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是中國古代的中央教育管理機關和全國最高學府，一般也就是中央官學的代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統治北中國一百餘年，號稱“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也不例外地設有國子監。

關於金代國子監的設立時間，史料中有明確記載。《金史》卷5《海陵紀》:天德三年(1151)正月“甲午，初置國子監”。卷51《選舉志一》:“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現已出版的各類金史、教育史專著以及有關論文，在談到金代國子監時，也無一不是從天德三年開始講起。

金代建國之初，定都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縣南)，統治重心亦在東北地區。當時在上京和其它幾處陪都如西京(大同府)、中京(後改北京大定府)也設有學校，但卻不是漢族封建王朝傳統的國子監學，而是為推廣普及女真本民族語言文字而設立的女直字學。

按金代女真文字最初由完顏希尹制定，頒行於太祖天輔三年(1119)八月。根據現有材料，最遲在太宗天會元年(1123)，女直字學已經設立。《金史》卷88《紇石烈良弼傳》“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樁年皆童卯，俱在選中。……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卷92《曹望之傳》，“天會間，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可知當時的女直字學課程比較簡單，故二人卒業後年僅十四，即能出任教授。並且像曹望之這樣的漢族子弟亦能入女直字學學習。

我們在這裡專門提到金初的女直字學，不僅因為後來繼踵而立的女直國子學成了金代國子監的一部分，而且因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學校的設立，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創。其後元代廣設蒙古字學，顯然與金朝的影響不無關係。

天會十三年(1135)，熙宗於上京即位，參唐宋制度改定製。《大金國志》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記其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4紹興五年春正月條略同)，專門提到“國子監官不設”。當時未設立的機構很多，何以唯獨提到國子監不設呢?

查《三朝北盟會編》卷221所引洪皓《文具錄》記載得就比較清楚了。洪皓說:“國子監舊在燕京，亦不設。”如洪皓所言，則金初一度燕京設立過國子監。情況果真如此嗎?答案是肯定的。《孔氏祖庭廣記》卷3《崇奉雜事・金》記載:

“天會五年(1127)，睿宗為右副元帥，駐燕京。雖戎馬未息，首建太學，修國子監。”

按睿宗即金世宗之父宗輔，後追封為帝。《金史》卷19《世紀補》:“天會五年，宗望薨，帝為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十一月，分遣諸將伐宋。帝發自河間，徇地淄青。”可知天會五年宗輔的確有一段時間駐兵燕京。燕京在遼為南京，屬五京之一，曾設立過較高級別的官學。

《遼史》卷13《聖宗紀四》:統和十三年(995)九月，“以南京太學生員寢廣，特賜水磑莊一區。”根據殘存史料，遼在上京、西京、中京都設立過國子監，南京可能也不例外。那麼宗輔大概就是在遼代學校的舊址上修建國子監(或太學)的，至少也是受到了遼代制度的影響，儘管他設立的國子監事實上並不具備中央官學的性質。以後這一國子監也再罕見記載，不知究竟存在到什麼時候。

熙宗自幼漢化較深。“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土”，“盡失女真故態，……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他即位後，實施了一系列傾向於漢族傳文化的措施，除改定官制外，還包括諸如改進科舉制度，續封孔裔為衍聖公，親祭孔廟等等。他並且對臣下說“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政治，皆由是也。”不少研究者認為:若不是後來朝中內亂頻仍，熙宗是可能在他的統治時期遷都燕京的，其說頗具見地。進一步分析，很多加深漢文化的改革措施，包括設立國子監在內，實際上都到了逐步提上日程的時候。皇統九年(1149)，熙宗遇殺，一系列未完成的任務，都交給殺害他的海陵王完亮去完成了。到天德三年，金代終於正式設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學。

金代國子監的演變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海陵王天德三年，設國子監。《金史・選舉志一》記載:當時國子監下只設一所學校，即國子學。學生二百人，其中“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學生有嚴格的身分限制，只“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和“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才有資格入國子學。其中年不滿十五者入小學。

又據《金史》卷56《百官志二》，國子監設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為正副長官，下設丞二員(從六品)。國子學中設博士二員(正七品)，“分掌教授生員，考藝業”;助教二員、教授四員(並正八品)，“分掌教誨諸生”。關於海陵王時期的國子監，史中具體材料較少。但有一點可以背定，它基本是面對高階官僚貴族子弟開設的。

這一時期，國子監的規模有了很大擴充，主要體現在學校的設立上。

首先是太學的設定。《金史・選舉志一》，“大定六年(1160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後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根據現有材料看，終世宗一朝，太學都只有一百六十人，増至四百人是章宗即位以後的事。《選舉志一》載大定二十九年(1189)章宗初即位時百官議事狀雲“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可以為證。

但太學生的入學資格，估計前後不會有太大變化。也就是說大定太學的一百六十名學生中，應當既包括五品以上官的兄弟子孫，又包括“曾得府薦及終場人”。後者一般指參加科舉考試殿試落選的舉子，它是不帶有什麼等級身分限制的。

總之，世宗朝太學的設立，雖然人數有限，但卻打破了高階官僚貴族子弟對中央官學教育的壟斷，在金代教育史上的意義十分重大。太學的職員設定，據《金史・百官志二》，包括博士四員(正七品)和助教四員(正八品)。與國子學相比，多出博士、助教各二員，而未設教授。

其次是女直國子學的設定。金初曾在上京等一地方設立過女直字學。但經熙宗、海陵王兩朝，女直字學日趨衰微，從現有史料看已幾乎湮沒無聞了。世宗完顏雍不同於他的兩位前任，他非常注意儲存本民族文化，竭力阻止女真人日漸融化到漢族中間的趨勢。基於這種思想，他採取了大力振興女直學的指措施。

《金史・選舉志一》女直學7條記載：

“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後擇猛安謀克內良家子弟為學生，諸略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之。十三年(1173)，以策、詩取士，始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為教授。國子學策論生百人，小學生百人。…凡取國子學生、府學生之制，皆與詞賦、經義生同。”

由此可見，女直國子學基本是仿照國子學制度設立的。其內部職員設定，史籍缺載，已難考定。元代蒙古國子學之上設蒙古國子監作為教育管理機關，而金代則只有女直國子學，沒有女直國子監，估計女直國子學是隸屬國子監管轄的。《金史·百官志二》記載章宗明昌二年(1191)國子監曾增設監一員，“兼提控女直學”，可為佐證。有的研究者認為，(金)國子監自大定十三年而後，三學鼎足，各專其業。其說可能是成立的。

再其次是女直太學的設立。《金史》卷8《世宗紀下》:大定二十八年(1188)四月“癸末，命建女直大學”。據施國都《金史詳校》卷1，“大學”當作“太學”。然此事不見於選舉志和其它材料。《金史》卷10《章宗紀二》:明昌四年(1193)四月“辛亥，右丞相(夾谷)清臣率百官及耆艾復請上尊號，學官劉現亦率六學諸生趙楷等七百五十九人詣紫宸門請上尊號。”五年十月“壬寅，右丞相清臣復請上尊號，國子祭酒劉璣亦率六學諸生上表陳請。”這裡兩次出現“六學”一詞，頗令人費解。施國祁認為“六學”是指“國子學、太學、府學，及女直亦有三學。”其說如成立，則可為女直太學設立的一個旁證。那麼到大定末年，國子監下可能就轄有四學了。

如上文所述，我們暫且斷定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之時國子監下轄四學，即國子學、太學、女直國子學、女直太學。章宗以下，國子監的演變又出現了新趨勢，即太學獨盛而其它三學日浙衰微。

太學的規模在章宗時有了明顯擴大。《金史》卷9《章宗紀一》:明昌二年(1191)四月“戊戌，增太學博士助教員”。此事《選舉志》、《百官志》均未載，所增員數不詳。太學生人數也由世宗時的一百六十人增加到四百人。《大金國志》卷20《章宗皇帝中》記載:

“承安四年(1199)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俎豆、敦盤、尊罍，及春秋釋合用祭器。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併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者四百人。”

這條材料不見於《金史》和現存其它史籍，然必有所本，當非社撰。特別是最後一句提到諸生四百人，該與《金史・選舉志一》所言太學人數不會是偶然的巧合吧。因此我們也不妨假定《選舉志》所載“後定……凡四百人”就是在承安四年。

相形之下，國子學、女直國子學、女直太學在史料中出現得就越來越少，看樣子最後已幾乎到名存實亡的境地了。女直國子學和女直太學為醉心於本民族文化的世宗所建，而章宗以下諸帝對世宗那一套並不熱衷，因此它們的衰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至於海陵王建立的國子學，大概終金一代一直也沒有太興旺過。按制度，只有上層貴族官僚的子弟才能入國子學。事實上這些入仕出官很方便，不一定非要入國子學讀書不可。元好問即雲: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為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

世宗建立女直國子學、女直太學，國子學吸收上層女真貴族子入學的機會就更少了。南渡以後，近侍局官權重，“多以貴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職”，“皆膏樑子弟”。實際上，我們甚至很難在史料中找出哪一位金代的上層貴族官僚子弟在國子學讀過書。可見國子學的衰微，也是帶有很大必然性的。

太學的情況則大不一樣。金朝中後期，科舉制度日漸完備。身份低微的漢族士人大都視科舉為做官的終南捷徑，千方百計想進入太學讀書，為應試打基礎。隋唐以來門閥制度的崩潰也為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以上就是有金一代國子監演變的大致線索。

金國的最高學府同樣是國子監，國子監下設太學。國子監承擔國家教育的管理和知識傳授雙重功能，太學主要是士子學習的地方。

根據《金史》卷五十一.志三十二記載。金國延用了遼國、宋朝的科舉教育制度，世宗大定十一年，創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金取士之目有七。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童中選者，曰舉人。

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1151年），後定製，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

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後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

府學亦大定十六（1176年）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並得解舉人為之。後增州學，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內舉人試補三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不限數，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得過二十人。凡試補學生，太學則禮部主之，州府則以提舉學校學官主之，曾得府薦及終場舉人，皆免試。

總結：金國在消滅遼國、北宋之後，政局隨之平穩，政治制度最初採用的遼國的雙重製度，之後逐漸漢化，尤其是金熙宗在位時，金國漢化最為嚴重。在科舉和教育方面，幾乎照搬宋朝。先是設立國子監培養士子，然後設立太學、府學、州學，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人才培養體系。

金國科舉教育體系的建立主要是在金熙宗完顏雍在位時建立的，金熙宗在位二十九年，是金國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當時海陵王完顏亮南下滅宋失敗，金國也熄滅了南下的心思，金國和南宋簽署《隆興議和》保持了長達40多年的和平。這已經是金國中後期了，主要是政局平穩下，教育才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