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志者，心之所向，心之所之。一一這樣來解讀，則可以說是“”對詩歌藝術的審美性概括”，勿將志片面的以當今的“志向”含義來解釋。正如“因空見色”之“色”當理解為世間永珍的繽紛色彩，而不應狹義解為“男女色相”一樣。

中國詩歌創作源遠流長，在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中有著濃墨重彩的表現，其中的無數珍品，包括從古代的《詩經》到唐詩；從古典詩詞到現代新詩中的上乘佳作讓一代代後人廣為傳頌，品味不盡，對於陶冶中華民族的情操、哺育中華民族後代的文化素養，向世界傳播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發揮著經典作用和視窗作用。

詩歌以意象來抒情表意，是一種詞句高度精練、心靈感應被外化，富有豐富的意境和新奇的比喻，具有鮮明的抑揚頓挫的節奏感和動聽悅耳的音樂性語言，高度概括出作者對萬物的感悟的文學體裁。詩歌創作是一項複雜的抽象的精神勞動，也是作家細緻觀察生活進行反覆心靈感應的過程。許多人都喜愛詩歌創作。只有能夠比較深入地認識和了解詩歌的藝術特性和審美價值，才能使詩歌創作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和水平。那麼，對我們各級各類學校的語文教師說來，應該透過閱讀深刻品味，分析提煉中國詩歌的文化特徵，從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增加身為語文教師能夠“授人以漁”的文化積澱。根據自己的研學體會，對中國詩歌的藝術特徵歸結出以下幾種：

詩言志，志向貞高

自《尚書·堯典》提出“詩言志”的觀點，便引起了人類的廣泛迎合，細緻分析中國古往今來的詩作名篇，自然也會很明顯地感受到這樣的定義對於刻畫詩歌的藝術特徵是比較中肯的。中國許多詩歌作者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此作為詩歌創作的主旨。這些被我們後來人口口相傳、相互勵志的名句都是託物言志的。具考證，朱熹用詩很講究的一個特點就是如何用來體現，言情蓄志的內蘊十分鮮明，揭示了作者褒揚奮發向上、力爭上游、美化自然的志向和主題。

這是對詩歌藝術思想性的評價，屬於審美範疇。以文載道——文學作品並不單單是冰冷的東西，他是創作者根據自身過去或眼前經歷，觸動內心情思的結晶，其中凝結了創作者的內心感受或豐富的人生哲理。“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看似寫景，又何嘗不是代表作者王維的一種人生追求——他追求的，不是一方寂靜空明的禪境嗎？所以王維從詩歌中透露出來的，就是自己對凡塵俗世和官場爭鬥的厭棄，反而嚮往寧謐安詳的山間歸隱生活。這就是他的志！“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則是孟郊登科之後欣喜之情的外溢，也表現了他的志向。“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則體現了白居易少年登科的得意和噴薄欲出的才情，而後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則是宦海沉浮、官場失意落魄的真實寫照。

“詩言志”確切地講，應該是對詩歌藝術的意境情懷以及表達的內涵思想的概括，當然，從宏觀講，也包括審美性，而審美性更趨向於詩歌的韻律、手法以及流暢優美的語言。

一、“詩言志”所表現的詩歌的意境情懷

“詩歌合為事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一般都是透過對事物的感懷、認知而進行創作的，有具體描寫、託物明志、寄寓展望等，語言簡潔濃縮、流暢有韻，讀起來很美。但要創作起來，需要很好的文字功底，不僅對韻律、手法、立意等要很好地把握——這可以讓詩歌很美，而且要有情懷意境——這是體現“詩言志”的關鍵內容以及詩歌的重點要以。把握好這些要點，詩歌既美且深，讀後意猶未盡、遐思無限。如，描寫一首春天的詩，可以用花草樹鳥等很多優美的語言去立意描述，讚美春天，但要昇華到其他方面（比如愛情、生活等），就需要充滿情懷飽蘸感情的意境，加上流暢清新語言和很多寫作手法，詩就很精美。

二、“詩言志”所表現的詩歌的思想內涵

“詩言志”核心是思想內涵，描寫具體事物的詩當然很美，但要到“言志”層面，必須在清新流暢的基礎上讓詩厚重，也就是“託物言志”。比如王安石“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一詩，看似在描寫梅花，但核心是藉此而“言志”——學習梅花傲然凌寒、堅韌不拔的精神品質，寫得既清新又厚重，既流暢又蘊含思想。還有很多這樣“言志”的優美詩詞。

總之，“詩言志”是對詩歌情懷意境、思想內涵的概括，審美性主要體現在韻律、手法和流暢文筆等方面，但這些兼具的詩歌會更加優美。

“詩言志”是詩人在詩作中所表現出的精神境界，它是詩人思想意識和抱負志向的體現。這和詩歌的審美觀點是相輔相成的，宛如靈於肉的有機統一。

“詩言志”出於《尚書.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意思是詩是用來表達人們的志向的，此後，它一直作為詩評者評詩時的一種衡量標準。

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有成就，為人們所愛戴的詩人，無不是言大眾之志的詩者。如果悖離了這一規則，則會為大眾所鄙棄，如大唐詩者何止成千上萬，而能為大眾所交口盛讚的又有多少呢?

詩歌是語言的精華，是一門語言藝術，言志是建立在語言基礎上的，惟有以凝鍊含蓄，形象傳神的語言把所言之志表達出來，就是好詩。這宛如是靈與肉的有機結合，詩歌創作達到了這一點，就是創作上的成功，而這一切，是建立在詩歌藝術審美觀上的。

綜上所言，“詩言志”可以說是詩歌藝術審美觀的體現。也就是說：以凝鍊含蓄，形象傳神的語言，體現出詩人的精神境界，表達出大眾之志，就是好詩。

可以這麼說。從中國的經史子集中可以發現，一些古籍已經對“詩言志”進行了概括和闡述，這些內容當中，自然也包括了“詩言志”對詩歌藝術的審美性概括。

在中國最早的詩歌理論《尚書·舜典》中，第一次提出“詩言志”之說。

中國文學批評發端於先秦時期。《周易》中已有“言有序”“辭無常，遜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等說法，但並非針對詩歌。《詩經》中的某些篇章明確表示了作者寫詩的意圖，如《魏風·葛屨》中提到“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小雅·節南山》裡寫道“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大雅·崧高》中也有概括，“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這裡有箴諫，也有頌揚，明確顯示了詩歌的社會作用，為“詩言志”“美刺”等詩論提供了作品依據，但它們本身還不是真正的詩歌理論。中國最早的詩歌理論是“詩言志”說。

《尚書·舜典》明確提出：“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這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詩言志”的理論。這裡的所謂“志”，主要是指意志懷抱而言，著重在表現作者對政治及其他一切社會問題的態度與看法。也就是說，詩歌之作是為了抒寫作者自己的心志懷抱。今天人們稱之為“寫心”，也是這個意思。

“詩言志”的意思是說詩歌都是有所為而作的，不是為寫詩而寫詩，詩歌是作家的心聲。這一詩歌理論的概括性提出，在中國詩歌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後世所謂“抒懷言志”“言情”“寫心”，無不由此派生出來。所以，朱自清在《詩言志辨》序中，把“詩言志”稱為詩歌理論“開山的綱領”，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