如果發生自然災害，老百姓稅還是要繳，弄得不好還要家破人亡。所以並沒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援，變法失敗在所難免。

商鞅變法，經歷了幾十年的時間，潛移默化之下，秦國由一個落後的邊陲小國發展成為了強國。老秦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是有點腦子的統治者，都不會愚蠢到廢除變法。

而張居正變法，正處於大明內部腐朽到了極致的時期，內部矛盾嚴重。而他的改革並沒有觸及本質的矛盾，而是修補。註定是不成功的，要改變，必然會去損害許多大人物的既得利益，所以必然引起反抗，改革阻力很大。

自商鞅變法之後，後期北魏孝文帝改革算得上成功。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戊戌變法等等，都是失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