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啟並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始於青年時代。當時，他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築室讀書，因名其為“青蘿山房”。兵禍之後，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後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琅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裡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並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於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裡，文亦在哪裡。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覆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雲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後，“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面板”，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於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援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後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後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援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後，他為之作墓誌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誌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於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麼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徵，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宋濂的傳記作品，具有很濃厚的主觀感情色彩。在繼承、發展，特別是《史記》的舒情藝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品中，應用正反、類比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也用描寫自然環境來烘托人物形象，記述人物生平事蹟；在重視刻畫人物肖象的同時 ，描寫人物的言行舉止來反映出人物性格特徵、心理活動；就描寫人物肖像方面，也採用了多樣化的描寫手法，來展現人物性格特徵、精神面貌。透過豐富多彩的藝術描寫，手法表達，體現出了宋濂因事感觸，宗經師古，明道致用的思想和觀點，以及其侷限性。

元末明初的散文大家宋濂的傳記作品有什麼樣的藝術特色？又體現了他的那些思想？答：宋濂為元末明初的文學家，雖然在中國文學史上算不上一流作家，但在明初文壇上，他的地位無可替代，曾奉命主修《元史》，一生著作甚多，涉及散文、詩歌、文論等各個領域，屢次被朱元璋稱為“開國文臣之首”。他的文章也被同時期的文人劉基推為當世第一。

宋濂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擅長各種文體的創作，就其文學上成就而言，當推散文傳記文學最為突出。傳記文不僅數量多，而且寫作物件廣泛，人物形象性格鮮明。他筆下的傳記人物從中下級官吏到市井平民，從文人書生到奇才壯士，從貞節烈女到賣唱歌妓，從隱逸之士到僧侶道人，無所不俱、無所不有。《秦士錄》、《送東陽馬生序》、《李凝傳》、巜杜環小傳》、《王冕傳》等都是出色的傳記文，文學性很強，透過具體的故事情節和對話突出人物的性格，刻畫的人物入木三分，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其中所描寫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性格鮮明，各具特色。他的作品感情真摯，語言簡練細緻人物形象生動，愛憎分明，繪聲繪色，呼之欲出、躍然紙上。在傳記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宋濓作出了重大努力，起到了承先啟後的巨大作用，不愧為散文大家。具體作品人物就不一一列舉了。行在路上。

.宋濂（1310一/381），字景濂，金華潛溪（今浙江金華）人。入明以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他被認為是開國文臣之首。

元末以來，文風纖弱，明初又瀰漫著歌舞昇平和歌功頌德之風，八股文取士的科舉辦法，要"代古人語氣為之"。不能發揮自己的思想，也使士人的思想受到了束縛。一些經過元末的作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創作了一些有社會意義的作品。宋濂就是這樣的作家，他在"文原"中力主"義理，事功，文辭"的統一。他的散文成就最高。他的傳記文善於用不同方法塑造人物，往往能抓住人物具有特徵性的細節，簡單幾句話就慨括出一個栩栩如生的形象，如"王冕傳"。有時用人物自己的言論行動來表現，如"秦士錄"。有時用一系列事件來突出人物形象，如"胡長孺傳"。

後人評他的傳記"文筆細緻簡練"。

元末明初的散文大家宋濂的傳記作品刻畫了一大批個性突出、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畫廊。

宋濂的傳記作品，採用多種藝術手段來刻畫人物。他為文雍容醇厚，以儒家的人生哲學、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為尺度來評判人物、事件，宣傳道德教化。

作為元末明初名動天下的散文大師，宋濂一生著述頗豐，尤以傳記作品成就最高，其傳記作品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內容豐富，傳主涉及名公貴族、節婦貞女、釋道方士、農夫佃戶、商人工匠、娼妓歌女等等，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從事著不同的職業，反應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

影視劇中的宋濂（左）

據清同治年間所印《宋學士全集》統計，以“傳”題名的散傳有12篇，其他以“碑”“銘”“行狀”等為題的散傳約280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在當時都是無與倫比的。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其傳記文學的藝術特色而言，主要有4個方面：

1、兼具傳記文學的功利性與真實性；

2、在創作風格上，史傳筆法和傳記筆法兼有；

3、在用語上，多是平易而富於文采的語言；

4、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善於運用多樣化寫人藝術。

01 兼具傳記文學的功利性與真實性

宋濂受儒家正統影響，為文主張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性理。他創作傳記文學並不是為了在遠離塵世的象牙塔中孤芳自賞、自我陶醉，而是為了激濁揚清，弘揚一種“善”的人生境界。

他在《徐貞婦鄭氏傳》中，表露自己作此傳的目的是“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徒作也。”

宋濂以“傳”為題的作品，幾乎每一篇都是有為而作。其中頌揚“忠孝節義”的作品自不必說是為了“移風俗美教化”，就連《王弼傳》同樣具有鬼神志怪色彩的作品，末了也還要發幾句善惡有報的勸誡之言，讚歎一番王弼那種鬼魅不敢侵的浩然正氣：

“弼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蜇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

另外，宋濂的許多傳記相當嚴謹真實。他為李疑作傳，事蹟詳盡感人，這是因為他“與李疑往來，識其為人。”

為寫《謝烈婦傳》，他到烈婦投崖處憑弔，其他如《白鹿生傳》、《吳德基傳》、《宋烈婦傳》等等，傳主都是宋賺的親友或同僚，作者很熟悉他們的行事，這些傳記是具有極高的真實性的。

但宋濂並不要求每一個細節都符合生活實際，比如《秦士錄》中的鄧弼能一拳打倒鬥牛，能舉起十人抬不動的石鼓，這顯然是藝術誇張，但這種誇張更使人相信鄧弼確實具有超人的神力，是一條漢子。

02 在創作風格上，史傳筆法和傳記筆法兼有

宋濂既是史學家，又是文學家，其史傳文和傳記文寫得同樣精彩。

宋濂史傳文富有文學性，他是《元史》總纂官，也撰寫了書中許多內容。《元史》中的大部分人物傳記都出自宋濂筆下，寫得也非常精妙，如《餘闕傳》、《黃潛傳》、《歐陽玄傳》等篇。

這些文章本著史傳文“尚簡”原則，多用簡潔語言敘述傳主生平事蹟，但有時也注意細節描述，取得“生動傳神、跌巖起伏”效果。

例如他在作《歐陽玄傳》時，很好地體現了他的文學才能：

“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曰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佔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

這段文字中，宋濂列舉眾多事例一再說明歐陽玄文才出眾，並引用他人話語，進行側面烘托，增強史傳文的文學藝術性。

宋濂的文學傳記在使用直書其事的史傳筆法外，更多注意文學的審美特質，其傳記筆法在寫人、敘事、抒情藝術上都取得較大成功。

對照一下元史的《餘闕傳》和傳記《餘左丞傳》兩文，就可看出兩者在寫人藝術上的不同。

餘闕像

從形式上看，《餘闕傳》篇幅較短，缺少論贊和補傳部分，而《餘左丞傳》則缺少確切的時間系年。

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兩者差距更大，《餘左丞傳》比《餘闕傳》人物形象更加生動傳神，《餘左丞傳》主要透過人物的語言和動作來表現人物，注重細節描寫，尤其餘闕陣前的言行動作：

“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闕戟手罵曰：‘餘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餒鳥鳶，寧復受汝官耶？”

將一個視死如歸、忠勇就義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令人過目難忘。而《餘闕傳》則主要是作者單方面的簡述，人物形象比較平實。

另外，在事件的虛實性與呈現方式上也有所不同。《餘闕傳》敘述的多是真實事件，帶有神異色彩的只有一個，具體施政行為也只有兩三件，多用直述方式展開。

《餘左丞傳》則敘述餘闕諸多日常瑣事，其中神奇事件較多，這些出自作者想象和虛構的內容既可充實餘闕人生經歷，又增加傳記文浪漫氣息，賦予文章更高的文學性。

相較前代作家而言，韓、柳偏重於文學傳記，歐陽修偏重史傳文，宋濂較好地把史傳文和文學傳記的創作方法結合起來，超越了他們的成就。

如宋濂在描繪人物時，常採用韓、柳極少使用的內心獨白進行人物心理活動描寫，與歐陽修相較，宋濂的墓誌文增添了軼事和想象，富有更多的文學色彩。

03 平易而富於文采的語言

宋濂一向反對佶屈聱牙，僻澀難知的語言，尤其強調文辭的平易，要求：

“文辭勿至於艱深，事蹟務令於明白， 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

他的散傳，大都明白曉暢，粗通文墨便能解悟。如《無隱君子東陽陳公鹿皮子墓誌銘》的開篇：

“婆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玩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乃去。”

在此段中，既無生僻的字眼，也無晦澀的典故，一目瞭然。但平實中又顯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

寥寥數句中，華陽巾、鹿皮、春陽、落紅、流泉這些色彩各異的事物和諧地組成了一幅清麗誘人的人間仙境圖。

這一用語特色，也體現在下面的人物形象刻畫上。

04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善於運用多樣化寫人藝術

善於運用多種藝米手法刻畫人物形家，主要表現在如下4個方面:

善於肖像描寫，並運用多種手法描寫人物外貌

宋濂傳記文的肖像描寫往往能夠抓住各類人物外貌上的典型特徵，顯示人物身份，展示其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徵。

如衣著方面：貞婦多衣著素樸、不施鉛華；隱士多頭戴愣冠，身披鶴氅。同時，還常常運用白描、比喻、誇飾等多種修辭手法描述人物外貌。

白描手法比較常見，如《白牛生傳》中，宋濂僅用數筆便勾勒出自己樸實的長相：

“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疏髯。”

再如描寫吾衍的奇特長相時，僅用七個字：

“左目眇，又跛右足。”

兩處肖像描寫，同樣簡樸凝練，卻將人物與眾不同之處顯露無遺，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

宋濂描寫人物外貌也用“比喻”手法。如描繪覺緣禪師長相：

“師廣顙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

奇士張飛卿則是：

“身長七尺，面如赬（紅色）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鬍鬚鬣奮張，見者為之改容。”

鄧弼又是：

“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

到了文士張恕則是：

“眉目聳秀，遠而望之，若玉井冰壺”。

身材魁梧的文懿禪師又是“昂然如野鶴在雞群”……如此這般的比喻手法，宋濂便把人物外貌描摹得栩栩如生。

他有時還使用誇張手法，如描寫宣彥昭“幽目穹鼻，鬚髯森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

普濟大師是“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劉昂是“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

二是善於透過人物言行彰顯性格特徵

宋濂傳記文在重視人物肖像描寫外，更多地透過人物動作、語言來反映人物心理活動，凸顯性格特徵，豐滿人物形像。

比如《蔣貞婦傳》描寫蔣貞婦以死抗節行為：

“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發，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

這段文字將賊兵的無恥、兇狠與節婦的反抗、憤怒進行對比，突出表現了貞婦剛強的個性和臨死不懼的大無畏精神。

還有如《記李歌》也透過李歌的言行展示其堅強個性，她憤然拒絕鴇母教她學習歌舞：

“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倡邪？”

並大罵欲強行霸佔她的縣令：

“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即來！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

此時的賊人“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歌護住丈夫並大罵賊兵：“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

這幾段，宋濂鬆脫李歌鏗鏘有力的話語和不畏犧牲的行動，表現她出汙泥而不染、剛烈堅貞的崇高人格和局尚情操。

而且還有一點，宋濂傳記文的人物言行還折射出人物性格差異。比如，同樣是忠勇愛國的將軍，不同的性格就有不同的言行舉止。

在戰場形勢危急、士兵節節敗退的相同情況下，餘闕是緊急招集士兵，“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要與士兵一起共赴死難。

而另一位將軍揭汯在遭遇敵人圍攻的情況下，為防止士兵驚慌，“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

從中可以看出二人性格的不同，餘闕以平等話語激勵士卒，體現他平時與人友善、愛兵如子的善良品性，揭汯卻以領導者的威脅語氣對待下屬，與餘闕帶兵風格迥然不同，可探知他為人嚴峻刻板的個性。

三是能夠運用對比映襯手法突出人物思想性格

宋濂傳記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往往運用對比手法凸顯主人公形象，這種對比手法可分為類比和正反對比兩種，又以正反對比為多。

比如《李疑傳》中李疑樂善好施的善人形象，在金陵勢利薄情的環境中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容榻，俯以出人。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未冥，即輿棄之而奪其資。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捨。”

在一片薄情寡恩、唯利是圖的京城風氣中，李疑卻能不受世風沾染，無償照顧重病垂危、無人侍奉的外地官員和臨產罪犯之妻，與奸商做法構成鮮明對比，顯出其人品的高尚。

《杜環小傳》中的書生杜環，熱情收留他人母親，真心侍奉長達十三年，併為之買地送葬，視之若親母，其高風義舉顯得何等偉大。

在人物行為的對比之中，杜環樂善好施的優秀品德顯得更加突出，人物形象也更為高大。此外，《桑仁卿傳》、《太白丈人傳》等篇也不同地運此類對比手法。

同樣的，對比手法也有有凸顯人物思想性格的作用。《餘左丞傳》讚頌餘闕滿門的殉節行為是“較之晉卞壺家（東晉卞壼是一代忠臣，父子三人都戰死）又似過之矣！”

他用卞壺一家的忠孝行為凸顯餘闕的偉大，給予餘闕更高的歷史地位。還有《王貞婦傳》將王貞婦與同樣有剪髮明志行為的夏侯令之女相比：

“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有符者，非耶？”

夏侯令之女是三國曹文叔之妻，她為表明自己誓不再嫁的決心，先後“截耳”、“去鼻”，連司馬懿都稱讚她是貞女；宋濂將王貞女與夏侯令之女相比，更加彰顯她守節不嫁的崇高氣節。

四是採用自然環境描寫烘托人物形象

宋濂傳記文主要以記敘傳主生平事蹟為主，其中也不乏寫景抒情內容，部分篇章的景物描寫對烘托人物形象起到很好的渲染作用。

如在《竹溪逸民傳》中，宋濂花了大量筆墨描寫隱士陳洄居所環境的優美:

“所居近大溪，篁竹栩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盪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天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

作者精心描繪富有詩情畫意的生活環境，自然使人聯想到所居之人的高潔人品，從而傳神地烘托出隱士陳洄超塵脫俗、閒雅從容的處世風度。

《抱甕子傳》描寫劉彬隱居的少微山景色同樣美妙絕倫：

“予嘗遊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為蔬圃，約二十畝，凡可茹者，鹹藝焉。旁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繡緞……氣象幽復，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

如此幽美秀靈的景色描寫，不僅令人神往之至，而且營造了神秘隱逸的氣氛，暗示隱士李彬的高蹈情懷，也寄寓著身處元末亂世的宋濂對太平世界的嚮往。

同樣的，《孝子丘鐸傳》中描寫丘生冬夜守墓的場景也比較出色：

“當寒夜月黑，悲風蕭瑟，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這段描寫主要突出夜晚的黑暗與清冷，也渲染墓地的荒涼和恐怖，丘鐸能獨自一在如此環境中巡墓，告慰母親亡靈，其至誠至孝之心，實可驚天地泣鬼神，這樣的環境描寫對錶現人物的思想性格作用巨大。

再回答第二個問題，宋濂的傳記文學作品中表現了他什麼樣的思想？

宋鐮自幼師從經學家聞人夢吉, 後又投身於柳貫、吳萊等江浙名儒門下, 思想以儒家為主。元代佛道兩教十分興盛，在這種濃郁的宗教氛圍中, 富於相容精神的宋濂難免會受到釋老的影響。

也因此，他的傳記文學中凸現的思想是比較複雜的，總體來看有以下四個方面：

01 對清廉吏治的憧憬

元末亂世，貪官汙吏多如牛毛。明初，貪汙受賄的現象仍屢見不鮮。宋濂感嘆清官難覓，良吏難得，於是為不少有廉潔的官吏樹碑立傳，表明了他對清廉吏治的嚮往。

在《吳德基傳》中，宋濂生動地刻畫了一位愛民如子並頗具民主作風的父母官形象：

“德基乃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斥。民有援垂據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性，坐之鹿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

吳德基做官是，遇到有民眾伸冤，從無官微，不曾斥責，即便翻了過錯，也是好言勸之。

還有如《葉秀髮傳》寫道：

“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堤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髮建石棣以疏水勢，洩瀦有恆，無干溢之病⋯⋯特升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劫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髮日:“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筐，弊衣一襲，至無以為斂。”

葉秀髮為官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死後只留下一件破衣和幾箱書。他一心為老百姓著想，興修水利，不顧病體力劾貪墨官吏，是清官中的典型。

對理想人格的謳歌

宋濂筆下的杜環和李疑，堪稱是一種理想人格的楷模。杜環不顧家貧，毅然收養了一位陌生的老婦人，待之如親母，而老人卻是“性偏急，少不愜意輒詬怒。”

杜環私下裡則告誡家人，順其所為，不能輕慢她。當老患病時，他則親自熬藥，後來因為老母死去，不敢大聲說話了。

杜環善良而熱忱的品格。感動了宋濂，他讚頌說:

“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

李疑是金陵城中一個小客店的主人，宋濂著重描寫了兩件事情：一是收留並服侍一位病重的外地人，死後為之送葬；二是將一個臨產的罪犯之妻接回家中，“使其母子免受風露而俱死”。

如李疑這樣的義舉，至今仍不多見。宋濂長嘆曰: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這就充分體現了他對汙穢現實的不滿，對勢利世風的詛咒和對理想人格關係的謳歌。

對隱逸之風的羨譽

宋濂對山林隱逸之士，情有獨鍾，他也做過隱士，曾自號為“南山樵者”，“玄真遁叟”。曾辭官翰林編修，並躲入龍門山中著書立說。

他為隱士們做傳，更是栩栩如生，辭情俱佳。宋賺筆下的隱逸之士有兩類：一是藏器待時者，如王冕、抱甕子等；二是追求自由自適人生者，如白鹿生、竹溪逸民等。

元末時期，大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揭竿而起者風起雲湧。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賢明之士身負經世之術，無奈時不可為，只得暫時隱匿以待時而動。

王冕就是這些“臥龍”中的傑出代表。他自幼發憤苦讀，終成碩儒，後南遊淮楚，北遊燕都，耳聞目睹了元政府搖搖欲墜的險狀，於是預言天下將亂，遂攜妻隱於九里山。

隱居期間，他寫了一部和《周禮》相似的書，設計了未來的政治藍圖。沒過幾年，群雄競起，逐鹿中原。王冕看準了朱元璋，投在他的帳下，可惜不久病逝，宋濂為之磋嘆不已。

從傳中可以看出，王冕的隱居是不願為元政府殉葬，是藏器待時，明哲保身。佐明君行仁政，立事功才是他潛藏在心底的政治理想。

由於王冕的思想抱負和立身行事與宋濂本人十分契合，因而字裡行間滿含著著景仰和讚譽之情。

宋濂認為世亂而隱，世治而仕是符合“出處之道”的，而“長往山林而不知返”，世治不出的隱者，是不懂“出處之正”的，不能稱之為賢人。

但事實上，他對那些追求自由自適的隱士，雖有微辭，更多的卻是羨慕和讚美。他在《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樓君墓誌銘》中寫道：

“彥珍在官，多悒悒不樂，嘆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至束縛胎驟如馬牛然？’未兒，解印綬而歸。”

像樓彥珍這樣追求適意的人，宋濂是頗為賞識的，因人生一世“所難遂者，適意爾”。出於對道家“達生任性”，“順自然”行為方式的認同和疏曠個性的驅使，宋賺在出任前：

“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曰；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墜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自適。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

可惜這種閒雲野鶴般逍遙自在的生活，只能在回憶和夢幻中享受了。因此，對於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白鹿生，對於遺世獨立的竹溪逸民，宋濂都是非常欣賞和羨慕的。

總體而論，宋濂傳記文的藝術成就主要源自秦漢史傳傳統和唐宋韓柳傳記文特色，並在人物型別、故事內容和創作風格上有所開拓發展，成為明前傳記文創作藝術的集大成者。

而且他的傳記文，開啟明代中後期平民傳記文創作的先河，也推動散文題材轉向描寫日常瑣事、情感抒發轉向宣揚個性精神，促成中晚明小品文的出現，宋濂在中國傳記文發展史地位舉足輕重，成就非凡。

回答完畢。

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他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諸如《天降甘露頌》、《王國祀仁祖廟樂章》等朝廷用文都出於其手，對後代影響深遠。同時還潛心研究佛學，造詣深厚，寫下許多塔銘、墓誌銘和序文，如《〈金剛般若經新解〉序》，《新刻楞嚴經序後題》等。

宋濂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深刻，敦厚坦誠，傳記作品文筆樸實簡潔，藝術感染力強。

1.細節刻畫人物形象

《哀志士辭》中描寫雷淵時，“遇不平，則疾惡之所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白鹿生小傳》的白鹿生也非常類似，“生性醇篤，及無銖發矯偽，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為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嚼齒大罵”及“與人語，出肺肝相示”等用詞生動形象，把人物性格的淳樸正直表現得淋漓盡致。

2.比喻貼切清新

《竹溪逸民傳》描寫逸民吹簫時，“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虛實結合，讀者印象深刻；《棣華堂記》形容竹所善於辯論時，“竹所好談辯，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鞏豐傳》比喻鞏豐年少學識超群滿腹經綸時，“如注水千丈之壑”，此等比喻超凡脫俗，耳目一新。

3.寫景言詞極富文采

宋濂寫景時，或從空間、或從時間描繪景色，用字精妙，絕不拖泥帶水。如寫山景時，《恆山精舍記》：“見夫林巒之蒼潤，煙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見山樓記》：“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描摹泉水時，《五洩山水志》：“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澄，毫髮不隱”，“毫髮不隱”四字一出，泉水之清如在眼前。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代表著由元入明的明代初期的散文家。他們經歷了社會動亂，創作較能注意現實。這種創作傾向，對扭轉元末纖弱萎靡文風起了良好的作用。

宋濂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但也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同時也有一定藝術功力。其中傳記散文最為突出，善於抓住富於特徵性的細節，凸現人物的精神風貌。如《王冕傳》、《記李歌》、《杜環小傳》等都是較為優秀的名篇。缺點是有時稍嫌冗蕪。