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的失敗存在其必然性。眾所周知，改革必然會觸動某一階級的利益，“慶曆新政”無疑就犧牲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利益。

早在宋太宗時期，就制定了安養士大夫的國策，他們認為“重武輕文”對國家統治有很大的危害，為了避免五代十國時期的分裂局面再次出現，特意採取了重用文人，實行“更戍法”的措施來維護統治。因此新政動搖了統治基礎，自然會引起社會上層的不滿，所以最終導致宋仁宗下詔取消了新政 。

當然還有宋仁宗的個人原因，新政末期罷黜范仲淹直接原因是大臣們對於他的指控，相信宋仁宗不可能不知道，他們對於范仲淹的上奏，只不過是朝堂中的互相攻擊，但是他的確認為帶過兵的范仲淹，有些功高震主，從他的內心來看，他不可能允許范仲淹在的影響力超過自己。

（1）宋仁宗態度搖擺不定：

無論是哪種改革，皇帝對於改革的態度至關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一開始宋仁宗對改革充滿信心。到了後期卻聽信了小人讒言，加上他本身性格就優柔寡斷，新政就在他的猶豫之中逐漸流產了。

新政失敗的直接原因是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等人結為朋黨，這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藉口，從這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除了保守派的反對阻止了改革的正常執行以外，皇帝的內心不再對改革的前途充滿希望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改革後期，宋仁宗對於范仲淹，歐陽修等賢能的大臣，不僅不相信，甚至還常常猜疑防範，那些忠君愛國的言論也被懷疑是結黨營私、心懷叵測。宋仁宗自身的昏庸，無能優柔寡斷，給了朝堂中的小人進讒言的機會，阻止了新政的正常執行。

（2）改革觸動了封建皇權：

當時的宰相曾聯合大臣，暗中串通，指責范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這可以說是觸動了封建統治者的政治痛點，之後宋仁宗在朝堂上曾經問各位大臣，“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范仲淹竟然坦誠的回答，“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這無疑直接告訴宋仁宗，自己有在結黨營私。

這個可以說直接觸動了宋仁宗的底線，在朝堂內反對改革的聲音的推動下，宋仁宗為了維持自己的專權統治，下令將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作為改革派領袖的范仲淹，已經有了28多年的政壇生涯，從地方到中央，對於官場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他早已瞭然於心。在地方上他興利除弊，在對外上，他成功的抵抗了西夏。因此從領袖方面來看，他絕對能承擔起改革大業。

根據當時的社會現象，他把整頓吏治作為問題的關鍵，他這樣做可見其眼光之大，當時北宋政府最大的缺陷就是，官員的膨脹和管理的腐朽。在這種狀況下，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不過在實施過程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1）缺乏對現狀的認識：

改革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他們對複雜的現狀認識不足，準備也不夠充分，尤其是在對於人才的培養方面，並沒有看到整體的趨勢，只是因為現狀就讓官員倉促上馬。

（2）改革的針對性可行性不足：

在改革吏治時採取的是過去的官員考核制度，這些制度對於“積弊”已久的北宋來說，遠遠不足，收效甚微。

改革派試圖在科舉制度上進行改革，把策論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但是出現了很多考生爭相前去公府侯門做幕僚，偷聽這些大臣對於時局的看法，到了考試時直接作答的現象。

這也是改革派沒有想到的現象。並且這項措施藉助宋仁宗短短几個月之內就在全國實行開來，過於急躁，導致地方在實施時完全缺乏科學的步驟，很難達到預想的效果。

（3）改革缺乏統籌規劃：

從《答手詔陳十事》，我們可以看出改革，最先進行的就是整頓吏治，這個順序最在很大的弊端，這樣做嚴重觸犯了守舊派權貴的利益，給改革帶來了極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新政的其他幾條，也沒有對症下藥，所涉及的只不過是對社會影響不大的地方。而真正能夠讓國家富國強兵的措施卻放在了改革後期，這就導致了這場改革付出的代價極大，成效卻極其微小。

（4）實施機關能力有限：

負責實施的官員是范仲淹在京城中選派的轉運史，他們負責到地方整頓吏治。在對地方的考核時，這些官員有專門的評價標準，他們負責整理上報個范仲淹，之後范仲淹負責篩選。在這種實施過程下，他們到地方反而加重了腐敗之風，進而導致全盤失敗。

總而言之，這場改革的失敗和改革派內部過於主觀，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對於全盤的考慮有極大的關係，這也難免導致新政在推行上遇到很多麻煩，最終破產。

宋仁宗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極其嚴重，不過皇族依然掌握著絕對的勢力，即使當時財政危機嚴重，但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內庫依然十分充足。

相較於北宋之前的王朝來說，北宋時的政治已經十分成熟，各項政策也在進步中變得完善，這雖然讓北宋王朝能夠穩定下去，但也為改革帶來了強大的阻力。尤其改革側重於整頓吏治，這對於整個官僚機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在利益的驅動下，這些頑固勢力頑強抵抗。

（1）因循守舊意識根深蒂固：

北宋時，官員的社會福利很高，所以士大夫在面對已經陷入泥潭的朝政，並沒有反抗意識，更不要提改革了，朝堂中的上級官員對於中下級地方官吏的訴訟視如不見，龐大的官吏體制缺乏切實的考核制度，很多官員成年上月不理朝政。整個朝堂籠罩在太平盛世的幻覺之中。

恩格斯曾說，“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當時的宋王朝，就處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即使經濟制度能夠發生改變，但這種因循守舊的傳統意識是很難被改變的。

（2）上層官僚的反抗：

范仲淹在改革時，對於不合格的官員毫不客氣，這觸動了整個利益集團，於是，地方官員紛紛與上層官員、太監相互勾結，組織力量準備剷除范仲淹集團。

在經濟方面，監察御史梁堅，曾彈劾滕梓荊，張亢貪汙機要費用，這兩個人一向被范仲淹看重，是新政最堅決的支持者。機要費用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筆激動銀兩，在使用上的政策並不是那麼嚴厲。

滕梓荊過去曾經批評過宋仁宗好吃好喝，讓宋仁宗下不來臺過，所以皇帝心中難免有些記恨。范仲淹看到之後不惜辭職，為這兩二人辯護，但梁堅也以辭職要挾，甚至還拉攏了另一個與范仲淹作對的大臣御史中丞王拱辰。 最終滕梓荊二人被貶，范仲淹失去了兩個助手。

雖然這場改革最終失敗了，但是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場改革，對當時的狀況來說，是進步的，是正確的，並且也是有難度的。尤其是在整頓政治的方面，嚴重觸犯了封建官僚貴族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反感，加上宋仁宗的昏庸無能，最終導致了改革的失敗。

引言：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名鼎鼎的“小范老子”范仲淹中進士，正式踏入官場，此後“步步高昇”，在康定元年（1040年）因策劃防禦西夏累功，終於於慶曆三年（1043年）得以入朝為樞密副使，旋拜參知政事，與富弼、歐陽修等推行新政，向仁宗提出改革朝政的十項主張，是為《答手詔條陳十事》，史稱“慶曆新政”。

但好景不長，僅僅一年有餘，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富弼等新政首領相繼被貶出朝廷，其他主要支援變法者也相繼離京任職，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紛紛受到打擊與迫害，自此“慶曆新政”只能夭折，慘遭失敗的下場。

而之所以慶曆新政，慘遭失敗的下場，最大的問題在於兩個：

一為，沒有平衡好，或者說沒有“照顧”到廣大“階級”的既得利益；

二為，過於嚴苛、倉促與不近人情，更重要的是，只片面的注重行政（吏治）改革，而沒有關注政體改革，經濟改革也不全面，因而沒有給予最廣大的底層“足夠利益”，因而缺乏廣泛的群眾百姓支援，自然難以持續。

三為，客觀的“歷史痼疾”的阻礙，比如實施新政的官員的能力不足等等。

由此，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準備不足，缺乏制衡”引起的難以為繼之敗，也是改革不全面，不徹底之過，當然，客觀的歷史“痼疾”也是阻礙新政的原因之一。

其實歷來只要是諸如新政一類的改革，總是會觸動原本“平衡”的各級階級的“利益”，雖然此時的宋朝，經過唐朝對世家大族的打擊過後，皇權集權的阻力已然小很多，但就實際而言，歷朝歷代所面臨的基本“土地”利益平衡，一定會因此打破。

如此，其實面臨的是新政對於“既得利益者”們的放血割肉，誠然，諸如范仲淹一類為國為民者，全然從國家和民眾利益的角度出發，是“正確”的，但實際上，說白了，是沒有“既得利益”的損失。

於是，無法將心比心，這麼說吧，如范仲淹般清廉，簡樸的作風，是不能代表“大多數”官員，極其庇護的“地主”們的作風的，也就是說，你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艱苦樸素地生活。

而更重要的是，既然下決心損失“既得利益者”們，卻沒有把這部分利益補充到原本“失利”的地方，比如廣大農耕百姓的實際身上，於是自然得不到他們的支援，試想，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百姓們沒有得利，只是不痛不癢地下達一些“勸課農桑，興修水利”的鼓勵政策，何來改革的順利實施。

更別提，新政改革的十條內容裡，大多為整頓吏治的行政改革，而不是真正的於國有利的政體改革，於民有利的經濟改革，可謂出力不討好。

其中，諸如：

明黜陟的嚴格官吏升遷考，突然改“標準”，去資歷改為政績，讓官員們措手不及，且沒有一個準備的過程，所謂“過猶不及”；

恩蔭制度也改為“考試上任”，顯得本該為“獎勵”的恩賜，沒有意義；

還有改革科舉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想要“立刻”改革，實屬為難廣大學子；

更別提本身“權不通職，事不通權”的長期職權俸分離的官場，也不是可以“立刻”改正的。

如此，過於倉促，準備也不足，加之主要領導這，諸如范仲淹其人，過於剛正不阿，就顯得有些不近人情，所謂“飯要一口一口吃”，於是，大刀闊斧的“一刀切”之下，又鮮少於陳情解釋，對於上報的“不稱職”者們，又過於嚴苛，自然怨聲載道，不得人心，於是阻礙重重實屬自然。

關於這個部分，主要在於兩點。

第一，是宋朝本身的“痼疾”，比如科舉和封蔭不分“輕重”地並行選官制度，加之“祖宗家法”遺留的“重文輕武”的制衡原則，使得制衡太過，不僅讓士大夫制衡於皇權，還以職、權、俸分離相互制衡之法，造成整個官場，不僅職權不明，且做事的官少，看戲的官多，獎懲制度也不明，以至得過且過者佔據多數。

第二，“人”不行，不僅身為最有力的支持者仁宗，是個優柔寡斷的“老好人”，以至於不管是下定決心，支援新政的改革上，還是堅定任用主持者的意志上，亦或相互“批判”時的搖擺上，都太過“溫和”，自然新政難以持續；

再來作為最大領導者的范仲淹，誠然心的好的，憂國憂民，也誠心為國為民，但說到底，作為“中下層”的讀書人，其實從來不知道怎麼去真正為百姓“安全”地爭取最大利益，而是想當然地去按照“看到”的弊病改革。

於是才會出現隔靴搔癢般的兩項經濟改革，其他都是“沒用”的，或許能省錢的勵志改革，文人風骨是有了，但失了實際“接地氣”的，為廣大老百姓直接利益所想的“改革者”的意義。

最後，自然是那些實際“工作”的，諸如按察使的官員的能力太差，沒有靈活地，圓滑地處理各類改革措施的實施與反饋，直接硬著來，擰著來，自然“失敗”。（當然，也是因為宋朝本身太過重文，於是養成了一般死讀書的文人，多年來只讀書，不通庶務，何來實際“工作”的能力。）

其實慶曆新政的改革，就現在的“上帝視角”看，積極之處或許只在為接下來的改革，提供“失敗範例”，畢竟至少在“科舉”的改革上，開始讓“經義”與“治事”並重，還興辦學校，起碼為接下來的文人風氣，起到正面的作用。

但是，慶曆新政必然的慘遭失敗，還是因為支持者仁宗的搖擺不定，主持者范仲淹等人的“倉促嚴苛”，沒有平衡好各方利益，既割肉“既得利益”階級，又沒有給予廣大底層百姓足夠利益，以至於兩面不討好，註定失敗，再加上改革內容本身的“片面”，過於終吏治，而忽略政體和經濟。

宋朝的光輝已經說了不少，接下來我們要吸取宋朝的那些教訓，看看

為什麼制度設計如此完善的朝代，也只能支撐319年。宋朝雖然很富裕，但是歷史上對宋朝也有一個評價——積貧積弱，這不是很矛盾嗎？不是，宋朝在仁宗的情況用今天的話術叫做：支出性貧困。宋朝的收入很高，但是開支更高，這個我們前面7期專題都很詳細做了探討，宋朝為了提高福利待遇，實行的高薪養廉、三冗問題、募兵制等，政府負擔非常沉重。

而且，宋朝開國的環境是歷朝歷代來最差的，因為前朝給他們留下來了一大批強悍的敵人——党項人、契丹人、吐蕃人、六穀渾人、回鶻人。這些異族在唐朝的時候就被唐朝重用，掌握了漢人的鍊鐵技術、作戰技術和兵法，在戰爭技術層面上已經很接近漢人了，再加上主要的戰馬培養基地被蠻夷掌控，宋朝的開國環境非常糟糕，用一個成語形容——強敵環伺！

還有，宋朝開國的時候，給後來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麻煩。太祖期間安排悍將王全斌征服後蜀，那時候的武將還是五代十國的那個德性，肆意妄為，在後蜀的國王孟昶投降宋軍後，那個五代作風的王全斌居然放縱宋軍燒殺搶掠、屠殺蜀人，甚至屠殺已投降的兩萬多士兵，這下可好了，激發了蜀國本來投降軍民的激烈反抗。

五代十國，最安寧，最富足的就算是蜀國了，這裡因為遠離中原地帶，戰亂紛爭少，可以安心的做好自己的富足小日子，蜀中人民安居樂業，後蜀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號稱五代的金庫，如果要想統一天下，就要大量的軍餉，那麼誰先得到金庫，誰就有先發優勢。在這個情況下，宋太祖早早的開始了把目光瞄向了大肥羊——後蜀。宋太祖的目的是學習秦國，拿到當時最富裕的地方作為後勤補給基地，然後進軍全國統一天下。

悍將王全斌是很快的拿下了蜀國，但是他的五代軍閥作風沒有改變，沒有遵循宋太祖的命令，宋太祖要他安撫百姓，並詔令徵發蜀兵到京城，每人給錢十千；不走的人，加發兩個月廩食。王全斌不但不執行詔令、扣款不發，而且濫殺無辜，這樣就激發了蜀國的全民反抗運動，好不容易征服的後蜀，就成了開國宋朝的一個大麻煩，本來計劃前往開封的蜀國軍隊，在王全斌的逼迫下半路造反了，組織了十幾萬人，自稱“興國軍”，開始了抗宋運動。這個把當時的宋太祖搞得焦頭爛額，我拿下蜀國的目的本來就是給自己輸血，這倒好，還要派更多的軍隊來鎮壓造反，適得其反了，處理不當的後蜀成了宋朝幾十年的心病和負擔。

征服後蜀用了短短的幾個月，但是真的消化後蜀卻用了幾十年。這個幾十年裡，後蜀人民反抗宋朝的統治是一波又一波的造反運動，極大的消耗了宋國的軍力和財力。王全斌不聽命於天子，就給宋朝帶來了幾十年的大麻煩，這個就非常刺激了宋太祖要約束武將，管住軍頭聽從命令。不然還有其他幾個割據政權還沒有收復，如果都陷入後蜀的這樣處境，那麼宋朝就會很快瓦解。

所以，後人詬病宋朝制約武將，因為他們不瞭解宋朝開國的時代背景，當時是五代十國的後期，武將是非常驕橫殘暴的，也不聽從中央命令，最能打的宋太祖的命令王全斌都不遵守，一旦換了個弱點的天子呢？不早就反了你的。所以，王全斌屠殺四川后，宋太祖開始了一系列制約軍頭的措施。

軍閥不聽命中央的後果給宋朝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本應該是宋朝補給基地的後蜀卻成了宋朝的噩夢——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安蜀未安。從興國軍起義，再到太宗時代的王小波起義，李順起義，一波接著一波，每一波都是十幾萬的起義軍，這個是讓北邊對抗遼國、党項人的宋朝陷入了3線作戰，這個也是澶淵之盟的一個重大影響因素。宋軍，隨時要防備著四川人民的造反呢。

宋太祖開國期間，必須要制約武將，不然天下必然更亂，百姓必然會更加的受苦受難。宋太祖制約的是軍頭，但並沒有制約軍力的發展，宋朝一直保持著龐大的作戰部隊，極高比例的軍費開支，一直在研發改進新式武器。但是對軍隊將領和文官集團的制約，宋朝的確是做了很多，但是這些在那個大背景下，是非常應該和必要的。

宋朝開國就陷入了多線作戰，加上完善的福利體系，就形成了三冗問題，讓宋朝陷入了支出性貧困——收入高開支更高。如果老天爺配合，一直給你風調雨順，國庫充盈，還可以維持秩序，但是一旦老天爺不配合了，出現了天災，那麼，就會出現收支不平衡，國庫就會空虛，發不出軍餉、發不出工資，那麼天下必然會大亂的。怎麼辦，宋仁宗時期，就進行了變法，這個就是大名鼎鼎的——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是北宋進行的一次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僅僅持續了一年不到就結束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真的是仁宗皇帝昏庸保守，不採納改革派的措施嗎？我們嘗試著從仁宗皇帝的角度來審視下，這場短命的改革。

慶曆新政的大背景我剛說了，是朝廷陷入了支出性貧困——三冗問題，大量的閒雜軍人、文官、差役，行政效率低下。又面臨著北方和西北方向蠻夷的威脅，党項人越來越壯大，把宋朝拖進了戰爭的泥潭，軍費開支日益增加。這種情況下，一旦發生天災，發不出軍餉和工資，就會造成大量的失業，軍人和官僚失業，那就是滅國的危險。

仁宗時期，常備軍達到了驚人的140萬，而且都是募兵制，都是國家發工資的，軍費佔比都將近80%了，這個比重，用窮兵黷武來說一點不誇張。要命的是，993年四川人民又要鬧著復國了，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宋朝軍人一邊要征服剛成立的“大蜀”，一邊要和党項人爭奪西北，還要提防著可能撕毀條約的遼華人。大宋真的是一個頭幾個大。

這個時候，只要一旦再出現了天災，那就是亡國的節奏。為了提防危機的出現，范仲淹向仁宗提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核心就是兩點：天子要抓權、朝廷要賺錢。

第一條：明黜陟，也就是放棄資歷論，採納賢能論。這個出發點肯定是為了更好的提拔有能力的官員，但是一旦把標準鬆動了，選拔的標準改變就給了很多人操作的空間。國家要賢能，那賢能的標準呢？所以，有的人就鑽了空子，變成了任人唯親。宋朝原來制約文官做大的“磨勘”制度被鬆動了，這個也相當於給文官集團給鬆綁了，文官集團開始結黨營私，從天子這分權。

這個可以回顧下九品中正制、察舉制等，要求的都是賢能，就好像高校自學考試一樣，都有很多操作的空間。太祖設計的制度雖然看起來效率不高，甚至有點笨笨的感覺，但是鑽空子的機會不多。這下可好，結黨的好時機來了。這個給我們後人的教訓就是——好的制度必須要有完善的落地細節、強有力的監督和執行，否則一定會被人鑽空子，好事辦成了壞事。

第二條：抑僥倖（限制恩蔭制度）。宋朝開國的時候，為了新收復的政權不像蜀國那麼鬧騰，就採取了比較柔和的安撫制度，給投降的貴族、官員們比較優厚的待遇，還可以傳承。當時的情況和新中國吸納其他黨派進入高層，給以一些投降的高官一些好的待遇是一個道理，目的就是統戰，降低消化的成本。一個蜀國就把宋朝搞得痛不欲生了，再來第二個，那就是真完蛋了。但是這個制度時間久了，就會培養出很多的紈絝子弟和特權集團，比如小旋風柴進家族。

打壓權貴世襲集團，可以減少國家開支，但是得罪了大量的勳貴集團，這些勢力一定會懷恨在心，暗中和國家搞對抗，各種軟釘子，成了這次改革的重要阻力之一。一個改革如果得不到勳貴集團的支援，那就需要國家來強力推動，甚至要動用軍管。但是當時是內憂外患，如果天子再和勳貴集團對抗起來，可能就會陷入分裂，最後導致內外勾結，朝廷被推翻的下場。所以，天子對這條是很想做，但是又不敢真的強有力去推行。但是改革只要一個點打了折扣，其他人都會看到眼裡，都覺得改革是可以討價還價的，那麼改革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第三條：精貢舉。相當於今天的高考改革，從純筆試改為增加一些更實用的科目，現在很多高校也進行自主招生，招募一些有真才實學但是成績不好的人。這個出發點無疑很好，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給下面的人權力越大，漏洞也就越多。我可以說你跳舞跳得好是特長，把你保送了。也可以說你長得太美了，身材好，也給你也保送了，奶茶妹妹怎麼來的？這樣反而給底層人民帶來更多的不公平。

第四條：擇長官。勵能員，罷免不才，並主張由各級長官保薦下屬。宋朝開國的時候，設計了非常複雜和相互牽制的官僚體系，這個我們以前專題分析過，這裡不做重複。人浮於事，相互牽制，這樣影響了效率，增加了成本。這個要提拔更有能力的人，並鼓勵長官保薦下屬。出發點當然好，但是，這樣誰都可以想到——這是個發展門生故吏的好機會啊，任人唯賢成了任人唯親，這個在東漢、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都有大量的慘痛教訓了。

第五條：均公田。宋朝是唯一沒有推行均田制的漢人朝代，慶曆新政打破了太祖的一些舊制，要給官員們分田地，除了朝廷俸祿，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職之地獲得一批土地。這樣的好處是讓官員們可以透過職田來獲得穩定的收入，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但是實際呢？因為缺乏硬性的規定和詳細的執行細則，一些官員就會搞土地兼併，你說給我10畝地，那我就拿走100畝，我收買了丈量土地的官員，謊報資料不就好了嗎？資料造假，這個對官員們來說難嗎？

第六、七條：厚農桑、減徭役。減輕人民負擔必然是好事情。當時宋朝的主要經濟來源不是農業稅，而是商業稅。范仲淹鼓勵國營企業做大國強，要把一些民生產業給國有化，建立鹽鐵查的國家專營機構，並在地方上進行試點，禁止民間資本從事這些產業。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打壓商人集團，改革派把商人集團叫做——遊人，要讓遊人回家種地，飄來飄去的會給國家穩定帶來隱患。然後建立類似“督鹽院”這樣的機構，對商人發放“鹽鈔”、“鐵鈔”、“茶鈔”——統稱“錢引”，這個相當於今天的配額制度和糧票。

宋朝是沒有統一的官方貨幣的，國家是允許民間鑄造貨幣，誰的貨幣更被市場認可，就可以拿出來交換。“鹽鈔”改革就孵化了一個當時流行的貨幣——“鹽鈔”。鹽鈔以足額食鹽作為準備，獲得鹽鈔的人可以在全國兌換食鹽。商人很快發現，鹽鈔不僅可以兌換食鹽，還可以作為市場上的交換憑證；

范仲淹還進行了金融體制的改革，他建立官營信貸機構，叫做“回易”，簡單來說是以軍費對外放貸，官府出面做買賣。改革的目的是增息財利，使天下之財再無流通之虞！但是違背了太祖“官吏不得經商”的祖制，很多官員透過這些經營活動中飽私囊，更可怕的是，軍費可以用來放貸款，這個就是相當於軍隊可以經商了，這個時候開始北宋禁軍開始全面滲入商業、銀錢拆借等業務，軍隊開始和資本集團有了勾結。當時很多士兵被髮配，罪名就是“回易私茶，破壞茶法”。口子一旦被開啟，就很難遏制了。這個也給後來的買辦做大，埋下了伏筆。

第八條：修武備，范仲淹主張恢復府兵制，寓兵於農，可以節省給養之費。伏兵制度的好壞我們以前做過了分析，這個的好處是可以給國家節約開枝，壞處呢？容易軍閥割據。

第九、十條重命令、推恩信，要求釋出命令一定要謹慎，不能隨意作廢修改，一旦頒行，必須遵守。要遵守國家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積欠的賦稅的命令，不能阻擋皇恩浩蕩，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

這些條款，都是從國家、百姓的角度來考慮的，出發點無疑都是好的，但是結果卻不好，給官員集團分土地，導致了靠權力和作弊去侵吞了大量百姓的土地，導致了很多失地農民，還爆發了兵變，保州雲翼軍四千多人兵變，就是為了對抗官僚的均田制。

為了要推動改革，必然要賦予改革集團的官員更大的權力，這樣，皇權就部分被官僚集團給拿走了。有的人拿走了權力，卻公器私用，損公肥私。當時的官場風氣出現了敗壞，連王安石都批判范仲淹改革帶來的是——以為黨助，甚壞風俗。擁護改革的歐陽修說范仲淹是：好異以取高。改革不到一年，帶來了很多惡果，這是所有人未能料及，仁宗面對亂局，他吧范仲淹貶出了京城，出任陝西、河東兩路宣撫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回到朝堂之上。然後讓一個人來收拾殘局，這個人就是包拯。

包拯最大的功績是在全國丈量土地，用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鍘了很多皇親國戚、勳貴集團，然後重新分配土地，推行“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員購買田地一律不得超過三十頃，多出來的土地必須充公。這樣才把那些被官僚巧奪豪取的土地歸還給了百姓。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賢人君子范仲淹卻給國家帶來了那麼多麻煩。這個我們就要好好的汲取教訓和經驗了。

1、不能樹敵太多，打擊範圍太大，在自己沒有壓倒性優勢之前，觸動了太多的利益集團，勢必會代來大面積的反撲。這個就要求改革派要有耐心一個個的解決問題，分清楚當時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拉攏分化瓦解，希望畢其功於一役，是不可能的。

2、在改革之前，要有從上到下的改革力量，從調研、制定政策、執行細化、監督考核、獎罰抽查，要先做好大量的人才儲備和周密的規劃，動一發而牽全身。觸動人的利益比觸動人的靈魂更難。所以，范仲淹僅僅取得了天子的支援，但是自己卻沒有足夠強大的團隊來配合推行改革，勢必在改革過程中被很多人舉著紅旗反紅旗，利用改革的機會損公肥私，並讓改革派當成了背鍋俠。

3、要改革祖制，必須要經過更加全面深刻的調研，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很多政策看起來是有一些不足，但是他卻可以防患更大的不足。慶曆新政的一些舉措把太祖的禁止官員、軍隊經商，禁止均田、禁止府兵制等祖訓給違背了，自己又沒有建立足夠的能力來駕馭這些改革代來的後遺症，導致後來失控。好的初心不等於好的成果，作為一個成功的改革家，除了天才的制度設計、以天下為己任的品德外，還必須要懂得韜略之術，懂得隱忍，懂得毛主席的統戰思想。要揮舞一把重劍，自己必須先要有足夠的力氣來駕馭這個重劍，一旦沒有能力來駕馭卻來揮舞，那就會誤傷別人和自己。

雖然慶曆新政沒有成功，但是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家們值得大家讚美和學習，正是因為有這麼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賢能君子，才有了一次次的改革，一次次的探索，也給後人留下了大量的寶貴經驗和教訓。祖宗們的探索，未必都能如願成功，但是都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大量的前車之鑑，慶曆新政也給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帶來了很多的經驗和想法。歷史都是後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步的前進的。我們不能因為事後諸葛亮，站在後人的角度來評判前人，因為，最難的是身處漩渦中心的當事人。

4、任何改革的終極依靠都是全民教化，如果人民不教化好，再好的制度也都會被鑽空子，再好的經也會被讀歪了。所以，太祖說：六億神州盡舜堯。教化天下，這個才是長治久安的王道，但是這個條路路險且長，可能需要幾千年，甚至上萬年來實現人類的終極目標——世界上每個人都是聖人。

今天咱們交流了慶曆新政，這個政策很多是不錯的，但是有的也被宋太祖早就看破了，已經做了定性，所以說讀史可以明智。慶曆新政從準備到釋出，到執行一共才不到一年，很多細則都還沒有配套出臺，就著急了推向執行，這個勢必會導致很多的不完善，一點不完善，就會被人放大進而否定。

所以，以後要準備改革：

1、要認真的做調研，不能急；

2、一定要提前儲備團隊，要從上到下形成一個推動的體系；

3、要有PDCA的閉環，並且配套措施要有執行細節，都要反覆琢磨和考量，然後還要對他進行嚴密的監控和反饋。

4、一定要熟讀歷史，很多措施可能是飲鴆止渴，可以解除燃眉之急，但是長遠看會帶來更大的危機。比如把募兵制改為府兵制，這個就說明了改革者對槍桿子的體會不如宋太祖那麼深刻。

5、要更長遠的看待問題，有的問題看起來是不爽，不過癮，有很多小問題，但是去推翻了，卻會發現原來的那些小問題還真的已經是很不錯了。因為動了後，就出現了大災難。比如對官員的均田制。比如高考改革，把統一的考試增加一些面試、才藝表現等環節，看起來是挖掘被埋沒的特殊人才，但是時間久了，那些貧寒子弟的機會都被有錢人給霸佔了。

6、要準備一場改革，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策略、步驟和團隊儲備、民意預熱、輿論導向把控、強制力推動等要素缺一不可。慶曆新政太倉促了，出臺的時候很多配套的措施都沒有出臺，就出來了一個大方向，這個是肯定會出大問題的。范仲淹也缺乏自己的嫡系部隊，支援的人不夠多，推行過程中難免會被反對派走歪路了，最後導致改革派背鍋累累。如果范仲淹是某個書院的院長，然後培養了幾千名門生，門生們遍佈朝廷的各個部門和各個地方，那麼在天子的支援下，執行的成功機率就會高很多

7、缺乏輿論引導的過程，一開始就出臺一系列霹靂政策，官場民間都措不及手，大部分人都被人帶歪了，因為自己缺乏解讀的人，然後聽一些所謂的KOL來解讀政策。如果這些KOL把政策往壞的地方解讀，那麼下面的也都跟歪了，因此政策的解讀權力一定要掌控在自己手裡。

根本上說，慶曆新政損害了大多數貴族的利益，遭到了利益階層的反對和阻撓，到最後只能失敗告終。

北宋年間，官員結構複雜，人員冗雜，給當時的朝廷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個新政主要是以整治吏政為核心，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辦法。

但是在古代，是以貴族管理為核心的時代，本次改革徹徹底底的觸動了這些人的根本利益，遭到貴族官僚的一致反對。

為什麼會反對呢？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新政有這麼一條，就是貴族中的各家各戶除了長子以外，剩下的都必須經過考試才能上崗。你想想，當時的達官貴族，有幾個願意好好讀書的，還不是一個個紈絝子弟。這些個貴族們一看不行，這樣下去，我的家族就慢慢的式微了，不行，得反抗。這樣，在貴族官僚的“齊心合力”之下，阻撓了這此改革。

最終因為新政損失了貴族官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這個階層的阻撓。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這幾個人相繼被貴族官僚排斥出朝廷，正在進行的改革也被迫廢止。

《宋史·范仲淹傳》認為：“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所以導致新政失敗。

慶曆新政，是指中國北宋宋仁宗在慶曆（1041年—1048年）年間進行的改革。

宋仁宗時期，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

北宋王朝一共進行過兩次改革，也就是新政，仁宗朝的慶曆新政以及神宗朝的王安石變法，也叫熙寧變法。慶曆新政雖然時間短，取得的成效不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但他的影響，他千百年來得到的關注則在王安石變法之上。

仁宗一朝可以說是個群星璀璨的時期，北宋頂級的文豪，政治家等都雲集與開封朝堂之上，他們志同道合，互為知己，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就是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一起參與的。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意識到了朝廷的痺症，故此他們致力於改革，去除痺症，讓趨於頹勢的朝廷煥新顏。

這場改革由范仲淹牽頭，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給宋仁宗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即《上十事疏》，也就是慶曆新政的大綱。

十事依次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條綱領，除了修武備一項未施行外，其他諸項均以詔書的形式頒行全國。而慶曆新政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歐陽修在之後也向仁宗皇帝上疏。

歐陽修上疏的內容主要是“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即取消專賣）”等建議；在軍事上也希望政府能不拘泥於出身，而以才能選拔將官。同時參與變法的韓琦、餘靖、富弼等人也紛紛提出改革方案，推動了新法的展開。范仲淹、富弼成為變法的核心，從慶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北宋全國上下出現了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即慶曆新政。

歐陽修上疏的內容主要是“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即取消專賣）”等建議；在軍事上也希望政府能不拘泥於出身，而以才能選拔將官。同時參與變法的韓琦、餘靖、富弼等人也紛紛提出改革方案，推動了新法的展開。范仲淹、富弼成為變法的核心，從慶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北宋全國上下出現了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即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讓北宋王朝煥發了生機和活力，然而慶曆新政和歷朝歷代的變法一樣必然會損害某些人的利益，慶曆新政雖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因為動了某些人的利益，得到了巨大的阻力，以夏竦頑固派開始對范仲淹等新政大臣不擇手段的陷害，他們給范仲淹，歐陽修等扣上了朋黨的大帽子，一時間朋黨論成為北宋朝堂的熱詞，仁宗皇帝和其他皇帝一樣最忌諱大臣們結為黨羽，在夏竦等人的不斷努力下最終慶曆新政夭折，范仲淹，歐陽修等人陸續被趕出朝廷，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就此畫上了不完整的句號。

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皇帝有始無終，對改革的推動和支援不徹底；二是改革觸犯了當時以士大夫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的利益，遭到最強有力的反對，改革最終功敗垂成。

其實，改革的最初推動者就是當時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趙禎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屬党項族首領李元昊脫宋自立，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書行告宋廷，宋仁宗聞之大怒，隨即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從此，宋與西夏的戰爭全面爆發，一打就是三年多。隨著戰爭的推進，北宋微薄的國力財力難以為繼，加上久戰不勝，朝廷的壓力越來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識到，強內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於是，慶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調任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為副宰相，開天章閣，命范仲淹條對時政，徵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從小就苦讀詩書，胸懷大志。當年，他在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求學時，有一次，皇帝幸臨應天府，應天府萬人空巷，應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聖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讀書。回來後，同窗問他為什麼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個註定要幹大事的讀書種子。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務之後，立即根據自己多年的基層經驗和對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他指出：“中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確實，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承平日久，積弊叢生，機構臃腫，財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敵洶洶，國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於是，范仲淹以提高財稅收入、增強軍備力量、重新整理吏治、提升效能等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新政綱領、改革舉措，宋仁宗將這些舉措在全國推行，改革全面鋪開，史稱“慶曆新政”。

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重新整理“吏治”，即透過“精兵簡政”的手段，來減輕國家重負，提高行政效率，最終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當“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實行後，卻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無終，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顧後，利益集團頑固阻撓，這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相繼被貶出朝廷，各項改革隨即廢止，“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

第一個原因就與仁宗皇帝有關。從新政開始實施，到落魄收場。不但後世這麼認為，連當時的人都持這種觀點，修撰《宋史》的元代丞相脫脫也不例外，。

實際上，不管既得利益集團多麼猖狂，攻擊多麼狠，只要仁宗皇帝堅決支援改革，成功的機率是很高的。而仁宗皇帝在變法期間自始至終採取虛以委蛇的態度，行事風格特別不正常。先是倉促提議改革，不給范仲淹等人充分的準備時間，在新政推行過程中，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新政實行了沒幾個月，仁宗憑著一些捕風捉影的朋黨指控，就陸續罷免了幾乎所有的改革派。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仁宗的行為，他根本就沒有改革的意願。

第二個原因就是新政改革觸及了北宋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派們還沒學會游泳，就一個猛子扎進了深水區，不出事才怪呢！選官和蔭官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是這是北宋王朝得以正常運轉的根基，龐大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除非有壯士斷腕的決絕，徹底更新既有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解決這些痼疾，否則只是痴心妄想。而在當時那個條件下，改革派們也沒那麼大的覺悟，根本無法辦到，遭到反對者口誅筆伐，也是情理之中。

第三個原因，新政上馬極為倉促，沒有長遠規劃，沒有分步實施措施，很多還停留在概念層面，執行起來非常困難。並且對於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對於後續承接沒有可行的方案。比如，擇官長這個措施很不錯，淘汰了一大批庸官和蠢官，但是，這些人淘汰之後怎麼安排？直接把人家趕回家？讓人家從天堂掉進地獄，家族老小几十口上街要飯？這明顯不可行，也不人性化。

第四個原因，才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瘋狂反撲、撕咬改革派，觸及到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問題！

北宋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

宋仁宗是一國之君，他的態度決定了大方向。

宋仁宗是一個四平八穩的人，不想冒稍微大一點的風險。

西夏的李元昊把宋仁宗打得頭破血流，但在遼國準備入侵西夏前，西夏連忙要和北宋講和。宋仁宗一聽只要花銀子，就可以不用再和西夏打仗了，就滿口答應。

宋仁宗是個怕事的主。

他手下有120萬禁軍，卻打不過小小的李元昊，肚子裡憋的氣有多大可想而知。

宋仁宗也想動一動，但動靜不能太大，怕嚇到自己。

慶曆三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韓琦、富弼等少壯派，要“興致太平”。

范仲淹等人提出了十條新政綱領：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慶曆新政以政治改革為主，前四條和後兩條與政治、行政有關。

范仲淹等人大力抨擊不稱職的官僚，勾掉一個一個不稱職的官員。

（范仲淹）

范仲淹發狠話：一家人哭，強於一路人哭。（一路相當於現在的一省）

既得利益集團不幹了，就說范仲淹等人的壞話，說他們結黨謀權。

宋仁宗耳根不但容易紅，還容易軟，還真害怕范仲淹等人把自己架空了。

宋仁宗對范仲淹說：“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

黨尚黑，宋仁宗很反感。

范仲淹則振振有詞地說：朝廷也分正邪兩黨，如果朋黨是善的，對國家有什麼壞處？

最終，宋仁宗被朋黨之論動搖了，就罷免了范仲淹等人，慶曆新政夭折。

夏竦是保守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他本來以為自己可以接任呂夷簡的宰相位子，但在新政者歐陽修和石介的批評下，沒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位子也丟了。

夏竦惱羞成怒，全力開火，攻擊范仲淹等人是朋黨。

夏竦是政治老手，抓住了宋仁宗內心最陰暗的一面。

宰相章得象，則對新政一言不發，冷眼旁觀，等著這幫小孩子亂蹦亂跳，頭撞南牆。

火候一到。

章得象也露出一絲鋒芒，對宋仁宗說范仲淹有朋黨嫌疑。

范仲淹從政治改革入手，直接觸犯了保守集團的既得利益。

相當於直接把腦袋砸到硬釘子上了。

焉能不敗。

後來的王安石則接受了范仲淹等人的經驗教訓，先避開政治改革，以經濟改革為先導。

（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時，富弼、韓琦時過境遷，已經從熱血青年變成了保守派。

他們則還是站在慶曆新政的思路上，批評王安石重利輕義，是小人之黨。

朋黨之爭又翻了一個個。

慶曆新政之所以草草收場，我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宋朝有著極強的“本朝觀”，透過不斷修國史、實錄，將歷代尤其是前三朝皇帝的規章制度修成“聖訓”，本意是為後代施政提供借鑑，但實際上變成了後代不敢逾越的紅線。

由此北宋形成了對“祖宗之法”的推崇，這些祖宗之法其實也是士大夫集團不斷美化的結果，後世若與祖宗之法相悖，這些士大夫便第一個站出來反對。

宋代因循守舊，除了帝王之外，整個士大夫集團是最重要的推動者。

宋代奉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士大夫大加優待，一大批士大夫成為宋代各項制度受益者，久而久之他們便成為現行制度最大的擁護者。

雖然有一些士大夫想要革新政治，但是更多人的人是反對，因為任何改變都會損害到這些人的利益。

士大夫已經將自己牢牢地和皇帝捆綁在一起，皇帝雖然由此加強了統治基礎，但是這些士大夫也成為皇帝前進的巨大障礙。

宋仁宗的“仁”可謂是文人給與的最高的榮譽。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仁宗的“仁”也代表著軟弱，有學者甚至說他是“婦人之仁”。

仁宗的“仁”使得他是見不得保守派的眼淚，這使得他自己對新政都沒有必須要進行到底的決心，搖擺不定。

簡單說，仁宗不是一個有魄力的皇帝。

黨爭本是士大夫集團內部出現的分歧，但是黨爭常影響朝政。

而且黨爭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國事而是夾雜了個人恩怨，為了反對而反對。

如夏竦為打擊石介，捏造石介詐死叛國，要對石介開棺。他甚至還派人模仿石介筆跡，捏造石介為富弼起草廢立詔書，欲扳倒富弼。

黨爭的惡化，這已經超出了保守派和改革派政見不同的範疇，無所不用其極，更汙染了政治環境。

慶曆新政‘’是北宋仁宗時期，由范仲淹、富弻等人，在宋仁宗支援下發起的一場改革運動，改革主要針對‘’冗官、冗兵、冗費‘’，劍鋒直指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但改革卻是雷聲大雨點小，以至於在最後匆匆收場。

公元1043年（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以及歐陽修、蔡襄、王素等人執掌朝政，范仲淹等人上書宋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10項改革主張，宋仁宗積極支援，改革得以實施，史稱‘’慶曆新政‘’。

改革的雷聲轟隆隆，觸犯了封建貴族的根本利益，反對之聲四起，困難重重，一向以仁德著稱的宋仁宗優柔寡斷，1045年，在強大的反對聲中，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被排擠出朝廷，改革廢止，歷時一年多的改革以失敗告終。

北宋自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後，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宰相及諸侯的權力，相互監督體系形成，增設不少官職，推行恩蔭制度，一人為官，世代世襲，“冗員”數字龐大。

為防止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侵，實行“養兵”政策，致使軍隊數量劇增，到了宋仁宗時期，軍隊人數達到140多萬，軍費開支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國家負擔沉重，由於抑武重文，將領積極性不高，軍隊戰鬥力不強，“冗兵”嚴重。

更加可怕的是，北宋採用主和的政策，常以金錢的付出，來換取契丹和西夏等少數民族邊境的安寧，加上統治階層大興土木，浪費大量的財力，“冗費”現象日趨嚴重，北宋表面上經濟繁榮，實際上財政困難，社會矛盾越演越烈。土地兼併現象加劇，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為安撫西夏，北宋破財消災，拿錢拿物，西夏之火剛剛熄滅，簽訂了《澶淵之盟》的契丹又來了，嫌以前給的東西太少，北宋又增加了給契丹的歲貢，真是按到了葫蘆泛起瓢，管得了這頭，管不了那頭。‘’冗官、冗兵、冗費‘’已嚴重影響到北宋的統治根基。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宋仁宗也深感憂慮，再不改變北宋滅亡為期不遠，於是在范仲淹等有志之士的建議下，宋仁宗接受改革，改革主要表現在：

1、明黜陟，對官員進行考政績考核，破格提拔優秀官員，撤換不作為的官員。

2、抑僥倖，防止權貴子弟佔著茅坑不拉屎，不做事，拿空餉。

3、精貢舉，選拔有真才實學的人為官。

4、擇長官，對地方官員認真考察任用。

5、均公田，讓官員自食其力，防止貪贓枉法。

6厚農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讓老百姓有日子過。

7、減徭役，減輕人民負擔。，使得人民安定，不作亂起義。

8、 嚴正法令，不朝令夕改，嚴格執行。

…… 從改革的內容上來說，‘’慶曆新政‘’有積極的歷史意義，也表達了有志之士的心聲，雖說改革只停留在表面，沒有涉及根本，但我覺得慶曆新政為歷史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貢獻。最終的失敗也有很多原因的，我個人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體制 慶曆新政是在封建體制下的變革，“恩蔭”制度就是官僚的福利，動了他們的乳酪，勢必遭到反對，空餉吃習慣了，突然沒了，放在誰身上也受不了。

2、 動機 范仲淹的目的是振興北宋，想透過變革，使北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人民安定。宋仁宗的目的無非就是想透過改革，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理念和目標不在同一線上，沒有達到真正的默契。

3、擇優選仕 擇優就意味著選擇面很小，這樣就會觸及很多官僚的實際利益，甚至連普通的讀書人都感覺迷茫，因此不僅世襲者反對，讀書人也不贊成。

4、 矛盾激化 變革激化了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形成了朋黨之爭，朋黨之說簡單的理解就是君子與小人的較量，也就是不講原則和倫理道德的對立，誰會認為自己是小人呢？

5、準備不足 慶曆新政沒有經過充分的醞釀，沒有詳細的計劃和風險管理機制，動靜大，沒有落到實處，空談多於實際，所以效果並不明顯。

說到底‘’慶曆新政‘’的失敗，是勢力和利益的較量，宋仁宗作為封建社會利益的最高獲取者，並沒有真正的想造福人民，所以慶曆新政失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慶曆新政，是指宋仁宗慶曆年間，統治者為緩和統治危機而進行的一場改革。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場最初得到皇帝支援，有名臣范仲淹坐鎮實行的改革僅僅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就以失敗告終，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作為最高統治者，宋仁宗的態度對改革能否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初，宋軍在西北邊疆屢次敗於西夏軍之手，簽訂澶淵之盟後的遼國仍然不安分地向北宋索要好處。加之國內“三冗”（冗官、冗費、冗兵）問題加劇，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宋仁宗下定決心改革，並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改革方案，這就是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的來歷。

（宋仁宗趙禎）

因此，面對統治危機，北宋的統治危機是慶曆新政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則是宋仁宗的危機意識和改革決心。但讓人沒想到的是，仁宗的決心很快就被新政帶來的副作用抵消了。

新政中有相當多的觸犯既得利益團體的措施，例如嚴格官員進仕門檻、科舉考試重心向闡述經義傾斜、實行官員政績考核制等，不但得罪了已經進入官府混日子的官員，還把受到這些官員照顧又沒有真才實學計程車人擋在了門外，一時間引起大量守舊派官員反對，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迅速暴露出來，為了不得罪大多數人的利益，仁宗必須衡量是否要繼續支援少數改革派。

最終，改革失去了仁宗的支援。對最高統治者而言，籠絡大多數人為自己賣命，顯然比改革更加重要。尤其是在北宋這樣一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王朝，大多數官員的支援更是尤為重要。

冗官問題嚴重，意味著更多沒有才學或沒有底線的人會在其中多多受益，上至朝廷大員下至九品芝麻官和普通地主，一張密集的利益網包含了大量官員。

（北宋官員形象）

而觸犯他們利益的改革派，核心成員僅有范仲淹、富弼等人，而仁宗也逐漸放棄了對黨爭中不佔實力優勢的改革派的支援。在中央和地方守舊官員的聯合打擊和抵抗下，改革派的失敗在所難免。

這裡的傳統思想，是指趙宋立國以來的諸多治國指導思想，其中一點就是重文輕武。

慶曆新政主要涉及吏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五個方面，其中軍事方面的改革是針對北宋軍隊多而不強的“冗兵”問題，然而范仲淹修武備的提議剛剛提出，就遭到眾多大臣的反對，不得不將其取消。而這正是趙匡胤時代流傳下來的重文輕武思想的影響，因此從邏輯上看，我們可以猜測，宋仁宗大機率是不會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