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一定要站在具體的歷史場景，而不能站在後人的角度說，朱元璋殺功臣，和慈不掌兵關係不大，也不是正常與不正常的問題，必須回到當時具體的歷史場景。

朱元璋殺功臣主要集中在兩大案件，一為胡惟庸案，一為藍玉案，但這兩大案發生的背景有很大不同，目的也不一樣。

先說胡惟庸案，此案發生於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凃節告發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等人謀反，同月這三人全部被殺。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被逼自殺，歷史上將這一案件稱為胡惟庸案。

明初政壇大體存在兩大派系，一派是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一派是以宋濂、劉基為代表的浙江集團，兩大集團在政治上存在對立，在明朝初年有過數次衝突。比如劉基擔任御史中丞時，就殺掉了李善長的親信李彬。明初兩大文臣集團，在誰擔任丞相上有非常多衝突，胡惟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推上丞相之位的。

胡惟庸與李善長關係密切，胡惟庸在仕途的上升上，得到李善長頗多幫助，朱元璋藉此將胡惟庸推上丞相之位，為後續將李善長拉下馬埋下了伏筆。

或者可以這麼說，胡惟庸案只是朱元璋為了除掉李善長而故意製造的冤案，那麼朱元璋為什麼非得除掉李善長呢？這就回到一開始所說的明朝兩大政治集團，朱元璋奪得天下，依靠的是淮西集團和浙江集團，稱帝以後雖然掌握了名義上的絕對權力，但在權力的實際執行中，朱元璋依然不得不依靠文臣集團。朱元璋與李善長所代表的文臣集團的矛盾，本質上是行政資源不平等引發的，朱元璋希望掌握所有行政大權，淮西功臣集團李善長行政資源豐富，自然不甘心束手就擒。

明朝建國初年，朱元璋還不具備將文臣集團都拿下條件，所以一開始只殺掉了胡惟庸等人，後續才慢慢殺掉宋濂，逼死李善長，一點點清除掉功臣集團。李善長所代表的功臣集團覆滅，本質上源於與皇權的衝突。

但藍玉案不太一樣，藍玉作為帶兵的將軍，是純粹的武夫，在文人集團中影響力有限，對朱元璋的皇權也不構成威脅，相反藍玉是朱元璋為太子朱標留下的治國班底，為將來徹底消滅北元做的預備。

藍玉與太子朱標關係特別親密，他是太子妃舅父，極力維護朱標的儲君之位，曾向朱標舉報燕王朱棣有不軌之心，由此與朱棣交惡。要知道，在傳統社會，藍玉這種行為有挑撥皇室成員關係的嫌疑，不是信任達到一定程度，藍玉斷然不敢採取這樣的行為，這也說明藍玉是服從太子朱標的。

不過，這也正是藍玉悲劇的根源，藍玉本身驕橫跋扈，太子朱標即位，朱元璋不會擔心藍玉謀反，結果朱標英年早逝，朱元璋所有的謀劃都竹籃打水一場空。

皇太孫朱允炆相比朱標而言，個性更加軟弱，資歷非常淺，威望顯然不能使驕橫跋扈的將軍信服，為此，朱元璋不得不重新安排接班人計劃，只是他已經沒有時間重新為朱允炆搭建一套班子了。所以，為了讓朱允炆順利接班，朱元璋只得對朱標的班子大開殺戒，藍玉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

洪武二十六年，藍玉以謀反的罪名被殺，這與胡惟庸案已經相隔十餘年，朱元璋重啟殺戮，是迫不得已的行為，只不過，如此大規模殺戮能臣，使得朱允炆即為後缺乏能幹事的大臣和武將，結果讓朱棣佔了大便宜。

大體來說，明初兩大誅殺大臣的案件，都與權力脫不了干係，朱元璋都是從維持皇帝權力絕對穩固出發的，而不是因為“慈不掌兵”。

實際上，朱元璋對待一般士兵，可以說是相當仁慈的。

我不能說朱元璋這樣是對，還是錯，但是我覺著如果我是朱元璋，我也會殺功臣，我覺著他殺功臣也正常，你能幫我打天下，也能幫別人打天下，我不敢肯定你一輩子只忠心我老朱，既然不敢肯定，那就殺了你。我對歷史懂得不多，既然小編邀請回答了，我就說一下我心裡屬於我個人的想法。

佛教有眾生平等一說，對於一個家庭來說缺了誰都是不完整的。為手中權勢或為守一己之利而要他人性命，是極端自私者的一種理由。用動物的本性去當守財奴總會留下缺憾。探討理性的處理好矛盾，才會使高尚的人性光輝閃現。要求用別人的生命來為自己守財，這是正常的嗎？

殺功臣雖說不義，但在情理當中。老朱在一無所有的時候打天下，靠的就是這些功臣，坐天下的時候就出現問題了。這些功臣和老朱當時一同出生入死，而且基本都是武將，打仗可以，但是心眼估計就不多了。老朱當皇帝了，還能和這些功臣們喝酒划拳，哥哥弟弟叫？而這些人卻沒有意思到這點。依仗戰功和老朱叫板，要好處。這是第一個該死的的理由。第二，老朱老了，這些人服老朱但能服老朱的兒子，孫子嗎？對老朱都敢炸刺，到老朱沒了，"這些人資格更老，地位更高，能服氣嗎？不造反就算對得起老朱了。湯和，沐英為什麼沒死，而且還得到重用？因為他們聽話，特別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爭不搶，貫徹老朱的決策。老朱當然喜歡他們。胡惟庸，藍玉之流卻結黨，亂政，豈不該死。有人說，為什麼不學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因為這些人在朝在野在軍隊都有很高的威望，如果出於怨恨而造反不是沒有可能，而且成功率會非常高。所以說殺，是必然的。而張良，劉伯溫之流卻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所以說這樣的人才是最聰明的。俗話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其實還有深一層的意思。飛鳥已盡，還留著良弓要射誰？狡兔已無。這些走狗又該對付誰了？所以說，不要說老朱無恥，殘忍，不在那個地位，是不明白箇中的道理的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畢竟太寬泛了。首先我認為朱元璋是個好皇帝。因為朱元璋來自最底層，所以他愛護老百姓。敵朝皇帝康熙祭奠朱元璋寫下治隆唐宋。這是對朱元璋最好的評價，雖然裡面有不少政治色彩，但是康熙作為千古一帝，也是不能隨便對敵朝皇帝妄加評論的，多少有很多實事求是的成分！在我看來，朱元璋得位最正，從一個叫花子奪得天下，當然覺得天下來自不易。他曾經叫太子朱標拿一根帶刺的木條，太子不敢拿，朱元璋捋順木條，說這下你好拿了。不扎手。其實這時候很多開國文臣武將開始居功自傲，縱容手下胡作非為。朱標老實，將來要面對這些功臣，可能會束手無措。所以朱元璋就把這些釘子戶給拔了！目的好讓朱標順利繼位和統治大明朝。朱元璋心狠手辣，疑心病很重，這是肯定的。但是他作為一個父親，他是個好父親，對待人民來說，他也是一個好皇帝。對於貪官汙吏，對於奸詐狡猾，為富不仁的封建官僚來說，他是一個殘暴不仁的帝王。他為了子女，不惜一切手段，為子女鋪開道路，不惜罵名留給自己，也要竭嘶底裡的保護好自己的子女和大明江山。作為一個皇帝來說。作為一個父親來說，殺死絆腳石，為子女鋪路，也算是能夠理解！畢竟朱元璋居功至偉，驅除倭寇，恢復中華！把江山重新從外族手上奪得，回覆漢人自信。值得謳歌頌德的！

朱元璋是百姓皇帝深知百姓疾苦休養生息沒有橫徵暴斂，他痛恨官吏所以官吏工資不高，那些功臣自持功高為所欲為殘害百姓也就是驕兵悍將，既然有功朱元璋都賞了，但是有了過該殺也是要殺的。朱元璋是位好皇帝。難道殺欺壓百姓的驕兵悍將和貪官不對嗎？

我只能用八個字形容了，哪一個名人不是“名滿天下，謗滿天下“；千古一帝秦始皇創造了多少個第一，依然有暴君之名；漢武大帝前半生窮兵黷武，晚年巫蠱之禍搞死儲君、皇后；唐太宗李世民弒兄殺弟，逼父禪位；成吉思汗的開疆擴土同時也帶來了屠城、屠殺，甚至種族滅絕政策；康熙大帝一生功績卓著，可是他在位六十年，連年戰爭，國庫空虛，腐敗橫行；雍正繼位，成為清朝唯一一位累死在處理朝政事物上皇帝。等等吧。做皇帝不可能是完人，看你掩蓋歷史的能力了，比如李世民基本洗白了；朱元璋得罪的是官僚集團，尤其文官集團，那文官集團還不得在擅長領域可勁潑朱元璋的髒水，縱使有些事他雖然幹了，但評價還是要中肯些。

首先要看看他為什麼要殺功臣，朱元璋晚年時候，太子朱標宅心仁厚心地善良，替老朱監國時解除了不少他父親立下的政策，這一舉動很得民心，老朱看在眼裡也很滿意，但唯一擔心的是怕自己死後他兒子鎮不住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功臣，不曾想太子竟然患病先死了，立孫子為接班人之後，老朱開始了為孫子鋪路的計劃，先親自選出一批忠心耿耿的臣子，然後開始殺功臣，可憐那些與他一同打天下的文臣武將最後得以善終的好像只有湯和一個。老朱死後，這個孫子急著削番惹怒了眾多叔叔中最像老朱的那個，這才有了後來的靖難之役，按現在的眼光來看，如果沒有當時的削番政策，只怕永樂盛世也會很難出現吧，老朱殺功臣為的是確保自己兒孫的江山，好人也可以當皇帝，但考慮的政治因素和環境來看，關鍵時刻還是得心狠手辣。

謝邀。所謂老朱大殺功臣是為大暴君的說法本身就值得商榷。經過滿清幾百年統治在其有心經營宣傳導引下更是充斥著歪曲誤導。當然明清兩朝的輿論環境評價體系完全不同。一個是文官罵皇帝為榮，不乏誇大歪曲。一個是犬儒吹捧粉飾，也不乏誇大歪曲，還要掩蓋粉飾。如康熙好名，以仁君自居。但其不乏屠殺百姓平民。甚至為了掩蓋饑荒而殺逃難災民。當然還有文字獄大殺文人。但這些都被忽略。康熙仍被吹捧粉飾成聖主甚至仁君。而朱元璋是愛民如子，同時強力反貪，打擊不法。可謂官不聊生。卻被誇大歪曲導引成殘害功臣，殘害大臣是為大暴君。

老朱的野史很多，什麼徐達蒸鵝說深入人心，但這就是編造歷史，假的。甚至還有火燒慶功樓將大臣一網打盡，更是滑稽可笑。但流言流傳甚廣。滿清幾百年統治下禁書毀書，篡書修史，傷害巨大影響深遠遺禍至今。

就個人雄才大略功業來說，老朱在華夏曆代諸君中也有有數的雄主。就近代幾百年明清兩朝來說，老朱可謂第一雄主。滿清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四代完成的事老朱一代就完成了。但滿清幾百年統治後，康熙被粉飾吹捧成千古一帝。明朝諸君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摸黑。連朱元璋的畫像都被改了。朱元璋是有官方正版宮廷畫像的，包括中年版和老年版，可謂一脈相承。

歷史上以前朝代，清朝以上，皇帝都是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官權主義的社會統管天下，皇帝是天子屬下全是奴隸。殺多少人皇帝眼都不愁。

沒有人權的社會，皇帝可屠殺一切。因為我見識過我爺爺封建，奴隸社會的場景。女人偷男人，在舊時代，地主人家可用豬籠囚男人浸水浸死江中。村保不過問。清朝，保長管村。

可以這麼說，過去的歷史，都是沒有人權，殺人如踩螞蚱一樣。歷史上土匪搶匪多，說到皇帝是誰？很多人都不知道？因為哪年代，村民都是租地主家的田耕，沒田耕的，就上山做土匪。

朱元璋地地道道的草根出身，靠著自己一刀一槍的拼殺開創了大明王朝，對於自己的出身，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一直都沒有避諱，但是內心多少還是有些自卑的。

既然他朱元璋能夠當皇帝，那麼他手下的那些開國元勳，那個不是人中龍鳳啊，難道他們晚上躺在床上，仰望天空的時候，就沒有做起當皇帝的美夢嘛？因為人的慾望都是無止境的，如果日後他朱元璋不在了，萬一這些人中的某人造反了，那他的繼任者能夠鎮壓的住嘛？

對於這些問題，他朱元璋肯定是反覆思考過的，為了保證他的朱家王朝，千秋萬代，在有生之年，屠殺功臣就在所難免了，尤其是對有野心的功臣，更是難逃一死。

本來創業時大家都是股東，憑什麼最後公司成了你朱元璋一個人的？這些創業股東們必定不服氣啊，但是老朱手段太厲害了，他在的時候大家都只能發發牢騷做點小動作。但是老朱一旦掛了，二代肯定是鎮不住這些原始創業股東。所以，老朱只能趁他還在位置上，把他們都開除（殺掉，死人肯定不會搗亂）了，一勞永逸啊。

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總共出現了83個王朝、誕生了559位帝王，要說起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當屬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他也是歷史上唯一一位出身社會最底層、農民起義成功的皇帝。

朱元璋小時候家中貧寒，他長大後還出家做過和尚，卻開創了大明王朝，這樣傳奇的一生讓不少後人讚歎，但是在他之前有不少功高蓋主的武將奪權稱帝。

這也讓朱元璋對王朝的那些開國功臣多了一份戒心，他擔心自己死後有的武將會擁兵造反，三番兩次想大開殺戒，但是在馬皇后和太子朱標的規勸下並沒有動手，後來皇后和太子相繼去世，朱元璋痛苦萬分，只能將自己的全部希望寄託在皇長孫朱允炆的身上，在臨終前甚至把皇位強行隔代傳給了他。

但朱允炆畢竟太年輕，朱元璋又年事已高，他害怕自己一旦離世，新皇年幼，無法掌控那些朝廷重臣，而此時他的身邊再沒有馬皇后和太子的勸阻，於是便大開殺戒，將那些開國重臣殺得幾乎一乾二淨。

朱元璋這樣做原本是想確保朱允炆的皇位穩固，不曾想最後卻是斷了朱允炆的後路，燕王朱棣因為不滿朝廷的削藩政策，從封地起兵造反，而朱允炆在朝中早已經沒有良將可用，朱元璋的心狠手辣也間接導致了朱棣靖難之役的成功。

說起朱元璋想必大家都知道這個皇帝，他是明朝得開國皇帝，從和尚到皇帝，他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個傳奇，他傳奇的人生也有許多貴人相助，在開國之後朱元璋都給予高官厚祿，但到後來朱元璋對這些開國功臣都進行了屠殺，這是為什麼呢？

朱標是朱元璋與馬皇后的第一個兒子，是嫡長子，繼承正統毫無疑問，在朱元璋稱吳王時，就被立為世子，從師大儒宋濂，朱元璋更是讓李善長、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等人都擔任東宮官制，併為其打造史上最強太子黨，可見朱元璋對其的重視。

但在後來朱標視察都城後就病逝了，朱標死後朱元璋痛哭不已。但事實已經擺在面前，處於對朱標的喜愛，朱元璋希望朱標得兒子朱允炆來繼承皇位。但年輕的皇孫既沒有威望又沒有治國理念，顯然不能負重，他害怕自己死後，無人能鎮得住這些先前的功臣，所以為了自己的皇太孫，為了大明江山，他不得不去屠殺功臣，為了皇孫的未來。

或許有些人感到奇怪，朱元璋貴為皇帝，何來自卑之說。朱元璋自卑的是自己的身世。其出生貧賤，這段身世是他不容揭開的傷疤。所以，朱元璋難免會害怕，自己出生貧賤，卻能得天下，未來是否會有人效仿自己揭竿而起，就不說旁人，朱元璋手下那些手握重權的功臣便成了他最大的懷疑物件。

《漢書》中有一段從韓信嘴裡說出來的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說的是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後剪除異姓諸侯王，大殺功臣的事，給漢高祖劉邦勾畫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臉。儘管劉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還是遭致後人無窮的非議。如果把他與朱元璋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劉邦不過是在異姓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勢下的一場武裝反擊，朱元璋則是在並無反叛跡象時精心策劃一場又一場大屠殺，為了顯示殺戮的正確，把被殺的人一概加上“胡黨”、“藍黨”的帽子。所謂胡藍黨案，即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 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勳一網打盡。開國皇帝殺功臣，一向是敏感話題。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以元末進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東後，禮聘他為謀士。足智多謀的劉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謀略——先圖陳友諒，後取張士誠，再北伐中原，幫助朱元璋成帝業，其功勞並不遜色於李善長。由於他不是淮西集團中人，開國後大封功臣時，只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與李善長封為南韓公，歲祿4000石，相去甚遠。而且他只不過是御史中丞(御史臺的副長官)，並無多大實權。朱元璋對劉基頗為信任，為了撤換李善長，另擇丞相人選，而徵求他的意貝，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劉基雖然受到李善長的排擠，仍然出於公心勸導主公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朱元璋說：“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難以在朝廷施展手腳，堅決辭謝。朱元璋又問：楊憲如何？劉基並不因為與楊憲有私交而說昧心話：“(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朱元璋又問：胡惟庸如何?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胡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不合適，再次邀請劉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劉基再次推辭：“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選擇了胡惟庸——一個遠不如李善長善於出謀劃策，卻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胡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說：“帝以(胡)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活脫脫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臉。大將軍徐達得悉他的奸猜行徑，深惡痛絕，把他的劣跡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後，引誘徐達府上的門房，企圖加害徐達，雖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計毒辣的小人心態卻暴露無遺。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為妻，結成姻親)；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劉基鑑於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致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漢，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捲了進去。胡惟庸獲悉劉基曾在皇帝面前說他無能，懷恨在心。當時胡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指使親信官員攻擊劉基，無中生有地誹謗劉基用有“王氣”的十地營造自己的墳墓，圖謀不軌，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劉基被剝奪了官祿。劉基懼怕帶來更大的禍水，趕赴南京當面向皇帝請罪，並且留京不歸，以明心跡。不久胡惟庸當上了左丞相，劉基大為悲慼：“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從此憂憤成病，沒有多長時間就死去了。關於劉基的死因，後來胡惟庸案發，有人告發說，劉基是胡惟庸毒死的。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激流勇退。(朱)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聽計從。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談起此事，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胡黨”身上。他說：“劉伯溫在這裡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那意思是說劉基是被“胡黨”毒死的。他還說：“劉伯溫在這裡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朱元璋公開對外也是這樣說：“後來胡家結黨，(劉基)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裡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漲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了。”一口咬定劉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胡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麼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胡惟庸，聽任他胡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胡家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胡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胡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胡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佈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胡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為了把罪網羅織得更大，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胡惟庸死後，他的罪狀逐步升級，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黨”於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由此著手製造罪狀最具殺傷力，於是乎胡惟庸死後罪狀升級為“通倭通虜”，用它來株連開國元勳。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牽連被殺的大批功臣完全是無辜的。胡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的，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殺十年之後，罪狀又升級為“謀反”。朱元璋唆使親信精心策劃，唆使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無中生有地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串通謀反。看得出來，朱元璋要藉此除掉李善長，他冠冕堂皇地說：“(李)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這當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七十七歲的李善長及其一門七十餘人被殺，純屬冤案一樁。一年以後，解縉上疏為其申冤，他起草的《論南韓公冤事狀》，由郎中王國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長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勳臣，假使幫胡惟庸成事，也不過如此，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後，無話可說，可見他也預設是枉殺。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佈《昭示奸黨錄》，株連蔓延達數年之久。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 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後世史家對胡惟庸黨案頗持懷疑態度。王世貞就對胡惟庸“謀反”之說表示難以相信：談遷說得更加明確：“惟庸非叛也”，乃“積疑成獄”，可謂一語道破。藍王黨案也是如此。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殺敵，所向披靡，堪稱常勝將軍，戰功顯赫。洪武二十年升為大將軍，兩年後進封諒國公。皇恩浩蕩之下，藍玉忘乎所以，驕橫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將權與皇權的衝突。於是 除的網羅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說他與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圖趁朱元璋出宮舉行“藉田”儀式時，發動兵變。裝模作樣審訊的結果，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為了顯得名正言順，朱元璋特地下手詔，頒佈《逆臣錄》，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從保留下來的《逆臣錄》可以一眼看出，當時羅織罪狀的伎倆實在拙劣得很。陳四益《羅織的證據》一文對此嘲諷道：由於審訊者心思不夠細密，留下了許多破綻。比如，一個名叫蔣富的招承，說是藍玉出征回來，請他吃酒，在酒席間，藍玉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訊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眾頭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聽著，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久後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蔣”是誰呢?只是藍玉家一個打漁網戶。另有一名叫張仁孫的供道，說是因為出征回家，前去拜見，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要張仁孫等各置軍器，聽候接應，如日後事成時都與大官人做。這個張仁孫是誰呢?當初只是鄉里一個染匠。藍玉如果真想謀逆，自然應當十分謹慎，這樣殺頭滅族的事情，哪裡有見人就說的道理?何況還是些無足輕重的打魚網戶和染匠。僅此一點，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懷疑。《逆臣錄》是如此這般炮製出來的，目前已經散佚的《昭示奸黨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開國第一功臣徐達因為一向反對胡惟庸，所以無法牽連進“胡黨”，他死時藍玉黨案還沒有爆發，當然與“藍黨”無關，但是他也沒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有幾天就一命嗚呼了。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預感到主公疑忌功臣，眾醉而獨醒，洪武三年就申請告老還鄉，還是顧慮 與兒子朱同難保平安無事，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壽終正寢，享年七十二歲。他的兒子朱同卻並未得到“免死券”的庇護，最後還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賜自縊。令人唏噓不已!開國功臣慘遭大屠殺後，朱元璋才說：“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其實已經殺得差不多了，不過是一句顯示皇恩浩蕩的廢話而已。一個出身卑賤的遊方僧，當了皇帝以後，權勢欲如此強烈，絲毫容不得對皇權的潛在威威脅，大張旗鼓地羅織罪狀，殺戮功臣，必欲“除惡務盡”方才罷休。縱觀歷史，這樣的大屠殺恐怕算得上絕無僅有之事。箇中緣由值得每個讀史者細細玩味。《漢書》中有一段從韓信嘴裡說出來的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說的是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後剪除異姓諸侯王，大殺功臣的事，給漢高祖劉邦勾畫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臉。儘管劉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還是遭致後人無窮的非議。如果把他與朱元璋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劉邦不過是在異姓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勢下的一場武裝反擊，朱元璋則是在並無反叛跡象時精心策劃一場又一場大屠殺，為了顯示殺戮的正確，把被殺的人一概加上“胡黨”、“藍黨”的帽子。所謂胡藍黨案，即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勳一網打盡。開國皇帝殺功臣，一向是敏感話題。首先觸及這一話題的是吳晗，1934年他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胡惟庸黨案考》，廣泛收集史料，進行嚴密細緻的考證，把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的胡惟庸黨案的真相揭示出來。他說：胡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胡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家多不敢記載此事。時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湮沒，後來史家只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在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胡惟庸黨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並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制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然而幾十年後他修訂出版的《朱元璋傳》，卻見不到如此鋒芒畢露的分析了，只是在書中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迴避了這個尖銳而又敏感的話題。當然他也有他的難處，生怕引起新朝當權者的猜忌。但是歷史是無法迴避的，讀明史首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不存在甚麼該講甚麼該回避的歷史現象，秉筆直書歷來是史家的基本史德。直白的說，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局。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勳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以為開國有功，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麼他的子孫繼位之後，局面將會不可收拾。這樣，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勳，以及那些並不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勳，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處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當然，開國元勳並非沒有問題，不少人居功自傲，肆無忌憚，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洪武六年，朱元璋鑑於開國元勳多倚功犯法，凌暴鄉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勢凌人，侵奪田產財物，私託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這種做法似乎和戰國時代的“鑄刑鼎”有點類似。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佈，一方面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勳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個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訊號。朱元璋成為開國皇帝后，昔日的謀士二李善長出任左丞相，猛將徐達出任右丞相，徐達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操於李善長之手。李善長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在帥府決斷進退賞罰章程。朱元璋稱吳王時，他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洪武元年順理成章地擔任左丞相，封南韓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當他的兒子被皇帝招為駙馬後，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於淮西集團權力過於膨脹，從而威脅到他的皇權，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換李善長，為此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也有一種說法是這樣說朱元璋與明教之間的關係，看一下影片，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