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行。

安史之亂正是因為節度使制度的漏洞而導致的，安史之亂完全讓唐朝的命運走向了下坡路，是唐朝命運的轉折點，而且之後再無盛唐，再無開元盛世了……

很多人疑惑為什麼一直沒有廢除節度使制度？畢竟因為就是安祿山是節度使 掌握了軍政大權，由於權力過大導致了此次戰亂的出現。

按理來說，這種制度竟然導致了這麼嚴重的事故，那麼在之後就應該嚴令禁止廢除制度才行。但是制度既然確立了，證明他根本就不是那麼好廢除的。即使在宋代強行廢除也是大傷元氣。

節度史制度即使有弊端，也是為了更好的解決一件事情而產生的。因為節度使制度，可以幫助抵禦外來的危險，與其內亂相比，外來的危險對於統治者來說更加的來勢洶洶。

邊疆的威脅讓節度使制度久久不能廢除。因為在唐朝，我們的地域廣闊，在邊疆四面八方都有威脅，對國家虎視眈眈。

而且安史之亂持續了好幾年，其實除了安祿山之外沒有，不是所有的。節度使都反叛的，還是有很多節度使聽從皇帝的召令，如果那個時候皇帝貿然下令廢除節度使證制度，我覺得很多節度使都會因此反叛，到時候我覺得唐朝可能要提前結束了。

所以即使安史之亂結束了，節度使制度依舊沒有廢除。可能和它的弊端相比，它還是有更多的優點。但是弊端也會隨著時間的積累越積越深，最終，無法抑制……

不可行。

我們需要理清楚節度使制度跟安祿山反叛之間的關係。節度使制度導致了安祿山反叛，安祿山反叛凸顯了節度使制度的弊端。沒有安祿山的反叛，節度使制度的弊端也會已其他方式表現出來。

節度使制度產生之初是為了鞏固封建王權，是中央為了控制其地方而產生的，節度使具有交大的權利，能夠穩定邊關，籌集糧草，掌控一方行政大權，當然，如果運用的好，它的確能夠起到維護國家穩定，加強中央對地方邊關的管理，但，這一切建立在強大的中央政府前提和忠誠的官員下。但唐後期，中央政府權利失控，各節度使又遠離中央王權，山高皇帝遠，很容易形成擁兵自重的局面，加之各地征戰，百姓叫苦連天。節度使制度已經不符合社會發展和封建背景下王朝統治的需要，因而註定不可行。所以，哪怕沒有安祿山發叛，也會有李祿山，王祿山的反叛，因為這些發叛都是節度使制度發展的產物！

不可行，節度使，意為節制排程，中國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故稱。貞觀以後，內地都督府並多省罷，惟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以統州、縣、鎮戍。鎮戍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比較分散，兵力單弱，故每遇戰事發生，必須由朝廷派遣行軍總管統率出征或備禦。規模較大的戰役，又設定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 節度使兼管內排程軍需之支度使及管理屯田之營田使。唐初沿北周及隋朝舊制，重要地區置總管統兵，旋改稱都督，惟朔方仍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有屯田州置營田使。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排程，故稱節度使。

所以根據節度使的職責，我們可以看出，其實節度使權利非常之大，就像地方的行政兼軍事長官，封疆大吏。所以，當有這個權利時，就算沒有安祿山的反叛，也有其他節度使的反叛，只是如果沒有安祿山的反叛，可能起來叛亂時間會慢一點，畢竟當時還處於盛唐，鎮壓叛亂成功的機率是很大的。在安祿山叛亂時，當時唐玄宗完全可以鎮壓叛亂，可惜他對戰事非常急躁，完全不聽取哥舒翰將軍的建議:堅守城池，消耗敵軍銳氣，再進行進攻。而是命令哥舒翰快速出城進攻敵軍，導致了哥舒翰帶領的軍隊被滅，敵軍進逼長安。

在敵軍進逼長安之時，有許多將領希望皇帝能帶領大家御駕親征，鎮壓叛亂，消滅敵軍，當時唐玄宗完全又能力迅速組織兵力，御駕親征，可是唐玄宗口頭答應，實際上連夜跑路。在去往四川的逃亡途中，百姓紛紛表示自己願意勤王，跟著唐玄宗殺回去，可是唐玄宗不敢回去，又錯失一次機會。而他的兒子唐肅宗在百姓請求跟著殺回長安去後，毫不猶豫的，組織兵力，迅速反擊，才成功殺回長安，不過動亂依然沒有平息，導致了唐朝後面的不斷動亂。

這個問題應該是這樣說，由於有節度使這個制度，才導致了安史之亂，所以節度使不可行。

節度使的來由，是唐朝初期，為防禦西北邊疆的遊牧民族入侵，設立的軍事機構，節是一種全權印信，朝廷賜以旌節，授權可以調動所轄區內的全部力量，故稱節度使。這個制度在初期可以有效地防禦外族的入侵，不必請示朝廷，但隨著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他計程車兵只知有節度使而不知有天子，節度使基本掌握了所轄區內的財政與軍事大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王國，就是所謂的藩鎮。

安史之亂是因為節度使的權力放大，造成軍隊變成安祿山這個胡人的私人部隊，安祿山透過迷惑唐玄宗，擴大了自己的勢力，可以為所欲為，直接帶兵攻入長安，唐玄宗跑路了。後來雖然平定了安史之亂，但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時代，朝廷無法控制，到唐後期皇帝成為節度使的玩偶，完全失去了中央集權，最後朱溫節度使直接篡唐，開始了五代亂世。

在古代，中央與地方一直存在著矛盾。邊疆離京城較遠，一旦遇到外族入侵，短期內無法有效的防禦，如果從全國調兵或京城調兵有點鞭長莫及，所以有必要在邊疆多設兵馬，增強守疆大臣的權力，久而久之中央就控制不住這些封疆大吏的權力，造成制約不了了。所以唐後的朝廷不再設立節度使，而設立總督、巡撫等官名節制一方。

節度使這個制度是非常之可行的，只不過是量變引起了質變，授予給節度使的權利太大了，它沒有起到一個制衡的作用，其實和當今美國有一點相似，美國的各州都是有自己的法律和各種政策，和中央聯邦政府是不相同的，只不過是在遇到重大事件時美國華盛頓聯邦政府是可以號召各州來集體來呼應支援國家的。

你看現在美國就做的很好，給各州的權利並沒有授予的更大，現在美國在加州里面也就是科技領先，但是在其他政治軍事方面又分別是放在華盛頓和德州，科技創新放在加州，政治放在華盛頓，他沒有說是完全所有的最主要的力量都是放在一個籃子。

而唐朝呢你像安祿山一樣，雖然它只是一個州的，但是它統管了三個州，這權力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說唐朝的節度使可行是可行，只不過是給節度使的授權太大了。

節度使這個制度是可行的，具體要看怎麼實行，以及採取怎樣的配套制度，如何監管等。如果沒有安祿山反叛，也可能還會有李祿山、張祿山的反叛。

節度使是一個官名。唐朝時開始設立，因受職的時候，朝廷會授予旌節，節是當時的一種全權印信，得到這個全權印信就可以全權排程，所以稱作節度使。從名稱來看，比較直接的意思就是節制排程，從字面意思來理解，很容易看得出節度使的權力是很大的。這種制度是從唐朝開始的，宋朝依然有節度使這個官名。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唐朝時期的節度使權力格外大，但到了宋朝，節度使的權力就變得很小了。這與節度使制度形成、發展及產生的影響有關。可見，不是節度使這個制度不好，而是因為統治者昏聵，放任自流，不加管束所導致的。

一方面，在唐朝由於均田制遭到破壞，兵制方面出現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導致了唐朝兵制從府兵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節度使最初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設立的緣邊節度使。設立的原因是由於邊疆形勢決定的。西北部少數民族勢力此起彼伏，邊疆形勢已不允許主動出擊，只能轉為守勢。邊疆常年戰禍，民不聊生，青壯年人口少，還有的逃離到內地，地方行政管理效率低下，地廣人稀，很難完成唐政府的徵兵任務和財政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設定節度使是形勢所迫。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節度使的設定使邊疆的管理及軍事效率大大提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別是在古代，通訊十分落後，傳遞資訊非常麻煩，而戰爭的特點又是瞬息萬變，很多機會都是等待中消耗掉了。就如同今天的軍事一樣，減少指揮層級能有效提高指揮作戰的效率，也能夠發揮將領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節度使制度的優勢顯而易見。

當然，我們說一種好的制度是需要實踐檢驗和時間考驗的，任何制度都一樣，不可能萬古長青，需要與時俱進。節度使作為全權節制排程的官職，同樣離不開監督和管理。從人事的角度來說，雖然會考慮用什麼樣的人的問題，還需要解決怎樣用人的問題。如果管理者昏聵無能，對取得的軍事上的勝利沾沾自喜，對節度使放任自流，缺乏必要的約束和管理，出亂了則是必然的事。

透過科舉考試，做了大官，後來造反的多的是，難道說是科舉考試製度的緣故嗎？安祿山造反和什麼制度沒有關係。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誰不想當皇帝，號令天天下。憑什麼天下就得李家說了算，別人就不能試試？

節度使制度導致了唐朝衰亡，是唐朝政治和制度上的失誤。節度使權力太大，兵權財叔，甚至人事權集於身。有了這樣的權利，就助長了他們的野心，這些軍閥擁兵自重，儼然就是一個小朝廷，即使安祿山不反，其它軍閥也會反。誰有了實力不想弄過皇帝噹噹。不是安祿造反，節度使制度就可行，而是節度制度內必然引起軍閥造反。

結構式制度絕對不可行，任何一個國家行使結構式制度都必然導致內戰和分裂。

近代國家實現國家和平的一個長久方案是權力制約和制衡。

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宋朝對文官和武官的制衡是非常有效的，這是宋朝300年之間基本沒有發生過武將或者文官進行反叛。

而相反的是唐朝經常發生武將叛亂甚至文官的叛亂，這就是節度使制度在唐朝產生的巨大的反面效果。

唐朝的節度史制度表面上看起來是戒毒史，實際上和漢代的那種封國制沒有實際上的分別，節度使的權力過分的大，可以掌控一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官員任免所有的權利，這種節奏時幾乎等同於一方諸侯，而這種諸侯隨時可以叛變，隨時可以分裂國家。

這種不受制約的節度使是唐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代所有的朝代，再也沒有行使過任何形式的類似於唐朝的節度式制度。即便是後來清朝行使的兩江總督制度和各地的總督制度，他們也只是總理各地的軍事權力，而政治權利依然有朝廷來任命，他們的軍事權利依然各地的官僚依然是按定期的時間進行換調，使得一方的軍事要員軍事長官無法在一個地方形成長期的壟斷

可行。制度無好壞，關鍵在於怎麼用。

首先節度使的設立符合當時的需要，設立節度使可能會有內亂，但是不設立節度使邊疆地區會民不聊生。所以有這個必要。

其二為何會發生安史之亂。權利不斷加大，使人的野心不斷膨脹。所以在設立時應該有完善的監管機制。

其三中央要保證自己的實力能夠約束節度使。

以上是我的看法，任何制度都有其利弊。甚至於說設立之處甚至看不到弊端，等到出了問題才開始反思。但這樣也不能說它完全不好，要權衡利弊，加以改善，並對其可能出現的弊端加以防患。

由於有節度使這個制度，才導致了安史之亂，所以節度使不可行。

近代國家實現國家和平的一個長久方案是權力制約和制衡。

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宋朝對文官和武官的制衡是非常有效的，這是宋朝300年之間基本沒有發生過武將或者文官進行反叛。

而相反的是唐朝經常發生武將叛亂甚至文官的叛亂，這就是節度使制度在唐朝產生的巨大的反面效果。

唐朝的節度史制度和漢代的那種封國制沒有本質上的分別，節度使的權力過分的大，可以掌控一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官員任免所有的權利，幾乎等同於一方諸侯，而這種諸侯隨時可以叛變，隨時可以分裂國家。

這種不受制約的節度使是唐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代所有的朝代，再也沒有行使過任何形式的類似於唐朝的節度使制度。

節度使是唐朝初期，為防禦西北邊疆的遊牧民族入侵，設立的軍事機構。這個制度在初期可以有效地防禦外族的入侵，不必請示朝廷，但隨著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他計程車兵只知有節度使而不知有天子，節度使基本掌握了所轄區內的財政與軍事大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王國。

唐朝由於均田制遭到破壞，兵制方面出現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導致了唐朝兵制從府兵制，向募兵制演化。節度使最初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設立的緣邊節度使。設立的原因是由於邊疆形勢決定的。西北部少數民族勢力此起彼伏，邊疆形勢已不允許主動出擊，只能轉為守勢。邊疆常年戰禍，民不聊生，青壯年人口少，還有的逃離到內地，地方行政管理效率低下，地廣人稀，很難完成唐政府的徵兵任務和財政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設定節度使是形勢所迫。

節度使的設定使邊疆的管理及軍事效率大大提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特別是在古代，通訊十分落後，傳遞資訊非常麻煩，而戰爭的特點又是瞬息萬變，很多機會都是等待中消耗掉了，節度使制度的優勢顯而易見。

任何制度都一樣，不可能萬古長青，需要與時俱進。節度使作為全權節制排程的官職，同樣離不開監督和管理。

綜上，節度使制度弊大於利，為後世所廢棄。

節度使這個制度是可行的，因為唐朝是一個戰爭帝國，國祚290年，幾乎年年都在打仗。安祿山純屬野心使然，安史之亂後，以渾日進、李抱玉，李元諒，烏重胤為首的蕃將身兼數鎮節度使，也忠心為唐戍邊。

經過唐初的軍事擴張後，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玄宗時期曾採用很多種辦法試圖解決。一是重申均田法令，嚴禁流徙；二是檢括客戶，聽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戶充軍。在這幾種辦法中，前兩種都失敗了，而募流民客戶為兵的辦法雖能誘得“通逃者”“爭出應募”，暫時解決了社會問題，卻使這批人漸漸成為僱傭兵而不可卒去。於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在這以前，唐在厲兵秣馬擊敗了東突厥之後，實際上對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著旺盛著擴張進攻的。唐初先後擊破了東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諸部，設立都督府； 此後，又打敗西突厥，滅高昌國，於其地設立州縣治理，奠定了唐朝遼闊的疆域。但進攻的步伐還沒有停止，顯慶年間又平西突厥賀魯，設立二都護府統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東的地區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縣一百一十。

但是從高宗上元年間開始，到景雲、開元之際，邊疆形勢就逐漸發生變化了。與吐蕃、大食、後突厥、契丹、奚等遊牧民族作戰，唐政府再次對西北、東北邊境的軍事行政體制進行改革，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即把那裡的數州併為一個軍事戰略防區，組建邊防重鎮，命大總管或大都督等持節長期鎮守。唐廷的目的變成了守住開拓的疆土。

世人對藩鎮割據誤解很大，實際上只有河北三鎮不尊皇命，775年，唐代宗集合諸道討伐河北最為跋扈的田承嗣，並從其手中奪回了被吞併的昭義軍，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藩鎮的囂張氣焰。

唐德宗建中削蕃，雖急於求成，以至釀成涇源兵變攻陷長安，出現四王二帝反叛的局面。但是這此也不是徒勞無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利於唐朝今後百年的發展。

河北方面，對魏博的攻伐收效甚微，魏博仍然是半獨立狀態，但遏制了其囂張氣焰直到唐亡，對外戰爭魏博也是積極響應。

成德鎮，戰後被一分為三，朝廷以張孝忠，統易，（今易州）定（今定州）二州為義武節度使，程日華統滄，景（皆在今河北東部）二州為橫海節度使。二鎮成為朝廷直接任命的藩鎮，抵制河北的割據。多次參加對河北三鎮叛亂的討伐，成為遏制河北三鎮的橋頭堡。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歸降後對朝廷也頗為忠順，憲宗削蕃時王承元納土入朝。

盧龍鎮，在平定朱泚之後，劉坪，劉濟，劉總三代先後為節度，其家族早年在長安後為盧龍牙將。在河北三鎮中對朝廷最為忠心，元和削蕃時，劉濟和劉總父子率本鎮兵馬討伐叛藩，淮西之亂平定後，劉總自請入朝。

唐武宗會昌年間北伐回鶻，軍隊主力皆為河北三鎮兵馬。

淮西鎮，是唐朝為了防止安祿山叛軍南下設定的方鎮，初期轄區很大。許州（今河南許昌）、申州（今河南信陽）、光州（今河南潢川）、鄭州、蔡州（今河南汝南）、陳州（今河南淮陽）、潁州（今安徽阜陽）、亳州、壽州（今安徽壽縣）、安州（今湖北安陸）、沔州（今湖北安陸）、蘄州（今湖北蘄春）、黃州（今湖北黃岡）、汴州（今河南開封）、曹州（今山東菏澤）、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泗州（今江蘇盱眙）、隋州（今湖北隨州）、唐州（今河南泌陽），這二十個州都一度受過淮南西道的節度。安史之亂結束後，淮南西道的多數州郡被分割。

大曆末年，李忠臣接任節度使後，開始不聽朝廷的敕令，大曆十四年（779年）三月，李忠臣被族侄李希烈驅逐，此時淮西轄區只剩六州——申州、光州、蔡州、壽州、安州、唐州。唐德宗建中年間，李希烈平定山南東道梁崇義，開始反叛唐朝，稱皇帝，國號楚，與朱泚遙相呼應。

786年，李希烈被陳仙奇所殺，陳仙奇歸附朝廷。陳仙奇旋即被吳少誠所殺，重新割據。朝廷在這期間收回了壽州、安州、唐州三州。

淮西鎮僅剩三州，被大大削弱，即使後來吳氏割據，也未造成大患，元和削蕃，裴度、李愬平定淮西，生擒吳元濟，次年唐憲宗下詔廢除淮西節度使，全境為中央管轄。

建中削蕃雖然功敗垂成，但是其極大削弱了藩鎮力量，之後唐德宗在各藩鎮設立宦官監軍，分割節度使軍權，監軍為天子耳目，且分割大鎮為小鎮，互相制衡，加強中央集權和對諸鎮的控制。

至此，中央和藩鎮達成微妙的平衡狀態。

唐朝安史之亂後能繼續存在145年，一個原因是中央地方的平衡，其次就是意識形態的相容幷蓄有條不紊。還有，強一會沒什麼，扛得住安史之亂的折騰，到晚期還收復失地，滅掉能夠動員數十萬兵力的好幾個對手，這就是地方節度使的功勞了。

隴右三川地區的藩鎮負責防禦，江東嶺南藩鎮保障供給，河南藩鎮監視討伐河北三鎮。

強弩之末的唐朝仍然絕地反擊的原因何在呢？靠地方積極性。試舉幾例：

773年8月至10月，吐蕃大舉進攻靈武、宜祿、鹽倉、百城等地。郭子儀和馬璘擊破吐蕃軍隊數萬，渾瑊救回敵軍所掠朔方俘虜200餘人，百姓700餘人，駝馬數百匹。

779年5月唐德宗繼位，10月上髮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

788年，吐蕃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皋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御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大破之。

789年，韋皋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於巂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

792年，吐蕃入侵，開府儀同三司，興元尹嚴震主動出擊，於芳州擊敗吐蕃，又攻取黑水堡，焚燬吐蕃的軍糧積儲。韋皋率軍攻打吐蕃，俘虜吐蕃大將論贊熱。

793年，唐德宗頒詔派兵三萬五千人修築鹽州城，還頒詔命令涇原、山南、劍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區，以便分散吐蕃的勢力，多有斬獲，不久鹽州城復築。

797年楊朝晟與吐蕃交戰，修築馬嶺城後率軍返回，開闢土地三百里。

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分兵戍之。昌又築朝谷堡。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涇原稍安，韋皋收復巂州。

800年韋皋拔吐蕃末恭城、顒城。

801~802年渡瀘之戰和維州之戰使大唐對吐蕃的被動挨打轉向了戰略反攻徹底扭轉了戰局。

渡瀘之戰，大破吐蕃、大食、康國聯軍，降伏兩萬餘人。韋皋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撥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眾追之，伏發，虜眾大敗，擒論莽熱。

渡瀘之戰，大破吐蕃、大食、康國聯軍，降伏兩萬餘人。（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皋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賜第崇仁裡。

元和十三年（818年）10月4日，吐蕃軍隊進攻宥州。十二日，朔方節度使杜叔良率駐靈州唐軍出兵，在定遠城向吐蕃軍隊發起進攻，擊敗吐蕃軍隊2萬人，殺2千人，俘節度副使1人，判官長行39人，此外，獲得大量牲畜。14日，平涼鎮遏使郝毗也向吐蕃發起進攻，擊敗吐蕃2萬人，收復了憲宗曾多次與吐蕃交涉的三州之一的原州，獲取大量羊、馬。同時，夏州節度使田縉於靈武擊敗吐蕃3千人。11月1日，夏州後軍擊敗吐蕃軍隊5萬人。靈州唐軍攻破吐蕃長樂州的羅城。劍南西川節度使王播率唐軍收復峨和城、棲雞等城。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兒共率領15萬軍隊大舉進犯，包圍鹽州城數重，党項首領也發兵幫助吐蕃作戰。鹽州刺史李文悅率軍竭力拒守27天，戰事異常激烈，靈武牙將史奉敬率軍2500人深入吐蕃腹地，從吐蕃軍隊背後突然襲擊，吐蕃軍方撤圍離去，史奉敬乘機大敗吐蕃軍。

843年，石雄擊敗烏介可汗於殺胡山，回鶻潰滅。

847年，吐蕃論恐熱乘武宗卒後，唐廷忙於治喪，誘党項及回紇餘部侵擾河西，宣宗命河東節度使王宰率代北諸軍討擊。宰以沙陀酋長朱邪赤心為前鋒，與論恐熱戰於鹽州，恐熱率眾逃奔。

848年——861年，唐軍克復，清水城和扶州以及河隍三州七關和西域伊州。唐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沙洲起義，終將吐蕃擊裂為百，使西域吐魯番、哈密，及青海到甘肅的河西走廊，得以光復。所謂“六郡山河，宛然而舊，十郡遺黎，悉出湯火”。

866年，張義潮率軍深入西域收復西州，輪臺，庭州，清鎮，等地區，唐安南大都護高駢，平定南詔，收復交趾，設靜海軍。

867年西川近邊有六姓蠻，常在唐朝與南詔之間搖擺不定，只有卑籠部蠻盡心效忠於唐朝，與群蠻各族姓世代為仇，朝廷賜卑籠部姓李，任命為刺史。西川節度使劉潼派遺將領率軍幫助卑籠部，討伐六姓蠻，焚燒六姓蠻族的部落帳蓬，斬蠻人首級五千餘。

870年2月南詔攻伐川蜀，顏慶復率兵進軍新都(位於成都府北45裡)，十二日大破南詔軍，殺2000餘人。老百姓數千人手執割草刀、木棒協助官軍，呼喊聲震天動地。十三日，南詔驃信派步騎數萬增援。這時，唐右武衛上將軍宋威率忠武軍2000人趕到，與諸軍合兵會戰，南詔大敗，死5000餘人，退保星宿山(今四川成都北)，宋威進軍沱江驛(今四川成都北)，南距成都30裡。驃信派使臣楊定保與支詳商定請和。支詳說應先解圍退軍。可是使者回去後，南詔軍圍城如故，而且攻城尤多，驃信以下諸將立矢石之間親自參戰。十八日，唐援軍趕到，奪升遷橋。當晚，南詔兵自燒攻具遁逃。

這是唐晚期比較關鍵的幾次勝仗，都是靠藩鎮力量。

在外敵侵略時，藩鎮和中央會堅決的一致對外，共同禦敵，有著自己的底線。所以在全域性利益一致的情況下，中央和藩鎮達成了默契，節度使是唐朝最好的護身符。

就算沒有安祿山，節度使這個制度也遲早出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有節度使，原因是唐朝國力下降，以中央財政無法大量募兵，所以封了十幾個節度使讓節度使和協助防禦外敵，節度使有自主募兵權稅收權和轄區內官員任命權，這就是個定時炸彈！走了東漢末年的老路，導致軍閥割據！

如果節度使這個制度可行，那麼宋朝為什麼不用、明朝為什麼不用、清朝為什麼不用？別說傳統時代沒有用，即便現代國家也沒有用。

安祿山身兼三個節度使，分別是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但主要是范陽節度使。

平盧節度使，是從范陽節度使分置出去的，治營州（今遼寧朝陽），軍力規模有限。安史之亂爆發後，平盧軍竟隔著河北向大唐效忠了，後來從海路去了山東，改為平盧淄青節度使，然後成為大唐的平叛部隊。

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晉源鎮），在公元751年由安祿山兼任。但安祿山的控制力度有限，造反的時候，也沒能調動河東軍。後來，河東軍也成了大唐的平叛部隊。

所以，安史之亂的主力，也就是安祿山的鐵桿，主要是范陽軍。但是，這已經夠了。范陽節度使，治幽州（今北京），控制今天的河北北部地區。當時，范陽軍雄冠八鎮之首、清河糧倉號天下北庫，要軍隊有軍隊、要糧食有糧食，而且還有地盤。捏著這些東西，安祿山具備了造反的資本。

節度使，是從隋唐的行軍總管、行軍大總管逐漸發展出來的。所以，某某節度使中的這個某某，在邏輯上的指代，不是某地，而是某軍。如《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軍大總管張仁亶》，這個張仁亶，管的不是朔方道，而是朔方軍。所以，在某某之後再加一個“軍”字，就會更清楚。於是，節度使相當於某支軍隊的長官。

如范陽節度使，應該是范陽軍節度使，這個節度使，管的是范陽軍，而不是范陽軍所在的河北道。但范陽軍也是一個統稱，其下還有經略軍、靜塞軍、威武軍、清夷軍、橫海軍、高陽軍、唐興軍、恆陽軍、北平軍，分駐在范陽轄區下的九個州。

軍隊與防區結合在了一起，就成了軍區了。所以，范陽節度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范陽軍區司令。但是，范陽軍區，跟今天的戰區、軍區又不一樣。因為范陽節度使，不僅管軍隊，而且管民政、財政，甚至還管監察，順帶手還把防區的官員也給管了。

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持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驛則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於道左。

一個軍區司令就有這種排場嗎？不僅“總軍旅”而且“顓誅殺”，這相當於拿了尚方寶劍。中官要送、州官要迎，赴任入境不止鳴鑼開道，還要搞工程、築節樓。

因為節度使就是朝廷派到地方的欽差大臣，代表皇帝和朝廷處置邊地事務。但是，時間久了，節度使就從中央官便成了地方官，成了封疆大吏。甚至出現了“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的情況，在范陽軍最為明顯。

然而，你要說節度使就是地方官，也不夠精確。比如安祿山，身兼三個節度使，這是地方官了；但他還是朝廷的左僕射，這肯定是中央官了。但還不算完，安祿山還身兼閒廄使、隴右群牧等都使，把大唐帝國的戰馬也給管了起來。同時，他還推薦自己的心腹吉溫出任了武部侍郎，直接染指大唐帝國的國防部。

把這些都交代清楚了，你再說節度使是個什麼東西？既是朝堂大員又是封疆大吏，從軍隊到民政、從中央到地方，管了個遍。這種變態設計，只有唐朝能玩。

但是，安祿山肯定不算最變態的。更變態的是當完節度使，再去當宰相，這就是出將入相。但沒完，還有更變態的，就是宰相身兼節度使。比如宰相李林甫，在公元738年的時候兼任了河西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河西在長安的西邊、隴右在長安的西南。李林甫這個宰相當時要造反，唐玄宗想跑都沒地方跑。頂級變態應該是王忠嗣，身兼河西、隴右、河東、朔方四個節度使。同時，王忠嗣是大唐的烈士遺孤，自小就被養在宮中，跟太子李亨的關係極好，標準的太子黨。

這麼變態的權力設計，大唐皇帝和大唐朝廷受得了嗎？受得了。只要國家沒事，唐玄宗一道聖旨，不僅能去了節度使的權，而且還能要了節度使的命。被皇帝和朝堂處死或玩死的節度使，比比皆是。但是，國家一旦出事，這個變態的權力設計，則一定要出大問題。大問題自然是安史之亂了。

這就是灰犀牛啊。大唐盛世，但盛世之下卻埋著火藥桶。那唐朝為什麼要這麼設計？

一切都是來自傳承。

節度使要溯源到唐朝的行軍總管或大總管。這個總管相當於戰時的方面軍司令，可以類比解放戰爭時期的一、二、三、四野。打完仗，這些人是要回朝交官、交印、交兵的，然後朝廷再論功行賞。但是，宋朝政府是止不住地跟老百姓做買賣，而唐朝政府則是止不住地對外擴張。這就導致邊境地區必須駐軍。河北和遼寧不駐軍，契丹人、奚人就要打進來；西域不住軍，西突厥就會死灰復燃；河西就必須長期駐軍了，因為跟吐蕃的戰爭打了兩百多年。

特別是河西、隴右一帶與吐蕃的戰爭，要多慘烈有多慘烈，輪番戍守的府兵根本不管用，只能靠屯田和募兵。

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一般認為，節度使是從幽州開始，也就是范陽開始的。但節度使也是一個發展過程，而最初搞試點兒的，應該是河西、隴右戰區，而不是幽州戰區。

所以，之前的行軍總管或大總管，逐漸被固化，先是成了都督和都護府，再後就是節度使。而按照這個邏輯設計，節度使只管軍隊就行了，沒必要管民、管錢、管官。

但是，唐朝的財政設計有問題。如果是隋朝，或許能夠做到，節度使管兵、朝廷管其他一切。後來的宋朝，就是這種設計的。岳飛的岳家軍即便再能打，趙構也要捏著錢袋子和糧袋子。大宋皇帝就是當了褲子，也不允許方面軍司令岳飛去自籌糧草。所以，這個“其他一切”，主要是錢。節度使養兵打仗，是要花錢的。這個錢誰出？

大唐的財政設計，完全是一腦門子漿糊。別說養兵，就是養官、養衙門也力不從心。官員給不出工資，那就給你一塊地，叫永業田、職分田，官員拿地出租，換回來的租金權算工資。衙門給不出辦公經費，就給衙門一塊地和一筆錢，叫公廨田和公廨錢，拿地出租、拿錢放貸，收到的租金和利息權算辦公經費。

官員和衙門尚且如此，就別說軍隊了。軍隊是普遍義務兵，老百姓當兵是義務。你必須得給朝廷當兵，因為朝廷給你家分地了。這就是均田制。所以，要打仗，唐朝的老百姓就不能廢話，必須上戰場。這就是府兵制。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當府兵，家庭殷實的才能當得起。因為府兵是要自備兵器和戰馬的。當府兵，肯定不能白當，也是有好處的。好處是能夠減免賦稅，簡單說就是平時可以不交稅或少交稅。而且，仗打勝了，不僅朝廷會有賞賜，而且關鍵是能分戰利品。

這是什麼路子？

這個路子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草原可汗也沒有常備軍。要打仗了，大可汗就招呼小可汗和各部酋長來喝酒，酒桌上就問：咱們去中原搶劫可否。大家說可。然後，趕緊回去招呼自家族人：要去打仗了、趕緊抄傢伙。牧民們前一天還在放牧，第二天就變身遊牧騎兵了。當遊牧騎兵的好處是什麼？好處就是戰利品。分不到戰利品，牧民們才不會跟大汗出去打仗。

所以，隋唐帝國就是草原與中原雜交的產物。

但是，接著繼續玩，中原王朝一定會玩成財政王朝。即：國家建立常備軍，然後財政出錢把常備軍養起來。為什麼一定要發展到這一步？

草原人民的日子，要是比中原人民的日子還好過，他們就不會來搶劫中原。而你都隋唐帝國了，還能去搶誰？即便戰場打勝了，也搶不了多少戰利品，還不如老實在家種一年地。所以，中原“部落兵”在邏輯上必然崩潰。你是中原帝國，你最有錢，然後你還能去搶誰？

大唐以後的戰爭，主要集中在邊地，所以才有緣邊節度使。戰爭不可能在帝國內部州府死命打。打來打去，就是藩鎮割據，肯定能把皇帝打沒了。所以，內部就要去軍事化。從政治安全的角度說，府兵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各州府都養著一波府兵，然後刺史不開心了，肯定敢造反。這就是大唐後期的藩鎮割據。所以，但凡朝廷有能力，就一定要實施內部的去軍事化。東漢就是這麼搞的，大家種地攢錢就行了，然後朝廷拿著錢僱鮮卑人打仗。西晉司馬炎去州郡兵，也是這個邏輯。財政王朝的工作重心是經濟，內部必然要去軍事化。

但最主要的還是財政。

後期的戰爭太慘烈，時間又太長。府兵只是兼職，府兵的主要收入還是種地。仗是打完了，但一打就是幾年、十幾年，等回家一看：地也沒了、房也沒了，關鍵是媳婦還改嫁了。“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你這麼搞下去，老百姓就寧願自殘也不當府兵了。所以，後來就以長征健兒取代了府兵。府兵制變成了募兵制，募兵就是職業士兵，打仗成了職業。這個戰鬥力自然要碾壓府兵。

但職業士兵，就要國家花錢來養。因為當兵不再是兼職，而是專職，是要養家餬口的。然而，大唐的財政，卻從來沒有這個收支設計。沒有這個設計，那就想辦法。辦法是現成的，學隋文帝，去清丈土地、大索貌閱，嚴格收取土地稅、人頭稅。但大唐的財政設計是一團漿糊。所以，隋朝能幹的事，唐朝就幹不了。

那怎麼辦？不給錢但給政策，這就是大唐的財政邏輯。軍隊交給你節度使了，任務也給你講清楚了，而且我還給你劃好地盤了，甚至還把賺錢的買賣，比如賦稅、屯田以及鹽利，都給你了。然後，你們節度使自己去把兵養起來。

本來應該朝廷出錢養兵，卻變成節度使養兵了。簡單說就是朝廷甩鍋了，怕費事、怕麻煩。而為了搞到錢，節度使的權力一定會膨脹發展。什麼營田使、採訪使，這些個頭銜及背後的權力，必須全給節度使。否則，節度使就搞不到錢錢，而搞不到錢就養不了兵。

然後，你再說節度使是個什麼怪胎？

戰國七雄，在中原打得你死我活。但是，有三個戰國卻承擔了雙重任務，分別是秦國、趙國和燕國。因為他們仨不僅要中原爭霸，還要防著北方的少數民族。秦國幹義渠、趙國打匈奴、燕國掃東胡。所以，唐朝的緣邊節度使，完全可以類比戰國時代的秦國、趙國和燕國。區別是它們不用參與中原爭霸，甚至還可以得到中原的兵力、財富補充。

節度使這個妖怪一旦被創造出來，那就別想收回來。為什麼？因為國家不是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人。人只有一個腦袋，國家卻不止一個腦袋。首先是節度使有權了，肯定不想放手。其次是士兵有錢了，肯定也不想放手。士兵利益集團，節度使的個人私利，一旦結合起來，完全可以對抗朝廷。

那節度使是怎麼給廢掉的？五代十國的亂世給打沒了。皇帝聽將軍的、將軍聽士兵的，然後殺皇帝就跟砍瓜切菜一樣簡單。就這麼打了半個世紀，終於把節度使和職業士兵關進籠子裡。所以，後來的趙宋王朝，死活也不會讓節度使制度死灰復燃。那解決的方案是什麼？對於軍隊，不僅要控其錢糧而且要控其首領。控其首領最重要，宋朝就一直是文官領兵。現代國家，也是文官政府壓著軍事長官一頭，國防部長必須是文官。你就不能從職業將軍中提拔。職業將軍要從政也可以，先辭去軍職再說。

最後總結：

大唐為什麼發展出了節度使制度？胡漢雜糅的帝國邏輯，府兵制就是中原的部落兵；一團漿糊的財政設計，不給錢但給政策。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有沒有作用？肯定有作用。朝廷少花錢，節度使去搞錢了；軍隊也能打，職業兵的戰鬥力完勝府兵。但，只能是在前期，後期甚至還不如府兵。對外打不過，這幫傢伙就要對內打了。

為什麼節度使這個制度不可行？在河北建個燕戰國、在山西建個趙戰國、在陝西建個秦戰國，它們的確可以橫掃草原，但為什麼不能回首橫掃中原、統一天下呢？安祿山這個前車之鑑、晚唐的藩鎮割據，以及五代十國的亂世，這些教訓太慘痛。

古代中原王朝的死穴就是：始終無法長期保有一支絕對忠於朝廷又能征善戰的軍隊。後周及北宋初期的中央禁軍，想揍誰就揍誰。但趙匡胤一死就慫、趙光義一死就廢。明初，十幾萬大明軍隊，就跟十幾萬武林高手一樣，他們人銜枚、馬裹蹄，穿越大漠、迎著風雪，然後直搗北元巢穴、碾壓蒙古鐵騎。但朱棣之後，也就殘廢了。滿洲八旗，號稱滿萬不可敵，不僅騎兵無敵而且大炮兇猛，不僅橫掃中原而且橫掃漠北。但鴉片戰爭的時候，又是個什麼表現？

任何一個制度的產生都是和時代背景有直接關係的，節度使制度就是為了滿足唐朝不斷擴張領土的需求而出現的，但這個制度的問題很明顯，當大唐國力強大時，朝廷有足夠力量控制節度使，但當國力下降時，朝廷無力約束節度使，節度使就容易形成藩鎮勢力，進而威脅皇權統治。

節度使這個職務才出現時，並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只是一個負責管理軍需排程的官職，進入唐朝後，隨著均田制逐漸瓦解，流民逐年增多，這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朝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招募這些流民充軍，也就導致唐朝的徵兵制度從府兵制向募兵制發展，這給形成節度使制度提供了基礎條件。

唐朝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軍事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在擊敗了東突厥後，開始不斷往西部，西北邊疆擴充領土，征服了漠北，擊潰了西突厥，阻止了大食國往東擴張，在唐玄宗繼位後，又往北方，西北邊疆部署了重兵，以防禦遊牧民族的侵擾。

大唐這個階段的對外戰爭，和其它時期是完全不同的，過去是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不在對邊疆造成威脅為主。唐朝中前期是步步為營，打下一個地區，設定一個州府，修建防禦工事，相比遊牧民族，唐軍就沒有那麼靈活了。

要想在這種戰爭中佔據優勢，不但需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還需要指揮排程靈活的執行機制，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唐朝迅速改革軍事制度，常年駐紮有重兵，並且可以統一排程的邊防重鎮就這樣誕生了，這就是節度使制度的雛形。

有了這樣的邊防重鎮後，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當遊牧民族襲擾某個地區時，原來需要上報朝廷，然後朝廷下旨出兵征討，但朝廷大軍到了後，人早跑沒影了，會有軍事情報的滯後性存在，另外，某些地區的遊牧民族數量比較多，需要的部隊數也就更多，但朝廷並不確定到底需要多少兵，才夠維持邊疆的穩定。

另外一方面，如果每次邊疆受到侵擾，朝廷都要臨時組織部隊，排程過程也需要消耗人力，物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唐從鳳儀二年起，就開始在邊境長期駐守重兵，並逐漸的將募兵，排程兵馬的權力交給節度使，又配合屯田制來供應部分軍需，節省財政支出，到了開元年間，朝廷甚至把地方的財政權也交給了藩鎮節度使，僅保留行政權力。

所以節度使制度的出現，是為了滿足大唐對外擴張需求而產生的，所以它出現的前提條件是朝廷的力量要足夠的強大，也只有滿足了這一點，節度使制度才具有可行性，所以就算安史之亂沒有爆發，但大唐卻持續走向衰落，節度使制度在朝廷力量下降後，也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不可行，從事物發展規律的角度來看從鼎盛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而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是因為在上個滅亡王朝的制度下，生產關係已經無法滿足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制度缺陷開始發揮左右導致王朝滅亡。所以縱觀中國封建歷史，每個王朝的制度設計都是在總結了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完善的，西周亡於分封制而秦以郡縣制取代，秦忘於酷律苦役而漢以約法三章，無為而治，獨尊儒術等取代，漢亡於外戚和世家大族干政而隋唐以科舉取代，唐亡於翻鎮割據而宋朝設80禁軍，宋亡於外族入侵明朝就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明朝亡於東林黨和宦官干政，清朝就想辦法讓皇帝和皇室必須勤奮！

任何人一家獨大都不可行，節度使是唐朝的封疆大吏，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就是一家獨大的土霸王。所以說這種制度絕不可行，是削弱朝廷權威的一種行為。

安祿山的叛亂，其實就是節度使制度的最大失敗，後期唐朝也深受河朔節度使的困擾，始終無法完成中央集權。

早年節度使主要是管理排程軍需的官職，屬於後勤領導，不過手握財權。在朝廷當中，誰手裡有錢，誰說話就硬氣。

所以說時間長了以後，節度使開始管理軍事、屯田等事務。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間，各地節度使的權力大增，幾乎是地方上的財權、軍權、政權都拿在手裡。

這個時候的節度使，基本上就相當於藩王了。不過他們跟藩王有一點區別，那就是節度使並不能世襲，至少官方不認可世襲，而地方藩王是可以世襲的。

手握軍政大權的節度使，甚至有了在地方上的募兵權。在唐玄宗時期，駐守邊疆的10位節度使，就掌握了49萬大軍，而唐朝的禁軍不過才12萬而已。

從以上的情況，我們就能看得出，節度使的權力實在是太大了，跟地方上的土皇帝沒有任何區別。

不搞分封制的王朝，藩王什麼權力都沒有。哪怕是搞了分封制，其實藩王的各項權力，也是受到中央節制的。

可是節度使就不一樣了，從名義上來說，節度使是中央派遣到地方上的官員，是隸屬於中央管轄的。但是從權力上來說，他們一家獨大的權力，實在是太大了，完全超越了中央可控的範圍。

你想啊，你手裡掌握著藩王的權力，可是朝廷又不給你世襲的權力，這多憋屈啊？你在這塊地盤上做一把手做了那麼久，等你退休了，朝廷立刻就換個人來，換誰都不會願意。

所以這幫有了實權的節度使，都在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爭取世襲權。但是節度使是官職，不是爵位，世上哪有官職可以世襲的呢？

有才能的人才能做宰相，總不能讓宰相的兒子繼續做宰相吧？沒這個道理。既然沒有這個道理，那麼節度使們只能靠武力和強權去爭取這樣的道理。

於是乎，安史之亂就爆發了。爭取世襲權只是一個導火索，此後所引發的一連串問題就這麼出現了，朝廷對地方節度使的管轄能力也就衰弱了。

政委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哪個部隊說一把手說了算，那這個部隊絕對走不遠。因為獨斷專行，只能一時逞能，只有多方監督，才是長遠計劃。

所以說，節度使這種制度，要想長遠實行，最好的辦法，就是給他們派遣一個甚至多個監督物件。這幫人沒有其他任何權力，但是對節度使的言行，有監督奏報的權力。

這就好比是大象誰都不怕，但是卻害怕螞蟻一樣。一旦權力有人監督了，那濫用職權的現象也就不會出現了。

稍微聰明一點的皇帝，都知道派遣一些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封疆大吏身邊，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皇權的一家獨大。

比如說明朝的時候，封疆大吏身邊，偶爾會出現一些太監作為監軍。雖說對封疆大吏甚至國家前途來說，都是壞事兒，可是對皇帝來說卻是好事兒。至少明朝的皇帝，始終能把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

封建時代，要麼給你加官，要麼給你進爵。節度使這種產品，就有些特別了。你說他們是官職吧，但是部分節度使，的確在世襲。你說他們是爵位吧，可朝廷也不承認這一爵位。

所以你覺得這種畸形的產品，能夠存在多長時間呢？沒有官方的肯定，再加上部分實行世襲，部分不實行世襲，這種狀態根本就持續不了多長時間。

而且節度使也分成好幾類，像安祿山他們那種屬於走極端的型別。而後來的河朔各路節度使，屬於正兒八經的割據勢力，朝廷說不上話的那種。

此外江南的節度使就比較老實，願意把大權交給朝廷。而部分山區的節度使則想要自立山頭，所以說種類太多，亂象自然也就多了。

要麼就直接實行分封制，給封疆大吏封王，要麼就實行郡縣制，約束這幫封疆大吏的權力。如果搞得不倫不類，那麼部分無法世襲的節度使，也會逐漸向那些可以世襲的節度使學習。

對封疆大吏，處理的最好辦法，那就是不斷改變他們的根據地。只有不斷調動工作，那他們才不會成為地頭蛇，也就不會擁有世襲的想法。

很顯然，不管是藩王也好，節度使也好，只要在一個地方呆久了，總歸會有一些心思。為啥？因為權力大了，心態就膨脹了。

所以藩王會選擇造反，節度使會選擇自立。所以只有讓他們失去固定的根據地，才是上上策。莫說節度使這種制度靠不住，其實任何長期的封疆大吏都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就是不斷變化的政策。

古人云以不變應萬變，我認為在現實中，應該以萬變應對不變。只有讓這些封疆大吏摸不著頭腦，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這也是變相保護封疆大吏的一種方法。

參考資料：《舊唐書》

不可行，皇帝給予節度使的權力太大了，大到足以建立一個割據勢力，就好比一個省長可以做一個省的獨裁者，各種權力都在手裡，這樣是絕對不行的

節度使制度，無論在什麼朝代都是不可行的。

讓一個軍頭擁有兵權和地方行政權力，等於是將一個赤裸的美女塞入一個壯漢的被窩。

不排除有個別壯漢能夠控制住自己，不去亂來。

但放在嘴邊的肉，幾乎人人都會吃，至少也是舔幾口。

其實尚且不要說，同皇帝毫無血緣關係的節度使。

歷史上告訴我們，無論中國外國，哪怕是皇帝的親兄弟，只要像節度使一樣在地方擁有兵權和行政權，建立自己的國中之國，也是極為危險的。

他們反叛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甚至可能造成亡國滅種。

晉朝八王之亂，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八王。

這些親王在地方都掌握兵權，又可以控制行政權，自行收稅養兵。

於是，八王聯合造反，僅僅死亡的軍人就高達50萬人，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遭到破壞。

這場戰亂持續長達十六年，導致全國受到滅頂之災。

資料中這麼寫：這些戰事都對全國不少地區都造成嚴重破壞，饑荒、疫病頻生，亦令不少人被迫離開家鄉謀生，成為流民，國家陷入嚴重的混亂中。更重要的是，戰亂後期，晉朝中央政府其實已經失去對大部分國土的控制。中國國內客居的匈奴、羯族、羌人、氐族、鮮卑族等趁機作亂，隨後就出現了五胡亂華的可怕局面，北方被胡人控制長達200年之久。

唐朝之所以存在節度使，是收到南北朝影響的胡人風氣，以最大程度提高軍隊作戰能力。

但是，軍隊作戰能力強，有時候是雙刃劍。如果軍隊不服從你，你編組這樣的軍隊，等於是作繭自縛，自尋死路，養著敵人打自己。

唐代的節度使制度，導致大唐最後幾年實際上皇帝只能控制長安城，全國都已經失去控制。

隨後節度使朱溫篡位，連大唐皇帝都殺了，而中國又陷入節度使爭權的五代十國時期。

而五代十國時期，可以說是節度使制度的最好表現。

由於節度使太多，皇帝被節度使殺掉篡位、或者架空篡位，如家常便飯一樣。

在五代十國，最危險的職業就是做皇帝，很少能有善終的。

所以，到了宋代以後，趙匡胤聽從大臣的建議，徹底取消節度使制度，採用以文官控制武官的制度。

此舉雖造成大宋軍事實力的衰弱，卻讓大宋內部非常穩定。除了少數敵人入侵的戰亂時期，北宋、南宋南部很少出現戰亂，尤其很少出現武將叛亂現象。

就是因為內部比較穩定，南宋雖弱，仍然能夠和強大的蒙古軍隊作戰40多年才亡國。

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無論中國美國的軍事制度，也是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現節度使一樣的軍頭。

以美軍為例，將軍雖可以指揮軍隊，但後勤補給一切都依賴於軍隊供應。隨意美國將軍不存在擁兵自重，興兵造反的可能，因為他無法解決造反後軍隊生存問題。

但你要給美國將軍兼任州長或者市長看看，他們一樣會成為軍閥造反。

其實不要說將軍，大家看過《現代啟示錄》嗎？

那個美軍上校帶著軍隊深入高棉，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有了地方行政權和軍隊指揮權，就乾脆自立為王，不服從美軍高層的指揮。

美軍高層無奈，只能派上尉去殺掉他。

其實從當時唐朝的實際情況來講，節度使的制度是可行的。但是節度使在唐朝最終走向了一個地方軍事集權的狀態，這種走向是不可行的。所以從整個歷史的角度來看，節度使適應當時唐朝的對外擴張的發展需求，但是隨著這種發展需求的擴大，節度使反而變得不可行。

節度使的歷史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早一些，在唐朝前期，節度使的職位就已經出現，在當時只是地方武官，也沒有什麼軍事大權，就是常住地方的軍事首領。誕生以後，唐朝在邊疆地區的軍務邊防就交到了節度使的手中。

在一開始，中央政府十分注重對節度使的分權控制，士兵和統帥不僅不能夠相互熟識，而且地方的財政稅收也並不歸節度使掌管，一切都是由中央統一調配，可以說此時對於節度使的控制是成功的，中央也能完全依靠節度使掌管邊防事務。

但是之後終究還是因為成本問題，中央出現了權力下放的改革。這一改革並不是中央想一出，是一出，隨隨便便改革的，而是在當時唐王朝經歷了初期的快速發展階段，進入到了中期改革階段以後，唐朝對於自身財政問題和軍事問題進行的必要的權力分配。

對於當時的唐朝政府邊疆問題，稅收問題，軍事問題，以及包括對節度使控制問題其實都很複雜。唐朝也出現了我們所說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社會勞動力需求不足，稅收徵收困難的問題。就是因為這些問題的集中爆發，使得唐朝沒有能力統一將權力集中到中央，而希望地方能夠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以緩解中央對於社會發展和執行管理的沉重負擔。

到唐朝中期以後，不僅是節度使，就是唐朝的稅收和土地政策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節度使只是軍事方面的改革結果之一，此時的節度使開始擁有了地方實權，因為在軍事上之前，唐朝實行的是徵兵制。而現在節度使開始私自招募軍隊，也就是之後的募兵制。

這就是節度使擁有了長久以來自己想得而得不到的長期屬於自己的軍隊，並同時又由於財政方面的困難，唐朝政府開始允許節度使在地方進行直接徵稅。軍權和財權就這樣放到了節度使手中。可以說，節度使未來所犯的錯誤並不是節度是本身造成的，而是這一次權力的下放造成的。假定唐朝一直能實行徵兵制的話，節度使也是不可能在未來犯上作亂的。

這一切都是後話，在唐朝這些改革初步完成以後，唐朝的軍事力量還有國外擴張力量和速度都達到了一個巔峰，此時也是唐王朝領土版圖最大，經濟最繁榮，最輝煌的時期。當然其中暗藏著很多複雜的社會問題。在表面上，唐朝確實透過這一新的節度使制度擴充套件疆土。直到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唐朝的對外政策才正式收縮，也正是因為節度使掌握了地方的軍權財權，所以節度使就成為了一個危險的職業，節度使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