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萬曆皇帝，真可算是一個奇葩皇帝了，光他不上朝的時間就達二十八年，這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沒有其他一個皇帝可以作出來的。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中國通史》中，關於萬曆皇帝有這麼幾句話“然神宗本性是昏惰的，所以自居正死後，綱紀便又廢弛了。而中年後的怠荒，尤為前此列朝所未有”。

透過學習歷史，我們見過歷代那些怠政懶惰的皇帝，但他們，在萬曆前面絕對是小兒科了。下面我們看看萬曆怠政到什麼程度。自萬曆十四年起，萬曆帝因病連日免朝，給內閣的解釋是“頭暈眼黑，力乏不興”，服藥之後依然“身體虛弱，頭暈未止”，不但無法上朝，祭祀太廟也無法親自前往。此後，萬曆皇帝連續二十八年不上朝。

在此期間，萬曆皇帝不接見大臣，不親行時享太廟，長期不搞經筵日講，不及時處理大臣奏疏等，反正就是明朝祖制規定，凡是皇帝要參加的禮儀，要做的工作他統統不幹。

更甚者，《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前後幾個月，明朝內閣只有方從哲一個人，內閣嚴重缺員。六部、都察院及科道等核心部門也嚴重缺員，乃至全國各布政司府州縣官府衙門通通都嚴重缺員。為此，以首輔方從哲為首的在任朝廷官員們輪番上疏，百般懇求、跪求、哭求萬曆皇帝補充缺額，但是萬曆皇帝想盡辦法、百般推脫，死都不肯補充。這樣的怠政真是聞所未聞。

而這一切，直接造成的後果就是，就是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幾乎陷於癱瘓，外部後金政權逐漸強大，並佔領幾乎整個遼東地區。內部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加之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激起了全華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以致《明史·神宗本紀》中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這句話出自於明史神宗本紀，雖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

清朝修的明史，雖然有偏頗但也有他的道理在裡面。

也有一等說法是亡於萬曆，始於嘉靖。

為什麼這麼說呢？

表面上原因很多人分析萬曆皇帝，不郊（祭祀），不廟（告太廟），不朝（朝會），不講（經筵日講）三十年，好像是因為皇帝怠政的原因。

其實我們可以神宗實錄以及其起居錄看出萬曆皇帝雖不親自接見大臣，不出席國家典禮，但對於朝政卻抓得很緊，對於國家大事（如三大徵）都及時作了御批。

至於萬曆後期的各種留中（將官員奏章扣住，不批改）以及各衙署沒有官員空缺等等，也不是皇帝不任命官員的怠政，而是與文官集團一種衝突所至。

其實個人是更贊成於亡於萬曆，始於嘉靖這樣的說法，為什麼？

用熱播劇大明1566裡的話來概括，嘉靖皇帝是一人獨治。而之前明朝因士大夫積極參政，經過數朝已經有了士大夫與君主共治天下的傳統。而嘉靖皇帝用大禮議破壞了這套形成規範的政治默契。

而到了隆慶皇帝是君臣共治。因為隆慶皇帝性子溫和，啟用了徐階，高拱，張居正等很有作為的內閣大學士。

到了萬曆皇帝登基親政之初，年紀很小，所以首輔張居正幾乎攝政十年，被視為權相。

張居正病死後，萬曆皇帝對張居正進行了清算，其深層原因是對於相權的忌憚，再進一步的原因則是恢復到祖父嘉靖皇帝君王一人獨治的局面。

所以文官集團與萬曆皇帝圍繞著國本（立太子）進行了鬥爭。

與大禮儀與文官集團鬥爭獲勝的嘉靖皇帝不同，在這場爭國本的鬥爭中，萬曆皇帝是敗了。萬曆二十二年皇長子出閣讀書，萬曆二十九皇長子為立為太子。

文官集團用幾十名官員被罷免的代價將皇長子扶上了儲君之位，而不是萬曆皇帝認同的皇三子。

而因為爭國本的事，導致了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徹底決裂。

到了萬曆朝後期，基本朝政停擺。皇帝無法透過文官集團來有效治理天下，文官集團也沒有如張居正這樣強有力的人物來治理國家。甚至萬曆皇帝為了收稅，不得不透過太監，而並非文官體系來收稅，這就是礦稅的由來。

當時明朝面臨小冰河期的威脅，君臣上下不能團結一心共度危機，而是在內耗中消磨。故而是說萬曆皇帝既不肯君臣共治，而又無法如嘉靖皇帝般一人獨治天下，最後導致了明朝滅亡。

這就是個人主張的明亡於萬曆，始於嘉靖的觀點。

明雖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明史-神宗本紀》。

《明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肯定很多人都會有疑問，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出生於1563年，即位於1573年，駕崩於1620年，而明朝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明朝正式滅亡的時間為1644年，從1620年到1644年，中間還隔著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兩位皇帝，相隔24年，為什麼明朝實亡於萬曆一朝？這要從萬曆的經歷來說起。

首先，萬曆皇帝即位時年齡只有十歲，所以萬曆皇帝母親李太后代為聽證，太后將國家的軍政大全全權交於張居正主持，張居正實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的一系列的改革，對內經濟持續發展，對外軍事接連取勝，朝廷呈中興之氣，史稱“萬曆中興”。這其實跟萬曆皇帝沒有太大的關係，全部是由下面一群的文臣武將努力的結果，這也讓年輕的萬曆皇帝養成懶惰的情緒。

萬曆十五年之後，萬曆皇帝徹底不上朝，也不怎麼處理朝政，整個朝廷處於一種半工作半荒廢的狀態。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跟皇權有關係，萬曆皇帝想把自己喜歡的兒子立為太子，但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文臣集團卻堅持以祖制立長為太子，所以萬曆皇帝一氣之下三十年不再上朝。

萬曆皇帝真正親政之後，他斂財的本性爆發出來，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萬曆皇帝開始派遣宦官到各地任礦監、稅監，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民間民怨四起。這也是給後面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埋下了伏筆。

萬曆皇帝人生最大的敗筆應該是在實力允許下看著女真軍事力量一步一步做大，最終成為與明廷抗衡的軍事力量，萬曆四十七年（1572年）二三月發生的薩爾滸一戰，大明王朝軍事由戰略主動轉為戰略防禦，以致後來徹底專為防禦，大明對外軍事實力直線下降。這也是為什麼《明史》為什麼會說明實亡於萬曆最重要的原因。

歷史不會重演，明朝，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就這樣消失在400年前的歷史長河中，大明帝國的開國皇帝到死也不會想到自己的後代在治理國家時，竟然會這樣的玩世不恭，說不上朝竟然30年不上朝。嗚呼哀哉！

此人當了四十八年皇帝，是明朝的所有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可是，儘管在位四十八年，他卻有二十年不上朝，不僅不上朝，而且不出去祭祀，也不去皇陵祭祖，整天待在後宮，這個人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

話說作為一個皇帝上朝處理政務，這都是他的工作，可是，為什麼萬曆皇帝卻二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呢？

話說萬曆皇帝十六歲的時候，太后就和大臣們給他選擇了皇后和幾個妃子，可是幾年過去了，沒有一個能生下兒子。到了他二十歲的時候，偶然臨幸了一個王姓宮女，奇蹟出現了，這個宮女居然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朱常洛。

在沒有嫡長子的情況下，按照規定，朱常洛應該被冊封為太子，可不料後來，萬曆皇帝遇到了自己的紅顏知己，他非常喜歡的鄭貴妃。

鄭貴妃又為他生下了一個皇子，萬曆皇帝愛屋及烏，對這個兒子真是寵愛有加，給他找了最好的老師，一心想要培養他成為太子。

萬曆皇帝的這一想法突然遭到了所有大臣的反對，大家認為說，廢長立幼不符合祖宗的法治，為了江山社稷，強烈要求立長子。此時皇帝根本招架不住群臣們極力的反對，於是只好鎮壓，雙方因為這個問題，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萬曆皇帝因為立太子的問題，和群臣們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於是最終產生了消極對抗的心理，索性不去上朝。好在由於明朝的官吏制度，即使皇帝不去上朝，內閣的工作仍能順利進行，於是就這樣一過二十年！

直到萬曆二十九年，萬曆皇帝害怕自己突然一旦歸天，會引起朝綱的大亂，於是不得不冊封朱常洛為太子，這場曠日持久的太子之爭，以皇帝的失敗而告終。

至於萬曆皇帝為何二十年年不上朝，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對萬曆陵墓，展開了考古挖掘。看到萬曆的屍骨，專家們發現他的腿骨一個長一個短，說明他有非常嚴重的足疾，再加上萬歷皇帝是個二百多斤的大胖子，身體狀況非常不好，這也許是他不上朝的原因之一。

話說，儘管萬曆皇帝有二十年沒有上朝，其實他並沒有完全荒廢掉朝政。很多重大的問題都是由他親自做決定，因此，沒有把政權落到旁人手中。

都這樣說，我認為不盡然。實際上從朱祁鎮復辟開始大臣們就開始不幹活了，天天就是圈地罵人。只是萬曆朝張居正一死這傢伙就20幾車不上朝。隨之而來的是外朝連基本的六部人員都配不滿，不是沒人頂缺是皇帝沒功夫批。晚年和朝臣較勁又耽誤了兒子和孫子的教育問題造成了兒子登基不久就死於紅丸案，孫子天啟大字不識幾個錯信了魏忠賢誤國誤民。

說明朝亡於萬曆的話，這似乎也沒啥毛病。

萬曆真正掌權是在張居正死後，張居正一死萬曆心裡對張居正的不滿就一下子爆發出來了。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還差點把他從墳裡刨出來鞭屍。張居正的改革也被推翻，這就給官場留下了一個負面的影響就是從此之後，官場一片和氣，大家一起活稀泥，不幹實事。因為幹實事的下場太慘了，家破人亡了啊，所以你好我也好大家一塊好好玩！

而且這孩子年紀輕輕的不學好，學他爺爺嘉靖不上朝，還破了記錄比他爺爺還厲害二十八年不上朝。他爺爺忙著修道成仙，不知道這位老兄成天忙著在後宮幹啥……萬曆皇帝，在權謀方面比不上他爺爺嘉靖。同樣是不上朝，但嘉靖能夠牢牢掌控朝局，任何大臣的爭鬥都被嘉靖牢牢掌握在手裡。嘉靖想辦事，他可以操控首輔幫他。萬曆則不然，和廷臣直接斷裂，只是躲在深宮裡面和鄭貴妃小兩口商量對策，這兩人能折騰出什麼好點子出來。真的是，這兩人差著境界呢！

還有吧，萬曆有一次興起上了一個宮女，結果這宮女就懷孕了，萬曆就想不認賬。可是他媽不幹呀，李太后想抱孫子。而且皇帝寵幸宮女是有記錄的，不認也不行了。然後這個宮女就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因為朱常洛，萬曆皇帝和大臣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國本”

“爭國本”的後果嚴重削弱了明朝的國力，這也難怪，大臣和皇上天天不幹別的，整天為了國本的事吵吵，耽擱其他的事啊！而且因為爭國本，長子不受待見，導致了兒子孫子的教育都很有問題，尤其是所以朱由校也就是木匠皇帝，簡直就是個文盲啊，啥都不懂就把朝政交給魏忠賢來管，至於明末的朝廷是怎麼樣的相信大家也很清楚。

再加上萬歷“三大徵”，打仗那就是燒錢啊，三大戰役打下來，使得整個明朝只剩下一個碩大的空殼子了，早年張居正積累下來的財富都在萬曆手中揮霍一空。沒錢了的話，幹什麼都不太好弄了。

如果沒有“國本之爭”，萬曆可能也不那麼惰政，起碼明碼明朝也不會這麼快滅亡，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明朝其實是亡於一只雞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要從崇禎四年說起。那一年，皇太極圍攻大淩河城，守城的祖大壽數次突圍，都被皇太極打了回來。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事情都無不朝著最壞的方向變化。

祖大壽被圍後，明朝當然號令八方支援，但皇太極其實搞的一個圍點打援，所有來支援的都被皇太極消滅了。

而其中對大明朝影響最大的卻是一路沒有到的。

這一路是登州派出來的兵馬，領軍的叫孔有德，他原本是毛文龍的部下。毛文龍被袁崇煥矯旨殺了後，孔有德投奔了登萊巡撫孫元化。

注意這一點，孔有德原本就是有不滿的。接到增援的命令後，孔有德帶著八百人從海上馳援大淩河，走到遼河口的時候，突然碰上颶風，船被吹了回來。如果不被吹回來，這八百人能夠抵達大淩河，就算全被皇太極砍死也不會有後面那些事。

被吹回來之後，海路不通，只有走陸路了。

孔有德繼續帶著八百人，朝著遼東進發，他手下這些兵都是遼東兵，孔有德就是大城市鐵嶺出來的。

走到河北滄州的吳橋，實在走不動了。因為沒吃的，崇禎皇帝也沒有發差旅補助，沿路也沒有安排官員負責接待，走到吳橋時，碰上大風雪，這一夥遼東兵飢寒交迫。

這時候，如果有地方官員出來招待，隨便安排點食宿也就沒有後面那些事了。

那沒有吃的，可以買啊，但就是買也買不到，因為這些遼東兵以前喜歡乾點打劫的事，所以他們一到，地方上是人人閉戶，市市關門，想買都買不到。

如果有個地方能夠買點吃的，也就沒後面這些事了。

這時候，有一個兵跑去偷了一隻雞。

如果偷別人的雞也就算了，偏偏雞主人是王象春，這個人以前中過探花，有點持才自傲，在官場老是混不下去，但總是覺得自己很牛，還喜歡抬槓，也願意跟惡勢力太監們作對，所以被魏忠賢趕了出來，現在正賦閒在家。

這說明，這戶人家是有底子的，老百姓家偷了就偷了，這一家可不是那麼好對付的。

偏偏這個士兵偷雞不專業，還被發現了。

被發現後，僕人一把抓住士兵，不讓他吃。

如果這個僕人不是這麼較真，可能也沒後面的事了。士兵能夠不強行吃雞，那也沒事。

士兵就偏要吃，就變偷為搶。

僕人轉身就跑到軍營，在孔有德面前告了一狀。

別人的可以不理，但王象春可不能不理，於是，孔有德就下令把這個士兵穿箭遊街：用箭刺穿耳朵。

這一下，士兵譁變，集體衝到了王象春家，一頓打砸搶，還把那個僕人打死了。

事實鬧大了，但還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方，偏偏這時候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叫李九成，是孔有德的同事，登萊巡撫孫元化叫他去買馬。

可這個傢伙馬沒買，把錢花光了，正愁怎麼交差呢？一看孔有德這邊亂了，乾脆慫恿著孔有德叛變。

於是，這些人不去救祖大壽了，回馬一搶，殺向了登州。

這時候，事情還有得救，因為孔有德的意思其實是借打求招，尋求招安。

孫元化也願意招撫，於是派了一個叫耿仲明的人去談。

耿仲明是孔有德的拜把兄弟，都是從遼東出來的，都是毛文龍的部下、養孫，他們倆合稱孔耿，兩人跟尚可喜，並稱山東三礦徒。後面三藩他就佔其一。孔有德是被李定國圍死在桂林，不然就是四藩了。

可是，耿仲明出城後，不但沒勸，反而跟孔有德談好了，作為內應。

為什麼呢？

原來城外有個校場，校場上原本住著遼東兵的家眷。耿仲明建議把這些人遷到城裡，可是城裡的山東鄉坤不同意，說這些遼東里可能有臥底。耿仲明一氣之下，乾脆跟孔有德一起造了反，把孫元化抓了起來。

到了這裡，我們先說一下這個登州有什麼重要。它是明朝的火炮基地，孫元化是徐光啟的學生，而徐光啟是一位科學家，他從國外引進了火炮製造術，他們造的火藥，可以說，就是清末也沒有達到那個水平。

藉著孫元化，徐光啟把登州打造成了火炮生產基地，這裡面有大明最好的工匠，還有一百多葡萄牙技師。

這一造反，明朝的炮基地當然就淪陷了。

但是不是真的就沒救了呢？還有希望。孫元化知道，孔有德還是想招撫的，並不想真的造反，就在牢裡勸服了孔有德。

請求書報上去，北京也發了招撫書，可是，這個書卻被巡按王道純扣住了。這個王道純是個鷹派，認為對於這種反叛的，一定要消滅，不能講和。

孫元化眼見沒機會了，又提了一個要求，說你放了我，我去北京談。

基本上是沒人相信的，但孔有德相信了，真的放了孔元化。可等孫元化到了北京，就風傳孔有德又反了，孫元化被抓了起來，而王道純馬上抓住機會發起了攻擊。

那要能攻下來，這後面的事情也不會有了。可就是攻了六個月都沒拿下來。而孔有德確實發現自己在膠東立不住腳，最後拉著火炮裝備坐著海船從丹東登陸，投靠了皇太極。

這個時候，大淩河的祖大壽也投降了，但大家的注意力早不在大淩河，而在孫有德的大炮上。因為後金缺的就是這種火炮術。

有了這個炮，皇太極終於可以幹下面這樣事了。

可以說，這是明清交鋒中重要的一環。後金掌握了大炮術，而孫元化，這位大明的火炮廠廠長被崇禎斬首，徐光啟，這位大明火炮總工程師一年後鬱鬱而終。

徐光啟，原本給了大明一個機會，可惜……

整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到，當事情有好壞兩種可能時，一定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這是為什麼呢？

原因只有一個，當一個機構壞到一定程度時，好事情會變壞，壞事情會變得不可收拾。

明朝什麼時候壞到這個程度呢？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從萬曆開始的。

所以有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

三十年不朝，敗壞明朝家底，死後被挫骨揚灰的萬曆皇帝被抹黑了！ 作為一個皇帝，萬曆皇帝在自己當政的前十年還是很合格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初之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親政後，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開創了“萬曆中興”局面。

清算張居正之後，萬曆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強徵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很多史學家都認為是萬曆皇帝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萬曆皇帝在一定程度上被抹黑，很多人在評議他的時候，都不提及他當政期間的“萬曆三大徵”，這三次征戰都是萬曆皇帝內外的一大政績，其影響不容小覷。

萬曆三大徵指明神宗萬曆帝（1573年～1620年）年間，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 寧夏之役自1592年（萬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北韓之役第一回衝突自1592延至1593年（萬曆二十至廿一年）；第二回衝突自1597延至1598年（萬曆廿五至廿六年）。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萬曆廿七年至廿八年）。 三大徵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巨，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六千餘萬兩，遠超三大徵。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遠未達到傷筋動骨的地步。 “三大徵”同樣維護了中國西南、東北、蒙古地區的利益，避免了國家分裂，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大明王朝的統治，踐行了明太祖堅決抵抗外侮的祖訓，可以說這三場大仗是不得不打之戰，是維護華夏之戰。

《明史》中對”三大徵“的評價，有清人自我維護之嫌，亦不能盡信。 歷史總是後人寫的，不免得有抹黑的成分，萬曆皇帝雖然不才，但是其功過大概也有三七分，三分功，七分過。

可憐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萬曆皇帝的陵寢定陵被解放後的歷史學家建議挖掘，195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公開發布訊息：“明十三陵中定陵已開啟！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鈞和他的兩個皇后屍體腐爛，骨架完好，頭髮軟而有光。屍骨周圍塞滿了無數的金銀玉器和成百匹的羅紗織錦，一經公佈，引發了海內外無數豔羨的目光和讚歎之聲。（萬曆皇帝陵寢定陵）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定陵被當做“牛鬼蛇神”批鬥，萬曆皇帝及兩位皇后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和革命小將的革命理念相牴觸，死後三百餘年，皇帝的屍骨被焚，化作歷史的一縷青煙，和上世紀的文革一同遠去，空遺恨。

（定陵地宮） 皇帝起碼也是一國之君，挖人祖墳，挫骨揚灰之事，實在是缺德。萬曆雖然怠政，但是不等同於不理政，可惜後人都沒有做理智的價值探求便隨波逐流，白骨一堆，燒為灰，又如何呢～～～

《明史·神宗本紀》有一句話說：“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對這一句話，《明史》還有詳細的解釋：“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明史·神宗本紀》

這確實指出了明朝的滅亡與神宗皇帝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而，關於“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明神宗（劇照）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以“萬曆”為紀元的時間持續了48年之久。明神宗在位時期，可分為三個階段，前十年，即從1572年到1582年，明神宗奮發圖強、頗有政績，明朝出現了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局面，北方的“虜患”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基本絕跡，國庫也隨之日見充實。可是，在中間十年，明神宗逐漸由勤變懶，逐漸懶於打理朝政，致使朝廷政令常現停滯，治政不力；在後期的近三十年，明神宗怠政嚴重，“萬事不理”。在後面這一段時間，神宗皇帝創造了近三十年幾乎不上朝的記錄，這是作為皇帝的很奇葩的現象。

一方面，神宗皇帝貪酒、貪色、貪財，揮霍侈靡，耽於享樂，不知遏止；另一方面，神宗皇帝又權柄獨持，操權有術，強化皇權專制。朱翊鈞既是一個愛享樂、會享樂，敢於大肆揮霍的帝王；同時，他又是一個諳熟帝王權術，善於把控權力的皇帝，但是，他卻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和敬業精神，因而，在治政上出現了嚴重的“虎頭蛇尾”的現象。他在位期間從勤政、懶政到怠政，恰恰反映了明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明朝的衰亡便是在他在位的晚期已成定局了，明朝的滅亡成了難以挽回的定勢。

明神宗在位期間，即在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至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明王朝逐漸衰弱時，整個世界卻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已發展至晚期，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社會進入了轉型的劇變階段，而明神宗不但沒有能順應這一階段的變化而採取革新措施，反而推行專制強權政治，並懶政怠政，致使朝中黨爭加劇，東北女真崛起，終於把明王朝推向了絕境，加速了明朝的滅亡程序。

朱翊鈞畫像

朱翊鈞出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他是明穆宗朱載坖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皆早亡。朱翊鈞是第三子，朱翊鏐是第四子，翊鈞、翊鏐皆為李氏所生。朱翊鈞誕生時沒有人敢告知其祖父世宗嘉靖帝，因為嘉靖帝晚年迷通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因而，都不敢為朱翊鈞取名，擔心招來不測。（參看于慎行：《谷山筆麈》卷二《紀述一》） 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十八日，明穆宗才賜名朱翊鈞為“朱翊鈞”，明穆宗對他的這位第三子說：“賜你名為鈞，意指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深遠，你當念念不忘。”（談遷：《國榷》卷六五）

朱翊鈞是當時在世中最年長的皇子，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原是宮女，身世卑微，後因朱翊鈞為立為太子，母以子貴，晉升為貴妃。明穆宗對這位皇太子是比較寵愛的，也寄予厚望，他任命一些很有學識的大臣來教育太子，其中就有學識淵博的張居正。明穆宗還注意讓太子瞭解治國經驗，熟悉朝章典故，學習帝王權術。而朱翊鈞的母親李氏也對朱翊鈞嚴格管教，而朱翊鈞少時便很聰慧，也能刻苦學習，他五歲便能讀書，算是從小就能勤奮學習，學識見解都不錯的年少太子。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日後，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在寢宮東偏室，明穆宗躺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十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對他說出了臨危託孤的一句話：“以全國使先生勞累。”

隨即，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宣讀了穆宗給太子的遺詔： “詔予皇太子，朕不久於人世，汝繼位為帝，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汝須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領旨受託，不捨掩淚而出。（參看許文繼、陳時龍：《正說明朝十六帝》）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崩於乾清宮。六月初十，遵遺詔，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十歲的萬曆皇帝繼位後，大學士高拱是首輔，他呈上五件重要新政，要求萬曆帝御門聽政，親自答覆輔臣的奏請。並要求以後一應章奏覽後，俱鬚髮送內閣看詳擬票，堅決杜絕內批留中。高拱的本意是嚴格教導年少的皇帝，避免中官專政。不久，高拱還奏請奪去中官的司禮權，將之歸於內閣。這是內閣輔政大臣想剝奪宦官的權力。高拱代表輔政大臣擔憂宦官專權，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當時萬曆帝只有十歲，正值主少國疑之際，兩宮后妃也在輔佐著少年天子，高拱的舉動很容易使李太后等的不滿，懷疑其專權擅政。這為高拱後來被免職埋下了禍根。

朱翊鈞即位不久，是一個很不錯的年少天子，他堅持依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史，學習非常勤奮。他按照輔臣的建議，每日晨陽初升，便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稍息之後，又復席再讀經典，至午飯再返回宮內。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聽儒臣講讀。少年天子這一段時間的勤奮學習經歷，讓他積累了豐富的學識，也是促成他親政後的前十年能政績顯著的因素之一。

朱翊鈞少年時（劇照）

朱翊鈞即位時很年輕，沒有能力掌控朝局，而朝中權力的鬥爭便激烈地展開了，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內閣首輔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之間的爭鬥。

明穆宗臨終前，讓高拱、張居正和高儀三位內閣顧命大臣輔佐明神宗，所以，在朝政上，神宗是要依賴於三位顧命大臣的，而高拱是內閣首輔，又比較強勢，他著力於抑制中官的權力，力圖排擠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

可是，馮保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太監，他充分利用皇權更替之際，透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衝，全權執掌司禮監，同時，他又發揮他知書達禮、文藝才能突出的特點，博得了神宗皇帝對他的信任。而當外庭高拱等輔臣強勢對待年少的神宗帝時，神宗更需要宮中能得到馮保的支援。

如此一來，高拱與馮保的爭鬥便越來越激烈。內閣首輔高拱極力想除掉馮保，高拱曾授意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等彈劾馮保；而馮保也開始反擊，他一方面博取少年天子的更大信任，並依靠李貴妃、陳皇后的力量，與高拱對抗，另一方面，馮保又暗中聯手內閣大學士張居正，秘密對付高拱。

張居正與高拱同時顧命大臣，表面上，張居正是與高拱站在一起的，是支援高拱的政見的，但是，背地裡，張居正卻與馮保關係非同一般，他秘密與馮保聯手，其目的有二：一是取得馮保的支援，合力對付高拱，想以此來擠走高拱，以便讓自己當時首輔大臣；二是透過馮保來博取李貴妃和陳皇后的信任，並藉此與小皇帝更親近。張居正的目的最終達到了。

張居正與馮保抓住了高拱狂妄自大的弱點，暗中商量好了置高拱於絕境的策略，張居正讓馮保在皇貴妃李氏和陳皇后面前，報告了經過修改的高拱曾在內閣說過的一句關鍵的話，高拱原來說：“十歲孩子，如何治天下！”被改為：“十歲孩子，如何做人主。” （參看《明史•卷305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馮保還向後宮兩位主子說，高拱正籌謀擁立藩王，以取代神宗帝，皇貴妃和陳皇后大驚。六月十六日早朝，李貴妃和陳皇后垂簾，“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斥責高拱擅權無君，而太監王榛捧旨宣讀：“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將朝廷威福皆強奪自專，不許皇帝主專，不知意欲何為？兩宮和皇帝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參看《明史•卷305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高拱忽然聽到旨，面如死灰、大汗淋漓，伏地不起。張居正將他扶起來。之後，馮保又利用一男子王大臣穿上內侍服飾而潛入乾清宮恐嚇神宗皇帝的事件，誣陷高拱，欲置高拱於死地，幸有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極力為高拱辯解，而張居正也幫著說好話，高拱才免遭處死，得以還鄉閒居。

高拱身為內閣首輔，在神宗即位之後，自以為是，盛氣凌人，樹敵太多，太過自信，缺乏對於政敵的警惕性，結果敗在張居正和馮保的手下。他自認為已牢牢掌握著內閣大權，對年輕皇帝不尊重，對後宮不敬重，這便犯了顧命大臣的大忌。這讓宮李貴妃和陳皇后感到不滿、忌憚，被掌印太監馮保視為死敵，而且，高拱又沒有能提防張居正對他的暗算，最後，後宮、太監和內閣大臣三方聯手，把高拱這位內閣首輔扳倒了。

張居正與馮保（劇照）

在這一次重大事件中，張居正是最大的勝利者，他依序升為內閣首輔，馮保也是獲勝者，他消除了高拱對他的威脅，而兩宮后妃也比較滿意，消除了張揚跋扈的高拱。此次事件對萬曆皇帝的刺激很大，讓他感到了朝局鬥爭的殘酷性以及掌權權力的重要性。史書記載曰：“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內外之間，無復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13《列傳第一百一·張居正》）後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在他親政後，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同上）

高拱被擠回家鄉閒居，另一顧命大臣高儀驚恐萬分，不久嘔血三日而亡，自此，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張居正成了內閣威權顯赫的權臣，而且，張居正比高拱更有智謀，他雖然也是強勢的首輔大臣，但他知道朝中的利害關係，他繼續與馮保搞好關係，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張居正積極支援；張居正還著力博得李貴妃和陳皇后的信任，重大決策皆請示後宮，爭取支援；同時，張居正開始盡心培養小皇帝，張居正專門為小皇帝編撰了《帝鑑圖說》，教授小皇帝帝王權術。此外，張居正在政策主張上盡力取得神宗帝對他的支援，這讓神宗帝對張居正很信任，不但朝中權力交給張居正，而且，他還對張居正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

在明穆宗在世時，從來沒有單獨召見過大臣，而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幾天之後，朱翊鈞就在平臺單獨召見他，與之共商國事，這在朝中引發熱議，使廷臣看到了朱翊鈞對張居正的倚重，提高了張居正的威望。

張居正任內閣首輔之後，他所面臨的是明朝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嚴峻的問題，而小皇帝也頗有雄心，支援張居正著手解決各種難題，君臣兩人志向一致，勵精圖治，推行新政。

萬曆元年（1573年），張居正在李貴妃和神宗皇帝的支援下，推行的章奏“考成法”，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治理措施，旨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各部各科，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神宗曾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明神宗實錄》卷一九）“考成法”整頓吏治，提高辦事效率，杜絕懶政現象，使官場風氣大大改善。

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實施經濟領域的改革，該法先是在福建試行，取得一定成功之後便向全國推廣。至萬曆八年（1580年）九月，在全國展開“清丈田糧”的政策，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至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在全國實行。

張居正在吏治上推行“考成法”，加強對中央和各地官員政績的考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明朝官場風氣為之一新；此外，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把複雜稅制簡單化，重新丈量土地，按田畝多少交稅，清理土地，當時立即使清廷增了土地800餘萬頃，大大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改變了以往國庫空虛的狀態，解決了軍費拖欠的問題等，這些都表現出了萬曆新政的積極性方面，這使得本已日趨腐朽的大明王朝出現振興狀態，延綿了大王朝國祚。

李貴妃與馮保（劇照）

但是，“考成法”和“一條鞭法”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弊端，潛伏下危機：

首先，“考成法”的制度措施的設計較為僵化，阻礙了官吏在辦事時發揮積極性，逐級考核的最後權力集中於內閣，使下面各層官員很被動，不願意配合上面積極做事，而且，對負責監察的都察院各級御史、言官的嚴厲考核大大限制了監察能力，造成首輔獨裁機制的形成，因而，大臣非議張居正獨權霸權。

此外，“考成法”所考核的主要針對賦稅和治安方面，而各級官吏為了完成任務，經常強行收稅，甚至將平民當盜賊抓捕，危害嚴重，使民怨日增。

其次，在經濟方面，“一條鞭法”旨在清查真實的土地數量，統一勞役賦稅，實行“攤丁入地”的管理措施，而將勞役和賦稅統一換算成銀兩，這等於是將賦稅貨幣化。當勞役、賦稅全部轉換為銀兩之後，雖所收的賦稅銀保持不變，但是，遇到旱澇年景不同，糧價出現變化之後，比如農民歉收了，沒錢繳納賦稅了，官吏強收，後果便很嚴重；反之，當農民增產了，但糧價下跌了，卻不增收糧食，只收銀兩，農民等於是糧食多了而卻沒有好處。這即是歉收年景繳不起稅，而豐收年景還要多繳糧，這讓各級官吏很難辦，而農民不但沒有享受到政策的好處，反而吃虧了。所以，“一條鞭法”在推行中受到了各階層的抵制，最後只有內閣在堅持。

更有甚者，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帝雖改變了張居正的一些改革措施，但對於銀兩徵收賦稅的辦法卻沒有改變，一直保留下來，而沒有能解決其中所伴隨的弊端，而張居正一死，內閣沒有那麼強勢，官員藉機盤剝，統治階層與中下層官員及下層百姓的矛盾就加劇了，這成了明王朝衰敗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一條鞭法”所伴隨的弊端，其實成了明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萬曆帝對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不但沒有能改正，反而是改“歪”了，這是他的重大失誤。

萬曆皇帝畫像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而萬曆新政使當時的明王朝積累了一定的經濟成果，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經濟頹勢，國庫逐漸得到充實。神宗帝親政之後，雄心更大了，他開始想幹一些大事，想有大作為，想獲得更大的政績。其中，最典型的是“萬曆三大徵”。

“萬曆三大徵”是指萬曆年間，神宗皇帝先後在明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所主持而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由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這三場大戰從積極方面看，起到了鞏固了明王朝疆土，維護明廷在東亞的主導地位的作用；但是，從消極方面看，神宗帝展開這三大戰役，勞心傷財，掏空了國庫，為明王朝後來的危機埋下了隱患。

北韓之役發生於公元1592年，當時，豐臣秀吉掌握日本大權，他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軍從對馬攻佔北韓釜山，又渡臨津江，進逼王京（今首爾）。北韓國王李昖是一個昏庸之主，他常年沉湎酒色，朝中政治腐敗，在軍事上弛於防備，朝軍一遇日軍來襲便望風而潰。李昖逃奔平壤、後又奔義州（今新義州東北）。日軍很快佔領了王京，毀墳墓，劫王子，虜陪臣，剽掠府庫；接著，日軍又攻入開城、平壤。北韓八道淪陷了七道，北韓面臨著亡國的危急之中。

明朝時期的北韓

此情勢下，明朝應北韓之請，出兵援朝，但由於援軍兵力較少，軍力較弱，加上對地形不熟，遼東遊擊史儒在抗敵中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突圍逃出。

明廷得知明軍援朝失敗後，神宗皇帝決定增兵援朝，令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集四萬大軍赴朝。次年正月，明軍進攻平壤，擊敗小西行長部，獲得平壤大捷，此後，李如松又收復開城，扭轉戰局，接著，揮師進逼王京，但卻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館因輕敵中了日軍的埋伏，損失慘重，李如松險些陣亡。三月，劉綎、陳璘率軍抵朝，明軍扼臨津、寶山等處，派兵斷了日軍的糧道。日軍缺糧，不得不放棄對王京的攻擊，退縮至釜山等地防守，並派使者與明軍談判。為爭取時間，明兵部尚書石星極力主張和議，但因日本欲以大同江為界作為議和的條件，致使談判破裂。

隨後，日軍發動進攻，明神宗朱翊鈞以指揮作戰不力為由，將石星等於下獄，以邢玠為薊遼總督，任命麻貴代替在與蒙古人作戰中戰死的李如松為備倭大將軍，調薊遼、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及福建各處兵馬，以及吳淞水兵，進行大規模援朝。次年二月，明軍兵分四路兵馬向日軍進攻，麻貴率東路軍，董一元率中路軍，劉綎率西路軍，陳璘率水軍，從四面向釜山挺進，水軍統領陳璘與北韓水軍將領李舜臣緊密配合，在海上追擊由小西行長所統領的敵人最精銳部隊。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因病逝，日軍隱瞞了秀吉的死訊，但軍中無鬥志，日軍撤兵，明、朝聯軍乘勢進擊，日軍戰敗，但明軍將領史儒和老將鄧子龍在與日軍的露梁海之戰中也戰死。十一月，戰爭基本結束。

明軍此次援朝的戰役，幫助北韓擊敗了日軍佔領北韓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勝利，使明軍軍威大振，但是，由於調動多省的部隊，軍隊行程長，耗費軍需巨大，財政支出很多，這使剛剛積累起來的明朝國庫，是不小的損耗。

寧夏之役發生於萬曆十七年（1589年），當時，寧夏是明代邊陲九個軍事重鎮之一。明朝設該鎮主要是為了防禦蒙古族人的入侵。發動叛亂的主謀之一哱拜原本就是蒙古韃靼人，明嘉靖年間，他因得罪酋長，父兄被殺，便投降明軍，初為遊擊將軍，統標兵家丁千餘，專制寧夏。萬曆十七年（1589年），哱拜被提為副總兵，致仕後，其子哱承恩襲位。萬曆十九年（1591年），火落赤等部進犯洮河，邊疆告急，哱拜自請率所部三千人往援，他率兵至金城等地，見各鎮兵皆是原來的部下，且回兵時取路塞外，戎兵亦遠遠避開他，他野心膨脹，桀驁不馴，變得非常驕橫，目空一切，對明軍守邊之將全然不放在眼裡，還放縱兒子哱承恩強搶民女，其手下橫行寧夏鎮，專制跋扈，官民皆怕。

寧夏巡撫黨馨雖知道哱拜是一員對付蒙古軍的猛將，但對他的驕橫跋扈實在難以容忍，於是，他想辦法對其抑制，查到了他冒領軍餉，欲將其處置。哱拜不想縮手就寢，便於萬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糾合其子承恩、義子哱雲及土文秀等，唆使軍鋒劉東暘叛亂，乘機殺了巡撫黨馨及副使石繼芳，縱火焚公署，收了符印，併發帑釋囚，並脅迫總兵官張惟忠以黨馨“扣餉激變”奏報，張惟忠不從，自縊而死。

劉東暘參與哱拜的叛亂之後，自稱總兵，而哱拜其實才是叛亂的主謀，哱承恩、許朝成為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云為左右參將，叛軍佔據寧夏鎮，宰殺牲口明誓，之後，出兵攻下中衛、廣武、玉泉營、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城，至平虜，未能攻下。叛軍以獻出花馬池為誘餌，取得了套部蒙古首領著力兔等的相助，勢力漸強，邊疆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率軍抵抗，明廷特調副麻貴馳援，率蒼頭軍阻擊套部蒙古軍，斬獲甚=頗多；四月，又調李如松為寧夏總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為監軍，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進行圍剿；七月，麻貴等搗毀套部大營，追奔至賀蘭山，將其盡逐出塞。各路援軍在代學曾為總督的葉夢熊的統帥下，將寧夏城團團包圍，並決水灌城，哱拜、哱拜的叛軍失去蒙古軍外援，城內又缺糧，內部開始分化。九月，劉東暘殺了土文秀，哱承恩殺了許朝，接著，周國柱又殺了劉東暘。叛軍軍心渙散，李如松攻破寧夏城，圍擊哱拜，哱拜在府中自盡，哱承恩等被擒，叛亂全被平息。

寧夏之役雖成功平亂，表現出明軍的強大，但損兵折將，耗費錢糧，而邊疆土地並沒有擴大，反而讓降將對明朝有提防之心。仗是打贏了，但邊疆危機隱患並沒有真正解除。

寧夏戰役（畫）

播州之役發生於萬曆十七年（1589年），播州位於四川、貴州、湖北三地之間，地形險要，控制的區域很大，自唐楊端之後，楊氏世代統治著播州，但皆是順從於朝廷，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楊鏗被明廷任命為播州宣慰司使；萬曆初，楊應龍繼任為播州宣慰司使。但是，楊應龍不像他的祖輩，他不願順從了。他專權於播州，驕橫跋扈，作惡多端，逐漸想做大，並於萬曆十七年公開作亂。

明廷對楊應龍作亂一時沒有應對之策，而楊應龍方面謊稱願意悔過，並交錢贖罪；另一方面，他卻暗中引苗兵攻入四川、貴州、湖廣等處的數十個屯堡與城鎮，搜戮民財、姦淫擄掠。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四川巡撫譚希思設兵於綦江、合江（今四川瀘州東）等地，防備叛軍；次年，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軍三千進剿叛軍，但卻出兵失利，楊國柱被殺。明廷以平叛不力，罷去江東之地巡撫之職，令郭子章代之，並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龍為總督，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同時，調來劉綎及麻貴、陳璘、董一元等有經驗的邊防將領，領兵南征。

播州示意圖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在總督李化龍的指揮下，明軍分兵八路向播州進發，每路約三萬人。前雲南副總兵劉綎進兵綦江，連破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等天險，又打敗了楊應龍之子楊朝棟所統領的苗軍。巾幗英雄秦良玉與其丈夫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築等七寨，並偕同酉陽等土司軍一起攻下桑木關，其他各路軍也進展順利。三月底，劉綎攻佔婁山關，四月，楊應龍率幾路苗軍迎戰，被劉綎擊敗，劉綎乘勢追擊，佔領了龍爪、海雲至海龍囤（今遵義西北）的天險之地，與各路軍形成合圍之勢。六月，劉綎攻破大城，楊應龍雖不險可守，他知大勢已去，在府中與二位愛妾自縊而亡，其子楊朝棟等被擒，明軍入城，平定了播州。之後，明廷將播州分為遵義、平越二府，分別歸屬於四川、貴州。楊應龍之亂是一次規模很大的叛亂，而且，楊氏統治播州歷史長久，這次平亂有重要意義，但是，明廷的損失也不小。

總之，朱翊鈞親政之後，主持了北韓、寧夏、播州三次征戰，史稱“萬曆三大徵”，擊敗了日軍對北韓的入侵，平定哱拜等在寧夏的叛亂，平息了楊應龍在播州的叛亂，保證了北韓、西北和西南等邊疆地區的穩定和安寧。但是，這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消耗了巨大的軍費，人力物力耗損嚴重，內帑和太倉庫銀消耗了不少，勞民傷財的狀況嚴重，使剛剛有些經濟復原的大明朝又變得拮据了，財政危機又出現了，無力支撐腐敗的朝廷龐大的財政支出。

薩爾滸戰役發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的二至三月間，這是明朝軍隊與努爾哈赤所率領的後金軍隊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大夥房水庫附近）地區展開的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大決戰。明軍與後金在遼東的戰事因為薩爾滸之戰而局勢變得明朗，後金佔據主動，而明軍轉入了被動的防守之勢。

明軍總兵力約八萬六千人，與盟友海西女真葉赫部軍一萬多人，加上北韓軍一萬三千人，總計十一萬多人，號稱四十七萬大軍。而後金方面，由於努爾哈赤東征西討，除了統一女真各部的兵力之外，明廷原來的撫順、清河等也被他所攻佔，擄走了不少人口，在薩爾滸開戰前，努爾哈赤所率領的軍隊約有近十萬，後金驍勇貫戰者約有五、六萬，而擄掠中國民兵亦有二、三萬，總兵力至少有八九萬。

薩爾滸戰役（畫）

努爾哈赤所採取的戰略方針是“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後金集中兵力，應對明軍的分兵圍擊。明軍分四路進攻，但由於協調不力，難以抗擊後金的強悍軍力，開戰五天之後，明軍四路軍中的三路便被後金軍隊擊敗，明軍被殲約5萬多人，大量軍用物資被繳獲。僅有李如柏率領的南路軍因行動遲緩，見勢頭不對，迅速潰逃而倖免被殲。

杜松所率領明軍主力出撫順關東進，由於進展過速，孤立突出，努爾哈赤利用杜松軍因天色灰暗而點燃火炬之機，由暗擊明，集矢而射，重挫明軍，接著，乘著大霧，越過塹壕，拔掉柵寨，攻佔杜軍營壘，擊潰杜軍主力，明軍在敗逃中，西路軍主將總兵杜松、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皆在戰鬥中陣亡。

明軍主力被殲後，南北兩路明軍形孤勢單，處境十分不利，由馬林率領進至尚間崖（在薩爾滸東北），得知杜松軍戰敗，不敢前進，將軍隊分駐三處就地防禦，形成掎角之勢。努爾哈赤率主力軍隊準備登上，以便居高臨行攻擊，而馬林誤以為後金兵力加起來不過二旗，便主動出擊，努爾哈赤一見明軍要進攻，便下令與明軍決戰，努爾哈赤與代善率兵攻擊明軍，雙方混戰，明軍敗退，進攻的明軍被殺大半。接著，趕來援助的後金部隊在東、南面夾擊明軍，明軍抵擋不住後金軍隊的進攻，大敗而逃，後金軍乘勢追殺，擊破潘宗顏部，明軍北路軍大部分被殲，副將麻巖等皆被殺，總兵馬林率數人逃脫。

劉綎所率的東路軍因山路崎嶇，行動困難，未能按期進至約定的赫圖阿拉，但他卻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經戰敗，仍按原定計劃向北挺進，努爾哈赤在擊敗馬林軍後，移師東進，迎擊劉綎。努爾哈赤以少數士兵冒充明軍，打著明軍旗號，持著杜松令箭，詐稱杜松軍已迫近赫圖阿拉，請劉綎速進。劉綎不知是計，率兵速進，隨即中了埋伏，最後，連劉綎都戰死了，東路軍被殲滅。

南路軍李如柏軍行動遲緩，僅至虎攔崗（在清河堡東），而當他接到撤退命令時，被後金哨探發現，後金哨探在山上發出衝擊訊號，大聲呼噪，李如柏軍以為後金主力來攻，驚恐潰逃，自相踐踏，死傷千0餘人。此時，北韓軍隊元帥姜弘立見明軍大勢已去，率領剩餘的五千兵下山投降，後金設宴款待他們，將其釋放，並修書給北韓國主光海君示和。光海君於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派遣使者去後金致謝，從此對後金與明朝採取中立政策。

薩爾滸之戰以明軍大敗而告終，此次戰役是明清戰爭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清興明亡的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役，也是後金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此戰之後，後金軍乘勢攻佔開原、鐵嶺，征服了葉赫部，酋長金臺吉、布揚古被殺死，餘部俱降建州。明軍主帥楊鎬在兵敗之後立即引咎辭職，後被拘押，崇禎二年（1629年）被處決。杜松與劉綎已死於戰場，馬林也於3個月後在開原戰死，明軍四路主將四人已失其三，僅有李如柏始終未遇敵，但在戰役之後數日即為言官彈劾，一年半後自殺。

薩爾滸戰役之後，明朝由進攻轉為防禦，後金方面則由防禦轉為進攻，明朝在戰後失去大部分遼東領土，山海關以外僅餘少部份土地如錦州、寧遠、杏山、塔山等地，明王朝自此無實力真正對抗後金軍隊。到明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吳三桂降清，清軍入關，明王朝便宣告滅亡。所以，薩爾滸戰役從軍事上形成了明王朝敗亡的基礎。

薩爾滸戰役示意圖

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以功績而自許，對於大臣們上呈奏章的批覆，似乎越來越不感興趣了；同時，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越來越虛弱，加上朝中關於爭立皇太子之事，出現了各派系勢力的爭鬥，擋爭愈演愈烈，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而朱翊鈞對黨爭十分厭煩，因而，他索性長期不上朝。他處理政事的方式主要是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大臣們希望皇帝能“召對”,而神宗帝卻喜歡是透過諭旨傳遞，他近三十年，很少上朝，卻又能牢牢掌控著皇權，他是一位奇葩的帝王。

皇帝不上朝，讓宦官有了專權的機會，而朝中官僚隊伍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各派系互相傾軋，出現了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各派，而宦官也形成了“閹黨”，以對付東林黨等。黨爭無休無止，而由於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朝中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之後，福王至封地洛陽剛過一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又發生了“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皇太子以為“必有主使”，而鄭貴妃指天發誓，一再否認與她無關，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朝中大臣多年以來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生怕“梃擊案”涉及到他，隨即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將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處斬，草草了結案情。

皇帝不上朝，內閣出現了官位缺官，部閣缺員的現象，而在神宗帝親政之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之後，太監張誠卻獨攬財權，掠奪錢財，並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刮民財，將腐敗推向了極端狀況，民怨沸騰。

大臣對神宗帝不上朝頗有非議，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不如初，上奏稱：“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 （[清]張廷玉·《明史·謝傑傳》）在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剛入內閣的廷臣竟不知皇帝的長相是怎樣的，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內閣重臣對政事憂心如焚，無計可施，竟以量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曰：“中央部閣空虛，政務荒廢，皇上深居二十餘載，從來接見大臣，天下將陸沉之憂。” （[清]張廷玉·《明史·神宗本紀》）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朱翊鈞深居深宮，“萬事不理”，但是，他又緊握權柄，控制著朝局，只是，從“薩爾滸戰役”之後，遼東慘敗和國事困擾使得長期酒色無節的朱翊鈞終於扛不住了，他病重不起，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總之，自從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之後，長期不上朝的神宗帝所統治的明王朝就已經沒有寧日了，而歷四十七年（1619年）的“薩爾滸戰役”從軍事上宣告了明王朝已進入敗亡之勢。加上之前“三大徵”的勞民傷財、耗損國庫，並有萬曆新政之後神宗帝的失誤而留下的隱患，在經濟上也宣告了明王朝時日不長了。而神宗帝的怠政攬權，朝中黨爭的加劇，更是從政治上宣告了明王朝不可救藥。所以，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