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已不單單是先秦孔孟的儒術了,他經過董仲舒融合陰陽家,法家,公羊春秋,黃老學說,已經發展成為新的儒術,最重要的一點是,這種儒術符合了當時鞏固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也就是為封建統治服務. 漢武帝時的儒術融進了大一統思想,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應這些新的思想觀點,分別針對當時的王國問題,相權,地方分權逐漸強大威脅君權的問題.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要用思想上的統一來維護政治上的統一.漢武帝為了鞏固君主獨裁統治，加強學術思想的統一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 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 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結束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統一政策，對於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它把戰國以來學術自由、思想開放的文化氛圍徹底破壞了，這就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後來，各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又不斷髮展儒家學說，使它更適合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

不僅是漢朝，除了中國分裂的朝代，從伏羲開始，儒家始終是齊家治國的華夏道統。儒家儒學儒術只是對中國哲學倫理集大成者孔子的尊稱，也是對華夏文明的統稱。

為國理念、政治哲學大凡分三大類；道家、儒家、法家，這也是商鞅進見秦孝公時宣講的天道、人道、霸道。道家無為不治理論上可行如果真能做到徹底愚民、小國寡民，現實社會行不通因為我們都是好奇的社交動物。法家制法、鼓勵競爭，加上科學創新、資本主義工業化可以富民強國稱霸，適用於分裂、競爭、好戰的年代和多元化國際大環境。但法家政治淹沒人性、否定道德倫理，沒有持續性，這便是為什麼秦朝只延續了十幾年、西方帝國一個接一個起落的原因，米國是下一個。商鞅是個通曉各術的奇才，生不逢時死於非命。

只有儒家才是治國的實用上策，道家不爭法家全爭的中庸妥協，它也是關於做人、齊家的最基本實用道理。宗教、形而上學的超自然理念故能滿足好奇心，幫你競爭、助你成功，但它不可能告訴你成功了以後做什麼，因為西方文化不知何謂倫理關係。

漢朝要獨尊儒術，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並不是因為董仲舒出現了才這樣做，就算董仲舒沒有出現，漢武帝沒有出現，漢朝遲早也是會獨尊儒術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其實非常不受待見。為什麼不受待見呢？因為儒家思想和當時的成功學是背道而馳的。當時的諸侯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爭霸？如何一統天下？而儒家思想恰恰要求諸侯們不要爭霸，不要搞強權，要各安本分，遵從西周以來制定的那些禮節，要維護周天子的尊嚴。所以你看孔子帶著他的徒弟們周遊列國，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採納他的主張。像楚國秦國齊國這些大國就不用說了，就算是陳國菜國衛國這樣一些小國，他們也不願意用孔子那一套。孔子的弟子中也有成功的，比如像子貢，但是他用的學說，完全不是孔子的。

春秋戰國時期，最盛流行的學說，是法家、縱橫家、兵家這些，這些才是稱王稱霸最有用的東西，所以秦國用法家、兵家、縱橫家最終打敗了六國，統一了天下。

秦國統一天下以後，他他沒有搞明白，還繼續採用法家的那一套，在全國搞過度勞役，搞白色恐怖，所以最後秦國很快就被推翻了。

漢朝建立以後，從劉邦開始，到文景之治，一直到漢武帝，漢朝的統治者漸漸明白了他們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思想學說，才是最中正確的。很顯然法家是不能大用的，因為秦朝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兵家也是不能用的，因為不鼓勵天下打仗造反。縱橫家更是不能用的，這完全是引起社會的動盪不安。

最有用的學術是什麼呢？自然就是要求各安本份，遵守秩序和禮儀的儒家思想了。只有在這樣的思想統召下，在這樣一些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國家才能夠保持穩定，才能夠減少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的矛盾，整個國運才會長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漢朝想要成為一個很長久的強盛的朝代，獨尊儒術是必然選擇。

而此後的中國，之所以會多次出現一些大統一的強盛朝代，可以說與對儒家思想的尊奉，有非常大的關係。

漢初國家剛剛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平富差距不大，信黃老學說以無為的國策。發展到漢武帝，由於無為而治的政策使財富極端向少數人手中大量集中，己威脅到中央集權及社會安定。先以物質第一，向精神第一恢復社會意識形態下的中央集權在社會的最高地位。隨後以戰爭來削弱各種勢力，化解社會矛盾。這種本應為晢時的政策，被後人看成冶世良方。宋，明，清將儒家思發展到了極端，對社會帶來了一定危害。正如老子所說天天皆知之為美，斯惡也。

在漢武帝之前的漢朝，主要尊崇老子和莊子的黃老學說，而到漢武帝時，經過幾代的休養生息，國力漸趨強盛，但中央集權又受各分封諸侯國所威脅。這時就需要一整套的上層建築，和一套廣泛的哲學體系來統一思想。於是漢武帝便招賢良文學之士，親自策問治理國家的綱領性的東西。　　

在第一次命令舉“賢良”的時候，丞相衛綰奏：“所推選的賢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為業的，他們只能擾亂國政，請將這些人罷免。”漢武帝表示同意。　　而在董仲舒在第三次對策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論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說：“《春秋》講大一統，這是千古以來天經地義的事。現在做老師的各執不同的學說，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見解和言論。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參差牴牾。因此使統治者無法完整地統一起來。而且如果老是變更法令制度，臣下、人民將不知所守。因此，我認為，凡是不在禮樂射御書數之內，不屬於孔子的學說的言論，都杜絕其興起的根源，不要讓他們與儒家爭道。這樣，邪談怪論便會滅息，然後天下便有一致的條例準則和明晰的法令，人們便知所從了。”　　

董仲舒明確地主張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所謂一統，就是一切統一於天子朝廷的專制統治。要達此目的，首先必須統一人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的具體辦法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的建議為漢武帝所受到的困境提供了理論支援的，從此以後，在學術和仕進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獨尊儒術在最初起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輿論、穩定國家的作用，但後來卻成為封建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禁錮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個性思想。 其實董仲舒的儒家含有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也就有“外儒內法，濟之以道”的說法。

為了政治統治的需要。

民眾的思想只有被統一化，才能夠保障長時期的國泰民安。

即所謂的“愚民”思想。

它不需要人民擁有太多的想法，只有崇信一種學說就好，加強了政府對民眾的管控能力。且當時儒家的思想符合統治者“上承天命”的訴求，所以也是它被大力推廣的主要原因。

第一，漢朝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秦朝十四年，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儒家思想適合於穩定的朝代，維持秩序，所以，在大一統的格局下，漢朝便用儒家思想作為柔性的維持穩定的主流思想，有意無意邊緣化其它各家，但是維繫整個帝國制度而不墜的是法家，因為法家是實操，所有的法令，條規，官員選拔，維持帝國統治都需要法家的實操底盤，在底盤上，透過儒家思想的柔性教化，一剛一柔，才能達成帝國的穩定。正所謂的“霸王道雜之”。

第二，儒家思想適合農業社會，因為中國可耕地面積小，而人口數量多，這樣就構成了一對陰陽矛盾，人的居住面積有限，但是人的生育潛力無限，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變得緊張，人與土地的關係也會引發衝突，這時候就需要儒家的等級倫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不用儒家維持關係，就會有“兒子打老子”的局面，因為土地有限，人口無限，兒子最有能力，出力最多，就會引發與父親之間的矛盾，而父母是必須要贍養的，這是天道，所以儒家的“父慈子孝”這時候就派上用場了，當兒子忤逆的時候，老子就可以拿出“父慈子孝”的棒子敲打他，使得家庭內部和諧穩定，其它關係亦然。總之，在農業社會環境下，必然產生集體主義思想與儒家思想。

儒家學說，從前五世紀孔子創立，其脫胎於周朝的禮樂系統，孔子最初的想法是想在禮崩樂壞的周朝後期，透過儒家學說重建秩序，所以儒家學說一直以來都具有積極入世的思想。

周朝後期，中央政權影響力逐漸下降，各諸侯國開始各自為政，相互攻伐，其時天下趨於混亂，舊的機制不斷被推倒和創新，各種思想學說也逐漸興起，出現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思想文化大爆發的時期，所謂“百家爭鳴”是也，這次的文化思想的大爆發，創造出了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當世顯學，其影響力各不相同，其中以法家在當時成就最顯著，如秦國的商鞅、南韓的申不害直到後期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都在當時對政治、思想、及國家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甚至直接影響到了後期的歷史發展，如商鞅變法使秦國逐漸強大，從邊陲貧窮之國逐漸具備了東出的實力，並在持續不斷地自孝公以後的君主的積極治理下，最終在始皇帝時一統天下。

當時的儒家是顯學，但其實際運用的成果及受到君主的青睞程度卻不及法家，雖然孔子周遊列國，但結果並不是很理想，由於這種原因也才有了孔子困於陳蔡的事情發生(孔夫子，偉大的教育家，值得世人的尊敬!PS:孔子不僅具有積極的參政的理想，更具有一定的治國理政的能力，參考孔子在魯國的政治歷程)，後期的儒家經過孟子的發展，荀子成為集大成者(PS:荀子儒家，他的弟子之一的韓非子卻是法家集大成者）。

在漢初，雖然陸賈提出了結合融合法家、儒家、黃老之學的“行仁義、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但儒家並未單獨上升到治國理政這個層級，其治國的主要思想是黃老之學。直到武帝時，才採納董仲舒的的建議“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漢初，大戰剛過，天下初安，而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是統一天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依然實行嚴刑峻法，不與民休息，故，漢初採用黃老無為的思想治國，與民休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武帝時如果不做改變，可能會無為過剩，出現變動。

原因其二是到武帝時土地兼併問題越來越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產生了威脅，武帝需要有制衡的工具，儒家變成為倫理上的重要工具，從倫理思想上幫助漢武帝調整權力關係，制約大地主的實力。

原因其三是從漢武帝需要不斷加強中央集權，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理國民的方法，而儒家的忠孝仁義的理論可以為他提供很好的理論支撐。

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認為，一位統治者選擇一種思想理論或者其他工具一定不會只是嘴上說的那樣好聽，這些被選擇的東西，一定具有這樣或那樣的對統治者有實際幫助的作用，秦漢以後中國的各個王朝都尊崇儒家，但在實際的治理中，儒家只是最外面的一層外衣，而法家依然是治理的主要思想。

在漢朝初期，其實是道家學說的全盛時代，國家的政治、經濟都深受道教思想的影響，漢武帝劉徹繼位後，儒家思想在經過一番周折，才最終成為了正統，大放異彩。

從戰國末年到秦朝，始終是道家思想的鼎盛時代，秦始皇焚書坑儒，更讓儒家學說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劉邦建立漢朝前，也道家思想追隨者，本是市井無賴的他，還特別瞧不上儒家思想的條條框框，每當有信奉儒家的文人來見他時。他時常把人家的儒生帽子拿下來，向裡面撒一泡尿，極是輕蔑。

但等到劉邦登基以後，每當朝會或舉行宴會時，手下的大臣坐沒坐相，站沒站相，七嘴八舌，亂做一團，宴會時如果有喝醉酒的那更一發不可收拾。

劉邦實在看不下去了，便令人制定規章，約束朝臣。於是手下大臣按照儒家傳統制定了禮儀。這回好了，上朝時井然有序，宴會時也沒有人敢喧譁鬧事兒了。劉邦這時才感慨的說“我到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啊”。從此後對儒家學者也另眼相看了，儒家思想的地位也相對得到了提升。

漢武帝時期，由於劉徹自小受到儒生老師的薰陶，當朝的大臣也有許多信奉儒家思想的，特別是受到董仲舒的影響很大，在當時就罷免了一些不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員。在排斥儒家思想的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讓儒家學者掌握了朝廷大權，儒家思想開始成為正統。

漢朝時期儒家思想之所以成為主流，其實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一個國家要鞏固政權，必須要統一思想，在當時儒、墨、道、法各學說中，法家是秦朝推崇的，但秦朝的短命和民怨的爆發，使得法家思想身負罪名，為人所棄。墨家思想的質樸刻苦，也為統治階級所嫌棄。道家曾經盛極一時，但沒有民眾基礎，尋常百姓並不認同，而儒家的忠信禮義及尊天敬神的傳統，為廣大民眾所信仰，統治階級為了長治久安，除了法制的約束，儒家的思想也符合其維護統治的利益要求，所以推崇儒家思想也就成了他們必要的選擇。

漢朝時期雖然信奉儒家思想，但只是推崇對其統治有利的說法，往往是斷章取義，對於損害他們利益的，時常是視而不見，我行我素。如儒家提倡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等說法，漢武帝根本不吃這一套，照樣遠征匈奴，照樣制定與民爭利的政策條例。所以無論統治階級推崇哪家學派思想，歸根結底，還是以統治利益為出發點的。

這個問題比較大，試著答一下。

大概三個方面：

一、董仲舒的儒學跟孔孟儒學區別較大

二、不這麼做，武帝這個皇帝可能幹不下去

三、漢武帝自己的喜好

先說第一點：

董仲舒罷黜百家的前提是，他已經吸取了百家所長，比如，他的天人感應說其實是從陰陽家鄒衍那裡吸取的，與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做法很不同。

另外他不僅吸收百家，也對傳統的儒家學說進行了改進，比如孔子所處的時代，諸侯爭霸，所以儒家學說講，臣子可以選擇自己的君主，君要像君，臣才能像臣，到了董仲舒的時代因為皇權已經集中在一個人手裡了，此時再講臣子可以約束君主就不合時宜了。

董仲舒就來了個君權神授，君主歸老天爺管，臣子要依照三綱中的君為臣綱，做好自己的事情，別一天總盯著皇帝。

可見，董仲舒的學說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進行了改進，又雜以各家所長而成，適應了時代的需求，那麼時代的需求是什麼？

這就是第二點：

西漢初年，實行的無為而治，其實是迫不得已。

因為有為的前提是有能力，比如秦始皇，大權獨握，很能折騰，反觀劉邦，自己都說自己成功是因為漢初三傑的幫助，這往好了說是善於用人，往壞了說，就是自己能力不夠，能力不夠就得把權利勻出去一部分給能人，所以漢初九卿以上的高官都被功臣集團壟斷。

皇帝是無為，但底下的大臣是積極有為的。

到了景帝后期，那些天才般的開國功臣因為生老病死，基本退出歷史舞臺。老兵已死，皇帝再想無為而治，就會讓皇權落在這些新兵頭上，這有點像讓小孩子去背重物，七國之亂就說明了這種思想的弊端。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本身“雄才大略”，已經具備了擔當大任的條件，此時董仲舒提出皇帝是國家唯一的主權人，是天意，其他人都靠邊站，不要存僥倖心理，這其實是透過對漢朝開年到他所處時期的現實的反思，想出的一個解決漢帝國權利分散的辦法，這適應了時代的需求。

第三點，武帝自己的喜好。

董仲舒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公羊春秋有這麼一段，“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什麼意思？就是說不要說九輩子的仇要報，一百輩子的仇都要報，這就是公羊春秋的大復仇思想。那麼武帝有沒有深仇大恨呢？有而且是滿滿的“五世之仇”，曾祖父劉邦的白登之圍，曾祖母呂雉一國之母被單于冒頓調戲，還有爺爺和父親時匈奴的邊患，這些一定在他的心頭燃起過復仇之火，而此時提倡有仇必報，拳頭解決問題的公羊春秋肯定更合他的胃口。從漢武帝之後的窮兵黷武裡似乎能看到公羊學派的影子。

劉邦在稱帝前其實極為鄙視儒生，但登上帝位後，上朝的時候一起打江山的眾哥們還和以前差不多，甚至在酒宴的時候借酒發瘋拍桌子罵娘。自由、平等的氛圍讓劉邦很不爽，卻又礙於一起長大的面子，不好意思立威。

大儒叔孫通及時出現，幫忙制定了三跪九叩的朝拜禮儀後，讓劉邦體會到了做皇帝的威嚴。於是對儒家的印象開始改觀，為了讓儒家的跪拜儀式更深入人心，劉邦就開始尊孔。這樣儒家和皇權相互利用，開始狼狽為奸。

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進《天人三策》，宣傳君權神授、帝為天子，再加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把華人全歸為皇帝的奴僕，一下子抓住了專斷獨裁的漢武帝之心。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更是讓漢武帝做夢都能笑醒。

更利害的是，儒家思想強調等級尊卑，絕不許僭越。華人如果都嚴格遵守儒家思想，可以保障皇帝寶座永遠是皇帝自己的孩子，這樣的思想哪個皇帝不想利用？皇權最怕的是有人造反奪自家的天下，抬高這樣的思想，就等於給自家的帝位加固！何樂而不為！

那皇權怎麼抬高儒家思想呢？一是尊孔，讓孔子從人渣變聖人，誰敢質疑聖人就殺誰的頭！二是科舉，高考的全是儒家那一套，不認同儒家的就永無出頭之日！三是給儒生們一點甜頭，讓愚民們羨慕，當然就願意學了！

其他諸子百家，可沒有儒家那些花樣繁多的跪拜禮儀，更沒有儒家願意天生為權力之奴的賤骨頭，當然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誰願意把自己無邊無際的權力鎖在籠子裡？所以不盲目服從皇權的人和思想就被解決掉了！

只是皇權們沒有想到，儒家思想培養出來的全是奴才，國家沒有人才，是無法發展的！而落後了可能會被別的國家滅掉。不過外國侵略不常有，大不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只要鎮住國民，就能保住自家的皇位。

漢武帝本來可稱是雄才偉略的一代英主，自從信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就開始混蛋殘暴，晚年更是殺妻誅子，不得不下罪已詔以挽民心。只是人死不能復生，這滅絕人倫的千古罵名，他是永遠也逃不掉的了。

從漢代獨尊儒術開始，到南宋程朱理學登峰造極，及至明清吃人的禮教盛行，儒教對華人的影響力日增，國家實力卻直線下降！終於淪落到差點亡國滅種。及至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引入民主、科學，中國才開始變強。

獨尊儒術在學術上造成了破壞性的後果，君權神授在政治上造成了皇權完全獨裁的後果，特別是東漢以後讖緯盛行，儒學成了神學；解釋五經的章句也日趨煩瑣，動輒幾萬甚至幾十萬言，使經學失去了生命力。經學化、神學化的儒學，逐漸失去維繫人心的作用。魏晉時期的國家分裂，大一統的帝國不復存在，以儒學為表徵的漢代經學衰落。

因為“儒家學說”填補了自秦朝大一統後在思想上進行統一的空白，我為什麼要說這是它是一項空白呢？容我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李斯的“大一統”思想強化了中央集權，奠定了君權至上的框架

我們都知道在秦朝以前整個天下都是諸侯獨立的狀態，其實這既是周王室日漸式微的結果，也是由於採取分封制帶來的弊端。唐朝沒有吸取分封制的惡果，設立太多藩鎮，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力遭到稀釋和削弱，由此使得唐朝自始至終都飽受藩鎮之亂。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原本打算繼續效行周朝的制度框架，分封皇子於天下，這是當時的丞相王館的建議，他說“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戰國末期分封制度依然深入人心，就連在官位設定上也主要以分封為主，而真正行使職權，發揮官位作用的官署制度實際上還是處於並不完善的狀態。

所以，李斯就反對王館，進而建議秦始皇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分封制的廢除史無前例的加強了中央集權，這種政治制度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消除了由於分封制使得君王的權力和威信大打折扣的局面，那麼既然在政治制度上使得君權得到了加強，李斯進一步又提出了在思想上進行統一的建議。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資治通鑑·秦紀》

這就是“焚書”的由來，但是李斯建議秦始皇焚書以後並沒有推舉某種學說，以便使其成為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這就讓“儒家學說”登上了歷史舞臺。

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迎合了統治者統一思想的需求

實際上儒家學說在先秦乃至漢初都不太受各諸侯的認同，這主要是儒家繼承了周禮的意志，宣揚“仁禮”之說，所以它不符合戰國時代群雄爭霸的時代背景，反而是合縱連橫這些權謀之術更為受用。秦始皇當初準備在泰山封禪，曾經詢問儒生封禪的禮儀，但後來因為禮儀過於繁瑣而沒有采用，這也讓秦始皇不太喜歡儒生。

哪怕在漢初，儒家學說也不太受到重視，劉邦當初打天下的時候有個很有名的謀士叫酈食（yi）其(ji)，他也是一個儒生，當時他去見劉邦的時候，劉邦聽說他是儒生而不願意見他。漢朝建立後，採用的是黃老之學作為治國之策。

所以，儒家正式進入漢朝統治者的眼簾是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元光元年，這時候的漢武帝剛剛登基為帝，所以就下詔天下，命令舉薦賢良有德之人入朝，而董仲舒也在此行列。他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舉賢良對策》給漢武帝看，並且宣揚了他的“大一統”、“天人感應”等學說思想。

但董仲舒的“大一統”和李斯的“大一統”是不同的，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倡導“天下歸心”，他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倡導以“三綱五常”來建立國家秩序，避免國家陷入分裂的局面。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舉賢良對策》

漢朝在經歷“七國之亂”後，使得統治者意識到中央集權的重要性，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迎合了漢朝統治者的迫切需求，最重要的是董仲舒反覆強調“大一統”思想，正是由於這種思想擁有出色的政治性，符合統治者的需求和利益，所以董仲舒的建議最終才能被漢武帝接納。

從此使得儒家學說成為官方用來統治民眾思想的工具，其實儒家學說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統治者把它拿來鉗制人民思想，塑造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所以導致晚清以後儒家一直飽受非議，作為一種學說它本身並沒有問題，只不過作為統治工具，它顯然就抑制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儒家學說對以後數千年的國家穩定和文化認同、以及塑造都起到了非常成功的效用，所謂的“禮儀之邦”其實正是推崇儒家學說的結果，對於它的功過是非，我們應該理性看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橫掃六合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王朝，為了完成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則必須樹立大一統的思想權威，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措施開始實施。然而由於暴政，秦二世而亡，秦朝的大一統思想也受到質疑，以至於出現在秦末出現分封制復辟的現象。

△秦以小篆統一文字

公元前202年，劉邦建立西漢。西漢王朝的統治者基本承襲了秦朝開創的一系列制度，並在秦制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大一統思想的發展，最終在漢武帝時期，以《天人三策》為核心，透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漢代以儒學為主體的大一統的封建君主專制思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

西漢建立之初，社會凋敝，百姓貧苦，統治者不得不採取“無為而治”的治國策略，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 ，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漢書·食貨志》記載：“京師之錢累百萬巨，貫朽而不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實力的巨大提升，激發了年輕的漢武帝的雄心壯志。

儘管社會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但也面臨著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西漢在總結秦二世而亡的教訓上，將廢分封設郡縣看作秦亡的原因之一，因此採用郡國並行制，分封了一批諸侯王。然而，開過不久，諸侯王不斷坐大，“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形同京師”（《漢書·諸侯年表》），到了漢景帝時期，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激化，爆發了七國之亂。七國之亂雖然很快就被平定，但郡國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而漢武帝要想有所作為，削弱地方權力，加強中央集權是必經之路。

其次，匈奴一直是西漢前期最大的外患。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帥軍北擊匈奴，卻在白登被圍，大敗而歸，此役後，西漢不得不採取和親政策，維持西漢和匈奴之間的脆弱的和平關係，在戰略上保持守勢。文景之治後，西漢國力提升，到了漢武帝時期，已經具備了北伐匈奴的實力，如何凝聚國家力量，完成擊敗匈奴的歷史重任，也是漢武帝建功立業的不二選擇。

此外，西漢政權的法統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秦漢時期，流行五德終始理論，秦統一天下後，秦始皇以水為德，自稱黑帝（黑色代表水），以黑色為帝王之色。劉邦攻入咸陽滅秦後，也以水為德，襲秦正朔服色，但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秦代周為水德，漢代秦應為土德。因此，賈誼（《過秦論》作者），公孫臣（漢文帝召拜博士）等人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到了漢武帝時期，正朔糾紛依然沒有解決，改制更化嫣然發展成一種社會思潮，漢武帝也迫切需要理論支援，維護漢王朝的正統地位。

△黑旗黑甲的秦軍

綜上，西漢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力正是雄厚之時，這為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武帝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權威的思想理論，來支援他完成變革，為其政治任務服務。

天人三策

元光元年，漢武帝下詔尋求治國方略，儒家大牛董仲舒與漢武帝在這一年會面，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連答三章，因策答的中心議題為天人關係，史稱《天人三策》。

△漢武帝

天人關係自古有之，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採“黃老”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發展成為天人感應學說，“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其學說的核心內容。

△董仲舒

董仲舒認為“天命”“天意”等是存在的，天是宇宙間的主宰，人由天創造，而君主則是受命於天來統治人民，天下子民也需受命於天子。董仲舒將君權與天命聯絡在一起，君主受命於天，奉天承運，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必須服從天子的權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

在“君權神”授的基礎上，補充進“天人感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天災異象的發生是一定條件下的自然現象，與君主的操行的好壞無半點關係，但“天人感應”的提出，使臣民有機會利用災害天變來勸誡君主實行仁政，真正制約君主專制的不是表面上的天災，而是天災背後的社會輿論和藉由天災約束君主作為的封建官僚。

此外，董仲舒還將儒家的“五倫”和“五常”總結為“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董仲舒提倡“德主刑輔，重德遠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陰陽，人道有德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為德，人亦因應以德政為主以生成為意......”

董仲舒的策論深得漢武帝之心，解決了漢武帝在古今之道，天人之道，帝王之道上的困惑，為漢武帝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推進大一統提供了理論先導。最後在董仲舒的建議下，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形成以儒學為主體的大一統封建主義思想，奠定了儒學在中國古代歷史的統治地位。

參考資料：

《從《天人三策》看漢武帝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與漢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設》

漢武帝沒有獨尊儒術，他只是支援了儒家的發展！董仲舒覲見漢武帝時提出了天人三策，立意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漢武帝沒有全部採納。因為政治遺留問題造成了當時黃老派力量強大，太皇太后也是黃老派的忠實擁壘，所以直到漢武帝后期儒家在當時都沒有佔據主體地位（所謂的主體地位就是馬哲在國內的地位）！

打壓黃老派提拔自己的力量！漢武帝年僅16歲就即位了，所以他的威望和力量都不是特別穩固，為了獲得足夠的勢力，當時朝堂上都是黃老派勢力，他支援儒家進入太學，利用儒家打壓黃老派！

掌控軍隊！槍桿子裡出政權這句名言被漢武帝用行動詮釋了意義！儒家學派主張各不相同，但只有儒家的另類公羊派主張的復仇思想是符合拉攏軍隊的，因此漢武帝抓住公羊派主張宣傳要對匈奴進行復仇戰爭，在對匈奴戰爭中軍隊漸漸的被漢武帝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