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宗明義，秦觀的文學思想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反對形式主義、譁眾取寵的文風，重視文學的思想內容與社會功用；

2、從文學發展的角度明確指出文學遺產繼承的重要性，並對漢魏文學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價；

3、重視《詩》《騷》傳統，推崇漢魏文學精神，同時也並不全盤否定六朝的藝術趨尚。

01 重視文學的思想內容與社會功用，反對形式主義、譁眾取寵的文風

秦觀在《論議（下）》一文中，較為詳盡地闡述了這一觀點。文中，秦觀將《詩經》、《離騷》作為文學的兩大源頭與傳統，以為文學的盛衰同《詩》《騷》傳統的承繼與否密切相關，同時明確肯定文學的功能在於喻志抒懷，而徒重形式、“不適於用”則乃“文辭之弊”。

這一思想在秦觀身上的體現是始終一貫的，如他曾兩度賦詩，盛讚元結及其《大唐中興頌》，對於元結“俯首刻意追《風》《騷》”的精神深為傾慕，並時時以漫郎自比、比人：

“幸謝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漫”《李端叔見寄次韻》“追攀昔共猗玕子，嗜好今同桑苧翁”《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他品題朋友詩友，也往往著眼於作品充實積極的思想內容，如稱讚李公擇的文章“屬寓深遠”，程師孟的詩歌“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推崇鮮于子駿“微辭追屈宋”，又以曹植喻劉景文，讚揚他的詩文繼承了《國風》的優良傳統。

秦觀本人的創作也以“不為兒女姿，頗形四方風”氣自許。從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到荀子的“明道、宗經、徵聖”，再到唐宋古文家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以貫道”，對於文學作品思想內容、社會功用的重視，成為儒家傳統文學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秦觀基本上繼承了這一文論傳統，同時又沒有為傳統觀念所約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秦觀論文學的思想內容迴避了歧義頻生的“道”的概念，而提出“有見而發，有激而云”的主張；

第二、秦觀論文重在適用，在當時與二程為首的道學家文論不一致，而與王安石等政治家文論相接近，這兩方面互為表裡。

“有見而發，有激而云”的提出與肯定，可以說是對傳統的“明道，宗經，徵聖”觀念的某種程度的反叛，它的含義不完全等同於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與韓愈的“不平則鳴”，它所肯定的不僅僅是窮愁怨刺之文，而是更進了一步，以現實為尺度，以適用為原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對聖人的是非觀提出了質疑。

秦觀反對那種自命“其言是”“其言信”而“終身未嘗信”的虛偽文風，他自己為詩作文即不拘於所謂“雅言”、“俗論”等先入為主的思想框限，而是“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

只要是真正出於自己的見解，真正發自內心的感受，形之於文，即便是“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千其間”，亦可稱“純而不駁”；倘若自己內心“終身未嘗信”而形之於文，即便是“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也未嘗不是“駁而不純”。

基於此，在《司馬遷論》一文中，秦觀駁斥了《漢書》批評《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的觀點，認為“有見而發，有激而言”，“則遷不為過”，並賦詩嘔歌：“高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金雘。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

至此，可以看出，秦觀所強調的文學作品的“深屬遠寄”，不是僵化的、凝固的“聖人”的觀點，不是社會上占主導地位、代表政權意向的理性觀念，而是文人立足現實，關注社會，從而在內心所激發的對於時政的真實感受。

至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遠甚於以往，加上理學的興盛，思想受到很大的束縛，“詩以諷諫"、“文以明道”的觀念，也比以往更為深入人心，因此，宋代文學充滿了政治關懷與道德意識，其中有不少顯然井非出於個人對社會本身的真切感受與真切認識，而帶有虛偽的成份，秦觀此論可謂切中時弊。

作家的文藝觀是其人生觀的一個部分或一種體現。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幾乎普遍地受到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影響。秦觀也不例外，其早年的“強志盛氣”及晚年的淒厲哀婉，事實上都繫於此端，是在“用世”問題上的希望與失望的兩種心理反應。

當用世充滿希望時，他分析國政時局，寫下大量策論，對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以期有補於時；當他淹留場屋，才志難伸時，他往往於詩文詞中，抒發其抑鬱不得志的身世感慨；而當捲入黨爭，一貶再貶，終至“日邊清夢斷”時，更毫無掩飾地發出淒厲的哀鳴。

儘管他一生前後不同時期，不同文體的創作呈現出多種不同的風格，而在其中一以貫之的卻是“有見而發，有激而云”的文藝創作觀。

02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明確指出文學遺產繼承的重要性，並對漢魏文學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價

在《論議（下）》一文中，秦觀曾這樣評議前代文學發展情況：

“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賭，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樸根抵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

如果孤立地看這一段文字，似乎秦觀以一種倒退的眼光看待文學的程序，全盤否定《詩》《騷》以下歷代文學，一味強調思想內容與社會功用，完全忽視文學形式與藝術技巧。可是，再讀他的《淮海集》，就會發現情形並非如此。

一個作家或批評家在提倡一種事物，反對另一種事物時候，語意和語氣容易有所偏重一邊。如李白《古風十九首》其一所表現的對南朝文學的全盤否定，秦觀以上言論亦屬此類情況。事實上，在《春日雜興十首》其十中，他發表了幾乎完全相反的看法：

“藝籍燔祖龍，斯文就淪喪。帝矜黔首愚，諸巂出相望。揚馬操宏綱，韓柳激頹浪。建安妙謳吟，風概亦超放。玉繩帶華月，豔豔青冥上。奕世希末光，經緯得無妄。……”

所以，即便秦始皇焚書坑儒，給社會文明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然而，暴政終究不能長久，人類文化與文明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正聲微茫之際，又頑強地生長起來並綿延下去。

文學是人類文化的一個分支，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該詩批判了“文章無用”的錯誤觀念，對揚雄、司馬相如、韓愈、柳宗元以及建安文人的不朽功績給予高度評價。秦觀對漢魏文學的肯定並不僅見於這一首詩中，《劉公幹》一詩可以參照：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徊徨，飄零低金室。……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經奇，未得偏人失。”

此外，《與李德叟簡》讚揚黃庭堅“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稱頌李之儀的文章“雄深迫揚馬”，《曾子固哀詞》中以揚馬崔駰蔡邕襯托曾鞏的文學成就，都表現了秦觀對這一時期文學的推崇，由此亦可以看出秦觀對於文學發展所持的並非是倒退的觀點。

在《韓愈論》中，秦觀還涉及到文學發展的歷史繼承性問題。他說韓愈之文：

“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

一個時代的文學必然要接受前一時代文學的影響，一個作家的創作總在繼承前人優秀文學遺產的基礎上進行。作家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依然離不開先驅者的探索與積累，憑空的創新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只有以既有的情況為依據，以現存的條件為前提，去粗取精，去蕪存真才有希望達到時代的頂峰。秦觀以客觀、歷史的眼光，把握到文學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

事實上，我國古代詩文發展到唐代，內容、體裁、風格、技巧各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備了成熟與輝煌的條件，韓愈、杜甫的出現確實是適當其時，六朝時代詩文尚未完全成熟，而宋元則已是戲劇文學的醞釀成熟時期，都不是詩文華大成的最佳時代，傑出的文學家固然會對文學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但他無法根本性地改變歷史的程序，這便是陶淵明何以不見於他的時代，蘇軾所開創的豪放詞風何以到南宋才擁有眾多同調的原因所在。

正因為認識到繼承前人文學遺產的重要性，秦觀在其文學實踐中總是自覺地兼取眾長，融今鑄古，把藝術修養建築在博大深厚的基礎上。

他少年習賦，“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響”，居家應舉時，“盡取今人所謂的時文者讀之”，“杜門卻掃，以詩書自娛”。《韓愈論》中，他評諸文家、詩家風格：

“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陰、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千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衝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

這番概括可謂老辣簡煉，如數家珍，可見其玩味之深透。由此，亦可見其學習前人，博採眾長千一斑。

03 重視《詩》《騷》傳統，推崇漢魏文學精神，同時也並不全盤否定六朝的藝術趨尚

在詩文中，他經常提及晉宋間人物，如：

庚郎江今齎珠璧，小砑紅箋揮免毫《和王通叟琵琶夢》翩翩曹公子，子猷定前身。《次韻曹存之嘯竹軒》誦言成絕唱，疊疊迫陰何。《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畫船京口見停撓，瀟灑渾疑謝與陶。《次韻二首》其二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游龍門山次程公韻》已煩逸少書陳跡，更屬相如賦。《西碟宴集二首》其二可憐一段風流事，特欠支郎與子猷。《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這些詩句都不是吟詠晉宋間文人，而是借之比擬讚美朋友，從而間接表現了他對這一時期文學趣味與風格的肯定和追慕。經過魏晉文學自覺時代到六朝，文學觀念日趨明晰，文學逐步成為一個獨立門類，對文學界限的爭論，對文學特點的探討，促使文學的形式與藝術技巧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儘管六朝文學就內容的充實和風格的剛健來說，遠遜於《詩》《騷》與漢魏文學，但在語言的華美和表現手法的細緻豐富方面，則比過去有了很大的創造和發展。秦觀常提及的詩人如謝靈運，其寫景狀物，色彩鮮明，用詞造句，精雕細琢，開闢了南朝詩歌崇尚聲色的新局面。

總之，這一時期的文學家們，“傾採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形成清新撫麗的詩文風尚。

秦觀以其多情善感風流倜儻的個性氣質，生長江南、遊歷淮楚、往返吳越，深受秀美的自然山水的陶冶，顯然極容易認同於這種同樣出自江南之地的文風，形成偏於婉麗的審美趣味。這種審美趣味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有著非常明顯的表現，其早年許多詩作善於從形、色、意、態多方面捕捉形象，色澤明豔，體物精微。如《春日雜興十首》其一中“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二句，李公擇以為“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胡應麟亦以為“實近三謝，宋人一代所無”，王士禎也說此兩句為“六朝佳句”。

至於其詞作風格的清麗婉約，更是人所共識，無須贅述。品評朋友詩作，他也常常以清新撫麗為標準，如：

麗句曉披花綽約。《次韻酬周開祖宣義》居士碧雲栽秀句。《再用韻》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硃紅迷畛域。《李端叔見寄次韻》

除清新嫵麗之外，晉宋尚有另外一種詩風，那就是陶淵明的古樸平淡。在注重語言之類的六朝時代，不尚華藻，質樸平淡的陶詩，一直不受重視。唐宋以來，古文運動發展，古文取代駢文在文壇佔統治地位，文風趨向質樸，在文人們的品評中，陶詩的地位日益提高，宋代以平淡論詩，尊陶之風猶甚。

秦觀一方面受時代審美趣味的影響，另一方面他生平喜與僧道交遊，通曉佛書，邃於老莊，崇尚真樸，追求適情任性的生活方式，這一切都使他很容易接納並推崇質樸平淡的詩風與文風。

《會稽唱和詩序》即表明了他的這一趣尚，在這篇詩序中，秦觀高度推崇“平夷渾厚，不事才巧”的詩作，認為：“激者辭溢，誇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而真正的優秀之作，“內無所激，外無所誇，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千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

此論發表於元豐二年，而秦觀本人那些鉛華落盡，體現其崇樸尚淡的文論思想的詩作，則主要出現在後期。

可見，一定的審美趣味，必須與作家的身世遭際、人生體驗相對合，才能自然地流露於筆端。

不過，清新嫵麗與質樸平淡兩種美學風格並非是兩相對立的，清新嫵麗與質樸平淡，二者之間有一個本質的相通之處，即自然。換句話說，“清新嫵麗”與“質樸平淡”是崇尚自然的審美趣味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態。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